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和魏晋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魏晋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学到了魏晋时代，已具有富厚的沉淀和多重范式，《诗经》、汉赋、汉乐府、古诗十九首等竞为辉煌，对魏晋文学的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楚辞对魏晋文学的架构也起过无法替省的特殊的作用。
（一）楚辞和建安风骨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多气也。”从文和质方面指出了建安诗歌特定的文化背景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因此，产生了慷慨任忘，悲愤苍凉，志深笔长的建安风骨。刘勰在这里没有言及建安的英雄豪杰们怀着忧患济世的人生理想，秉承赋诗言志的文化传统，挟楚风汉韵的强劲张力的客观事实，但事实上是存在的。首先，在建安文人集团的领袖人物三曹身上就有明显的表现。曹操的故里亳州原是楚地，那里有着浓烈的楚文化氛围。面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黑暗现实，他表现出“念之断人肠”的沉重心情和不断出现的忧从中来的苦闷以及忧思难忘的顽强意志，皆切骚人之情。曹操虽然没有屈原那样媒路不通，逐于山泽，彷徨无依的生活体验，但他救民水火的自我意识和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皆得骚人之心。悲风萧树的苦心情结，托沧海、山丘古林言志的寄托比兴手法，虎豹当路，熊罴咆吟的凄森视野，神龟腾蛇，英烈迟暮，养生以礼的心灵精神化合的物我空间结构的形成，皆似骚人本色。三曹当中，受楚辞影响较大的是曹植和曹丕。曹植虽贵为王公，但早期争权夺利的斗争失败和后期被曹丕的打击使他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表象上看从游侠走向游仙，但实质上是踏上了骚辞之路。他的《杂诗》说：“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诗歌用屈原创设的佳人为描摹对象，乃蛾眉时装。题杂以名可见他所处的环境和心情是多么复杂。潇湘洞庭，风光优美，还是古今断肠处，屈原赋诗泄愤之地。曹植落到落魄地步，完全是建安骚人，那么他效用迸发骚辞也就显得十分自然了。曹丕和他是兄弟，还是君臣关系，用世的建安精神的张扬变化为曲折的忧愤意绪，托物言志，设象抒情，年命之叹。没有壬侯傲横和汉大赋的宏夸，从表象、认识论和精神本体皆得楚辞风韵。又他的《杂诗》说：
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面对志向难以实现，国忧萦心的现实，诗人和《离骚》、《远游》表现出同样的心态：让仆夫早驾，出游远方。屈原的《远游》是被谗放流，因此远离建功立业的主战场——朝廷，带着无可奈何的伤痛、被无情剥夺的志向，向天道发问，求东皇，追西皇，形容枯槁，徘徊山泽，无力回天而抽泣呐喊。曹植的远游是不愿闲居，赴国用武，他看到的是江介悲风，淮泗急流，他要济世方舟，驰骋万里，所以明显多了慷慨之气。慷慨之气是建安人特有的情操和美学律动。由此可见，建安风骨在托物言志，悲天悯人，忧患时局，建功立业方面皆与楚辞有些相似，但对现实的主动勇敢的作用上更显得慷慨激荡和集体精神。建安风骨不是楚辞的模仿作品或形象复制，它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对时代和楚辞等历史文化的重新编织架构表现出来的美学风格和精神风貌。《赠白马王彪》是曹植的名作，在这首诗中，命意结构都深受楚辞的影响。诗写曹植和曹彪在回国途中被迫分手的悲愤情绪，心情非常沉痛。在开头的序中，他明确表示是“愤而成篇”，发愤抒情正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在诗中，诗人表现的对京师的眷恋，顾念之情，和《离骚》、《哀郢》的设境造语皆比较近似。对党人时俗的挑拨，造成君臣仇恨，兄弟分离和屈原的表现完全相近，明显看到楚骚的影响。他对景物的描写，“感物伤我怀，抚心常太息”的悲鸣，就像魏晋文士正在吟唱楚辞。忧思成疾，又与屈原的身世十分相同。挥泪上路，虚无求仙，表现的完全是骚人之情。他一再申诉，反复求情，不愿离居，这种顽强的精神和反复咏叹的形式正是骚人之路。他的《美女篇》就是魏晋的《思美人》。佳人、媒氏之喻，设语造境与楚辞如出一辙。他的《洛神赋》就是《招魂》、《神女赋》的重生。无疑，曹植深受楚辞的影响。楚辞对建安风骨的形成提供了强劲的太阳风和精神物质材料。据分别选择曹氏父子的诗、赋各两篇统计，它们的语辞的出处往往来自楚辞。比起《诗经》、《楚辞》、《汉赋》、《古诗》来，曹丕和曹植的作品受《诗经》的影响比楚辞还要小一些。曹丕贵为封建帝王，受楚辞影响如此，那么，建安风骨与楚辞的关系就不言而喻了。
（二）楚辞和魏晋文学的哲理
由于受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屈原的作品中充满着对宇宙自然和人生之美的感叹，成为屈原美感论的重要内容。《离骚》中的览四极，观四荒，《哀郢》中的流观，《远游》中的经营四荒，周流六漠，《惜誓》中的登苍天高举，历众山日远，观江河之行曲，以及《天问》中的天地、人类社会的发问，都不是一般的观看，观察，反问，而是包含着明显的审美和欣赏的意义在内，表现了作者对宇宙和大自然的好奇，探索和欣赏，从精神上愉悦，从理志上追寻，具有审美鉴赏意义。同时，屈原对宇宙自然之美的欣赏又和他对人生的自由永恒的追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屈原时代，丑陋现象十分严重，他的作品常常表现出对人世的污浊、黑暗、痛苦的越逾和对人生的解脱、自由和永恒存在的追求。他在《涉江》中说：“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争光”比吸露英以通天地表现了更高的层次。这种追求脱离黑暗，与天地宇宙同其自由永恒的境界，对于美政的渴求，既是哲学的，伦理的，也是美学的。
魏晋文学继承了屈原为首的楚国文人集团的美学传统，文学和哲学的结合在玄言、探索的旗帜下表现很为突出，比较典型的是阮籍。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二首，是他平生诗作的总题，内容大多写自己对现状的不满和无法解脱的苦闷，心情非常激愤。他在表现手法上大量地借鉴了楚辞的传统，以香草美人比喻，题旨隐晦曲折，他虽然不像李白那样自称“我本楚狂人”，但“三楚多秀士”，“涕不谁能禁”，歌咏楚国的史事，赞美三楚哲人也可算是与楚春心相通的一位高人。在痛哭沉痛之中，阮籍不原像屈原那样明白地呼天抢天，但深刻的思考和冷静的议论，深层中表现出来的感情焦灼则完全一致。《咏怀诗》首篇说：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惟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这首夜思的咏怀诗表现出什么样的情怀呢？与楚辞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先看看《九章》中屈原的忧思表现。《惜诵》云：“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抽思》云：“曼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又《远游》云：“独郁结其谁语！夜耿耿而不寐兮。”诗人哀世道之污浊，无处哭秋风，彻夜难眠；望着不志之青山，无尽之流水，想到宇宙无限，人生苦短不禁悲从中来，万分焦灼。与屈原的直抒相反，阮籍使用了隐晦的手法，说明世道更加险恶。无论是弹琴鉴月，还是清风吹襟，心中都充满了怒火，借外物以调整抒发。自比孤鸿，悲号野外，正是屈原孤子忧国的写照。徘徊所见，正表现了他忧时忧世的宇宙意识。如宇宙意识的表现，他的历史意识的表现也是用隐晦的手法。如《咏怀》二十云：
杨朱泣岐路，墨子悲染丝。揖让长别离，飘飖难与期。岂徒燕婉情，存亡诚有之。萧索人所悲，祸衅不可辞。赵女媚中山，谦柔愈见欺。嗟嗟途上士，何用自保持？
其岐路存亡之悲，人生行路之叹皆为忧生之嗟。李善在《文选》注中称其旨“百代之下难以情测。”理解这首诗的关键是在用典上。屈原和宋玉的作品中都用过飘飖一词、阮籍的作品重用绝非偶然。飘飖最早见于《诗、鸱鸮》。《诗序》云：“《鸱鸮》，周公救乱世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这一说法还见于《尚书·金滕》。周公指何人？屈原与阮籍不会同指。曹操自比周公，见《短歌行》，但他干的不是周公事，而担任了周文王的角色，此典实为反用。历史上的故事发生往往会惊人的相似。路人皆知的司马照再次扮演周公的角色，让曹奂禅让。阮籍在其中担任了起草《为郑冲劝晋王戕》的工作，因此他对这些政治阴谋十分了解，悲愤郁结，欲哭无端，自然是怒火中烧，耿耿难寐。面对古往今来统治者一幕幕争夺的丑剧，阮籍似乎更加羡慕起伏清流以死直的屈原。这些纵横万里九天，古往今来的宇宙哲理及其思考，明显地可以看出楚辞的影响。在游仙作品中，阮籍才公开地使用楚辞的形态，直接议论。《咏怀》诗云：
昔有神仙者，羡门及松乔。嗡习九阳间，升遐叽云霄。人生乐长久，百年自言辽！白日殒隅谷，一夕不再朝。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
屈原《远游》说：“吾将从王乔而娱戏！餐六气而饮沅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清气入而粗气除。顺凯风以从游兮，至南巢而壹息。”阮籍所表现的神仙正是指屈原，他对屈原羽化登仙，保神明之清澄表现了敬重和向往之情，反映了他对现实痛恨和无法合作的态度。阮籍就是这样，曲折地接受和重现了楚辞的文化意蕴，表达了他对人生社会的哲学的历史的思考，沿着阮籍而下，玄言诗论道谈理，缺少诗骚之旨趣，因此如钟嵘批评：“淡乎寡味”，“平实似道德论。”
（三）楚辞和魏晋文学的自我意识
在《诗经》时代，诗以言志道，志道往往具有群集性，著名的作家鲜见文字。到了屈原时代，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屈原是一个热烈的美的追求者和探求者，他主张崇高，真善，美政，内美，反对污浊、从俗、低下，丑恶，在众多的作品中塑造了一个独好修以为常，九死未悔的，一贯正确的自我。他主张的内美，善、芳、姱、修等美都是表现了他理想的人格美。屈原追求和欣赏的这种内在的人格美不是虚无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丰富的社会内容。它包括爱国爱民，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奋进不息等美好品德和进取精神。也包括忠贞极
的贤臣品格。但他的忠君，不是愚忠盲目顺从，而是把富国强民的美政思想寄托在君主身上。这虽然有文化传统的历史局限，但从君国关系和主观愿望看，仍具有积极意义。屈原的爱国主义，坚持真理，立志高洁的人格美的自我对后代人们的心理和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魏晋时代地分南北，国家处在分裂与动乱之中。因此，主张三纲五常，愚忠顺受的儒家思想失去了统治地位。《晋书·向秀传》说：“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文心雕龙·论说篇》说，“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孙盛《晋阳秋》亦云：“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虽然说儒学见鄙，但玄学脱不了儒学的圈子，只是儒学的异化，倾向于从道和理趣。就是曹氏、司马氏父子也忘不了蒙上儒学的面纱。直到竹林七贤才彻底地摆脱儒教的束缚，遁入山林，回归自然，表现出群体的自我与个体的自我。虽然现实就像沉重的罗网，但挡不住他们的自我心灵。大诗人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愿侍奉权贵，意辞官归田，把猛志固常在化作赏菊见南山。曹植的《野田黄雀行》，何晏的拟古，嵇康的《双鸾诗》，阮籍的《咏怀》等等自称飞鸟，要冲破罗网，都反映了人性的复苏和追求自我的愿望，伴随着我的追求，不量的拟古之作纷纷问世，表现了诗人崇古，追求自然和完美的人格的自我要求。每当他们忧思万端，不得不发之时，诗人们便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屈原，唱起了楚歌。阮籍《大人先生传》说：
今吾乃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嵇康的《琴赋》也情不自禁地弹起来：
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为好仇。餐沅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
这种朝餐阳谷，夕饮西海的生活方式，变化迁易齐物游天的人生轨迹都表现了屈原及其作品同样的思想和自我形象。像这种直接沿着楚辞道路前进的作品在魏晋时代并不少见。有些虽然是不直接表现，但屈原精神明显存在于中，如嵇康与司马氏的斗争，曹植的对南楚的赞美和向往，阮籍的岐路痛哭，左思的笔战豪门，等等，都与楚辞有着血肉联系。有些间接的表现，虽不明显，但也是客观事实。《诗品》在谈到李陵说，源出于楚辞，言及王粲时又称，其源出于李陵，则其源头仍在楚辞。王粲的《七哀诗》其二中的飞鸟猿猴日暮气象，独夜不眠，摄衣抚琴的丝桐之心，羁旅途上的悲思，都可以看出楚辞的遗韵风采。
当然，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独自的特定心理条件下的产物，不可能完全相同和复制，各自的自我意识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例如阮籍和屈原就有着明显的不同。阮籍逃避宦海，蔑视权贵，把恋国爱民之情怀化作放荡的自我嘲弄，更注重心理的表现，而屈原是坚强不息地与党人进行斗争，反复申求、通媒，甚至要求尸，虽然要从彭咸所居，泛舟五湖，但还是没有做到，自我解脱与意识似乎比阮籍还要逊一等。换言之，屈原未能离开红尘，而阮籍陶渊明却看破了红尘，过着心远地自偏的矛盾生活。
（四）楚辞和魏晋的赋
赋的写法是楚辞的基本特色，也是中国文学的主要表现方式，不仅汉代的赋沿楚辞而下，就是魏晋的赋也深得楚辞的熏陶。我们不妨据曹植的《洛神赋》与王粲的《登楼赋》作一般的定量分析，那么彼此的关系就很清楚了。
《洛神赋》和宋玉《美女赋》的关系在《洛神赋》的序言中已有明确的说明：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由此可见，《洛神赋》犹如《吊屈原赋》是我与境的相同，古与古的主体建设的古今相感才出现意义的产生方式。从精神本体上无疑具有一脉相承关系。在《神女赋》中，宋玉祖屈原辞令，塑造了美丽多情的巫山神女，反映了人神相通的愿望，同时也写出了怀王与顷襄王与神女相通过程的高下之别，表现了宋玉对顷襄王的讽之情。《洛神赋》采用了《神女赋》的虚构方式，不仅在时间黄初三年上以假充真，在主要情节上也是文学的创造。当时曹植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界，政治上处于极端危险之中，他自称转蓬，神志恍惚，希望和失望，理想与现实的无法调和，使他无奈之中运用人神相合的母题表达了他和屈原宋玉一样“长寄心于君王”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恪神赋》是书和生命之赋。有的书上说他像贾宝玉，乃“贾氏窥帘”，还有的以为他对“姿貌绝伦”的嫂子“好梦未圆”的惆怨，未免不得要领。
洛神宓妃的名字，已见于屈原的《离骚》云：“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相传为伏羲氏之女，溺死洛水，故言洛神。屈原求宓妃所在表明他要投水，但他又和宓妃结言，二人日康娱以淫宓。结果，这位屈原并无好感的北方女神“信美而无礼”，动辄求他，与后羿、穷石都发生关系，是位人皆可夫的荡荡尤物。就是到了唐代传奇里，这位女神也还是不太规矩，是位可泄可浪，永不疲劳的妖女。屈原写宓妃，意在攻击君王的反复无常，宋玉写她与楚怀壬父子同床，也是把她看作一位观音试众僧色的淫妇。但在曹植笔下，宓妃是一位习礼而明诗，有情有意，可佩可敬的完美形象。那么这位君王便是魏君无疑。由此可见，曹植的《洛神赋》虽感《神女赋》、祖屈原之为文，但还有着自己的内涵。
从语言形态、结构上，《洛神赋》更多地延袭了《神女赋》的写法。《洛神赋》说：“日既然西倾，车殆马烦，流眄乎洛川。君王所见，无乃是乎？其状若何？”《神女赋》说：“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怠而昼寝。朝云始出，其状何也。其如是矣。”《洛神赋》说：“远而望之，迫而察之。”《神女赋》曰：“其始来也，少进也。”《洛神赋》曰：“仿佛兮若轻云之弊日，皎若太阳升朝霞。”《神女赋》曰：“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皎若明月舒其光。”《洛神赋》曰：“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纤得度。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骨像应图。明眸善睐，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若流风之回雪。余悦其淑美兮，解玉佩以要之。”《神女赋》云：“忽兮改容，宛若游龙。被不短，纤不长。沐兰泽，含桂芳。骨法多奇，应君之相。眸子炯其精朗兮。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若流波之将澜。志解泰而休闲，既姽婳而幽静兮。摇佩饰，鸣玉鸾，整衣服，敛容颜。”《洛神赋》曰：“恨人神之异道，哀一逝而异乡。”《神女赋》说“欢情未接，将辞而去。”
由上面的抽样排列我们已经看出，《洛神赋》大致从《神女赋》脱胎而来。它虽然采用汉赋常用的问答形式，排比罗列的建构手法，但在题材上一改汉赋写国事形胜，荒乐足以亡国的美刺式教条，而直接从先秦抒情赋那里直引泉源，抒发忧心离情。完成了汉大赋向六朝抒情小赋的转化，成为可与汉大赋齐名的六朝抒情小赋的代表和汉大赋转变为六朝山赋的桥梁，在审美创造上具有重要贡献。与宋玉屈原的作品一样，神女遇合及其态度、行为体现了时代的政治风云。曹植的失败，主要他的天真，未能得到君王的欢心，而与曹丕争夺皇权的时候在关键时刻稀里糊涂，失去机会。所以，当他看到宓妃神祉，想起宋玉笔下的顷襄王稀里糊涂与神女相通，便忍俊不住写下了这篇赋，它在语言、取境、结构上都相似于《神女赋》。
《洛神赋》还有着独特的美学贡献。他对神女形象的塑造，是我国古代神美的空前创造。在《诗经》中，《硕人》篇描述的庄姜，已是美丽动人的形象，因此后人呼她为硕人，还衍化为青春偶像孟姜女。他的皮肤、颈、齿、额、眉、容、眼、颜都是美丽的音符，编织的是贵族少女的美丽。但这只是写实作品，严格的说还不是审美创造。《楚辞》中虽大量提到神女的名字，但仙气不足，也比较简单，不足白描。《大招》中描写的美女不过是：“朱唇皓齿，嫭以妗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丰肉微骨，调以娱直。”“姱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则秀雅，嫭朱颜直。”“滂心绰态，姣丽施只。小颈秀腰，若鲜卑只。”直到宋玉才完成了神女形象的塑造，但具体的美的表现不过是“若姬扬袂”十余字，说明她如姬之美，姿态潇洒而已。汉代的一些赋，如司马相如的《美女赋》，也不过说：“云发丰艳，蛾眉皓齿，颜盛色茂”，比较简单抽象，所谓“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极难感受其形象。
《洛神赋》由睹一丽人，穷其美态，爱慕其美，难逾礼制，空怀情愫六块组成，其中丽人之美与丽人之情为两个核心。对丽之美，作者是从全方位和四维空间来表现的，具有独特的个性，不像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把宓妃与青琴放在一起说，似乎凡是神女，模样都应该差不多。曹植笔下的神女宓妃自然端庄、十分艳绝，风流容芳，不仅心愉于侧，而且心往长留，指渊为期，托波达意，解佩为约，只因人神殊道，未能称心。其情节如戏如诗，惊美爱慕，两情相通，长恨而别节奏结构清晰完整，是六朝美学思想和审美理想的结晶，典范作品。它包括心理美、音乐美、形态美、动态美、色彩美、情韵美等等。从传统文化看，以洛水神女为表现对象，深层意识上是农业民族在干旱面前对水的渴求的女性与生殖崇拜的潜性发挥和时代异化。从心理上说，也是曹植对曹操及其生母未过断乳心理的延续表现。因此《洛神赋》是楚辞的，历史的，文化的美学的，更是曹植的。
王粲是东汉贵族子弟，动乱之际前往荆州投靠刘表，失意之际，对久留客地，才能不得施展而产生的思乡情绪，在登楼以后，不可遏止地喷射出来。开篇即写道：“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我们知道《离骚》结尾的句子与此十分相似：“聊假日以销乐。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多么相似的美学声音，异代而同曲。“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这是屈原呢？还是王粲呢？“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这种人生的感叹，时光的追思，忧情之漫漫，抒发的正是骚人之情。“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这种焦灼与无奈，正是“冀王道之一平兮”不能实现的表现。王粲的《登楼赋》人称魏晋之赋首，实际上不过是魏晋之楚奏。从赋的写作看，楚辞的影响更加明显，有些地方甚至给人以类同的感觉。像《江淹》的《别赋》、庾信的《哀江南赋》取题都毫无选择地从楚辞中拿来，楚辞的文学影响一般可见，至于人格心理的影响，至少应在伯仲之间。
（五）楚辞和魏晋小说
屈原不是一位文学理论家，但他的作品中不断地流露出他的美学思想和文学主张。他的内美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的主体性，在八美之中，他认为人的品格，是美中最主要的部分，因此他在《离骚》中首先强调自我的“纷吾有其内美兮。”其次，就是怨怒，即愤怒出诗人，不平则鸣。司马迁在《屈原传》中也明确指出，屈原之作《离骚》，盖怨自生也。屈原在作品中也反复提到，怨灵修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他还怨天道，怨楚民，怨南蛮，怨小人，迁怒草木山川，总之他一身火气，诗乃因怨而作。不过他的怨不同于儒家的兴观群怨，温柔敦厚。儒家的怨而不怒，但屈原的情感炽热强烈，怒而拍案，所以他的怨怒观才真正抓住了文学的本质，儒家的怨只能叫人唯命是从，冷开水，而不会产生激荡人心的山河之气，慷慨苍凉的旋风。屈原的怨意味着述志，批判和控诉，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和战斗性。感到刺世，济世补国，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品格素质，也是骚人之意。还有，屈原在作品中注意形象的塑造和表现，通过独白、对比、典故、神话、传说、历史、现实等完成交响乐章，有人有神，形象飞动，充满激情和力量。并且主次分明，朕、予、我、美人、美女、佳人、众女、下女主次清楚，严密系统，创造出有很大容量的各具特色的群体形象。另外，由于时代的黑暗，屈原作品中的情主要还是愤情，忧患意识，在亲情方面则“不问苍生问鬼神”，所以总的来说他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情感。最后，屈原的作品中已注意到结构、情节的组合与变化。尚需补充的是，屈原的著作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娱乐和娱哀。他要聊假日以娱乐，又要舒忧娱哀，比诗道之说更加了文学的娱乐致哀的审美功能。既有自娱也有他娱，同时指出这种娱乐必须有一定的节制，而不能任意放纵，从而把娱乐赋予社会功能，论证了文艺审美的辩证关系。屈原的美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对魏晋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意义。魏晋小说与楚辞的关系可以简略地归纳在以下几个方面。
1、崇尚真善美的人格
魏晋乃至六朝的志怪小说，与当时追求的名士风度的人格美相关，但更有明显的区别，着重于高尚美好的言行品格和具有伦理意义的道德品德建设。志怪小说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赞赏重情义，孝亲友，忠君国，正直勇，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的行为；质朴、谦虚、机智、勤劳、善良、仁慈的品性。这些神怪鬼妖皆是人格美的具体化与投影。干宝的《搜神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如“李寄斩蛇”，从善弃恶，造福乡里，勇敢智慧及其牺牲精神与因果报应，具有教化作用，虽无李贺“欲雕小说干天官”那样的政治职能，但明显具有警世喻人作用，实现“以神道设教”的功利价值。志怪中的人格美是普遍的，形式多样的，如董永的义得善报，聪明机智的《张华算卦》，忠诚侠义的《王子珍》，富有同情心的《白水素女》，忠于爱情的《河间郡男女》，尊老爱幼的《五兄弟》等等皆从真善美的角度大加颂扬，而对假丑恶则大加鞭笞，令其食恶自报。这种种形态既符合各种思潮、教义的要求，也可以满足各种人的口味。这种扬善斥恶的人格美与屈原所追求的人格美完全一致，更加形象和丰富。
2、追求人性的真善美
人性指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物性，在屈原的作品中已经注意到人性的表现，忠心不改，“受命不迁”（《桔颂》）。六朝魏晋小说，在各种宗教和楚辞的影响下，对生命、人生的探索之中，将人性纳入自己的审美观照之中，表现为对人性的赞赏追求，对人的本质特征的描绘。小说把人作为主体，把鬼怪妖仙也当作人来表现，获得美的价值。人性美在志怪中表现为，鬼神精怪向往人间的美好生活，关注人间的性情，留恋人类至真至善的精神境界。为此目的，仙女下凡人间为凡妇，死鬼复出与人通，精怪化人求人生，具有人性，人的善恶，特别是人类的爱情，在这类题材中占有一半以上的比例，也写得别具特色，极有魅力。最著名的如《韩凭妻》、《卖胡粉女子》、《韩重与紫玉》等。这些神怪为情而活，赖情以生，为情而死，生死相恋，追求不息，追求着美好的爱情生活，蕴含着丰厚的人情美。如《异林、钟》中的女鬼，明知生命在即，依然痴情不预，以至为刀斧所伤。各种动物如猪、鱼、狐、鸟等亦纷纷化作人形去追求美好的人生爱情，有的以美的结局完成，而有的却是难成同心的悲剧美。这种人性的表现中更多地表现为精神的满足追求，《孟子》曰色食皆为人的本性，小说中极少重视食一类的物质满足，明显带有娱乐功能和追求崇高的人性美倾向。这种种审美的理想实际上也由《九歌》脱胎而来。另外，母爱、亲爱也是志怪中表现的重要内容，至于志人小说更是如此，不必多复。
3.表现人类的主体性和滑稽美
理性与智慧结合而产生的幽默恢谐成为志怪小说特有的审美形态。志怪的创改者以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发掘出系列可笑反常的现象，用夸张的手法，戏谑、调侃、嘲弄、讽刺，在戏闹中揭示生活的真缔，给人以滑稽美。从唐代的小说表现看，志怪小说主要还是记录、搜集和整理而成，极少是作家的独立创作，所以屈原的作品不少应是这些神话故事的最早蓝本。这种风气在创作意识强烈，虚构之崇尚的时代依然流行，如聊斋便是这种传统的产物。文艺和生活的关系则是这种现象的理论总结和提升。志怪小说的滑稽主要有三种，一是嘲弄好色之徒，如妖女嘲弄好色之徒等。如一位秀才对深夜来投的黑丑女人的拥有，以为神而难舍难分，竟偷其一只毡鞋作为定情之物；第二天才发现那只鞋是一只血淋淋的猪蹄，而大黑母猪见到秀才则瞪眼咆哮。既是告诫人们要分辨真假，也在提醒人们对色的警惕，犹如《七发》之旨。二是自命清高，矫揉造作有背原性的描写，特别注重名流清雅之士的拣述，以净化人们的俗心，同时具有悲剧意识，滑稽只是一种外壳。三是讽刺调侃鬼怪，以显示人的力量与崇高，肯定其主体作用。如《述异记》描写某鬼常去人家恶作剧，主人说我不怕你胡闹或扔石块，只怕你用钱砸。鬼很得意，就用钱砸，主人说还是不难受，最怕珍贵的古钱砸，于是鬼便用古钱砸，反复数次，竟让主人发了财，这种以丑为美的滑稽显示了人的力量。另外，许多鬼怪被人制服也表现了同样的意蕴。
4.注重情节的描述，表现理想的生活境界
古代文学作品中往往有人境、鬼境和仙境，美好的仙境，朴实自然的优美生活，反映了人类对乐士的向往，这些无论是《诗经》，还是楚辞，都有充分的表现。在六朝魏晋的小说中，能够通过优美的情节，曲折地引导至理想的境界，表现世外桃园式的净土，隐晦地表现了对混浊世道的不满。如《韶舞》、《妙音》、《刘晨阮肇》等。最著名的要数陶渊明的《桃花园记》，虽然是立于大地之山林洞水之中，但不知魏晋，别有洞天。这种邈视现实，追求洁乐世界的方式也与屈原的崇尚、表现完全一致。天然纯拙，不加雕饰，语言清新自然的艺术境界是六朝魏晋小说的重要开拓，也是《诗经》、《楚辞》的一脉所存。尽管魏晋六朝的小说多为“残丛小语”，但与屈原及其楚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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