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还是阻力？教育对异质性创业的效应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2014)的分析
张桂金
[摘 要] 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4年数据，文章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作为制度化文化资本对主动创业和被迫创业过程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相比工资工作，教育对进入主动创业和被迫创业在高中及之前具有促进效应，但促进效应在大学后对被迫创业转为抑制效应，在主动创业中促进效应有所减弱。另外，教育提高了被迫创业的退出风险，对主动创业的退出风险则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 被迫创业 主动创业 创业过程 教育
一、引言
长期以来，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是否有助于促进创业和创业绩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存在着诸多争论，争论双方大致围绕着创业的“教育促进效应论”与“教育抑制效应论”两种观点。其中，“教育促进效应论”认为教育能够提升创业活动参与率和创业绩效，而“教育抑制效应论”认为教育的提升不仅无助于创业参与率的提高，甚至与创业参与负相关，且对创业绩效的提升也是无助的(下文将对这两种观点进行详细检视)。两种观点在经验研究上皆得到了支持，面对如此矛盾的结果，教育与创业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依旧没有答案。
之所以呈现如此矛盾的结果，主要原因之一即创业包含了诸多异质的活动。①创业者中既包括主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又包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被迫走上创业的行动者。前者遵循经济理性逻辑,后者遵循生存理性逻辑。对后者而言，创业可能只是“一个穷人的避难所”, 而不是“一条通往财富的道路”。②两种创业者在教育水平上存在选择性差异，教育所发挥的作用可能不同。基于此，本文从创业异质性出发，立足中国的制度情境，利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重新讨论教育与创业之间的关系，试图对“教育促进效应论”与“教育抑制效应论”进行澄清，为加深认识中国的创业活动提供一些理论和经验知识。
二、文献回顾
(一)创业的“教育促进效应论”
“教育促进效应论”认为，教育有助于推动个人进入创业活动并提高其创业绩效，且通过以下机制起作用：一是人力资本与创业过程中的市场机会识别、机会创造和机会开发等每个环节的决策都紧密相关③，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体的创业技能和市场知识，使其更容易发现创业机会④。二是教育通过提升个体的社会地位而增加其社会资本，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上可更容易接触到创业机会。⑤三是教育有助于提升创业者或创业团队的组织管理能力，进而提升战略决策质量来影响创业绩效⑥。四是教育在提升个体生产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其资源配置能力和要素重组能力，而这两种能力又可以增强其创新创业能力⑦。在实证研究中，教育对创业的促进效应得到实证支持，如伊万和雷顿等人的研究发现教育提高了进入创业的可能性⑧，创业者教育水平越高获得风险投资的可能性和数量越大⑨,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创业中尤其明显⑩。对东欧转型国家的研究发现，创业者主要来源于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中的管理者
。在创业绩效上，实证研究发现教育的促进效应，如学者发现更高的文凭对创业的生存率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
，教育水平与创业生存时间正相关
。更高的教育水平能提高创业者的盈利能力
。
(二)创业的“教育抑制效应论”
“教育抑制效应论”认为，教育对创业参与具有抑制作用，并且无助甚至抑制创业绩效和企业成长。之所以对创业参与有抑制作用，一方面在于教育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从而使其更容易找到体面的工作，阻碍他们进入创业市场，
高教育水平的个体在市场中找到好的工资性工作时将放弃创业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创业者都是“万事通”(jacks of all trades)而不是专家，
这意味着以文凭为代表的教育水平难以测量其综合特质。在实证研究中“教育抑制效应论”同样得到经验支持：在创业参与上，部分研究发现教育的创业参与效应不存在甚至是负。在创业绩效上，目前的理论虽未给出教育的抑制效应解释，但部分学者发现教育对创业生存无显著影响
，甚至发现教育对创业生存率是负效应
。
(三)创业异质性：主动创业与被迫创业
一项基于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教育与创业之间是“U”型曲线关系，受教育水平最低和最高的群体创业概率都很高，
教育的抑制效应和教育的促进效应同时存在。面对如此复杂、有实证支持的研究结果，该如何寻找新的视角理解二者的关系？只有少数探索性的研究从行业环境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认为在高端产业领域教育降低创业退出率，在低端领域教育提高了创业退出率或者无影响。
但这一视角无法解释同一行业内部教育的效应为什么也存在差异。为此提供新视角的是全球创业观察组织(GEM)，他们在2001年首次提出生存型创业(Necessity Entrepreneurship)和机会型创业(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的区分，前者是别无选择或就业状况不佳，出于生存考虑而被迫从事创业活动，为被迫创业；后者是追求商业机会、实现自我价值的行动，为主动创业。
少数研究注意到教育在两类创业活动中的作用差异：主动创业中教育对创业绩效有促进效应，而被迫创业中教育则无显著影响。
仅有的研究对于澄清教育与创业关系远远不够，尚需更多基于不同社会情境的实证检验来发现其复杂性。快速的社会变迁使中国市场环境与西方相对稳定的市场环境存在很大差异，这为检验教育与创业之间关系提供了新的社会情境。
三、教育与创业异质性：研究假设
(一)教育与中国的创业异质性
阿姨们经过多年生活的洗礼，对改变自己的人生际遇有强烈的愿望，所以她们的学习意愿比较强烈，我们应该结合阿姨群体的典型特征，因势利导、因材施教，做有品质、有针对性的培训。
(二)研究假设
改革历程中个体由于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存在差异，低教育程度者因缺乏社会资本或人力资本而无法在劳动力市场上谋取好职位，在改革中也更容易被迫下岗，更可能进入被迫创业。相比较而言，主动创业者通常拥有较好的人力资本并敢于承担风险。然而中国面临着不一样的社会情境：长期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精英基本为体制所吸纳，直至2000年全面停止包分配制度后，大学及以上教育群体才进入市场自主择业。且体制内就业的高福利回报对教育精英依旧有很强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一直持续到现在，而经营私营企业则可能冒收入波动很大的风险，故而教育精英创业的概率可能比初中、高中群体更低，即教育对主动创业的促进效应在大学阶段可能削弱了。由此，本文提出教育对创业的进入效应假设：
假设1a:相比工资工作，教育水平越高者更不可能进入被迫创业。
假设1b:相比工资工作，教育程度对主动创业的促进效应在高中达到顶点，随后促进效应将减弱。
假设1c：相比被迫创业，教育水平越高者越容易成为主动创业者。
Joern H. Block and Marcus Wagner, “Necessity and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 in Germany: Characteristics and Earnings Differentials,”Schmalenbach Business Review , vol.62,no.2(April 2010), pp.154-174.
假设2a：在主动创业中，教育水平越高的创业者，创业退出的风险越小。
假设2b：在被迫创业中，教育水平越高的创业者，创业退出的风险越大。
干奶期间如何饲喂母牛，会影响到犊牛以及犊牛后期的产奶情况，犊牛营养是从干奶、围产期就开始的。另外，微量元素使用形式对母牛生下的犊牛及后期产奶量是有影响的。在使用微量元素时，尽量使用有机微量元素，其添加量少，消化率高，动物利用率也高，对犊牛后期产奶有比较好的影响。在产犊前40天干奶阶段，到犊牛，后备牛，再到第一个泌乳期产奶期间使用有机微量元素，犊牛会更健康一些，死亡率更低。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教育程度，为四分类变量：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包括普通高中、中专、技校)、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考虑到在转型过程中国家政策转变对创业的影响，结合赖德胜、李长安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创业高潮的讨论，
把改革开放以来分成三个时期(1978年至1992年、1993年至2002年以及2003年至2014年)纳入模型，此外，参考既有文献，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党员、是否拥有职业证书、迁移经历、父母教育水平、家庭经济状况、行业、创业前的职业资本等变量也纳入模型中加以控制。各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1。
四、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文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数据，该数据可以获得创业参与的回溯性数据，因此可以弥补创业研究中的“幸存者偏差”。剔除掉无任何职业经历的个案和关键信息缺失的个案，获得18771个有效样本，其中创业者2247个。创业者中被迫创业样本1083个，其中有374个已经退出创业活动；主动创业样本1164个，退出样本为447个。
(二)变量
本文把创业定义为与受雇相对的工作状态，包括了自雇和雇主两类。本文的因变量有两个，一是创业进入，为三分类变量，分别为“1，雇员”“2，主动创业”“3，被迫创业”，其中关于创业原因，询问了被访者“您创业是因为找到好的创业机会还是因为您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其中回答有“1.抓住好的创业机会”“2.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3.以上两个都是”“4.当时有好的工作岗位，但创业机会更加好”，本文把“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定义为“被迫创业”，其他三项有创业机会的创业定义为“主动创业”。二是创业退出，本变量为二分类变量，问卷询问了被访者“是否已退出创业活动”，答案“1为是，0为否”。
刘兴策老师留校任教时被安排在语言专业，很幸运地随即得到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进修的机会，亲聆李荣、丁声树等多位学界巨擘讲课。本书中《李荣先生学术思想简论》一文，以深挚的情感回顾了李先生几十年中对他的教诲、指导。刘老师在汉语研究的几个方向上取得了坚实的成果，其《宜昌方言研究》等著作的学术价值，被同行老中青学人充分肯定，在推广普通话的理论和实践中，也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表 1被迫创业与主动创业的统计描述
注：经过四舍五入，部分定类变量加总为99.99%或100.1%
(三)研究方法
本文在分析策略上，建立不同类型创业进入的多分类Logit模型，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以检验教育对进入主动创业和被迫创业的效应假设。随后，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具体使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Discrete time risk model)来拟合创业的退出风险，以检验教育对退出主动创业与退出被迫创业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事件史模型的初始观察时间设定为他们进入创业的时间，直至2014年仍未退出创业的个案则被右截删(right-censored)。
五、教育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分析
(一)教育对进入被迫创业与主动创业的效应
表2给出了教育程度对劳动者进入不同类型创业的回归结果。首先，从被迫创业与工资工作比较来看(模型M1)，控制其他变量后，高中及之前，教育对进入被迫创业是促进效应(b=0.459,p<0.001;b=0.475,p<0.001)，但高中之后(大学)则是抑制效应(b=-0.574，p<0.001)，原因在于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具有更好的市场能力，能在主流劳动力市场找到合适工作，被迫进入创业的可能性较低。其次，从主动创业与工资工作来看(模型M2)，教育对主动进入创业的影响遵循倒“U”型曲线模式：高中之前随着教育提高主动进入创业概率上升(b=0.643,p<0.001)，在高中学历者中达到顶点(b=0.838，p<0.001)，随后主动进入创业的概率下降(b=0.520,p<0.001)，教育对主动创业的促进效应先增强后减弱。第三，从进入两种创业类型的差异来看(模型M3)，控制其他变量后，相比于被迫创业者，主动创业者往往是那些能够把握市场机遇的人，具有更高的市场能力，相比被迫创业者，他们的教育水平更高，教育具有明显促进效应，表现为接受过高中教育(b=0.363,p<0.05)和高等教育者(b=1.094,p<0.001)更可能进入主动创业。故此，研究假设1a没有得到证明，被迫创业中教育的抑制效应主要发生在大学，而在高中之前则主要是促进效应。假设1b得到证明，教育对主动创业具有促进效应，该效应先增强后减弱。假设1c得到证明，相比进入被迫创业，教育水平的提高的确有助于劳动者进入主动创业。此外，其他控制变量如进入时期、性别、职业证书、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教育水平和父母创业经历都有显著影响，且在主动创业和被迫创业中存在一定差异。
表 2中国劳动者进入创业的多分类 logit模型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其中：+ p<0.10, * p<0.05, ** p<0.01,***p<0.001。
(二)教育对创业退出的影响
接下来本文分析教育与创业退出的关系。表3报告了控制其他变量后创业退出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结果。从被迫创业情况看(M4)，相比较小学文化程度的创业者，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创业者在创业退出风险上无显著差异，但大学文化程度者退出创业的风险显著增加(b=0.628,p<0.05)。从主动创业来看(M5)，教育程度对创业退出风险无显著影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主动创业是高度自我选择的群体，创业的成败可能更受行业环境、关系网络、经验而非正式文凭的影响，教育的作用可能更多是间接的。假设2a未得到证实，假设2b得到证实。
表 3创业退出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其中，+ p< 0.10, * p< 0.05, ** p< 0.01,***p< 0.001。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发现，教育对主动创业和被迫创业的影响具有“本土特性”：一是中国被迫创业占据半壁江山，
且总体上创业者教育水平偏低。二是在进入机制上，中国的制度环境为创业提供了土壤，在转型过程中，无论是主动创业还是被迫创业都越来越活跃。高中及以前，教育对进入主动创业和被迫创业都具有促进效应，但在高中之后(大专及以上)则对进入被迫创业具有抑制效应，对主动创业则促进效应减弱。三是在创业退出过程中教育和制度的作用在不同类型创业中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在被迫创业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创业者，退出创业的风险更高，而制度环境的变化则对其无显著影响；在主动创业中，创业者的教育水平对其创业退出无显著影响，而制度环境、家庭经济、行业等因素有显著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澄清教育与创业参与、创业绩效的争论。本文认为，既有研究之所以呈现出如此多的矛盾，其原因在于在考虑创业时未能考虑创业的异质性，即主动创业和被迫创业。本文呈现的教育与创业关系的“本土特征”的原因在于中国尚处于社会转型中，体制内就业对教育精英吸引力较大，导致中国高学历者创业动机不足，但这种状况正在改变。本文的研究结果受数据局限，调查的创业者绝大部分为中小型企业主，并不能扩展到一些高新技术行业如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以及大中型企业的创业活动，这有待将来进一步研究。
①
Xiaogang Wu, “Communist Cadres and Market Opportunities: Entry into Self-Employment in China, 1978-1996,”Social Forces , vol.85,no.1(September 2006), pp.389-411.
②Eric Hanley,“Self-Employment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A Refugee From Poverty or Road to Riches,”Communist and Post -Communist Studies , vol.33,no.3(September 2000), pp.379-402.
③Sharon A. Alvarez and Jay B. Barney,“Discovery and Creation: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on,”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 vol.1,no.1-2(November 2007), pp.33-48.
④Aki Kangasharju,“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Self-Employment Success in Finland,”Growth &Change , vol.33,no.2(February 2002), pp.216-237.
⑤Per Davidsson and Benson Honig,“The Role of Social and Human Capital Among Nascent Entrepreneurs,”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 vol.18,no.3(February 2003),pp.301-331.
本文结果系统在3.25 s处切换，在5 s附近稳定，文献[3]中系统在7.66 s处切换，在9 s处稳定，本文结果优于文献[3]。
⑥杨青、王玉:《创业团队异质性与创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回顾与展望》，武汉:《财会月刊》， 2017年第28期。
⑦李长安、苏丽锋：《人力资本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基于2003年-201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北京：《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年第2期。
⑧David S. Evans and Linda S. Leighton, “Some Empirical Aspects of Entrepreneurship,”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79,no.3(February 1989), pp.519-535; John S. Earle and Zuzana Sakova, “Business Start-ups or Disguised Unemployment? Evidence on the Character of Self-Employment From Transition Economies,”Labour Economics , vol.7,no.5(September 2000), pp.575-601.
既有关于中国创业参与的研究发现，教育在创业中是“抑制效应”，如基于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调查数据发现，受教育水平与自我雇佣行为负相关。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2014-2016的数据也发现，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创业概率呈下降趋势。
然而，中国的制度变迁为主动寻找机遇的行动者提供了新的流动道路，也使得部分人失去了既有的工作而不得不自谋出路。
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知识青年返城及城市新增劳动力多等因素导致的就业问题，
1980年8月政府提出了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志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三结合”就业方针，
出现了第一次创业活跃期，这些创业者主要来自农民工、待业青年、下岗工人和离退休人员，人力资本较低；1992年邓小平赴深圳特区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后掀起的“下海潮”中则有不少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下海创业；“三年国企脱困”(1998-2000)时期大量缺乏人力资本的国企职工下岗进入市场。
2002年中国政府实施 “积极的就业政策”，对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提供小额担保贷款、创业培训等，
此后，中国创业活动越趋活跃，进入“大众创业”“草根创业”新阶段。在改革历程中，既有主动创业也有被迫创业。
⑨Teresa Hogan and Elaine Hutson, “What Factors Determine the Use of Venture Capital? Evidence From the Irish Software Sector,”Venture Capital , vol.7,no.3(July 2005), pp.259-283.
⑩Matthew R. Marvel and G. T. Lumpkin,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and its Effects on Innovation Radicalness,”Entrepreneurship Theory &Practice , vol.31,no.6(November 2010), pp.807-828.
David Smallbone and Friederike Welter, “The Distinctivenes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ransition Economies,”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 vol.16,no.4(February 2001), pp.249-262.
Aki Kangasharju and Sari Pekkala,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Self-Employment Success in Finland,”Growth &Change , vol.33,no.2(February 2002), pp.216-237; Masatoshi Kato and Yuji Honjo, “Entrepreneurial Human Capital and the Survival of New Firms in High- and Low-tech Sectors,”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 vol.25,no.5(October 2015), pp.925-957.
作为“寻根文学”作家中的一个异类，莫言开辟了一个独特的乡土世界。因对故乡——高密东北乡怀有爱恨交织且无法摆脱的复杂感情，他紧跟故土的呼唤，以灵魂这一崇高形式重返精神家园。《红高粱家族》中“我爷爷”、“我奶奶”等形象的设立充分说明了莫言对先辈的怀念，贯穿始终的红高粱是他对故乡自然景物的敬畏，故事中处处体现的民俗情节是他对家乡的永恒记忆。乡土情结对莫言的创作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不满足于对故乡进行单纯的书写，他立足于民族的高度，深入挖掘一个民族对生命意识的理解与反抗，实现了乡土情结的升华。
Pernilla Andersson Joona, “Exits from Self-Employment: Is There a Native-Immigrant Difference in Swede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 vol.44,no.3(August 2010), pp.539-559; Dimitris Georgarakos and Konstantinos Tatsiramos,“Entrepreneurship and Survival Dynamics of Immigrants to the U.S. and Their Descendants,”Labour Economics , vol.16,no.2(April 2009), pp.161-170;Mika Haapanen and Hannu Tervo, “Self-Employment Dur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Locations,”Applied Economics , vol.41,no.19(February 2009), pp.2449-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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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J. Storey,Understanding the Small Business Sector , London: International Thomson Business Press,1994.
网络品牌是在互联网上塑造的企业品牌，是企业在网络上的形象、标志与符号，也是公司的名称、产品或者线下品牌在互联网上的延伸。
2017年7月14日，一则重磅新闻炸开了所有物流人的朋友圈,新加坡上市公司普洛斯公布，中国财团作价116亿美元（约790亿元人民币）成功收购普洛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物流地产企业，普洛斯堪称巨头中的巨头，而且在2003年进入中国市场后，最大的操盘就是盘活了整个苏州工业园区，苏州的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普洛斯的功劳实在是很大的一笔。
Michael S. Dahl and Toke Reichstein, “Are You Experienced? Prior Experience and the Survival of New Organizations,”Industry &Innovation , vol.14,no.5(January 2007), pp.497-511; Yannis Georgellis, John Sessions, and Nikolaos Tsitsianis,“Pecuniary and Non-Pecuniary Aspects of Self-Employment Survival,”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Finance , vol.47,no.1(February 2007), pp.94-112.
红狮控制推出的通信产品中，包括RAM系列蜂窝RTU和路由器，均内置了强大的状态防火墙，可编ACL条目等来应对安全需求，Radius及TACACS+认证服务协议可以帮助用户进行身份验证，提供接入安全。RAM系列还支持IPSEC和OpenVPN协议，IPSEC通过可靠的加密和共享参数来保证前端到远端网络设备间数据通信的安全性；OpenVPN则通过共享证书来确保数据的安全，同时在路由器间提供安全的数据传输。SPI状态防火墙可以对每个数据包进行扫描，并根据当前运行的服务判断允许数据包通过或丢弃。
E. Wayne Nafziger and Dek Terrell, “Entrepreneurial Human Capital and the Long-Run Survival of Firms in India,”World Development , vol.24,no.4(April 1996), pp.689-696；Mudziviri Nziramasanga and Minsoo Lee,“Duration of Self-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Small Enterprises in Zimbabwe,”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 vol.17,no.4(December 2001), pp.239-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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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D. Reynolds, William D. Bygrave, Erkko Autio, Larry W. Cox, and Michael Hay,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02 Executive Report , London: Babson College,London Business School and Kauffman Foundation, 2002.
主动创业中那些接受过更高教育水平的创业者，理应能更好地经营企业，因此其创业持续时间应更长，但对于被迫创业者，主观上并不想创业，是出于生存需要而不得不创业，其中的高人力资本者随后更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合适工作，从而离开创业活动。因此，对主动创业而言，较高的教育水平可能是其创业成功的关键。但在被迫创业中，由于创业是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如果有机会逃离，创业者将结束创业。由此，本文提出教育对创业退出的效应假设：
Linda Yueh,“Self-Employment in Urban China: Networking in a Transition Economy,”China Economic Review , vol.20,no.3(September 2009), pp.471-484.
1.2 天冬总皂苷 天冬总皂苷是天冬中的一类重要活性成分，具有抗氧化、抑菌、抗衰老、抗肿瘤、清除自由基、抗血小板凝聚等药理作用。刘梦迪等[8]采用中心组合设计响应面法优化超声提取天冬总皂苷的条件，结果发现最优提取条件为料液比1∶50、48%乙醇、超声61 min，天冬皂苷的提取率为5.07%。刘亮等[9]利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菝葜皂苷元的水平，经过正交试验优化确定简单快捷地提取方法为料液比1∶20、50%乙醇、60 ℃提取20 min。
谭颖、李小瑛：《教育水平异质性与创业决策——基于CLDS的实证分析》，武汉：《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8期。
吴晓刚：《1993-2000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非自愿就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北京：《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城区学校规模大，师资充足，能够做到开齐学科，开足课时；但市郊农村学校重文化轻素养，认识偏颇,艺术教师配备情况远低于城镇学校，师资严重缺乏且多为兼职、专职，专业的艺术教师甚少而且人员流动大，主课老师兼职情况也比较普遍。具体表现在：
郜风涛：《中国经济转型期就业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4～115页。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1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第26～27页。
Yongshun Cai, “The Resistance of Chinese Laid-off Workers in the Reform Period,”The China Quarterly , vol.170(June 2002), pp.327-344；Dorothy J. Solinger,“Labour Market Reform: The Plight of the Laid-Off Proletariat,”The China Quarterly , vol.170(June 2002), pp.304-326.
赖德胜、李长安：《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分析及政策选择》，北京：《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2期。
（三）仅注重软件的操作和结果的分析，却忽视了对统计原理的深度分析和统计思想的逐步渗透，理论讲授不够立系统、深入和立体。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对共产党、民主团体、爱国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的言论行动实行严格的控制，实际上剥夺了人民群众抗战以来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在9月9日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的参政员提出《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个提案被通过。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宣布于1940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国民党曾借此大做文章，声称要实施宪政，还组织人讨论研究1936年5月5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但后来这些许诺都成了泡影。
姚梅芳、李宏霖、任惠萍：《面向生存型创业融资的金融体系创新》，北京：《管理现代化》，2005年第5期。
需要指出的是,由属性产生论域的一个覆盖可以通过在该属性上定义二元关系对论域粒化产生,也可由集值的属性产生[9]。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19)03-0201-09
本文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2014年数据，作者对上述机构表示感谢，本文观点和内容由作者自负责任。
作者简介： 张桂金，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广州 510635
[责任编辑 陈泽涛]
标签：被迫创业论文; 主动创业论文; 创业过程论文; 教育论文;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