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借词看粟特语对回鹘语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借词论文,看粟特语论文,回鹘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粟特与突厥-回鹘的接触 语言接触常常涉及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如语音层面、形态层面、句法层面和词汇层面等。人们发现，在词汇层面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借贷屡见不鲜，尤其是在相关专业术语方面更是如此。 大约从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人（Türks）创建其第一突厥汗国（Türk Qaghanate）的时代起，作为东伊朗语族成员之一的粟特人就充当了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和文化导师（tutor），他们在此后的500至600年时间里，在丝绸之路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和西方的中间人。他们在中亚的绿洲上，尤其是在突厥人游动的土地上建立了大量粟特人的商业聚落。粟特人通过语言向突厥人和回鹘人不断施加文化和宗教影响。粟特人不仅把文字传给突厥人和回鹘人，先是把佛教传给突厥人和回鹘人，后来又把摩尼教和景教传给回鹘人，而且在语言上也对突厥语和回鹘语产生了深刻影响。在6世纪下半叶，当突厥语尚未被确定为书面语的时候，东西突厥的第一批皇室成员使用了不少粟特人文秘做语言抄写和记录工作，并成为突厥汗国的新生“内阁”。加拿大学者蒲立本曾指出，东突厥汗国内的粟特人与其他游牧人群因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突厥化了，并称为：“部分突厥化”（partly Turkicized）的粟特人①。铃木俊较早使用了“粟特系突厥”（Sogdian-Turk）用来指称突厥化的粟特人②，森部丰沿用了“粟特系突厥”的说法③。森安孝夫也认同“粟特系突厥”这一看法，将具备上述特征的粟特人径直称为突厥化的粟特人（Turkisized Sogdians）④，并认为森部丰所提出的“粟特系突厥”这一概念与法国学者魏义天（
de la Vaissière）在其《粟特商人史》一书中所构拟的“突厥化粟特人”（Turco-sogdiens）或“粟特系突厥人”（Sogdo-turcs）的提法类似⑤。 游牧帝国的盛衰起伏和游牧生活的迁徙流动使粟特在漠北突厥社会中的留居和繁衍终究保持了传统中某些根深蒂固的特征，并未彻底完成突厥化过程。因此，直到回鹘时代甚至更晚时期，仍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游牧的粟特人尚未来得及完成旧的民族融合进程（突厥语化），草原上新一轮的民族迁移和融合进程（回鹘语化）已经开始。而远在中亚定居的粟特人却在后来的历史时期里，经历了彻底突厥化的过程，成为中亚突厥语诸族的组成部分⑥。 粟特商人经商贸易的范围，从拜占庭到中国，并控制了中亚到印度河流域的南路。公元3世纪时，他们南下到贵霜境内的大夏（巴克特里亚，Bactria）和犍陀罗（Gandhara）经商⑦，公元4世纪初，粟特开始控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⑧，从5至8世纪，几乎垄断了陆上丝绸的国际贸易。6至7世纪时，粟特人也掌握了从拜占庭和波斯通往欧洲西北部的“毛皮之路”⑨。粟特人外出经商，往往结伙而行，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并有武装自卫，沿途建立聚落，商队首领称“萨宝”（*s'rtp'w），他们把西方的金银、香料、药材、奴婢、牲畜、器皿、首饰运到中国，又把中国的丝绸运到西方⑩。为了打通到拜占庭的丝绸贸易，粟特曾出使波斯请求通商（11）。据中亚史学家塔恩考证，西方人对中国最早的称呼“赛里丝”，在古希腊著作中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30至前87年之间，相当于西汉武帝元光五年至后元二年（12）。而“赛里丝”的字源，英国语言学家亨宁就指出：“赛里丝”（Seres）源于粟特语Srr，意为“宫殿”（13）。它最初是粟特人对西汉都城长安城的称谓，以后因东汉迁都洛阳，又转而指洛阳，再往后则专指丝绸（14）。可见粟特人在最初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中起到了某种中介作用（15）。 粟特语（Sogdian）属印欧语系中古东伊朗语族的语言，主要流行于今撒马尔罕（sm'rknδ）和布哈拉为中心的古代粟特（Sogdiana/sγwδy'n'k）地区。粟特人，中国史书称为“昭武九姓”。“昭武”，大概是粟特贵族称号Jumuk（Jewel）的译音（16），“九姓”主要是指康、安、曹、石、米、何、史、罗、贺氏等，以经商著称。粟特人长期控制着丝绸之路的贸易，几乎在每个交通要冲和重要城镇都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迹。敦煌和吐鲁番是粟特人的两大聚居地，这里曾出土了大量粟特语和回鹘语文献，其总量比粟特人本地发现的还要多得多。最早的粟特语文献是发现于敦煌附近的粟特语古信札，年代大致为公元4世纪（17）。 粟特语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语言，在6世纪后半叶，也成为突厥部族的官方语言。粟特人根据不同的宗教选择使用不同的文字，佛教徒使用源自阿拉美文字母的粟特文，基督徒用叙利亚字母，摩尼教徒使用摩尼文，但后两者也会用粟特文。粟特人对波斯、印度、中国间的文化交流，起重要的中介作用（18）。粟特人把祆教、摩尼教、景教传入中国，合称“三夷教”，在唐代，祆祠获得官方确认和资助，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年终驱傩等汉人习俗，并为人祈雨（19）。 部族名称“回鹘”在《九姓回鹘可汗碑》（Kara Balgasun Inscription）的粟特文铭文中记作：’wyγwr，可读作uiγur（20）；在其他粟特语文献中记作ywγwrc' ny，可读作
（21）。回鹘语是中世纪回鹘人使用的古代突厥语，主要使用的文字系统有两种：突厥鲁尼文（Türk-Runic writing）和从粟特人那里学会了粟特文（Sogdian script）并略加改动创制的回鹘文，这两种文字的文献多属于公元8至14世纪，内容主要涉及历史、公务、宗教、世俗生活等。文献多发现于鄂尔浑-叶尼塞（Orkhon-Yenisei）河流域、吐鲁番、敦煌、塔里木盆地等。“粟特”一名在鄂尔浑突厥文碑铭中记作suγdaq，在回鹘文文献中写作su γdu/sogdu（22）。 二、回鹘语中粟特语借词的特点 英国学者克劳森（Sir Gerard Clauson）曾研究了早期突厥-回鹘语的借词问题。根据克劳森的意见，如果一个早期突厥—回鹘语词无论在其词形还是词义方面都与汉语、吐火罗语、粟特语、其他伊朗语或者梵语中已知的词语相对应的话，那么这个突厥-回鹘语词就可以被视为是从这些语言中借来的词语，除非该词有一个可靠的突厥-回鹘语词源，因为在这个时期，从突厥-回鹘语反向借给其他语言是很难想象的。在早期纯突厥-回鹘语中没有以r-，z-起首的词语，更没有以
-起首的词语。一般而言，如果在粟特语里可以找到对应的词，凡是突厥-回鹘语中有这些词语的出现，就基本可以确定是粟特语借词。在早期突厥-回鹘语里很少有以
-，f-，v-起首的词语，许多这样的词也大体是粟特语借词。另外，早期突厥-回鹘语中的政治官衔称号也大多来自粟特语（23）。 粟特语对回鹘语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借词上。如回鹘语中粟特语借词：
根据突厥语和粟特语的特点，可以归纳出下面一些回鹘语中粟特语借词的规律和特点： （一）含有-
-音的词多为粟特语词汇
（二）回鹘语本身没有以z-起首的词语，部分以z-起首的词可以被看作粟特语借词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其《突厥语大词典》中记录了两个拟声词：zep zep和zak zak，是两种植物的名称，这应该是粟特语借词（Clouson，p.45）。下面是回鹘语中粟特语借词的例子：
（三）含有-z-音的词有时也可以看作粟特语借词 如：az＜Sogd.”z，“贪欲，greed”（SD，p.15）；
（五）以f-/v-音开头的词多为粟特语词汇，或通过粟特语间接借梵语的词语
（六）在早期突厥语里，以
起首的词大概就40个左右，除了明显是翻译佛教文献从梵文借入的词不计算在内，一些以
-起首的词可以被看成粟特语借词
三、从借词看粟特语对回鹘语的深刻影响 （一）在政治和军事上，回鹘人从粟特语借用了大量官职名称 一个部族的官职称谓最能反映其文化来源。中国北方突厥、回鹘等游牧民族的官称有许多相似性和传承性，其政治官职系统的结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官号+官职，如yabγu Qaγan，“叶护可汗”，yab γu是官号，修饰Qaγan，Qaγan是官职（26）。 汉文史书《通典》上写道：“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犹古之单于也；号其妻为可贺敦，亦犹古之阏氏也。其子弟谓之特勤，别部领兵者谓之设，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颉利发，次吐屯，次俟斤。其初，国贵贱官号凡有十等，或以形体，或以老少，或以颜色、须发，或以酒肉，或以兽名。”（《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十三·突厥上》）可见，最初突厥的官制总其贵贱共为十等。《新唐书·突厥传》上也写到“突厥阿史那氏……其别部典兵者曰设，子弟曰特勒，大臣曰叶护，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发、曰吐屯、曰俟斤、曰阎洪达、曰颉利发、曰达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无员限”。（《新唐书》卷二一五卷上《突厥上》）说明突厥官制是不断发展的，突厥帝国建立之后，突厥实行二十八等官制。 我们发现突厥使用的主要官职名称大多借自粟特语。 xaγan/qa γan＜Sogd.*x’γ’n/γ’γ'n，“可汗”；（Clauson，p.49；EDP，p.611，602）。突厥“可汗，Great King”有大小之别。最高元首曰“可汗”（Qaghan），又称“大可汗，Great King”，该词应该来自粟特语或早期波斯语。其相关的词语xan/qan＜Sogd.*x’n，“王，小可汗”，指比可汗级别低的官位称谓（EDP，p.602，611，630），可能也是来自粟特语。突厥文《暾欲谷碑》（Tunyukuk Inscription）第1碑西面第2-3行之“汗”（Qan），当为史籍中之“小可汗，King”。 xatun＜Sogd.x’twn/xwtyn/xwt’ynh/γ’twnh，“皇后，王妃，公主，queen，lady，mistress”（Clauson，p.49；EDP，p.602；SD，p.161，431，440），从其粟特语的多种表达形式看，它无疑是一个粟特语借词。
yab γu/yavγu＜Sogd.*y’βγw（？），汉文音译为“叶护，an old senior official”，负责可汗的行政管理，该词词根可能与粟特语动词y'β-，“巡回，出行”有关（SD，p.443）。叶护是一个古老的高级官职称号，公元前月氏人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它和“设”一样，都由可汗任命。突厥汗国时代，该职位一般由突厥阿史那部族的人担任，它曾是9世纪居住在咸海附近乌古斯部落的最高统治官职（EDP，p.873）。克利亚什托尔内指出，该词根定是与伊兰系语源有关，贝利指出于阗塞语中保存有官号yavuga，比较其动词yam-“率领”（28）。 irkin＜Sogd.*’yrkyn（？），官称，汉文记作：“俟斤”，相当于“部落首领，the chief ofa small tribe”的角色，克劳森解释说：此官衔由部落酋长担任，其职位比“可汗”低，但比
：“匐”职位高（EDP，p.225）。Irkin原为部族首领之称，是“比较弱小部族的首长官称”。由于突厥军政合一的制度以及游牧民族生产的不稳定性，俟斤在统治自己部族的同时，附从可汗及自主的对外征伐是其重要的职能（29）。典兵职能是俟斤重要职能之一。《隋书·铁勒传》：“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拔也古之称“俟斤”，突厥文《阙特勤碑》东面34行也曾言之：UluqIrkin。韩儒林认为，“俟斤”一名非突厥语所固有，大概鲜卑、柔然传授（30），而之前可能来自粟特语。 tegin（复数形式为tegit）＜Sogd.*tygyn（其复数形式tygyt，粟特语复数词尾-t，参见GMS，§1069），其官称汉文记作：“特勤，Tegin，prince”，也是可汗子弟的称呼，常表示“王子”之意，它是一个军政合一的官职，而主要职能在政治之中，军事只是其兼领职能，并不占主要地位（Clauson，pp.48-49；EDP，p.483）。其复数形式也反映了粟特语的特点。
＜Sogd.bγ（其复数形式bγ’n，粟特语复数词尾-’n，参见GMS，§1189），官称，汉文记作“匐”，可译作“君主，臣子，贵族，神，Lord，king，Sir，Excellency”（Hamilton，p.58，226；SD，p.100），哈密顿坚信此词源来自粟特语无疑（Hamilton，p.178）。格舍维奇（Ilya Gershevitch）指出：βγ“阁下，神”，一般与前一个同位语词结合使用，出现于一个同位语后，如：xwrmzt’βγ，“奥尔穆兹德神”，这里的主格βγ用作尊称或祈祷，而不用于呼格形式的βγ’（GMS，§499，§1176）。此官称在伊朗语和突厥语民族中被广泛使用，其词源为粟特语确信无疑（31）。 elteber＜Sogd.*’ltbr（？），官称，汉文记作：“颉利发，tribalruler”，关于该头衔，克劳森解释说：一个服从上级的统治者的部落头领，缪勒（F.W.K.Müller）认为，这个词无疑是一个借词（EDP，p.134）。在突厥语碑文中，该词与其他官号组合成不同的官职称谓，如：Az elteber，Karluq elteber，Uγgur elteber，Toyγan elteber等（EDP，p.134）。“颉利发”应具有与“俟斤”相似的职能。林显恩的说法是：“比较有力的别部首长官称。”其定义与俟斤相似，都为别部首长（32）。
（二）粟特人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上对回鹘也有较大的影响 粟特人在商业、货币、城市、园林、酿酒、纸张等方面都对回鹘产生过影响并输入了不少借词。 satir/zatir＜Sogd.*styr，货币单位和重量单位，“两，an unit of coin”（33），哈密顿认为该词直接借自粟特语，而粟特语又借自希腊语statir（Hamilton，p.179），该词最初可能是指一种古代希腊的金银币（SD，p.363）； batman＜Sogd.ptm'n，表示重量单位，a unit of weight（EDP，p.305-306；Gabain，p.311）；
suburγan＜Sogd.zmrγ’n，“坟地，cemetery”（Gabain，p.339），粟特语的m音借入回鹘语时变为b音是一个特点。 （三）从借词看粟特人在宗教文化上对回鹘语的影响 从粟特文《布古特碑》（Bugut Inscription，大约立于580年）可知，布民可汗是佛教的赞助者，其子木杆（mwγ'n）信奉佛教并赞美佛教，木杆之子佗钵（'sp'r，即taspar）可汗是虔诚的佛教徒（41）。回鹘曾是突厥联盟的部落成员，自然受到突厥佛教的影响。用粟特语写成的几乎所有的佛教文献都是在吐鲁番和敦煌发现的，多属于6-8世纪，甚至还有晚到9-10世纪的写本。隋唐之际（581-906年），粟特人沿着七河（Semirechie or Yeti-su）流域、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不断地向东迁徙，粟特人聚落的居民和佛教发生了密切关系。从粟特佛典可知，粟特语佛经都是从汉文译成粟特语的（42）。后来，粟特佛教也成为回鹘佛教的来源之一（43）。 1.回鹘佛教文献中的粟特语借词
2.回鹘语中的摩尼教借词 从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献可知，有很长一段时间回鹘曾信仰过摩尼教而且十分兴盛。在吐鲁番就发现有上千件用回鹘文和摩尼文所写摩尼教文献。回鹘摩尼教受到粟特人深刻影响，几乎所有回鹘语摩尼教基础术语都直接或间接借自粟特语（46），如：
粟特历法七曜之名也随着摩尼教一同传入回鹘。粟特历法的“七曜”指日、月、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合为一个周期。“七曜”也代表一个星期的七日，月神主管星期一，所以星期一称“月曜日”；火神主管星期二，即称“火曜日”；水神主管星期三，即称“水曜日”；木神主管星期四，即称“木曜日”；金神主管星期五，即称“金曜日”；土神主管星期六，即称“土曜日”；太阳神主管星期日，即称“日曜日”。粟特占星学影响中国和回鹘甚久。粟特七曜之名，于8世纪时传入中国，主要为摩尼教徒所习用。吐鲁番曾发现回鹘历法用粟特语行星之名，以七曜之事相合。下面是七曜之粟特语词（47）：
3.回鹘语中的祆教和景教借词
APAW Abhandlungen der Preuβischen Akadeder Wissenschaften,Phi.-hist.Klasse; Bazin Les systemes chronologiques dans le mond Turc ancient,par Louis Bazin,en Chine,par Geng Shen,Beijing,Zhonghua Press,1998; 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London: Clauson The Foreign Elements in Early Turkish,by Sir Gerard Clauson,Research on Altaic Languages,Budapest,1975; EDP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by Sir Gerard Clauson,Oxford 1972;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by A.von Gabain,Chinese version,translated by Geng Shimin,Inner Mongolian Education Press，2004（冯·加班：《古代突厥语语法》，耿世民汉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GMS A Grammar of Manichaean Sogdian,by Ilya Gershevitch,Oxford,1961;
Harmatt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Vol.Ⅱ,by J.Harmatta,Chinese edition,translated by Xu Wenkan and Rui Chuanming（《中亚文明史》第2卷，徐文堪、芮传明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353页）；
Litvinsky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Vol.Ⅲ,by B.A.Litvinsky,Chinese edition,translated by Ma Xiaohe（《中亚文明史》第3卷，马小鹤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
Per.Persian: SD Sogdian Dictionary,by B.Gharib,Tehran,1995. Skt.Sanskrit: Shogaito Uighur Manuscripts in St.Petersburg Chinese texts in Uighur script and Buddhist Uighur texts,by Masahiro Shogaito,Kyoto University 2003; Sogd.Sogdian; Sogdiens Les Sogdiens enChine:Nouvelles recherches historiques,archéologiaues et philologiques,version chinoise,ed.par Rong Xinjiang,Hua Lan et Zhang Zhiqing,Zhonghua Press（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法国汉学，第十辑）《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 Zieme
Texte,by Peter Ziemr,Berlin 1975。 ①E.G.Pulleyblank: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T'ong Pao,vol.41,1952,pp.317-356. ②铃木俊：《アヅア历史事典》，第一卷“安禄山”项，东京：平凡社1959年版，第150页。 ③森部丰：《ソグド人の东方活动と东ユ一テツア世界の历史的展开》，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10年，p.910，183-186。 ④Moriyasu Takao:Japanes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gdians along the Silk Road,Maily from Sogdiana to China,Acta Asiatica,No.94,2008,pp.13-14. ⑤
de la Vaissière:Sogdian Taders:A History,translated by James Ward,Leiden; Boston; Brill 2005,pp.199-225. ⑥彭建英：《东突厥汗国属部的突厥化：以粟特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4-15页。 ⑦Y.Harmatta: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Certral Asia,Vol.Ⅱ,Chinese edition,translated by Xu Wenkan and Rui Chuanming，《中亚文明史》第2卷，徐文堪、芮传明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353页；B.A.Litvinsky: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Vol.Ⅲ,Chinese edition,translated by Ma Xiaohe，《中亚文明史》第3卷，马小鹤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6，200页。 ⑧荣新江：《华戎交汇：敦煌民族与中西交通》，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7，85页。 ⑨Litvinsky，p.200. ⑩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8-109页。 （11）Litvinsky，p.12. （12）W.W.Tam:The C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Cambridge,1951,p.118. （13）W.B.Henning: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BSOAS,vol.Ⅶ,London,1948,p.601. （14）林梅村：《汉唐丝绸之路上的洛阳》，《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66页。 （15）陈海涛：《唐代之前民间中亚粟特人的人华》，《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第120-122页。 （16）魏义天（
de la Vaissière）：《粟特柘羯军在中国》，in：Sogdiens，pp.235-240。 （17）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粟特文古信札新刊本的进展》，in：Sogdiens，pp.72-87。 （18）牛汝极：《文化的绿洲：丝路语言与西域文明》，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0页。 （19）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20页；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收入其《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5-6页。 （20）Yoshida Yutaka:On the Sogdian version of the Kara Balgasun inscription,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Western and Southern Asiatic Studies,Kyoto University,XXVIII,p.32.
（22）Hamilton,pp.125-127. （23）Clauson,pp.43-49。 （24）W.B.Henning:"A Sogdian Fragment of the Manichaean Cosmogony",BSOAS,1948,pp.312-313,317; Ma Xiaohe:Manichaean Studies and Anxient Western Region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马小鹤：《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25）E.G.Pulleyblank: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Tong Pao,vol.41,1952,p.333；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8-39页；韩森（Valerie Hansen）：《丝绸之路贸易对吐鲁番地方社会的影响：公元500-800年》，in:Sogdiens，pp.113-140。 （26）Luo Xin:Studies on the Titulary of Medieval Inner Asian Peoples，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9，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118页。 （27）克利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李佩娟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 （28）H.W.Bailey:Language of the Saka,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Bd.Ⅳ,Leiden,1958,p.136;克利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李佩娟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版，第114页。 （29）（32）林恩显：《突厥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8页。 （30）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蒙元史与内陆亚洲史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 （31）Louis Bazin:Pre-Islamic Turkic Borrowings in Upper Asia:Some Crucial Semantic Field,in:Diogenes,vol.XLI（1995）,pp.35-44. （33）佛朗索瓦·蒂埃里（Francois Thierry）：《论中国及粟特对突厥社会货币的影响》（公元6-9世纪），in：Sogdiens，pp.241-258。 （34）W.Radloff:
Pusar,St.Peterburg,1911,p.37；羽田亨：《回鹘文法华经普门品の断片》，《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册，言语·宗教篇），京都，同朋舍1957年版，第144-146页；A.E.Dien:"The Sa-pao Problem Re-examined",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82-83,1962,pp.335-346；吉田丰（Yoshida Yutaka）：《西安新出史君墓志的粟特文部分考释》，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法国汉学，第十辑）《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6-42页；荣新江：《萨保与萨薄：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队首领》，in:Sogdiens，pp.49-67。 （35）W.B.Henning:"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BSOAS,1948,p.607. （36）吉田丰：《ソグド语杂录（Ⅱ）》，《オリエント》第31卷，第2号，1989年版，第168-171页。 （37）荣新江：《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38）Litvinsky,p.199,203. （39）Litvinsky,p.6,196,201. （40）参见陈宗振等编：《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429页。 （41）Louis Bazain:Turcs et Sogdiens:Les enseignements de l'inscription de Bugut（Mongilie）,Louis Bazain:Les Turcs:des mots,dea Hommes,Budapest,1994,pp.12-18. （42）张广达：《粟特人在佛经翻译中的作用》，载张广达文集《文本、图像与文化交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294页。 （43）牛汝极：《回鹘佛教文献》（Uighur Buddhist Texts），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44）（45）谢尔巴克（A.M.Sherbak）：《十至十三世纪新疆突厥语文献语言语法概要》（Grammar of Turkic Languages of Western Regions in XXIII Century），李经纬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4、46页。 （46）Peter Zieme:
Texte,Berlin,1975. （47）伯希和、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冯承钧译，冯承钧译著集：《中国之旅行家/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7-50页。 （48）E.Benveniste:Textes Sogdiens（Mission Pelliot III）,Paris,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1940,3.123 n,p.195; Sir Harold Bailey:BSOAS,15,533. （49）牛汝极：《阿尔泰文明与人文西域》，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
（51）G.Doerfer,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Volume 1: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Wiesbaden:Franz Steiner,1963,pp.286-289. （52）EDP,p.883. （53）David A.Utz:Adam Molnar,Weather-Magic in Inner Asia.In:Victor H.Mair（ed.）,Sino-Platonic Papers,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a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Number 70,February 1996,pp.11-12; Gunnar Jarring:Matters of Ethnological Interest in Swedish Missionary Reports from Southern Sinkiang,Berlin and Lund:CWK Gleerup,1997,pp.13-14; Ilhan
:"Yada A Rain-producing Stone and the Yada Cult among the Turks",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Vol.XVI（1982）,no.1,pp.159-168; S.E.Malov,"Shaman's Stone Yada of the Turks of West China",Sovetskaia ethnografia,I（1947）,pp.151-160; F.Grenard,Le Turkestan et Tibet:Etude ethnographique et sociologique,Paris,1898,p.257. （54）GMS,§1331-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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