FDI产业集聚的形成与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集聚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FDI在中国的地理分布呈现很强的不均衡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区域分布不均衡；二是产业分布不均衡，同一产业呈明显集聚状态。后者如台资笔记本生产企业在江苏昆山的集聚、IT产业配件生产在广东东莞的集聚等。这种同一产业内互相关联的高度网络化和专业化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形成空间上集中的现象称之为“FDI产业集聚”，这和中国本土地方性“原发型产业集聚”（金祥荣、朱希伟2002）相对应。
目前与FDI和产业集聚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FDI的外溢效应存在性的研究，如江小涓(2002)、徐涛(2003)、陈涛涛(2003)，Head etc(1995)，他们的研究强调了集聚效应是影响外资集聚的重要因素，另外一块文献集中在FDI的区位选择问题上，如贺灿飞、魏后凯(2001)，魏后凯、贺灿飞、王新(2001)，徐康宁、王剑(2002)，Bao.Chang & Sachs(2002)，粱琦(2003)，认为信息成本、基础设施、地理优势等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巨大；杨建梅、冯广森(2002)对东莞台资IT企业集群的状况、产业结构和企业集群的特点进行了剖析，他们特别强调了台湾IT企业向东莞的迁移具有组群式整体移动的特点，涉及到了集聚的网络结构问题和FDI产业集聚模式问题，但目前尚没有很多文献对FDI产业集聚形成机理做研究。那么与普通的产业集聚或原发型的产业集聚相比，FDI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如何、有那些特点、它未来将如何发展、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又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另外国内很多地方政府认识到产业集聚效应对产业竞争力有积极影响，提出实施“集聚引资战略”，该战略的实施的普适性问题也是值得讨论的。
文章的第二部分对FDI产业集聚的特征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对FDI产业集聚形成前提条件和形成原因进行分析；第四部分讨论FDI产业集聚的演进的模式、前提条件，分析研发机构对FDI产业集聚演进的影响；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FDI产业集聚特征
首先是与“FDI产业集聚”相关的产业链与东道国的产业和企业没有很强的前后向的联系，新的产业和新的产品价与当地产业结构嵌入程度低，或耦合性差，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观察到集聚的企业网络结构的边界，即便是存在当地的配套企业，它们也是处于该网络结构的外围。东莞的IT台资企业共有800多家，这些投资企业以台式电脑生产为核心的产业集群，电脑所需的零配件95%以上可以通过这些企业配齐。
其次是FDI的集聚表现为大量同一产业的有前后向联系的相关外商投资企业在同一空间集聚，它们相互之间构成了相对完整、连续和独立的产业链条，本土企业参与配套生产的能力比较弱，中间产品的采购多从配套的外商投资企业购买，产品的研发和设计环节往往放在母国，江锦凡(2004)用因果检验方法得出FDI并没有通过R&D资本实现对中国硬技术的外溢效应的结论。而相应的外资企业的产品除满足东道国市场外，很大一部分是出口到母国或其他第三国，比较高的出口比例是在华FDI的一大特点。台资IT企业在东莞的集聚属于垂直型FDI的集聚，这些台资IT企业主要通过台湾母公司承接境外定单，按境外的设计和技术贴牌生产(OEM)，然后通过香港出口，东莞充当电脑配件出口加工基地，东莞台资IT企业生产的85%用于出口，在现在的分工体系中，东莞的台资IT企业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组装和标准元器件、配件的OEM生产，而营销和产品设计等高附加值的活动控制在台湾母公司总部。
FDI产业集聚和原发型产业集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集聚方式涉及的产业和技术都是外生的，与当地已有产业联系少，由跨国公司的垂直型FDI引起。二是对应产业的技术复杂程度和产业链的长度、网络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FDI产业集聚由于产业链条长，需要更大的生产规模来支撑高度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企业之间也更加需要合作，因此FDI产业集聚的网络化程度要高于原发型的网络化程度。三是FDI产业集聚涉及的技术先进，企业的研发投入比例高，知识和创新能力强，高度的网络化程度也加快了网络内知识的外溢和创新，能够实现集聚的动态化，而原发型的产业集聚相关的技术不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企业创新能力弱，实现集聚动态化的可能性比前者要低。
三、FDI产业集聚形成的前提和原因
（一）FDI产业集聚的前提是垂直型FDI的流入
垂直型FDI指跨国公司从全球生产和销售的战略角度出发，为了获得东道国相应的区位优势将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研发、生产、组装）进行分割，以FDI为载体使得这些被分割的环节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做地理上的重新分布，它涉及到中间产品和最终品的进出口，因此具有较强的贸易创造效应。垂直型FDI服从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因此相应地它生产的产品不仅仅满足东道国市场的需要，同时也要满足世界市场的需要，因此生产的规模一般要远远大于水平型FDI的规模。跨国公司的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是全球生产分工水平提高的一个表现，它必然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分工体系相对应，从分工和交易费用的视角分析，垂直型FDI的大量流入是FDI产业集聚的形成的前提。广东东莞的台资IT企业的集聚属于典型的FDI产业集聚，从东莞台资IT企业的出口结构和与母公司的分工结构看，所涉及的FDI属于典型的垂直型FDI。
衡量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是垂直型还是水平型可以用这些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外销比例的高低进行判断，如果生产的产品出口占总销售额的比例很低，说明投资就是主要针对当地市场，为水平型FDI，反之为垂直型FDI。表3.1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华外资企业的出口比重由1989年的21.9%上升为1999年的31%，这说明过去的10多年中美国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FDI的垂直化程度正在快速增长，这和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牛外商投资企业占较大比重的现象是一致的。
表3.1 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向美国及其他地区的销售额占其销售额的比例(%)
1989年1994年1999年
世界 32.30 41.90 43.60
中国
5.40 21.90 31.00
马来西亚 49.50 42.10 65.40
中东 38.30 41.90 43.60
韩国 32.00 12.10 9.60
新加坡73.70 62.00 58.70
资料来源：Aizenman and Marion(2003)
垂直型FDI比重的提高标志着中国经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正在加深，而且其重要性正在日益提高，和马来西亚等国一起正在逐步替代亚洲新兴国家（韩国、新加坡等）制造和出口国的地位，而成为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出口基地，表3.1中美国企业在韩国和新加坡投资企业的出口比重的下降说明由于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的垂直型FDI明显减少。中国正以市场、低生产成本、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优良的投资环境等综合区位优势吸引FDI流入，在这一过程中，FDI产业集聚将呈现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二）FDI产业集聚形成原因
第一，政策诱致条件下累积因果效应引发的区位选择的路径依赖。由于80年代初是香港地区产业向外转移的时期，东莞借机大量引进港资，“三来一补”便在东莞迅速地遍地开花，使东莞逐步地从“三来一补”向IT产业发展。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政策这一“特定要素”是未来IT产业FDI产业集聚的诱因，它和地理区位优势结合吸引了小规模外资的进入，但在政策风险较大的中国改革开放早期，这种进入对其他投资者所起到的示范效应是十分明显的，东莞投资环境的相关信息通过这些投资者传播开去，这就大大降低了未来的投资者关于投资地区投资环境、利润回报、政策风险、市场状况等信息的搜索成本，从而降低了投资风险和区位选择成本，引发其他外商企业的大规模进入。外资在区位选择中，为了规避风险和降低信息搜索成本，通常会选择同一产业其他外资企业已经投资的地方，形成区位选择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最终表现为FDI产业集聚。在北京、苏南等地的某些FDI产业集聚现象中，引资政策也是重要的诱因之一。
第二，与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投资风险规避相关的网络关系移植。企业间网络关系是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的有效办法，外资企业在形成集聚之前已经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生产和销售网络，FDI产业集聚是这种已有的垂直生产网络结构在东道国的复制和延伸，它大大降低了企业投资东道国的成本，这种成本不仅仅包括建立工厂的成本，还包括建立与之相关的前后向企业建立联系的成本、熟悉当地法律、习俗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成本。
Aizenman and Marion(2003)对美国跨国公司的垂直型FDI与市场不确定性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垂直型FDI对包括东道国需求波动（以贸易条件变化为衡量指标）、供给波动（以人均产出为衡量指标）和政权风险（以投资风险为指标）的不确定性非常敏感。因此如何规避市场和政策风险是垂直型FDI首要考虑的问题，而跨国公司的垂直型FDI能通过企业网络对这些风险信息进行搜集并提高风险规避能力，同一产业和同一国家的外商投资企业的集聚能够提高集体的风险发现和规避能力，降低投资风险。
台湾内部逐步形成的电子产业专业分工网络被认为是美国的分工协作体系的延伸（陈文鸿1998），而台资IT企业向东莞迁移具有组群式整体移动的特点，即以大企业为核心，若干配套企业构成的“商圈”，这些“商圈”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竞争，商圈内部形成功能明确的分包加工体系，共同接单协作生产，采用订单和出厂核销单代替各种生产协议，这种“商圈”的特殊组织形式使台资IT企业既强化了产业配套的效应，降低了企业间的交易费用，增强了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又保留了柔性生产的优点（杨建梅、冯广森，2002,P48）。这里的“商圈”概念可以用笔者的集聚构成的网络子结构概念替代，这种结构的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开放性，这有利于集聚整体网络结构的演进。
第三，为了中间投入品的可获得性。在高新技术产业，垂直型FDI对应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和母公司之间的中间投入品的贸易，除有形中间投入品贸易外还包括和知识、技术、服务等无形中间投入品贸易。为了节约成本，相关中间投入品除了从母国和第三国采购外，很大一部分是在当地企业采购的。但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之间的技术衔接性差，需要从配套的外商投资企业中采购，FDI的集聚维持了跨国公司之间原有的网络结构。江小涓2000年到2001年对北京、上海、深圳、苏州127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了调研，被调研企业中65%引进国内空白技术，其余35%的企业使用先进技术，没有企业使用属于国内一般水平的技术（江小涓2002）。因此这些外商投资企业实现中间投入品的本土化要经过比较长的技术扩散、学习过程，技术的差异性和技术不可衔接性使得大型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常常带动与该跨国公司有密切联系企业的跟进式投资，从而形成网络保证中间品的供给。
第四，知识外溢的获得和知识外溢的空间约束特点。知识的传播和吸收是知识创新的重要途径，对于外部知识的吸收对企业致关重要。创新的溢出效应将提高外部知识的总体存量，即企业知识的溢出和外部性的互补给予造成企业网络集聚规模递增现象（金祥荣、叶建亮2001）。跨国公司之间长期的合作关系所构成的网络关系除了能够提高抵御创新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外，保证稳定的供应和销售渠道，还提高了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跨国公司构建的网络有助于企业巩固和强化自身的优势，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外溢的空间约束特性促使那些需要从网络核心企业吸收新技术与知识的企业最终做出相同区位的选择。Fosfuri and Motta(1999)的研究显示，国家间的技术外溢受地理的限制。Fritsch & Franke(2000)对德国三个地区的创新活动中的知识外溢和R&D合作的影响开展了调查，研究清楚地显示R&D的外溢限制在一定的地区范围之内，并接近于相应的资源，并认为如果知识限制于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范围内，那么区位选择将被企业视为竞争优势的来源。由于技术竞争的加剧和知识外溢的空间约束特性，厂商最优的区位选择策略就是与其他竞争者聚集在同一技术外溢空间内。特别是知识密集型企业，他们往往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形成积聚，这种积聚有利于彼此充分吸收其他竞争者的技术外溢，同时也有利于这些企业利用积聚带来的研发网络化的优势，从而在长期中保持其竞争力。
四、FDI产业集聚的演进
（一）FDI产业集聚的“替代型”和“扩展型”两种演进模式
1967年美国的电子生产企业对新加坡进行垂直型投资，在新加坡建立组装和简单测试工厂，然后将产品返销到美国，这属于典型的垂直型FDI。随后大量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公司相继到新加坡投资。由于劳动力供应有限，劳动密集型的装配活动很快就提高了劳动力的工资，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纷纷转移到附近的低劳动力报酬国家（如马来西亚），但是跨国公司并没有将所有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劳动力富裕和低价的地区，而是将非劳动密集的制造和服务活动留在了新加坡。于是新加坡逐渐注重技术密集型活动，包括自动化、制造的设计和再设计、与地区供给相联系的后勤功能，包括互补性商业、财务服务等。这样，新加坡不仅实现了跨国公司产品价值链在新加坡的重新分布，而且还通过动态产业集聚实现了价值网络化，强化了新的区位优势。新加坡的案例说明了FDI产业集聚演进的一个方向——“替代型”演进，即用一种与产品生产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环节相关的企业网络替代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相关的企业网络结构，实现价值链的升级，这种演进和新加坡劳动力市场狭小有直接的关系。
而东莞的FDI产业集聚的演进主要表现为原有的劳动密集型网络结构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环节扩展，这是一种“扩展型”的演进方向，它与新加坡“替代型”演进方式的区别是：从价值链地理分布角度看，更多的价值链环节纳入到FDI产业集聚的企业分工网络中，增加了网络层次。东莞的IT企业集聚2000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配套完善的IT生产网络体系吸引台湾IT企业继续加大对东莞的迁移。目前台湾的十大电脑厂商在东莞都有投资，投资的重点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东莞的IT产业将出现产业升级的趋势（杨建梅、冯广森，2002,P46）。由于劳动力近乎于无限量供给使得劳动力价格区位优势得到维持，因此IT产业的制造环节能够继续保留在原来的集聚网络结构中，新的环节如R&D、设计等不断纳入到集聚网络中，使得FDI产业集聚的知识创新能力大大提高，加快了产品的更新速度，提高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FDI产业集聚演进的前提——集聚的动态化
与产业集聚相关的企业网络能够演进的条件是集聚的动态化，集聚动态化是指集聚相关的生产网络结构处于不断的扩展或更新状态，从而保持可持续的创新和竞争能力的过程。它有两个特征，一是分工结构高度网络化，企业网络化程度的高低是集聚状态高低的重要标志，在动态集聚阶段，企业高度网络化并形成产业区，高度专业化的企业之间形成了竞合关系。二是多渠道的反馈效应，它的动力来自成功运作并促使生产能力提高的企业项目之间互动的结果。开拓型企业是集聚网络的核心，但它只是专业化于某些领域，和集聚空间内的其他企业构成互补作用，开拓型企业重视研发活动并具有很强的新的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能力，它们的存在提高了技术的多样性，这为其他企业利用新技术提供可能。通过开拓型企业的创新和相关企业的专业化水平提高，进一步创新，促使开拓型企业再创新，动态的集聚过程就形成了。这个过程也同时包括了大量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创新能力的高低是决定能否在集聚网络中生存的关键因素。
（三）FDI产业集聚演进的推动力——网络核心企业的研发能力提高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R&D机构的设立，加快了这些分支机构研发能力的提高和产品开发速度，意味着跨国公司设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提高了从R&D到生产、组装链条的独立性，加快了东道国分支机构的产品更新速度，这是产品市场竞争加剧促使技术更新速度加快和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所必然引起的结果。由于与垂直型FDI相应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产品并不以东道国为唯一的消费市场，很多产品将出口到母国和第三国家，因此产品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能够提升东道国出口产品的结构。
高新技术产业研发的规模效应和研发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增的特点，决定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的R&D机构必然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大规模生产活动相对应，因为只有当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使得研发投入达到最优规模经济，因此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R&D机构本身也标志着它在中国分支机构的生产规模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同时也说明了FDI涉及的产业正在逐渐高度化，因为与传统的产业技术的更新速度相比，高新技术产业产品更新快、周期短，它需要较高的产品研发密度，因此其适应性技术改造活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大提高。
R&D机构的设立强化了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向东道国当地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提升了当地企业的知识吸收和创新能力，带动了当地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当地企业不断通过参与技术的专业化过程而被集聚的网络所捕获，网络化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大量的新企业参与知识创新的专业化过程，集聚的动态化也进一步推动了核心开拓型外商投资企业的创新能力，研发活动成为集聚演进的主要推动力。
五、结论
FDI产业集聚是经济全球化和生产国际化背景下的产物，垂直型FDI的大量流入是形成FDI产业集聚的前提，垂直型FDI使产品价值增值链在不同区位重新分布。因此FDI产业集聚必然和大规模生产和出口相联系，FDI集聚内的外商投资企业服从于跨国公司全球化的生产和销售战略，FDI产业集聚的形成标志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目的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们将在华的投资纳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和销售的战略中，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是这种动机的表现。
对FDI产业集聚形成和演进的研究表明，在区位的选择中，出于投资环境和投资风险信息搜集成本最小化的动机，最终导致区位选择的一致，这也反映了相同产业和相同国家的外商投资企业规避市场波动和投资风险的理性选择。而FDI产业集聚所构成的外资企业生产合作网络是跨国公司之间原有的生产网络结构在东道国的延伸，这种延伸保证中间产品供给和销售的稳定性，节约企业的交易成本。处于FDI产业集聚企业网络结构核心的开拓型外资企业对于网络结构的紧密化和集聚的动态化起到了关键作用。R&D机构的设立加速了集聚动态化的过程，使得这种网络结构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延伸，集聚的动态化使得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将呈现可持续的特征。
“集聚引资战略”的实施必须考虑到相关产业的产业链条长短、当地的区位优势是否适合该产业特点、产品的世界市场规模大小、生产网络结构向产品上游环节扩展的可能性、研发机构和能力的投资情况等因素。FDI的区位选择首先是市场选择过程，政府能起的作用是很微小的，只是在投资环境信息传递和投资环境建设方面提供一些辅助性的诱致作用，这种引资战略的实施有很强的外部约束条件，不可能具有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