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象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融通
——基于马克思“实践”与“感性世界”概念的思考
夏 宏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510006)
摘 要： 舒茨从自然态度出发，把生活世界理解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领域。相对于其他世界而言，生活世界是所有其他世界的基础。人们以类型化的方式与这个世界打交道。自然态度中的生活世界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它的“被给予性”，即生活世界是从经验、文化和社会等方面被给予我们的。舒茨从自然态度对生活世界所进行的分析和阐释，与马克思从实践立场对感性世界的分析，无论是出发点还是所针对的对象，都有很多融通之处。
关键词： 舒茨；自然态度；生活世界；马克思；实践；感性世界
阿尔弗雷德·舒茨的学生及其学术思想的推介者莫里斯·纳坦森(MauriceNatanson)曾经对舒茨的思想有过这样的介绍：舒茨的学术生命的主导线索是“一种对日常生活世界、对这个每天运转不息的世界的意义结构的关注”,他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关于世俗实在的哲学”,“理解常识生活的最高实在”是理解他的著作的线索。① 转引自莫里斯·纳坦森：《引论》,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这里所谓的“世俗实在”“最高实在”就是指“生活世界”。他对生活世界进行了广泛的描述,自然态度只是他对生活世界进行描述的一种视角,但却是最基本的视角。虽然阿尔弗雷德·舒茨与马克思并不是同时代的人,也并没有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就目前已有的材料来看,舒茨只不过是在论述相关问题时偶尔提及马克思的观点。② 舒茨在评论美国哲学家桑塔耶纳的《统治与权力》一书时,明确地把马克思视为唯物主义者,舒茨曾经想写一篇《相关性与行动》的文章,但只是形成了一份提纲,在这份提纲中,他利用马克思的理论来分析以他人为取向的社会行为与行动者的知识之间的关系(Alfred Schutz,Collected Papers Ⅴ,Springer,2011,pp.207,281)。他认为,人们在以“类型化”方式与他人交往时,他人可能会“躲避”活生生的“我们—关系”并用制度化行为来取代它,舒茨把这种状况理解为人际交往的特殊情形,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恰好能对这种情形进行解释(AlfredSchutzandT.Luckmann,TheStructureof Life-world ,Volume 1,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3,p.78)。要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比较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不过,舒茨对生活世界的一些理解却蕴含着较为丰富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他从自然态度这一立场对生活世界所做的现象学描述,与马克思从实践立场对感性世界所做的分析有一定契合之处。本文先以舒茨的自然态度这一立场作为出发点,对他的生活世界学说进行简要的说明。在此基础上,就“自然态度”与“实践”,“生活世界”与“感性世界”这两对概念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其融通之处,为进一步的比较分析确定逻辑起点。
念活水资源管理“严”字经——访山东省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局长王永胜……………………………… 张瑜洪，田灵燕，刘岩岩等(17.63)
一、 舒茨自然态度中的生活世界概念
要准确界定“自然态度”这个概念绝非易事,这源于“自然”与“态度”这两个词本身的复杂性。在日常生活中,态度是指人们对所处的环境、所要处理的事物采取的立场、观点、意见、建议或观念,等等。这些立场、观点等往往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与人们所处的环境、所受到的教育、所接受的传统和文化相关联。胡塞尔也曾指出,态度就是一种与人的生活相关的“习惯上固定的风格”①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80页。 。修饰“态度”的形容词“自然的”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它有“纯朴的”“无反思的”“不复杂的”等含义。另一方面,它指的是与智力的、精神的或文化等并不具有普遍性的要素相对应的状态,这就如同中国南方人喜欢吃米饭,北方人喜欢吃面食一样,就这一含义而言,“自然的”并不必然就是“普遍的”。当这个形容词与“态度”联结在一起而形成“自然态度”这样的表达时,“自然态度”也相应地具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与“常识”“普通人而非专业人士的理解”“理智健全人的认识”等相类似。第二种含义也可以表达为经验的态度,即尚未上升到理论层面的经验认识。② DavidCarr,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Husserl's Concept of World in：Phenomenology and the Transcendental ,Routledge,2014,p.179.经验要受到包括自然、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内涵丰富,经验是认识的起点,用胡塞尔自己的话来说,“自然认识以经验开始,并始终存于经验之内”③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 。在胡塞尔那里,自然态度是指人们在现象学之前对外部世界所持的意识的自发态度,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初所持的自然而朴素的、没有经过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当人们用这种态度直面现实世界时,就会把现实世界看作是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的,世界就是“自然的”,独立于经验主体而存在。这种态度与个人的感觉相关而具有相对性,为了获得关于世界的真理,这种态度要通过现象学的悬搁而得到处理。
舒茨“有意识地坚持了胡塞尔所谓的‘自然态度’”④ 转引自阿伦·古尔维奇：《引论》,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1页。 ,但两人对这种态度的“态度”却并不相同。舒茨同意胡塞尔关于自然态度的基本理解,却不同意把这种态度进行悬搁起来。舒茨认为,对于持自然态度的人们来说,并不要对世界和其中的客体的信仰进行现象学悬搁并存而不论,相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这种存在所产生的怀疑恰恰需要悬搁起来。换言之,尽管世界和其中的客体可能与它们呈现给我们的样式不同,但不能因为这些不同而把自然态度中的世界及其一切客体都放进括号里面,而应该是把这种怀疑本身悬搁起来。自然态度才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应该采取的态度。“我们对这个世界,对它的实在,对它在那里的存在,对它具有过去、同样也具有未来,以及对它的存在差不多是以同样的方式呈现给我们所有人的信仰,是常识世界的哲学基础。”⑤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19页。 从自然态度来看,生活世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界定。
第一,生活世界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领域。这个世界不仅是人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也是人们现实地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它是一个在“我”出生很久以前就存在,被他人、被我们那些前辈们当作一个有组织的世界来经验和解释的世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对于我们的经验和解释来说是既定的”。⑥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8页。 这些给定的经验和解释也就是人们的常识。在舒茨看来,日常生活所处的世界就是生活世界,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实在,这可以从四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因为我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参与其中,而我们的身体就处在这个世界之中；二是因为外在物体对我们产生抵触,正是这种抵触才界定我们的自由行动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克服这些抵触；三是这个领域可以通过我们的身体活动来连接,我们可以改变或改造这个领域；四是在这个领域内,也只有在这个领域内,我们才能与我们的同伴沟通,从而建立一个胡塞尔意义上的“共同的理解环境”。①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367页。 这个世界正是我们日常行动、日常生活的世界。这个由常识和日常生活构成的世界是一种最高实在,人们通过自然态度在其中确信无疑、理所当然地生活。“日常的生活世界被理解为真实性的领域,相关清醒和正常的成年人仅仅想当然地采取常识的态度。有了这种确定性,我们就能指称我们每天所经历的不成问题的一切事情；每一种状态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直到我们要加以进一步注意。”② Alfred Schutz and T. Luckmann,The Structure of Life-world ,Volume 1,pp.3-4.在舒茨看来,由日常生活和常识构成的世界是其他有限意义域的原型,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科学世界、艺术世界、宗教世界、政治世界、神话世界、幻想的世界、梦的世界等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基础之上。
图3为加固前大坝稳定计算结果（正常蓄水位），对比加固后的计算结果表明，采用砂岩压重处理后，坝体内浸润线分布几乎没有变化，而加固前后上游坝坡滑裂面分布有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加固前上游坝坡滑裂面起于下游坝坡坡顶位置，从上游坝坡坡脚位置剪出；加固后上游坝坡滑裂面同样起于下游坡面顶部，但剪出口位置上升明显，剪出口位于砂岩顶部平面与上游坝坡坡面的交点位置。
所谓“类型化”,就是对这个世界进行归类加以感知和认识,这是人们感知对象和思考问题的根本方式。除非遇到非常特殊的情况,否则我们总是运用既有的模式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我们运用准则和技巧的全部清单——一种实践式的“know-how”来理解世界和他人,与世界和他人来打交道。生活世界中的对象不仅仅是独特的、个别性的实体,而是“山峰”“树木”“房屋”“动物”和“人”——总是某种我们或多或少所熟悉的普遍“类型”中的东西。例如,一位对树只有极其有限知识的人,尽管不能说出他在树林中所见到的树到底是榆木还是灌木,但还是会立即把它看成是“一棵树”。换言之,我们对如何理解我们周围环境有一种直接的知识。⑤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77页。 类型化在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们不仅总是以一种类型化方式去理解其他人,而且还以类型化方式来经历所遇到的各种行动、境遇、动机、个性,等等。我们熟悉的人,或在旅途中遇到的人,或是我们通过互联网认识的人,或者我们从来没有直接接触到的人,甚至我们的前辈或可能的后继者们,我们都是以各种方式对它们加以分类。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人进行类型化,那么就很难与他们进行交往。
第三,生活世界的最明显特征是它的被给予性。生活世界“自然地”从总体上被给予我们,每个人只是被动地拥有这样的世界。因而,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也是被给予的,人们在进行科学研究之前,这个世界就在日常的感性经验中主观地——相对地被给予了。①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4页。 如同胡塞尔一样,舒茨也肯定了生活世界的直接被给予性：“我们应当牢牢记住,生活世界对于我来说是给定的”②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131页。 。“被给予性”就是指事物(感觉材料、对象等)的显现。“被给予性”概念强调显现者对自我的相对性,或者说,“被给予”是指被给予自我。舒茨认为：“在自然态度中,世界已为了我的解释而预先给予了我。我必须在能够在其中行动并作用于它的程度上来理解我的生活世界。”③ Alfred Schutz and T.Luckmann,The Structure of Life-world (Volume 1),p.6.日常生活世界就是在自然状态中,对清醒的、正常的、成熟的人来说是直接被给予的实在。
舒茨与一般的观念论者不同,他认为生活世界并不依赖于人的心灵或意识而存在,而是从个体的经验、文化制度等方面“被给予”每个个体。他认为,生活世界首先是从经验上被给予我们,真正被给予自我的对象也就是自我可以经验到的东西。④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191页。 对自然态度中的人来说,有关生活世界“或者是由父母和老师传授给我们的,或者是由我们自己经历过的”⑤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8页。 。这些经验以“现有的知识”的形式发挥指引和参照的作用。同时,生活世界还从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被给予我们,我的经历总是离不开前辈们的解释,因而,“对于每一个保持自然态度的人来说,生活世界都首先是作为他的文化世界”并从历史上被给予的⑥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131页 。这些经验的意义可追溯到人类的活动,并在历史中得到解释。⑦ Alfred Schutz and T.Luckmann,The Structure of Life-world (Volume 1),p.46.这种从文化上被给予我们的主要方式是“符号”。生活世界也是从社会层面上被给予了我们,因而我的经验可与同辈们的基本经历相连。舒茨对社会方面被给予的生活世界作了相当丰富的描述。早在1932年出版的《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中,他从自然态度的立场分析了“社会世界”的构成。他曾把社会世界的结构分为四个部分,即“周围世界”“社会的共同世界”“前人世界”和“后人世界”,不过,前人世界与后人世界是我们无法经验的,有关它们的知识至多是推论的结果。后来,他进一步拓展了有关社会世界的理解,将社会世界视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⑧ AlfredSchutzandT.Luckmann,The Structure of Life-world (Volume 1),p.21这种变化在《生活世界的结构》一书中得到了体现,社会世界的结构又得到了新的表达。
由于生活世界是从文化、社会和经验等方面被给予我们,因而,在自然态度中,我们总是作为生活世界中的一个片断而存在。舒茨把我们生活于世界上的片断称之为“境遇”。在他看来,“每个境遇有一个无限的内在的和外在的视域；它要根据其他的境遇、经验等并参照它以前的历史和未来而得到解释”⑨ Alfred Schutz and T.Luckmann,The Structure of Life-world (Volume 1),pp.114-115.。随着视域的延伸和扩展,这个片断也不断地延伸和扩展。自然态度是朴素的,这也意味着自然态度本身是有局限的。自然态度中的生活世界也具有相对的局限性。这个世界只是作为一个片断而被给予我们的。世界在时间上绵延不断,在空间上无限。但我们作为具体的个人总是有限的,人们总是依赖已有的知识储存库来界定这样的境遇。舒茨进一步指出,所有知识都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特定部分或某个方面的知识。每个人也仅仅只具有世界的局部知识,即使是这个方面的共同知识,也因其确定性、明晰性、熟悉程度或信仰程度的不同而对每个人来说是各不相同的。从知识的这种局限性来看,我们不可能拥有关于整个生活世界的全貌,我们只有一个“支离破碎的情境”。尽管如此,这些知识对许多实践意图来说,却是绰绰有余的。①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63页。
马克思对世界的理解的切入点是“实践”。实践首先是一种态度,这是一种不同于理论的态度、沉思的态度,也不同于“解释世界”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说是一种对“理论”本身的超越,因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自然态度”这样的词,但他也同样反对把精神世界与自然世界分裂开来的做法。在他看来,“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20页。 。亦即,如果外在世界、自然界离开人,离开人的感性活动,也就无所谓“世界”了。
马克思有时用“现实世界”“现象世界”或“对象世界”等来指称感性世界,所有这些表达无非说明了“‘世界’不是形而上学地把握了的宇宙,而在本质上是‘人的世界’”②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02页。 。在马克思看来,感性世界的基础地位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日常生活无非就是人们在每天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基本活动,而这些活动都只能发生在感性世界之中。
二、“自然态度”与“实践”的融通性
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过“生活世界”这个术语,但他对“感性世界”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就类似于舒茨的生活世界概念。“感性世界”一词最初源于康德。康德认为“感性世界无非是现象的总和”①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26页。 ,但在这个感性世界的背后仍存在着一个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康德的这种理解受到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等人的批判。马克思在批判地考察他们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之后指出,感性世界实际上就是人们生活所处的世界,而非哲学家们冥思苦想的“理念世界”“观念世界”或“理性世界”。
（2）本工程须在波浪破碎区范围内航道两侧建立拦沙堤，避免被泥沙在航道内落淤。拦沙堤口门位置要在破碎区外一定距离。
从表面上看,舒茨虽然没有对实践进行过专门的论述,但他认为,对世界持自然态度的人不会像科学家那样对这个世界进行条分缕析、抽丝剥茧的分析,自然态度中的人“并不具有理论兴趣,而是具有突出的实践兴趣”：支配我们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实际上就是“某种实用动机”。因而,舒茨的自然态度也同样具有行动的含义：“为了在这个世界之中、在我们的同伴之中实现我们所追求的意图,我们不仅必须支配它,而且必须改变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实际上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行动或实践要加以修正或改变的某种东西。⑧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221页。 可见,与马克思的实践观念相类似,舒茨所说的自然态度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也蕴含着“行动”“能动的活动”含义。因此,无论是舒茨所谓的“自然态度”还是马克思所说的“实践”,它们都包含着既是一种态度又是一种能动性活动的内涵。
不过,在马克思那里,“实践”除了包含“态度”这一基本含义之外,它同时还指一种能动性的“活动(activity/Tätigkeit)”。但是,这种活动绝不是“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 ,也不是鲁莽的、毫无理论指导、毫无目的的行动,而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同时也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人正是在这种对象性活动中,创造出人之为人的一切特征：“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页。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实践在自在世界的基础上建构出属人的世界,即感性世界。在马克思看来,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9页。 。
秀容月明看呆了。多少年以后，他都记得她笑的时候头仰着，眼眯着，尖尖的下巴翘着，笑声和雨水同时洒下来，清澈、明亮，洒在他身上，洒在他心里。
作为现象学社会学的创始人,舒茨一方面受到胡塞尔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韦伯的影响。韦伯就把“行动(action,Handeln)”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至今这仍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行动”问题是舒茨关注的中心。不过,舒茨区分了“行动”与“行为”。“行动(action,
闸基高程3.9～8.2m为第②层壤土，构成地基直接持力层，具中等压缩性，微透水性，稳定性较好。高程3.3～3.3m为②1层粉土，中密，具中等透水性，渗透稳定性较差，具液化潜势。高程3.3m以下为③壤土，具中等压缩性，微透水性，土质不均匀，含腐殖质和贝壳碎屑等。
Handeln)”这一概念强调的是过程,“是建立在一个预想设计基础之上的人类行为举止”,而“行为(act,Handlung)”强调的则是结果,指的是“已经完成的行动”⑥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21页。 。舒茨认为,行动既是不断更新的自然态度立场的前提,也是它的结果。⑦ 哈维·弗格森：《现象学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8页。 他很少用马克思常用的“活动(Tätigkeit)”一词,但无论是作为过程的“行为”还是作为结果的“行为”,两者实际上都是人的活动。
“自然态度”与“实践”都是对生活的态度,尽管术语不相同,但这两种态度在本质上都是人的生活态度。在这里,“人”与“生活”是一致的。因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2页。 。用胡塞尔的话来说,人的生活就是一种“执态”的生活⑥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4页。 ,即对自己的行动以及行动的对象采取某种态度。作为实践的日常“生活”尽管有时看上去与动物的吃喝拉撒无异,但是,这些“生活”却体现出了人的基本态度。如,以“吃”为例,人们对“吃”可以用健康、文明、节约、刺激等态度来对待所吃的食物,看重自己尊严的人尽管处于困境,但绝不接受“嗟来之食”。而动物不可能对“吃”持这样的态度,动物对某些食物的喜好或不喜好基本上是出于其本能。值得一提的是,同现象学家一样,马克思同样强调意识的重要性,但这种强调是以“人”为出发点,而不是以“意识”为出发点。马克思在评述黑格尔的《现象学》时指出：“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因而是生活在现实的对象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57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了。
三、“ 生活世界” 与“ 感性世界” 的融通性
舒茨所谓的自然态度就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态度,而非特定科学家的态度。即使是科学家,他也要过普通人的生活,与普通人一样去面对生活世界,因而生活世界理所当然就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其他世界也是从这样的世界中产生出来。客观主义的态度或科学态度完全不同于自然态度。自然科学家往往是运用这种客观主义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世界,这样一来,统一的生活世界就被人为地分裂为“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他们在研究自然世界的同时却遗忘了直观的“生活世界”。他们甚至把自然看作是与精神相对立的存在,甚至想把文化科学也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从而可以使文化科学也可以成为精确的科学。在舒茨看来,这样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
生活世界“自然地”从总体上被给予我们的,但“态度”又体现了人的主观选择性,这就决定了自然态度中的生活世界总是作为片断而“被给予的”；一旦人们的视域发生变化,这种被给予的生活世界就如同自然界的变化一样而具有不确定性。因而,人们关于日常生活的常识性知识只是探索的起点,但这样的基础和知识又是不断被质疑的。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生活世界是我们活动的出发点,是可靠的；但又不可靠,因为它只不过是被质疑的背景知识而已,因而缺乏被挑战的可能性。②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舒茨主要是从生活世界与其他世界的关系来理解生活世界的基础性地位。在他看来,人们生活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之中,但却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既适合于原始人所做出的魔法解释,也适合传教士所做出的神学方面的解释,也适合于专家技术人员所做出的科学方面的解释”。③ 阿尔弗雷德·许茨：《现象学哲学研究》,第149页。 但不管怎样,所有这些解释都要从生活世界出发,例如,一个女孩在玩游戏,对她来说,她的游戏世界是“真实的”,女孩“实际上”是母亲,她的娃娃“实际上”是孩子,无论是“母亲”“孩子”都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形成的概念。相对生活世界而言,其他有限意义域也只是由这个基本实在的变体或者是对它的修正。
第二,人是以“类型化”方式与生活世界打交道。舒茨的这一论断也同样来自胡塞尔。他认为“有关生活世界的前论断性经验,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各种类型而被彻底表达出来的”③ 阿尔弗雷德·许茨：《现象学哲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与周围的客体或对象(object)打交道,这些客体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一开始就是作为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但又可以进一步了解、进一步质疑却永远也不能完全掌握的客体而存在,作为周围环境中的客体而存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士认为,我们对事物的各种基本思想方法是远古祖先所发现的,它们经历了此后所有时代的经验并保存下来,从而形成了人类心智发展史上一个大的平衡阶段,这就是常识阶段。④ 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95页。 舒茨认为,詹姆士所谓的常识就是知识形式或思想范畴。与康德不同的是,这里所谓的知识形式或思想范畴是经验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先验的。在舒茨看来,对生活世界进行经验的过程也是一个类型化的过程。
与舒茨相类似,马克思强调,人类活动也只能以这样的“感性世界”或“现实世界”为基础。他在批判黑格尔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时就强调了这一世界的基础地位：黑格尔“先从现实世界造出‘秘密’这一范畴,然后又从这一范畴造出现实世界”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0页。 。离开了现实世界也就无所谓创造。“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4页。 马克思在批判宗教的时候也是从日常现实世界出发的,因为宗教恰恰是以对日常感性世界的歪曲为起始的,因而,“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
在舒茨看来,自然态度中的生活世界是日常普通人所面对并与之打交道的世界,“类型化”基本上可以让人从容自如地应付这个世界。“类型化”虽然是自然的,但并不必然是“天生的”：持自然态度的人对生活世界中的人、事、物必定是从文化、历史和社会等方面来进行类型化。因而,人如何进行类型化要受到来自“生平方面、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制约”⑦ 阿尔弗雷德·许茨：《现象学哲学研究》,第149页。 。
马克思虽然没有采用“类型化”这样的术语来界定感性世界,但同样强调了感性世界的文化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等特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举过不少例子还分析感性世界的被给予性特征。例如,他曾提到作为一种果树的樱桃树最初并没有出现在德国,而是通过商业性的移植才出现在德国且已被德国人所接受,而且这种树从社会角度来看,它商业价值要高于其他果树,因而“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8页。 。他们还指出,“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一百年以前在那里却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9页。 。在日常感性世界中,尽管以前那儿只有脚踏纺车和织布机,但不会有人怀疑这些“工厂和机器”的存在,在那时也不会把这些“工厂和机器”当作“电脑”之类的东西。因而这样的感性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历史活动的结果”。
马克思反复强调,出现在我们感性世界中的东西一定是从历史上被给予的,因为,感性世界就是由日常生活的东西构成的,而“日常生活的东西”就是“历史的东西”。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5页。 如果两者相脱离,现实的生活就成为难以理解的东西了。感性世界的被给予性也可以从社会方面得到理解,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了人们的活动、活动材料甚至人本身都是作为社会因素而给予感性世界：“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8页。
通过对分数概念演变过程的梳理与分析，可知分数概念的演变过程中，伴随着一明一暗两条发展脉络.明线，是指通过四种途径产生的分数定义的顺次发生：“部分/整体”→“测量”→“除法”→“集合论”；暗线，是指人们对数系扩充的认识：整数系→有理数系,如图1.
透过舒茨关于生活世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实践基础上所提出的“感性世界”这一概念,相当接近他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解。舒茨以自然态度为出发点,对生活世界作了深入分析；而马克思则以实践为出发点,强调了感性世界的基础地位。舒茨的生活世界观比较庞大,笔者只是从自然态度这种视角对他的生活世界理论作了一个比较分析。舒茨后来从空间、时间、社会等多种角度专门讨论了生活世界的结构,以进一步完善他早期关于社会世界的探讨,这些方面本文没有涉及。马克思从实践视角对感性世界的分析,其内容也是相当广泛和深刻的,本文只是为了比较的需要,有选择性对感性世界的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恰恰是因为“自然态度”与“实践”是各自理论的基本出发点,而“生活世界”与“感性世界”正是各自出发点所针对的对象。这两方面的比较也是舒茨与马克思之间进一步比较研究与对话的基础。
紧张的施焊开始了。首先由专人对焊条进行烘干处理，先将焊条放入80摄氏度的烘箱内预热，以防暴温造成药皮断裂，然后放入460摄氏度的烘箱内烘干，再放入150摄氏度的恒温箱里。焊工作业前，从中挑出药皮完好的焊条放入随身携带的保温筒，并佩带面罩、眼镜，随身携带钢筋、手把式角砂轮、钢刷、创锤、扁铲、焊口检测器等，一个个“全副武装”，像是待命冲锋陷阵。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SH003)
(责任编辑 王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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