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运动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概观论文,大后方论文,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01(2001)02-0027-07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戏剧运动，历时八年，绵延数省，其时间与空间皆随军事力量的进退和政治力量的消长而不断发生变化。其艺术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历史文化内涵也历经嬗变，极为丰官。由于时隔久远，资料遗失，今天，人们已很难详知其当年的辉煌盛况了。这里，我们主要兼顾时序，从空间角度选取当时几个剧运中心城市的戏剧活动作一描述，以期勾画出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基本轮廓。
一、以上海为中心的救亡戏剧运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感应这一国难，上海剧人最先作出强烈反应。7月15日，上海剧作者协会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根据夏衍的提议将该组织扩大改组为中国剧作者协会，以适应团结抗日的形势需要。会上还决定集体创作三幕剧《保卫芦沟桥》，以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激励国人英勇抗日。该剧集合上海演剧界各路精英，由辛汉文、陈白尘等7人组成筹备演出委员会负责，崔嵬、张季纯、章泯等17人参加写作，洪深、唐槐秋等19人导演，上海影剧界100多人参加演出。如此前所未有的浩大集体行为，显示出上海剧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炽热的爱国情感。8月7日，该剧在南市蓬莱大戏院正式上演，立即轰动上海。观众反映甚为强烈，实为上海剧场中罕见盛况。演出日夜进行，直到“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才被迫停止。如同该剧《代序》中所言：“《保卫芦沟桥》是我们在战时工作的开始，我们热烈地希望这个剧本能够广泛地上演于前后方，我们更希望看过这个戏的观众，能和我们——和戏中所有的民众士兵们相共鸣”[1]。《保卫芦沟桥》实是上海剧人团结抗日的先声，是中国戏剧阵线的战斗宣言，是向国人发出的战斗呼唤。《保卫芦沟桥》的上演揭开了抗战剧运的序幕。继之，全国各地的文化界、戏剧界人士和广大爱国青年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演剧的其它宣传活动。各种抗战演剧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初期抗战剧运呈现风起云涌的局面。“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8月15日，中国剧作者协会在卡尔登剧院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组织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和救亡宣传队事项。会后，征得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同意，迅速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并立即分派到上海各街头巷尾、电台、学校、广场开展抗日宣传。后又根据周恩来指示：“把大部分救亡演剧队设法组织出发到内地去作爱国抗战宣传工作。上海租界有五百万人民，要留下几个宣传队，准备上海四郊沦陷后，坚守宣传阵地”[2]。除10、12队留沪工作外，其余各队自8月下旬起，先后离开上海，向全国各地扩散，开始了他们辉煌壮丽的战斗历程。
上海救亡演剧队率先“垂范”，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地抗战演剧宣传活动的开展。继之，上海影人剧团和中国旅行剧团也先后从上海出发，沿长江向西南大后方进军，演出一系列抗战戏剧。全国其它城市如广州、桂林、昆明、重庆、贵阳等地的抗战演剧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抗战使中国戏剧运动进入又一个高潮期。
二、以武汉为中心的戏剧运动
1937年10月以后，京、沪失陷，武汉一时间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抗战剧运中心也随之移至武汉。当时，全国绝大部分戏剧工作者都汇集到汉口，各剧团先后进行公演，使武汉剧坛空前活跃起来。
10月初，救亡演剧一队演出由崔嵬、王震之、宋之的编剧的三幕剧《上海战争》，演出以炽热的爱国激情震撼武汉群众。11月初，救亡演剧二队演出洪深编导的《飞将军》、《米》两个独幕剧，也获得热烈反响。此外，熊佛西率领的中华平民教育会抗战剧团演出了《后防》、《战歌》、《一片爱国心》、《电线杆子》；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中国旅行剧团演出了《塞上风云》、《夜光杯》、《前夜》、《回春之曲》、《阿Q正传》等剧目。而令演出达到高潮的，还是12月25日，武汉戏剧界为华北义勇军募捐筹款举行的联合公演，由军委会政训处抗敌剧团、怒潮剧社、救亡演剧二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国旅行剧团等10多个团体联合演出的由田汉编剧、洪深导演的《最后的胜利》，轰动了武汉三镇。
演剧团体和剧人的空前集中，客观上具备了戏剧界联合起来的基础。于是，一个统一领导全国戏剧运动的中心组织便应运而生了。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简称抗敌剧协）在武汉光明大戏院开会成立。参加者四百余人，大会通过协会章程，确定每年10月10日为戏剧节，推举出97人理事名单和以张道藩、方治、洪深、田汉等为首的25人常务理事名单。协会章程宣称：“本会以团结戏剧界人士，发展戏剧艺术，推动抗敌工作为宗旨。”规定“本会常务理事会之下分设总务、话剧、歌剧、杂剧、编译五部，每部设正副主任各一人”[3]。大会还通过了田汉起草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指出：“对于全国广大民众作抗敌宣传，其最有效的武器无疑是戏剧——各种各样的戏剧。因此动员全国戏剧界人士奋发其热诚与天才为伟大壮烈的民族战争服务实为当务之急。”“我们的团结是为着抗战。”“只有抗战使我们团结。”“今日的中国不怕敌人的深入而怕的是民族内部的团结发生动摇，同样，今日中国的戏剧艺术界不怕不能发挥伟大的抗敌宣传力量而怕的是这一团结不能充分巩固。……因此我们不能不要求我国有血性有觉悟的戏剧界人士，捐除一切成见，巩固这一超派系超职业超地域的团结。”“我们相信中国戏剧艺术必因和抗敌任务结合能摒弃过去的积弊开拓新的境地。……必能使中国戏剧艺术在相当年月后达到更高的完成。”“也相信相当艺术完成的戏剧必能更有力地达成推动抗战的目的。”《宣言》最后呼吁：“我们迫切地要求全国戏剧界人士以群策群力为这些平凡要求的实现而奋斗。这儿已不容有一刻的踌躇，一毫的猜疑，艺术重真诚，‘不诚无物’，请大家以最大的真诚与毅力巩固这一抗战中模范的合作，中华民族幸甚！中国戏剧艺术幸甚！”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对于团结组织全国剧人服务抗战，御侮救亡，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作用。不仅如此，它也积极推动了抗战戏剧运动，发展了戏剧艺术。不同种类不同派别的戏剧人才能在此一时期空前融汇，因而使各类戏剧在艺术上、美学上能够相互影响渗透、相互借鉴，无疑大有益于戏剧艺术的发展。随后，全国许多城市纷纷成立抗敌剧协分会，领导开展当地的戏剧运动。抗敌剧协也随后创办了《戏剧新闻》、《抗战戏剧》等戏剧刊物，对交流剧运情况、发表新剧作、指导剧运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随着抗战形势的向前发展，1938年3月，国共统战组织军委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出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三个厅，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专司宣传。第三厅又设五、六、七三个处分管艺术、电影、国际宣传等事项，其中六处主管艺术，田汉任处长，集中了洪深、徐悲鸿、冼星海等一大批优秀的进步的艺术家在其麾下工作。
第三厅成立不久，即组织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如庆祝“台儿庄大捷”、“戏剧日”、“雪耻兵役扩大周”等等，充分发挥了戏剧的直观鼓动作用，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第三厅作的最有意义的工作是组织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当时，国民党当局害怕高涨的群众抗战运动会冲击到其腐败统治，便千方百计抑制群众救亡团体的活动，提出整编、遣散群众团体，使大批来到武汉的戏剧工作者面临生活无着，并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为保存抗战戏剧力量，周恩来据理力争，争取到编制和经费，终于由第三厅出面将这些抗日宣传团体保存了下来。
1938年8月，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等正式成立，并在武昌昙华林进行短期集训，进行了政治学习、业务准备和军事训练。田汉、洪深、郭沫若等先后为他们讲课，各队编排了许多演出节目，集训结束时，举行了大规模的汇报和交流演出。出发前，周恩来亲自给他们作了长达四、五个小时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示他们“深入前线，随军行动，向战地军民宣传党的主张，占领文化宣传阵地，坚持原则立场，开展统战工作；利用合法身份，争取自主条件，进行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宣传。”[4]各演剧队分赴各战区后，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开展灵活机智的演剧宣传，为鼓动民众与将士勇于抗战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不但如此，演剧活动也锻炼了他们自身，为戏剧艺术的普及与“大众化”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夏衍曾指出：“在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整个文化兵团中，戏剧工作者们已经是一个站在战斗最前列，作战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部队了。”[5]这话用来评价抗敌演剧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三、以重庆为中心的戏剧运动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战戏剧运动的工作重心西移，重庆成为抗战中后期大后方剧运中心。重庆的抗战戏剧运动实际是与抗战同步的。抗战爆发不久，重庆本埠就产生了第一个业余演剧团体怒吼剧社，由华北流亡到重庆的部分剧人和重庆电力公司、成渝铁路局的业余戏剧爱好者50余人组成。成立不久即举行第一次公演《保卫芦沟桥》，使山城人民第一次欣赏到了话剧这种艺术形式。另外，该剧团还组成街村演出队，用四川方言到乡镇演出，成为重庆普及话剧、宣传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大批外省剧人来渝，重庆剧坛开始活跃起来。1937年10月，陈白尘、沈浮、孟君谋率上海影人剧团来渝，带来白杨、吴茵、谢添、路曦、施超、王献斋等新老电影明星，演出《芦沟桥之战》等剧。1938年，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也由武汉来渝，演出《塞上风云》等剧。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这个当时全国一流话剧团体也于这年4月28日抵达重庆，带来赵丹、顾而已、魏鹤龄、叶露茜、章曼苹、钱千里等明星和宁之的、陈鲤庭、沈西苓、贺孟斧等著名编导，他们以精湛的技艺演出《民族万岁》、《夜光灯》、《塞上风云》、《汉奸》、《芦沟桥之战》等剧，提升起了山城观众的爱国热忱与观剧热情。此后，曹禺、吴祖光、阎哲吾随国立戏剧学校来渝，应云卫、章泯、葛一虹等许多戏剧工作者也先后来渝。重庆的剧运中心地位因之确立。
剧人云集，演出不断。1938年3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国立剧校、怒吼剧社、戏剧工作社等戏剧团体举行联合公演，演出话剧、歌舞、汉剧，平剧，话剧剧目为《祖国进行曲》，由《放下你的鞭子》、《反正》、《火中的上海》、《八百壮士》四幕组成，连演三天。9月，新闻界联合怒潮剧社募集5万元制作寒衣5万件，演出话舞剧《为自由和平而战》，群众为剧情感动，踊跃捐款。1938年10月10日起，重庆举行第一届戏剧节，是重庆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戏剧活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四川旅外抗敌剧社、怒吼剧社、中电剧团等25个演出团体进行了为期22天的活动。前三天各剧团在市区、郊区进行街头演出。10月4日起，各剧团在重庆的社交会堂进行了一星期的“五分钱公演”，连演十余场。29日起，全市戏剧工作者200余人联合演出压台戏《全民总动员》，一时轰动山城，将此次戏剧节推向了高潮。这次戏剧演出盛会不仅使重庆观众饱览了许多现代话剧，也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抗战热情，达到演出预期目的。
1939年，重庆剧坛也相当活跃。1月，为纪念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一周年，重庆戏剧界动员二千八百多人举行盛大火炬游行，并以农村赛会形式演出了“抗敌剧协”编定的，由《自由魂》、《民族公敌》、《群魔乱舞》、《怒吼吧！中国》、《为自由和平而战》、《全民总动员》、《最后的胜利》等剧目组合而成的组剧《抗战建国进行曲》，吸引和轰动了山城人民。4月，为募集《救亡日报》基金，留渝剧人以强大阵容在国泰大戏院联合公演夏衍新作《一年间》，连演7场，轰动山城。10月起，在渝剧人举行第二届戏剧节庆祝活动，怒潮剧社、怒吼剧社、复旦剧社、国立剧社等15个话剧团体及平剧、川剧、汉剧、楚剧等8团体参与了这次戏剧节的活动，先后演出《中国万岁》、《民族光荣》、《残雾》、《上海屋檐下》等10多部大型话剧。以上几次大型有影响的戏剧活动连同平时各剧团独立开展的演剧活动，使这一年重庆的戏剧运动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1940年至1941年间，由于国民党倒行逆施，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压制和摧残进步的戏剧活动，曾经蓬勃发展的重庆剧运顿时沉寂下来。针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重庆戏剧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面疏散剧人到香港和西南，另一方面又及时集结未转移的重庆剧人组织中华剧艺社和中国艺术剧社，开展职业演出，以回击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大后方剧运由此进入职业化演出时期。
在重庆剧运进入职业化演出后，以“雾季公演”最具影响。1941年10月11日，新组建的民营职业剧团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首次公演，剧目为五幕话剧《大地回春》，揭开了重庆雾季公演的序幕。第一届雾季公演在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间进行。参演团体以中华剧艺社为中坚，次有中国万岁剧团、中央青年剧社、孩子剧团、育才学校戏剧组、中国实验歌剧团、朝阳大学剧社、中央广播电台、中电剧团、留渝剧人等十多个剧团。演出了《大地回春》、《愁城记》、《天国春秋》、《屈原》、《忠王李秀成》、《北京人》、《野玫瑰》等29部大型话剧，3出独幕话剧，其中尤以《野玫瑰》和《屈原》的“对台戏”演出最具轰动效应，耐人寻味，活现出“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尖锐斗争，以及左右两派人士在抗战建国主题理解上的歧异。这季演出反响甚大，轰动了整个重庆和大后方。
第二届雾季公演在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间进行。共演出22部大型话剧。其中，中华剧艺社奉献了《法西斯细菌》、《长夜行》、《孔雀胆》、《风雪夜归人》等6台戏；新成立的中国艺术剧社上演了《祖国在呼唤》、《北京人》、《家》；中国万岁剧团演出了《虎符》、《蓝蝴蝶》、《蜕变》；中电剧团演出了《金玉满堂》和《正气歌》；中央青年剧社演出了《清宫外史》，形成“五中”会山城之佳话。此外，国立剧专校友剧团、怒吼剧社、育才学校戏剧组等业余演剧团体也为这届公演奉献了它们的作品。
第三届雾季公演在1943年10月至1944年6月间进行。共演出《南冠草》、《董小宛》、《杏花春雨江南》、《戏剧春秋》、《牛郎织女》等大型话剧22个，《处女的心》、《求婚》等短剧5个。中国艺术剧社为这届演出的主力，次有中青、中万、中电、中国胜利剧社、怒吼剧社等。
第四届雾季公演在1944年9月到1945年10月间进行，共演出《山城故事》、《万世师表》、《重庆屋檐下》、《桃花扇》、《清明前后》、《芳草天涯》等大型话剧25个，中电剧团、中国胜利剧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青年剧社等11个剧团参与了演出[6]。
四届雾季公演在重庆雾季日寇空袭的间隙进行，其历史作用与意义很大。不但弥补了由于日寇封锁影片不足所致的山城人民的精神生活的匮乏，更主要是给予了在战争恐怖和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山城人民以精神上的极大抚慰，坚强了他们的生存意志和不屈抗战的决心，使他们熬过严酷的冬天，迎来民族解放的春天。
四个雾季共演出一百多部大型话剧，产生了许多新作，成熟了许多剧人，发展了戏剧艺术。其中如郭沫若的《屈原》和夏衍、于伶、宋之的合作的《戏剧春秋》等剧作，不但当时影响山城，即便今天衡量也是十分优秀的作品。可以说，重庆雾季公演创造了中国戏剧的黄金时期。
观照抗战八年的整个重庆剧坛，不仅在抗日救亡反法西斯斗争中成就卓著，也在演剧艺术上业绩辉煌。八年间，共演出多幕剧170余出，加上独幕剧达240余出之多[7]。传世之作迭出，精彩演出应运而生，一些编、导、演在演出活动中得到锻炼，并初步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重庆抗战剧运，在中国戏剧史上写下了辉煌厚重的一页。
四、以桂林为中心的戏剧运动
桂林是在规模、影响上仅次于重庆的又一个大后方剧运重心。其重心地位是在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逐渐形成的。当时，一批剧人从粤汉撤到桂林，使桂林的戏剧活动开始活跃起来。随后，“皖南事变”及香港、上海沦陷，又使大批剧人从重庆及沪港来挂，桂林的剧运中心及“文化城”美誉最终得以确立。
前身源于国防剧社的国防艺术社，算是桂林较早的一个抗战演剧团体，虽为官办，该社还是演出了《飞将军》、《青纱帐里》、《一年间》、《北京人》等进步剧目，并容纳、聘用了一些进步戏剧工作者，对于推动桂林前期救亡戏剧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0年3月，欧阳予倩主持的广西省立艺术馆在桂林成立，下设话剧实验剧团和桂剧实验剧团，积极开展话剧运动和桂剧改革活动。演出《国家至上》、《故乡》、《忠王李秀成》等话剧剧目。其中，《忠王李秀成》演出盛况空前，在桂林创造了连演23场的纪录，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1941年10月，在田汉扶持下，瞿白音、杜宣等组成西南第一个民营职业剧团——新中国剧社，与国防艺术社、广西艺术馆鼎足而立，成为桂林剧运的一支重要力量。该社克服种种困难，从1941年10到1942年秋，先后举行了7次公演，后又赴衡阳、长沙等地作旅行公演，使剧社发展壮大，进入职业化演出新阶段。
1942年后，桂林的戏剧活动发展到一个高潮。当年，桂林剧坛正式公演了29次话剧[8]。这种势头一直延续到1944年西南剧展达到顶峰。
1944年2月15日至19日，西南八省上千名戏剧工作者集中桂林，举行了轰动中外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形成了桂林及整个大后方剧运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文艺高潮。这次剧展由欧阳予倩、田汉等发起筹备，广西省立艺术馆主办，新中国剧社及桂林文化界、艺术界人士协助。预定剧展主要任务为：“一、举行各抗敌演剧团队的演出展览，检阅和观察抗敌七年来抗战戏剧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二、举办戏剧资料展览会，介绍中国戏剧运动发展历史；三，召开戏剧工作者大会，总结抗战七年来开展抗日救亡戏剧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和确定抗战戏剧运动今后的路线和任务。”[8]
剧展于2月15日在新落成的广西艺术馆新馆如期举行。戏剧演出展览活动贯穿始终。来自广西、广东、湖南、江西、云南的文艺宣传团体33个（具体为话剧团队20个，京剧团队5个，桂剧团队3个，其他团队5个），在三个月间，先后上演了话剧、舞蹈、杂技179场，其中话剧剧目有《旧家》、《大雷雨》、《戏剧春秋》、《日出》、《名优之死》等37个。京剧剧目《封相》、《梁红玉》、《岳飞》等41个，桂剧《木兰从军》、《长生殿》、《人面桃花》等9个[9]，另有木偶戏、杂技、电影等一并参演。此外，除剧场演出外，一些剧团还在广西艺术馆举行活报剧演出，引起观众热烈兴趣，为这次剧展增添了许多生气。
总的看，这次演出展览的剧目，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基本体现了大会组织者倡导抗战剧运健康发展的意图。并且，演出期间，大会还组织了田汉、周钢鸣、孟超等剧评十人团，观摩、讨论、发表剧评，对创作和演出中若干倾向性问题开展评论，对公演也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3月1日至3月17日，剧展盛会又一重要内容，西南第一次戏剧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剧工会）按计划如期举行。参加者有黄朴心、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及各团队剧人一千余人。会议以团队工作报告、各地剧运报告、专题演讲、论文宣读、提案讨论五种形式进行，对抗战七年来的剧运成绩、方向、内容、形式等多方面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总结。欧阳予倩的《剧运工作之开端》、田汉的《当前的客观形势与戏剧工作者的新任务》、熊西佛的《戏剧大众化问题》等报告，深刻地检讨了中国剧运的历史与现状，探讨了中国戏剧发展的方向，深化了与会成员对剧运的认识。大会还讨论了各团队递交的各种提案53件。最后作出两项决议：一是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南分会，以加强西南剧人的联系与团结；二是制定了十条剧人公约，要求剧人：1、认清任务，2、砥砺气节，3、面向民众，4、面向真理，5、勤研学术，6、磨练技术，7、效率第一，8、健康第一，9、尊重集体，10、接受批评。十条公约针对过去的缺点和今后的需要而提出，实为西南剧人互相勉励，顽强追求进步，发展中国戏剧艺术的向上精神的体现。
3月17日，西南戏剧工作者大会胜利闭幕。与此同时，剧展第三项重要内容，戏剧资料展览会又隆重开幕，直到4月7日结束。展览用十余个团队、八十余人的一千多件文献、照片、模型、剧本、图表，形象地在观众面前描画了一部抗战戏剧运动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戏剧史。展览内容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国戏剧运动发展史料。在《历史的痕迹》栏目下，陈列了从春柳社起，经民国初年的文明戏、戏剧协会、南国社、上海艺术剧社直到抗敌救亡演剧队等中国话剧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有关图片和文字资料，生动展现了中国话剧运动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中，陈列了各团队的概况介绍、工作报告、艺术与技术创作、演出纪录和生活介绍、剧照、舞台模型、京剧桂剧剧本等有关图片和文字资料数百件。第三部分在“辛勤的耕耘者”总栏目下，陈列了郭沫若、洪深、欧阳予倩、田汉、夏衍、宋之的、于伶等人的原稿、手记、著作、传记、肖像等有关资料。另外，还有苏联驻桂林塔斯社赠送的苏联导演演员相片、剧照和英国侨民特地为剧展制作的四座英莎士比亚时代的及现代的舞台模型。通过这些展览的资料，人们直观地了解到了中国戏剧发展的历史以及发展过程所经受的曲折艰辛，受到一次生动的革命文艺传统的教育。
5月19日，剧展胜利闭幕。历时三月的西南剧展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前夕而大后方剧运又相对处于疲软变质的情况下进行，其历史作用与文化意义自是不可低估。首先，如同田汉所言：“我们首先应该使此次剧展达成它应有的政治意义。”这次剧展实是国统区进步剧人在以“戏剧配合大反攻”前的向广大戏剧工作者的“再动员”，“这当然包含我们力量的再认识与再教育，对于我们战士精神上与技术上的再武装”，为抗战最后胜利作出准备。其次，这次剧展也“达成其必有的文化意义”。[10]即对抗战进步戏剧力量进行一次集合和大检阅，总结过去剧运的经验教训，确定以后剧运发展的方向，重振剧人的精神，匡正大后方剧运健康向前发展。
对于这次盛大空前的剧展，美国著名剧评家爱金生曾高度评价说：“如此宏大规模的剧展会，有史以来，自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尚属仅见。中国处在极度艰困的条件下，而戏剧工作者以百折不挠之努力，为保卫文化，拥护民主而战，迭予法西斯侵略者以打击，厥功至伟。此次聚中国西南八省戏剧工作者于一堂，检讨既往，共策将来，对当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实具有重大贡献。”[11]此话所言极是。
五、昆明、成都、贵阳、香港等地的戏剧运动
昆明、成都、贵阳、香港等地的戏剧活动，虽在规模与影响上不及重庆和桂林，但作为所在地区的中心城市，其戏剧活动也不可忽视。
在昆明，从事抗日救亡戏剧活动的团体与人员很多，“几乎超过桂林而仅次于重庆”，只是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和核心队伍，终至各自为战，不能蔚然成风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抗战爆发后，昆明大中小学几乎都组织了自己的话剧团体，如航空学校的大鹏剧社，西南联大的联大剧社，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等等，他们都对外演出过一些话剧作品，积极参与抗战宣传活动。而在这些学校业余演剧团体中，又尤以昆明艺术师范学校戏剧电影科的演出宣传活动开展得最为出色。该校影剧科从1936年秋招生，在按正规组织教学外，也积极开展艺术实践和社会宣传工作。三年中进行了七次公演，上演了《父归》、《屠夫》、《血洒芦沟桥》、《全民抗战》、《战歌》、《重逢》、《后防》、《雷雨》、《前夜》、《黎明》、《复活》等剧目。此外，艺师学生还以昆华巡回剧团的名义，到宜良、呈贡、昆阳、蒙自、石屏、个旧、建水各县巡回演出，宣传抗战，播撒话剧艺术的种子。
昆华民众教育馆金马剧社，是抗战期间昆明另一支重要的戏剧力量。成立于1936年，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开始举行公演，剧目为《血洒芦沟桥》。以后一年间，金马剧社连续举行了八届公演。演出《开演之前》、《夜光杯》、《古城的怒吼》、《八百壮士》、《凤凰城》等剧目20种，受到观众好评。后期上演剧目相对较少，有《钦差大臣》、《人之初》等。金马剧社还多次组织巡回演出队，到云南许多专县宣传演出，在宣传抗日鼓舞民众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当然，金马剧社也在发展戏剧艺术，培养戏剧人才方面作出了它应有的贡献。
成都的戏剧运动随抗战而蓬勃发展。抗战爆发不久，成都剧人协社、国防剧社等剧团就在成都先后成立，并举行一系列公演，为成都抗敌剧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陈白尘等率领的上海影人剧团于1937年12月到达成都，公演《芦沟桥之战》等剧；熊佛西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抗战剧团于1938年1月7日抵蓉，公演《后防》等剧；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于1938年1月18日抵蓉，公演《塞上风云》等剧。三个剧团的到来，加强了成都的剧运力量。另外，1938年9月，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在成都创办，学校附设表征剧团，经常对外演出，也是成都剧运的一支重要力量。
为“策动成都戏剧总动员，激发后方民众，共赴国难”，刘骥、熊佛西、孙怒潮等在蓉剧人曾联合成都剧社、平教抗战剧团、国防剧社、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雷雨剧社等十五个成都的戏剧团体，于1938年初发起成立成都戏剧界抗敌协会，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和阻挠，计划未能实现。虽然如此，成都剧人还是自觉地开展了许多演剧活动，使抗战八年成都剧坛并不沉默。
成都剧运在1938年末期以后渐趋活跃。该年10月，为庆祝第一届戏剧节，四川省立剧校与在蓉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等剧团分别上演了《群魔乱舞》、《抗战儿童》等剧，表达了成都剧人对戏剧节的热烈庆贺。1939年，为纪念“八·一三”和“九·一八”，成都戏剧界先后举行两次大型戏剧活动，将成都剧运推向了高潮。该年8月13日至15日，成都行辕中央军校、航委会联合神鹰剧团、血花剧团、行辕政工大队、华北宣传队等举行话剧大公演，以纪念“八·一三”，演出剧目为《军队合作》、《三江好》、《中国妇人》、《一家人》、《皇军的刺客》、《自作孽》等，受到观众热烈欢迎。9月18日始，为纪念“九·一八”，成都文艺界、戏剧界又开展一系列活动。首日，举行盛大化装游行。19日，血花剧团、神鹰剧团、青年剧社、教导剧团、朝阳剧社、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等戏剧社团在智育电影院举行联合公演。20日，全市戏剧界上街演出街头剧，21-23日继续演出话剧，计有《血祭九一八》、《民族公敌》、《炸药》《我们的国旗》、《包得行》等。23-25日，演出平剧，26日杂技演出。这两次演出尤其是纪念“九·一八”戏剧演出活动，规模空前，轰动蓉城，为以后少见。
贵阳的戏剧活动相对较弱，但尽管如此，贵阳戏剧工作者，积极拿起戏剧这个武器，宣传抗战。成立于1936年初的沙驼剧社，是贵阳剧运的主力，原“剧联”盟员肖之亮为其总干事，先后演出过《汉奸的子孙》、《东北之家》、《扬子江暴风雨》、《飞将军》、《有力出力》、《群魔乱舞》、《升官图》等剧。并曾到乌当、花溪、青岩、孟关、龙洞堡、皂峰、修文一带演出，进行抗日宣传。由于坚持进步的演剧活动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后被下令解散。
民众教育馆的民众剧团则是贵阳另一支重要的力量。该剧团1939年更名为民教剧团，主要成员为程漠、曹藻、秦启明、刘学文等，1943年前后，民教剧团还曾以春秋剧社、青年剧社、社会服务处、党风剧社等名义对外演出。先后演出过《家》、《万世师表》、《天国春秋》、《北京人》、《雷雨》、《长夜行》、《两面人》等剧目，是贵阳坚持演出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个剧团。此外，贵州省教育厅戏剧电影施教队也曾在1941-1942年间，组织演出过《北地狼烟》、《女店主》、《面子问题》等剧。
香港的抗战戏剧运动也是在抗战爆发不久就开始了。当时，内地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相继来港，他们纷纷自发组织一些业余演剧团体，开展抗战演剧宣传活动，虽说影响不大，“动员了很大的人力，结果看戏的还是廖廖无几。”[12]但毕竟给香港播下了抗战戏剧的种子，启动了香港剧运的车轮。
1938年以后，香港的戏剧运动渐趋活跃。由于大陆华南戏剧研究会、上海海关救亡长征团、新兴剧团、中国旅行剧团来港演出的刺激和促进，香港现代话剧开始打破粤剧和好莱坞影片的垄断，崭露头角。该年7月，香港第一个职业话剧剧团“时代剧团”成立，连续在港公演《前夜》、《古城的怒吼》等进步戏剧，开香港抗战剧运职业演剧之先河。[13]继后12月，香港青年戏剧协会成立，该组织由港九二十多个团体组成。它与中国旅行剧团、中国艺术协会戏剧组、上海海关救亡长征团等在香港举行大规模演出活动，演出《重逢》、《最后一计》、《东北之家》、《团结一致》、《有力出力》、《塞上风云》、《血洒晴空》、《飞将军》、《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汉奸》、《夜光杯》、《古城的怒吼》、《李秀成之死》、《雷雨》、《日出》、《阿Q正传》、《扬子江暴风雨》等数十种剧目，二百多场次，使整个“文化荒岛”，“开遍许多戏剧之花”。
旅港剧人协会是香港抗战剧运后期产生的一个职业剧团，由夏衍、于伶集合“中救”、“中旅”的一批剧人组成。存在时间较短，但影响较大。先后演出了《雾重庆》、《希特勒的杰作》、《北京人》等剧目，受到港人广泛欢迎。1941年底，香港沦陷，旅港剧人协会被迫离港，结束它短暂而辉煌的生涯。
由于掌握的资料有限，以上对八年大后方剧运作出的描述显然是粗糙不完整的，但就从这简略的勾勒中，我们也已然能感受到大后方剧人在八年抗战中的勃勃英姿。他们确乎是文艺界最为活跃的一支队伍，真正担当得上“戏剧兵”的光荣称号。八年中，他们不但与前线将士并肩战斗，为民族解放流血流汗，甚至献出生命；也在发展中国现代戏剧艺术方面作出了多样的探索和贡献，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今天借鉴，有许多探索已然影响和造益于当代中国戏剧艺术的发展。他们应该并且必然在中国文化史、戏剧史上留下辉煌而厚重的一页。
[收稿日期]200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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