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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它有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厂长，计划委员会则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看上去是那么井井有条。
但高度集中的经济列车在运行了20多年后，终于在 20世纪70年代末陷入了泥潭。
于是，变革成为一种必然！
1978年：时代的拐点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个热水瓶，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
20多年后，他回忆说：“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上全是革命，全是社论。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从现在查阅的资料看，日后创办了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可能有点记忆上的偏差。因为在已经泛黄的1978年的《人民日报》中，并没有如何养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学养猪的新闻。
不过，是养牛还是养猪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之内，确有一批像柳传志这样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感觉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历史碎片一：企业思想边界和现代商业伦理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个十分微妙的年份。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在当时沉闷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思想较为保守的东北和上海等地，“砍旗”、“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等讨伐之声隆隆。
文章作者胡福明，变革初期思想领域的“违法第一人”，无疑突破了那个时代特殊的政治语境。就在他作好坐牢准备的时候，邓小平出来说话了：“文章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嘛，扳不到嘛！”
邓公一席话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它影响了中国整个改革进程：在思想基础上，它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
“唯实践论”成为中国吹响经济和社会改革号角的第一块思想基石，它成为日后引导中国改革的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思潮的起源。在日后的几年里，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脉相通，分别从方法论、战略目标和成长边界三方面进行了清晰的表述，构成了中国改革文化的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说，中国企业及其他事业的发展，都以此为最根本的起点和边界。
历史碎片二：民间公司的逻辑根源
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
这在即将开始的30年里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日后更多改变中国命运的事件都是没有预谋的，都是在很生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
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穿着破衣褴衫的农民面对一张契约，一个个神情紧张地按下血红的指印，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包干到户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让不少中国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很自然地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机会，这群人的出现直接诱发了乡镇企业的“意外崛起”。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民间公司的迅猛生长，在逻辑根源上，应从小岗村的那个冬夜开始追寻。
也是在1978年，江苏省华西村则发生着另一场农村变革。与小岗村不同的是，它是从人民公社的肌体中变异过来的一种集体经济，它代表了另一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政府认可的民间公司模式。
吴仁宝在这个村里创记录地当了48年村党支部书记，他既是一个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同时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企业家，这双重的角色让他在很多时候游刃有余，也在另一些时候，遭遇终极难题。
在60年代，华西村就是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样板大队，而在事实上，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却又干着另一些“见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就这样，吴仁宝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乡，这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团。鲁冠球办厂，可以说是从一穷二白起家。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一切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均属“非法”。精明的鲁冠球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要什么做什么。
让人惊奇的是，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企业管理知识的鲁冠球在很早就尝试着管理工厂的方法：
在1969年建厂之际，他就实行了基本工资制，工人工资额固定，按月出勤结算发放：1971年，他提出了计件（时）工资制，根据工人的劳动量来分配他们的收入。直到 7～8年后，在少数觉醒的国营工厂才小心翼翼地开始试验这种分配制度。
在这里，必须提醒一个事实：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是华西式的乡村集体政权及其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吴仁宝和鲁冠球是中国乡镇企业最耀眼的“双子星座”，但是他们的起点却相去甚远，前者始终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肌体上，而后者的崛起则大半是个人创造。这种差异在一开始并不起眼，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共用的一个概念，直到“企业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飞奔，这自然是在1990年之后。
1979年：闪闪的星斗
这一年，富有戏剧性的是，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是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里一个叫乔光朴的虚构人物。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人们都习惯用“乔厂长”来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
乔厂长的故事来自于生活本身。他将全厂9000多名职工推上了大考核、大评议的比赛场，留下精兵强将，把考核不合格的，组成服务大队替代农民工搞基建和运输。他的这些举措自然得罪了很多人，于是告状的、造反的、抹黑的事情接连发生，乔厂长却表现得十分勇敢，他大声嚷道：“我不怕这一套，我当一天厂长，就得这么干！”
这显然是一部不可能流传太久的小说，它与时代扣得太紧，太有“改革样板戏”的特征。但是，它在当时却真的轰动一时。人们从乔厂长身上看到了一个敢于对企业负责任、敢于挑担子、敢于得罪人的企业领导者，看到了“假装工作”、沉闷如泥的局面被一下子打破后出现的新景象。
“一定要改了，不改真的不行了。”这是无数人读完《乔厂长上任记》后的感慨。
历史碎片一：烤鸭上的现代经济元素
1979年5月1日，北京烤鸭店和平门分店开张了。让人惊讶的是，它竟然恢复了“全聚德烤鸭店”的金字招牌。
开业于清同治三年的全聚德是老北京最有名的烤鸭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跟全国所有的老字号一样都被当成“四旧”给废弃掉了。现在，它的复出很清晰地表达了一个信号：老字号们都可以复活了。
事实上，对中国来说，1979年已经是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各种现代经济元素开始被一一启动和复用。
在北京，外汇管理总局成立，全面管理人民币和外汇的交易业务；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中国中央电视台组建了广告部，20年后它将成为中国最强势的广告播出商。
在上海，一家叫“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的企业，它后来被认定为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第一家广告公司也在这个有着百年商业传统的城市出现。
在广州等地则出现了一些服务公司，旅游业也开始起步，报纸上开始讨论宾馆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企业化管理。
关于“保险业是否应该恢复”的讨论也被提上了日程。到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成立，随后进入了长达6年的独家垄断时期，1986年才发放了第二张保险执照，要再过6年，外资保险公司才被允许进入。保险业的梯次开放进度，几乎是中国所有垄断行业的缩影。
历史碎片二：周冠五模式思辨
忙碌的邓小平在全世界寻找振兴中国企业的榜样。
在商业领域，全世界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的崛起。日本公司的管理经验因此成为全球企业家和政治家争相学习的榜样，邓小平也不例外。
1989年辞世的松下幸之助是邓公为中国企业家寻找到的第一个商业偶像。他从做自行车店学徒开始，数十年后成就了一个商业帝国，这样的传奇很能够激励同样出身卑微的中国企业家。另外，松下幸之助提出了很多最基本的经营理念，譬如注重质量、培养人才、建立销售网络、为顾客提供服务等，它们都成为中国企业家的第一本教科书。
而在国有企业改革领域，周冠五模式一度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榜样，但这个榜样却将国有企业改革带向了一个误区。
早在1978年，中央就认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是权力过于集中，因此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国有企业权力，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正是基于这一共识，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始发站，在此后的将近20年时间里，这一直是国有企业试图挣扎着焕发活力的改革主线。
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等8家大型国企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以首钢等8家试点企业为首，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在1979年正式拉开序幕。
历史让周冠五在将近60岁之际一下子站到了时代的镁光灯下。
周冠五，军人出身，是那种舞台越大越亢奋的人。成为“试点”后，他迅速地提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法“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规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
这个管理办法让当时纪律涣散的中国企业界眼睛一亮，也很有震撼力。首钢的生产秩序迅速恢复，工人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产能年年上涨，改革似平一夜成功。
首钢的业绩，足以让全国产生幻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决策者、学术界、企业界到普通的公众，都以为国有企业的痼疾在于内部管理无序和自主权不足，只要解决好这两方面，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完全可以在产权不变的前提下完成改造，这种幻觉一直持续到1997年。
自主权的下放，意味着首钢与上级管理部门的职权关系的调整，周冠五要掌控自己的命运。这便直接触及到国有企业管理者与资产所有者的权力调整，这是中国企业变革的重要命题之一。
这种权力调整是在一种暧昧的、纠缠不清的情境下持续的，博弈在既得利益集团内尖锐地进行着，在产权没有清晰的前提下，它将缠绵永续、无始无终。首钢无非是首例而已。
在自主权落实后，周冠五一直在做的事情便是如何理清企业与国家的关系。首先，他提出了承包制，“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这十六个字堂堂正正，掷地有声，成为日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标准阐述。
在1979年前后，它的先进性毋庸置疑，但是它所无法解决的难题却也那么明显，那就在最后四个字“歉收自负”。当企业真正出现“歉收”的时候，它的体制和功能是否真的能够“自负”？这个问题在商品短缺的年代不会出现，但它如同一个险恶的伏笔埋在国企改革的前路上，不动声色却无比致命。
事实上，从改革开始的第一天起，利益的博弈就开始了。先是被下放了权力的国有企业与管制了它们多年的政府之间的博弈，然后是这些企业背靠政府的政策支撑与“意外”兴起的民营公司的博弈，再到后来，跨国公司也进来“搅局”、“抢食”，于是，利益的格局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命题是什么？30年后，几乎所有学过经济学的人都会很顺口地背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话：“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
可是，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国有企业变革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条规律，或者说才逐渐将改革的主轴转到这个方向上。
历史碎片三：中国民营公司的“傻子瓶颈”
在1979年春天，一个让人胆战心惊的挑战逼到了眼前。
这年2月，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如潮水般地返回到他们当年出发的城市，一些小型的骚乱在各地此起彼伏，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第一个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面对汹涌的就业压力，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开闸放水”，使中国经济民营化。
中共中央、国务院迅速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允许各地根据市场需要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
在法律和政策意义上，中国民营公司的合法性在此时算是被确定下来了，但不久它就遇到了第一个考验：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42岁的年广久在当地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傻子瓜子”。他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后来居然有12个之多。
有人联想到《资本论》里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 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佣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这道个分敏感的命题在全国各地引发了一场带有浓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傻子”出的这道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仍是尘埃未定。这时候，邓小平出来讲话了，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他说，“不能动年广久，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年广久因邓公一言而名留中国改革史。而在对待民间企业的政策上，这仅仅是撕开的第一道很小、很小的口子，但却是决定了中国企业命运的小口子。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还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
1980年：告别政治浪漫
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大江南北风调雨顺，举国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
为了让全国人民过好8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商业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大城市敞开供应猪肉。
又过了几天，国务院下达文件，允许“鸡蛋可以季节性差价”，这意味着国家已经在尝试着用价格杠杆来协调市场。这样的通知和文件还将不厌其烦地下发十来年，没有人觉得很突兀，国家始终像一个大保姆。细心地照管着人民的衣食住行。
也就在春节前后的一天，在邓小平的家乡四川广安发生了一件事：一列火车拉着从黑龙江运来的20吨玉米，停靠在广安火车站的站台前，有人就在车皮上贴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几个毛笔大字：“打倒邓小平！”不多时，就有人在大字下批注：“你还想不想吃黑龙江玉米？”
种种迹象表明，管制在一步步松动。
历史碎片一：001号执照与“地金换现金”模式
4月10日，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与香港中国航空食品公司合资，创建“北京航空食品公司”，国家工商局为其颁发了中外合资企业001号营业执照，这便是中国政府第一家正式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和北京航空食品公司这家小型中外合资企业相比，在南方，一个正开始艰难启动的计划听上去要庞大得多，这就是日后影响了中国开放走向的“经济特区”计划。
“特区”这个经济名词是中国人的一个新发明。这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的两个报告中明确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三个特区建设也要有步骤地进行，先重点抓好深圳市的建设。”
深圳特区的创办思路渐渐明确下来，国家拿出3000万元贷款，专供开发深圳经济特区。3000万元货款，这点钱还不够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由此可见，特区在当时纯属试验性质，中央政府对之并不抱战略性期望。
开发者百思之下唯有一计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来换现金。这个想法，在当时可谓“大逆不道”。反对者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的国土怎么可以出租给资本家？
当时一位叫骆锦星的深圳房地产局干部翻遍马列原著，终于在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骆锦星查到这段话后一阵狂喜，当晚就奔去敲市委书记张勋甫的家门。据说，当时的深圳干部人人会背这段语录，有考察和质问者远道前来，他们就流利地背诵给那些人听。
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事实是：在改革开放初年，邓小平曾经尝试用“巨额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来迅速拯救中国经济，这仍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国家经济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群众搞经济的方式不同，邓小平这一次是试图借用资本主义的钱来造“中国大厦”。在发现这一计划无法实现的第一时间，邓小平就迅速地改变了战略，他开始把重点放在上万家国有企业的改造上，期望通过对它们的放权改造激发出生产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还在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国有经济势力不强的南方进行特区试验，用窗口效应来吸纳国外资本和技术。
深圳，由此走上历史舞台，它所创造的“地金换现金”模式成为日后各地中外合资企业得以全面开花的基础。
历史碎片二：乡土经济撕开“计划”口子
对于1980年的鲁冠球来说，这一年他获得的最大胜利是他第一次“意外”地挤进了“计划”的序列。年初，鲁冠球做了一个决定，他把挂在厂门口的七八块厂牌都撤了下来，决心把精力投放到一个产品中，那就是汽车的易耗零配件“万向节”上。他是那种直觉很好的人——这几乎是所有草根企业家的共同天赋。
他兴冲冲地背着产品去参加行业交易会，结果被人轰了出来，因为除了国营工厂，别的企业都“一律不得入内”。鲁冠球不甘心，在会场门口偷偷地摆摊销售，他带去的“万向节”以低于国营工厂20%的价格出售，因而受到欢迎。
当年，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要确定三家“万向节”的定点生产工厂，在全国56家万向节生产厂中，萧山“万向节”厂是唯一的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它原本连参与评选的机会都没有，但是鲁冠球却四处运作，硬是让北京的专家评审组把它列入了参评的对象，最后竟通过了审定，成为三家定点工厂之一。这次定点的确定对于鲁冠球来说是决定性的，它让这家“身份低微”的企业开始被主流工厂认可。
鲁冠球的胜利似乎预示着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体制外的民营企业有机会凭着机制的灵活和技术上的优势在某些冷门的行业获得成功。“计划”看上去是那么的严密，却可能被灵活的“小家伙们”一举突破，这个道理将在日后一再地灵验。
跟竭力撕开“计划”口子的鲁冠球一样，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和福建潮汕、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越来越多的乡土工厂展现出他们超平寻常的活力，努力地撕扯着由“计划”控制的市场口子。
但与鲁冠球不一样的是，当年东南沿海的乡土经济是靠走私而完成灰色原始积累的，走私是其萌芽的重要推动因素，其违法性始终未被学术界注意到。
历史碎片三：靠一个人撬动的中国高科技产业
1980年10月，46岁的中国科学院核聚变专家陈春先从美国考察归来。此次的美国硅谷之旅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同时也驱动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车轮。
陈春先凭直觉认为，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硅谷，让那些沉睡在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转化成有市场价值的商品。
在回国后的两个月里，他狂热地四处呼吁，在他的方案中，甚至已经圈定了“中国硅谷”的地点，那就是他工作地所在的中关村。
终于，陈春先得到了北京市科协的认可，并同意借给他200元钱。12月23日，在中关村办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他为服务部所设定的经营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民营高科技公司创办的共同规则，那就是：科技人员走出研究院所，遵循科技转化规律、市场经济规律，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依法自主决策。
陈春先以一人之力撬动了中国高科技产业。3年后，在没有国家任何投资的前提下，中关村赫然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电子一条街”。而陈春先显然不是一个优秀的经营者，他的公司始终萎靡不振，并多次卷入经济纠纷，甚至还先后两次遭人绑架。
很多人认为，当年他如果一直在实验室工作，将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但中关村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科研产品集散地，陈春先无疑是第一个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