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前后革命实践的几则史实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田论文,史实论文,会议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艰难曲折，内容极其丰富。这里仅就这一段《毛泽东年谱》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对一些史实作些辨析。
关于中央“九月来信”指示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说法和一个疑问。两种说法，一是认为，中央“九月来信”指示是根据陈毅全面的客观的汇报而起草的；二是认为，“九月来信”是周恩来主持由陈毅起草的，起草出来后连“一个字都没有改”，似乎就是陈毅的著作。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够全面，不能如是说。这在《毛泽东年谱》中已经说清楚了，只是因为年谱的体例所限，写的不够集中而已。一个疑问是，中央从“二月来信”指示“分散红军”到正确解决红四军党内问题的“九月来信”指示，是如何转变的？
我们研究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当时的中央会议记录，认为第一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毛泽东年谱》专门写了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的一条，这是陈毅还没有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前13天的事，而且分析得比较中肯，提出的问题比较客观。
为什么陈毅未到中央，中央就讨论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呢？这是因为红四军党的七大开完后，7月9日，陈毅以“前委书记”署名，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随报告送去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案和党内争论文件等（这里包括毛泽东6月14日《给林彪的信》和刘安恭等的信件），“皆关系四军重要问题，请中央详加指示”。这个报告、决议和争论文件是由中共福建省委秘密交通及时送到中央的。
8月21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对红四军党的七大提出批评。认为：大敌当前，红四军党的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肯定地方武装与红军同时扩大的意见和红四军暂不设军委的决定是正确的。这封指示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总结的红军三大任务的观点。明确指出红军中的党，“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红军中“党的书记当然更要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党的一切工作一切事务一切问题都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红军“绝对不容许有此种倾向之生长”。这封信虽然未能及时传到红四军前委，但完全可以说，是中央“九月来信”指示的基础。
那么，中央“九月来信”稿是谁起草的？这在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作出明确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讨论起草，由周恩来召集；拟出决议初稿到政治局讨论通过。周恩来召集三人起草委员会讨论“决议”的起草工作，具体如何讨论的还没找到原始材料，陈毅传记组的同志撰文说，委员会至少有三次讨论审议“决议”的草案。最后，由召集人周恩来审定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从上述情况看来，中央“九月来信”指示是中央三人委员会以中央八月指示信为基础起草的，是周恩来召集三人委员会经过多次讨论审议由陈毅执笔而成稿的，最后经周恩来审定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当然，这里有许多陈毅的思想，但主要的思想是中央的，而不是主要以陈毅向中央的汇报为基础，更不能说是陈毅起草出来“一字未改”的个人著作。
那末，中央“二月来信”到“九月来信”指示是如何转变的呢？笔者以为中央“二月来信”主要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国民党第三次“会剿”红军所致。因而在蒋桂军阀战争爆发后，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周恩来起草的致毛泽东、朱德转中共红四军前委全体同志的指示信，开始认识到“二月来信”的不对。
到了6月上旬，中央收到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写的4月5日的复信，经过认真讨论，开始了比较彻底的转变。在6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列举毛泽东提出红军不能分散的四条理由，并联系自己的感受作了长篇发言，把问题说清了。明确提出：“现不仅应主张集中而且应扩大，从各方面看，过去分散的策略不适用，尤其是在中国，当然所谓集中也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集中。”李立三发言完全同意周恩来关于红军不能分散的意见。
6月底7月初，中共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总结了贯彻中共六大路线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中对红军斗争问题指出：“策略问题，中央以前曾提出‘分开以深入农民群众’的路线，因为客观政治形势的发展与农村斗争的激烈和红军组织的成分等的条件，以前的决定的原则的确不是适合的，所以现在改变为‘集中游击以发动群众’的策略。”并且在《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中还特别讲到：“对于红军尤其是朱毛及游击队的工作，还少有具体的计划与指导，这些缺点在以后中央的工作中，都需要努力纠正。”
由此看来，中央发出“二月来信”指示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由逐步转变到比较完全的转变，并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较自觉地作出了总结。
去闽西特委问题
对于红四军党的七大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做指导工作的问题，有些书籍说，毛泽东是生肺结核病去闽西休养的。其实不然。据当时同去闽西的曾志等同志讲，毛泽东去闽西时没有病，他生病是在到闽西工作以后的事。
年谱写了在闽西蛟洋开过一次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毛泽东离开主要领导岗位，红四军实际上失去了政治领导中心，故这次会议是在蛟洋毛泽东住处开的。这次会议讨论两个问题，其一讨论对付闽、粤、赣三省敌军“会剿”问题，其二讨论前委派人去中央汇报情况的问题。
这次前委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派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前委工作。会上，有同志建议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因党内是非问题没有分清，加上身体有疟疾病，没有同意回前委。会后，毛泽东到上杭县苏家坡、大洋坝等地养病，同时指导闽西军民打破三省敌军“会剿”和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从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出击闽中失利和随后红四军主力打梅县又受挫的事实看来，红四军党的七大的后果是不好的。
毛泽东在永定县合溪养病期间，接到红四军前委关于出席红四军党的八大的通知。他坚持原则，在党内是非没有分清之前不想随便回到前委、参加红四军党的“八大”，另外，他的身体也确实有病。对此，他写了一封回信，其中还批评了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后来陈毅从中央回到前委，承认有毛泽东所指的“陈毅主义”，并且明确表示，那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当时，红四军前委就毛泽东不回前委和不参加“八大”一事，给毛泽东以党纪处分，并再次命令毛泽东一定要到会。毛泽东当时正疟疾病发作，是由一排地方武装护送，躺在担架上抬到上杭的。此时会已开完，大家见毛泽东身体有病，也只好作罢，让他在上杭继续治病和养病。
毛泽东虽然没有能够参加上杭会议，但却幸运地得到一位有名西医的治疗。经过十多天的大补食物治疗，病情大有好转。心情也随之舒畅了，有感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一片大好形势，填写了《清平乐·蒋桂战争》词一首：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0月下旬，因敌情吃紧，毛泽东随闽西特委离开上杭城，前往苏家坡休养。途中，毛泽东同闽西团特委书记曾志同行，风趣地对她说：我大病一场，现在病好了，“已过鬼门关了”。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造谣说，毛泽东在闽西死于肺结核病。当时中共中央知道毛泽东在闽西特委指导工作和养病。由于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秘密交通不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从别的渠道得到毛泽东病故的消息，并且信以为真，经过慎重的研究，起草了一份评价较高的讣告，发表在第二年初其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上，长达1000多字。
其实，毛泽东不仅没有去世，而且疟疾病好了以后又回前委主持工作了。只是因为红四军党的七大后他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不仅使红四军失去中心的政治领导，屡战受挫，而且也使中共中央不放心，使谣传不翼而飞，飞到了莫斯科，于是共产国际发布了如此郑重其事的讣告。可见，红四军党的七大的影响是很不好的。
古田会议的召开
毛泽东在上杭苏家坡养病的日子里，日夜思念着出击东江的红四军指战员们的安危。1929年11月下旬，他收到陈毅写的诚恳来信和中央“九月来信”指示，读后百感交集，自言自语地说，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终于作出了正确的裁决。他拿着中央指示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抵达汀州，同朱德、陈毅他们会合，按中央指示，开始主持前委工作。中共中央得知毛泽东又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后，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到：“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贯彻执行中央“九月来信”指示。会议分析了时局和红四军内部情况，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三项决议：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倾向。会后，毛泽东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到连城县新泉，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与此同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红四军党的九大召开起草了八个决议案。
《古田会议决议》是谁起草的？一说是毛泽东起草的；一说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毛泽东年谱》采用前一种说法，是根据参加红四军党的九大的当事 人罗荣桓等人的回忆，特别是依据1944年1月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重印《古田会议决议》所加的编者按语：“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建军与建党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其立场方法与基本内容，至今仍完全适用。……”当然，说毛泽东起草，并不排斥陈毅、罗荣桓等人的协助。
《古田会议决议》有多种版本，内容基本一致，但究竟分几个部分则有所不同。《毛泽东年谱》写了由八个部分组成。其依据如下：(1)古田会议后，在1930年1月6日《红四军前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叫他带来这次会议案八种，请查阅指示”。(2)查到1930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抄送共产国际尔后转回国内由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八个决议案原件。(3)查到1930年4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是由八个单独的决议案汇集而成，只是把每个决议案标题前面的“关于”和后面的“决议案”五个字去掉作为大标题。所以，我们认为“古田会议决议”由八部分组成是准确无误的。那末，为什么1941年出版的《六大以来》中的《古田会议决议》都是由九部分组成的呢？我们查到了编印《六大以来》时《决议》的抄件，把《决议》第五大部分中“方法”的第八点，即“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小标题的字抄得偏大，当时被误作第六大部分的大标题来排，这就把第五大部分排成第五、第六两大部分了，多出了一个大部分。以后出版的党史资料，把《决议》变成了九大部分，并且一直延续下来。只有到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出版时，其中选用的，才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最早版本。
关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两点说明
（一）背景问题
年谱写道：“在古田给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写回信，以党内通信形式印发给部队干部，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毛泽东在信中“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指出那种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的错误”。这样写的依据是：
古田会议决议作出后，毛泽东没有满足古田会议已取得的巨大成功，而是进一步考虑另一个重大的决策问题，即如何从理论上回答红四军中存在的、“九月来信”中已明确指出的“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等问题。恰在1930年元旦，林彪来信征求批评意见。毛泽东趁此机会，经过几天思考，写出了这个当时红四军党内重要的、要紧的问题。陈毅1971年9、10月间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揭发林彪罪行时讲到这个问题：“林彪写了一封信给主席，也写了封信给我，说九次代表大会开得很好，趁过年之机，我们大家进行一点自我批评，举行一点会议，对我个人有点什么意见，希望提些批评。主席给林彪一封信，即以后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见，林彪这封信的本身，是要求进步的，希望提些批评意见，不是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问题。毛泽东批评他在时局估量上比较悲观，以在上一年5月18日晚在瑞金开会时最为明显。
毛泽东在这篇党内通信中指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虽然，红四军前委早已给中央写了回信，从实际出发，明确答复：红四军不能分散，朱德、毛泽东不能离开部队。可是，由中央派来的刘安恭，以中央代表自居，极力宣扬“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在农村存在”的取消观点，造成了思想混乱。他牺牲后还有同来四军的张恨秋等，仍在宣扬托陈取消派观点。陈毅在古田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反对托陈取消派、开除陈独秀等出共产党的决定。后来陈毅回忆此事说：“我那时主要关心的是开除陈独秀问题，我看主席的态度怎样，他是党的创始人，与陈独秀的关系最久。……我讲到开除陈独秀问题时，主席一下就接过来，说我发表些意见，中央开除陈独秀是完全正确的。他对中国革命采取取消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不管他的地位多高，不管他的名望多大，也不管他对党有什么贡献，这种反对革命的分子开除就是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在古田会议上，还作出了“拥护中央对机会主义及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决议案”。显然，毛泽东写这篇党内通信，与上面这些情况有关，不仅仅批了林彪一个人，而是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一种思想倾向性的问题。因为在红四军党内这场建军问题的大争论中，林彪是支持毛泽东的，是站在正确方面的。
（二）介绍内容中的一个问题
年谱写道：“毛泽东这封信总结两年多的革命实践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应当说，从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起，就开始实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并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但还没有提出以农村为中心的问题，所以不能说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已经开辟。
毛泽东随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从报刊上看到了全国革命的形势，扩大了视野，不断总结经验，才逐步提出中国革命以农村为中心的问题。
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就党在全国的一般计划和工作的重心问题提出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争取群众”；“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皖北、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4月5日，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已提出在江西省范围内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问题：“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等县党及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有一天一天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的红军独立第三团并未消灭，如此已造成了向南昌包围之形势。”经过红四军党内关于红军建设问题一场大争论后，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通篇讲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为中心的问题。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初）一文中指出：“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
可以认为，到提出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时，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已经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