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以“首都教育”为视角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视角论文,首都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3)04-0068-10
在传统上说到高等教育时，多与文化、体育和卫生联系在一起，较少与区域发展相联系。我国经过20多年改革与对外开放，经济与社会发展已呈现出区域发展的趋势。一些发展快的区域被认为具有区域优势。[1]例如，广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珠江三角洲地理区域联系在一起，被简称“珠三角”；上海和江苏的经济发展与长江三角洲联系起来，简称“长三角”。此外，位于京津两市和冀、鲁、辽三省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与渤海湾结合起来，被称为“环渤海地区”。这三个经济板块的GDP相当于全国的50%，资金和人才的集中程度也接近全国的一半。这种区域优势不但被我国经济学家[2]，也被海外经济学家所关注[3]。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另一种现象也出现了，即沿海地区正在大力吸引内地的大学到当地办分校或二级学院。这个现象预示着区域发展的第二波将高等教育发展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在沿海地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合已经取得初步成功，并且正在证明：高等教育发展可以与区域经济结合，并且有可能与区域人才战略结合，还可能与区域文化建设的发展相结合。因此研究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对高等教育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以北京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例，北京市政府在文件中使用了“首都教育”的概念[4]，并且将其作为北京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同“首都经济”（注：北京市上届政府提出“首都经济”的概念。）的概念相比，“首都教育”的概念将高等教育与首都经济及社会发展融合在一起，为高等教育拓宽了发展空间。高等教育发展融入区域经济发展、融入社区文化建设发展的现象，正在我们身边发生，值得我们研究和重视。[5]
一、教育与社区
（一）学校与社区互助
教育的对象是人，特别是年青人。年青人在学校学习，又在一定社区生活，因此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区的支援，同样，社区发展与教育发展有密切关系。美国的教育研究工作者研究此问题时，举了一个生活中的例子：一位单亲妈妈是清晨的清洁工，每天清晨5点钟要上班，她上班时顺路把小孩送到小学。小孩要在校外从早晨6点等到8点开门才进学校。[6]研究人员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应该由学校帮助解决，还是由社区帮助解决？从这个例子看，教育涉及到社区的就业、校外交通和孩子照顾等方面的问题。[7]
外国保险公司将学校范围定义为“移动的”，而不是静止的校园，学生保险范围不限于校园，还包括从家到学校的往返路途。[8]因此，社区交通秩序与事故概率等因素与学生保费有直接关系。我国大学校园周边环境的整治活动也将大学的发展与周边社区环境结合起来。这些现象都说明教育大发展与社区支援有密切关系。
在几年前，我们就注意到国内房地产开发商在推出新楼盘时，希望把名牌学校与新楼盘的距离拉近。楼盘距离名牌大学距离越近，楼盘价格越好，买主越多。大学周边的文化氛围与居民的文化素质，也成为潜在购买者考虑的因素。在广东顺德，为了推销当地高档别墅小区，拉北京名牌中学到当地去办分校，“碧桂园”名校品牌效应带动了项目热销。（注：谭启泰，谋事在人：王志刚策划实录[M]：广州，广州出版社。书中详细介绍了广东顺德碧桂园房地产项目与北京景山中学分校合作的策划过程。）许多大型超级市场、大型运动设施、大型书城及文化体育用品中心、大型娱乐中心等在选址可行性报告中，都有关于周边一定距离内学校的分析，将学生看作潜在的消费群体。
这些例子表明名牌学校不仅是一个学习场所，还对周围社区发展有一定影响。一所学校发展越好，品牌效应会给周边社区发展带来正效应；一所学校搞得不好，对周边社区的影响则是负面的。同样，学校周边社区发展得好与不好，对学校也会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可见学校发展与社区发展产生了互动，两者呈现出共生关系：一好双赢，一败两损。
这种情况不但在我国如此，外国亦然。在有名牌学校的社区，学校就会发展成为该社区的中心。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与所在地区名称相同，所在地受到这两所著名大学的影响成为文化旅游胜地。美国的波土顿地区受到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多家著名大学的影响，成为著名的“常青藤”教育链上的重要环节，当地的律师、金融、保险、会计等服务业成为美国著名的高度集中地区。美国的纽黑文地区受到耶鲁大学的影响，韩国的汉城和日本的东京都受到当地著名大学的影响。（注：日本东京地区有二百多所大学。）当这些大学办得好时，该区域社会与文化发展得也好；当大学发展衰落时，也影响到这些城市文化的衰落。[9]
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的相关性，高等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共生性，既是区域经济的课题，也是高等教育的课题，都需要我们加以研究。
（二）高教会成为区域发展的中心吗？
再举北京地区的例子。北京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比较丰富，在这个意义上，北京以往是全国的高等教育中心。但是，高等教育会成为北京地区发展的中心吗？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在今天生活与工作双双“加速折旧”的时代[10]，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应该是一个时间上的动态概念，而不是静态的判断：过去某一个地区是高等教育中心，不一定就意味着现在是，更不意味着将来也是。此外，在全国成为高等教育中心，不一定成为区域发展中心。
首先来分析全国高等教育中心的概念。这个概念也是一个外延较宽的概念，高等教育本身也包括不同类型（教育型、研究型、混合型）。北京地区的人口与面积都不如一个省大（海南省人口除外），仅从人口因素来分析，北京地区本地生源潜力也不比其他省区更大，因此北京高等教育的发展要面向全国。
在高等教育中心评价方面，如果以大学和在校大学生数量来衡量，并用高校教学与科研水平加以综合评价，北京地区高等教育目前还暂时保持全国高校数量和质量的领先地位。[11]如果加上在北京地区的科学院、社会科学院系统研究院（所）和研究生数量的话，北京地区的大学本科以上在校（院、所）学生数在国内居于首位，与外国首都地区大学生人数相比也是不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目前还可以称为全国高等教育中心。
将来北京是否还是全国高等教育中心呢？现在还很难说。这就要看北京的高等教育发展与北京地区的发展是否融合，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是否融合。同时，还要看教育发展在北京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位置，要看北京的高等教育发展是否能够成为区域发展的一项原动力。
其次，再来分析高等教育能否成为北京地区发展的中心。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在经济方面已经落后于上海、广东、江苏与浙江。但是在文化和教育方面，北京依然占据全国中心的位置。既然文化教育有这样大的优势，为什么北京的区域发展不能以文化与教育作为中心呢？这有现在统计指标与观念方面上的问题。现在统计指标主要是看经济增长的指标，如GDP、人均GDP、就业率、进出口额、吸引外资的数额等。但是，就是单纯的经济指标也不都是传统的工业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更多的是由服务业提供的。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当中，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文化和教育直接或间接创造的GDP（注：云峰.与梦飞翔的宫崎骏[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宫氏的《千与千寻》动画片在获得金熊奖后，综合市场价值约300亿日元。），提供的就业机会不比传统工业少。[12]只是这类产业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智慧，需要更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注：［英］辛·史密斯.J.K罗林传：哈利·波特背后的天才.黄灿然译，香港：远景出版集团，2002.《哈利·波特》的综合市场价值约7亿美元。），还需要适合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社会氛围。这些都与高等教育所带来的知识普及和文化环境不可分离。如果北京的区域发展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文化与教育中心也可能转移。
（三）区域优势转移
北京、上海和广州在全国分别占据了若干领域的中心地位。在媒体报道中，上海是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等；广州是外国投资中心和生产加工中心等；而北京则是政治、文化、信息、教育中心。再过5年或7年以后，全国教育中心还会在北京吗？教育中心是否也会随同某种中心区域转移而发生变化呢？
工业中心转移的例子屡见不鲜，在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已发生过若干例工业中心的转移：辽宁省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老工业基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间，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的工业产值都超过辽宁，工业中心已经转移。我国西部也曾经是有色工业中心，如西安、兰州、重庆、武汉等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现在也随着沿海地区的后发优势向沿海地区转移。现在广东的东莞和惠州，江苏和浙江的苏州、无锡、昆山、江阴等地级市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了某些省的工业总规模。[1]从经济中心转移的历史看，工业中心可以转移，第三产业的教育又何尝不会如此呢？
再从我国历史上看，教育中心并不都在北京，曾经分别在西安、重庆、南京、广州、上海、北京等地。随着历史变迁，教育中心也随着转移。唐朝时我国的教育中心在西安，其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从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语言、文化、社会习俗中依然可以看到。后来教育中心转移到了欧洲、北美和日本。在唐朝，我国的教育中心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亚洲的。就像现在一些国家的教育中心一样，不但是本国的，也是全球的，如伦敦、巴黎、波士顿、东京等。今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全面小康化的逐步实现和华夏文化复兴，中国也有可能成为亚洲高等教育的中心。只有北京将高等教育作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北京的高等教育中心的优势才能得以发挥。
二、校园向边缘扩散
在传统上，高等教育主要是在中心城市的大学校园内进行的，高等教育的主体是大学，在我国主体是国立大学。但是，现在中心城市的大学校园已经开始向边缘扩散。从1980年开始，由于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和人才开始从内地流向沿海地区。当来到沿海地区的年轻家长们遇到了子女入学困难时，内地一些中小学优秀师资和校长们就被高薪招聘到沿海地区。又过了一些年，沿海地区的孩子高中毕业，他们的高考升学成为问题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学。沿海地区拥有较高生活质量的家长期望子女进入好大学，如果本地没有大学或好大学，就到外地读书；如果外地名校进不去，就出国去留学。
对高等教育有需求又有发展实力的沿海地区，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然兴起中学的发展，再兴起大学的发展。从本地独立发展大学到引进内地名牌大学的过程，都是在较短时间完成的。兴学热潮开始只为解决子女升学需求，后来转变为提升本地文化素质与文明环境，现在又增加了人才战略和完善法制环境。当沿海地区经济转型、产品换代时，他们又看到高等教育将带来的知识、人才、科研和服务行业就业等综合资源。
沿海地区的政府和企业最先看到了高等教育的综合资源与发展前景，便开始像吸引外资一样，给予内地大学丰厚条件、优惠政策，鼓励内地名牌大学在沿海建立“外地校区”、“分校”或“二级学院”。
这种趋势还得到了两项外部因素的催化：一是近年来高速公路和汽车业及民航业的发展便利了师资移动，节省的路途时间方便了“外地校区”和二级学院的发展。以北京市为例，如果从中关村到王府井往返需要两小时，交通高峰时需要三小时的话，在同样的时间不但足以飞到任何一个沿海城市，而且一个半小时就能飞到汉城，两个半小时能飞到香港，三个多小时可到东京。[14]
二是数据通讯技术普及。1994-1995年以后，网络视频点播技术、无线移动信息传输技术和网络会议软件开始普及，在校本部课堂及专家报告会实况都可以传输到远距离的分校区或二级学院，数字化图书馆将图书资料送到学生宿舍的电脑屏幕上，无论学生在哪里，都不会再感到有距离感和时差。[15]
还有一项负面因素从另一个侧面催化新校区的发展，老校区有许多体制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有些竞争政策对老教师有利，对青年教师发展不利。前者开始对市场变化和新技术、新知识反应迟缓，而青年教师对新东西接受快，行动敏捷。如果优秀青年教师向沿海地区转移，科研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也将随之转移。近年来的理科诺贝尔奖得主年轻化，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点。（注：2002年一位日本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年仅44岁。）而且，我们只知道一些科研成果是某个名牌大学教授做出来的，而不知道具体是在哪一个校区做出来的，多数不在城市中心的校区。
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其中有内地大学缺乏资金的原因，也有内地大学管理机制不够市场化和内地名牌大学经院式的办学模式难以适应信息化社会的竞争力的原因。（注：克拉克·克尔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写道：“大学成了一台复杂的‘官僚机器’”。参见闵维方主编：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C].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665.）还有教育本身也在发生变化，终身教育和社区教育、学习型企业与学习型社会的出现，都可能促使学校向边缘地区扩散。我们在现实中很容易观察到这种边缘化的发展趋势。边缘扩散的影响之一是人才流动后带来的区域经济学意义上的变化。[16]
（一）都市教育向边缘扩散
如果将北京大都市作为高等教育中心的话，周边远郊区处于高等教育边缘的位置。现在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远郊区正在成为高等教育第二校园，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并且形成了与大都市校园竞争的态势。
由于在北京办学土地成本高，边缘地区成本低，例如廊坊开始与北京竞争教育资源。近两年来出现的“廊坊高等教育”现象值得研究。廊坊高等教育工程于1999年规划，2000年启动，现在已经建成了东方大学城。去年，廊坊东方大学城一期工程已经投入使用，北京有十几所大学的第二校区搬入廊坊大学城，来自全国的近五万学生在大学城入学。二期计划正在发展，建成后学生人数将会成倍扩增。从规划上看，将来还要发展三期工程，到那时，廊坊市常住人口的30%将由大学生构成。（注：2002年9月作者在现场参观时了解的情况。）当廊坊地区的人口构成和素质大幅度改变时，就可能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金三角”市或日本的“筑波城”。
（二）教育中心向沿海地区发展
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省市也相继出现了兴办“高等教育”的现象：南方经济发达省区从前几年开始，纷纷吸引内地名牌大学到当地发展分校。这些地方政府将发展高等教育作为区域发展的新模式，采用了多种鼓励措施吸引高校前往。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这些措施包括直接经费援助、贴息贷款、各种免税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类似鼓励区域发展的措施，称之为区域“胡萝卜”政策。[17]我国区域发展新特点是以高校作为知识经济原动力，带动区域经济的升级发展。
“沿海教育”现象不但涉及在京的若干所大学，还影响到在京的一些名牌中学。广州郊区番禺已经发展成为新的大学城，广州市已经有二十多所大学的第二校园在这里安营扎寨。今天，包括北大附中在内的北京的许多名牌中学都被请到外地办中学分校。在上海的闵行和松江，杭州、宁波、无锡的郊区等都出现大学的分校区。
南方沿海省市启动区域教育项目后，竞相争取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大城市高等教育资源。如深圳市政府最早建立了“虚拟大学园”，将全国三十多所知名大学吸引到虚拟大学园中来进行教学和科研，并且在深圳将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前三年，深圳市政府又投资兴建了“深圳研究生院”，一期吸引了北大、清华和哈工大三所大学的研究生院进入，二期将吸引南开、人大等进入。
在紧邻深圳的珠海，当地政府也迅速发展了“珠海大学园区”一期工程，吸引了北师大、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等六所高校进入，二期工程正在发展，还将吸引更多的全国著名高校进入园区。（注：2002年2月，作者在当地现场参观时了解的资料。）
此外，上海、云南、河南、辽宁、江西、山东、新疆等省区，还有一些知名的城市，如青岛市、威海市、大连市等负责教育的领导来到北京，与各名牌高校座谈，鼓励在京高校到他们当地建立第二校区或分校。
地方“教育现象”表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沿海城市，正像当年吸引外资企业到当地投资那样，现在正在大力吸引北京名牌高校和中学到当地办学。吸引外资是有形投资，是物质投资，现在吸引高等院校到当地办学，是智力投资，是无形资产投资。
沿海“教育现象”三个发展阶段非常明显：从学校与房地产项目“捆绑”发展的第一阶段[18]，到为了城市经济结构调整与社区文化发展引进大学加入的第二阶段，再到为了人才工程与知识创新工程共建“二级学院”或“二级研究生院”的第三阶段。沿海“教育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出现，已经表明教育不再是一个第三产业单独发展的思路，而成为全民全社会共同关心、参与共建、整体发展的“社会文化工程”、“社会文明工程”和“社会知识工程”。
（三）企业办学
在沿海办学现象出现的同时，企业办学现象也在北京和周边地区出现了。办学需要资金，企业用剩余资金投入办学。企业投资其他行业的风险较高，办学投资被认为是投资风险小而收益高的项目；办学可以有税务方面的优惠，还可以有一定的广告效应等，最重要的是还可以获得科研最新信息与成果。也有一些企业家对于办学还抱有个人对教育的一番情结：他们自己由于各种原因在年轻时没有完成教育，用后来办学作希望与理想的寄托。
还有一些企业甚至以办教育或培训为主业。在国外，美国的凤凰城的教育企业以办大学为主，是上市公司，在高速公路边做大幅广告。美国的考试企业托福也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跨国经营。日本的LEC是法律与会计师考试的全国最大的超级连锁学店：有40万学生和4000名教职员，在全日本开办了30多家分店和数百个教室。现在这些教育企业正在陆续进入中国教育培训市场。
企业办学也出现过广东的一种模式：吸收学费作为学校发展的基金，在学生毕业后返回给学生。这对于吸引学生入学起到了相当大的刺激作用。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样做违反了市场规律，也是不成功的。香港著名企业家李嘉诚先生在北京办的长江商学院是另一种企业办学的模式，主要是培养职业经理人才。美国的华尔街英语，英国的剑桥英语，韩国的新桥英语和澳洲的空中英语教室等都是在北京地区的知名企业办学的品牌。
还有一些IT公司开始办软件学院和其他类型的培训学院，如北大方正软件学院、北大青鸟软件学院、清华软件学院等三十多家挂大学牌子的二级学院，及我国的软件公司与印度APTTECH软件教育公司合资举办的软件培训项目等，成为企业办学的另一种类型：依托现有的大学。[19]
企业在北京地区的办学现象使企业的多元化发展与北京地区的产业结构也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以高质量教育为主题的房地产项目和教育开发区项目，带动了商业消费、娱乐与餐饮、酒店、城市交通和旅游以及文化设施发展的城市建设项目的迅速出现。这些项目没有工业污染，不需要大量的工业电力和工业用水的容量配套，还可以吸收大量的服务行业的就业人口，使北京市的服务行业就业人口比例上升，工业产业的待业下岗人员被消化。
（四）外资办学
在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校只能由政府来办，随着改革开放，民间力量和外资已经开始举办了各种教育机构。根据WTO的条款，教育是一种服务贸易的形式，成员国都有义务开放本地的教育市场，让外国竞争者进入，开展教育服务贸易活动。
翻开北京的报纸，可看到各种外资机构的教育广告，例如“华尔街英语”（注：“非典”时期，华尔街英语在2003年5月22日《京华时报》上做广告：“学习英语，在家，在办公室，或在中心”。大意是将英语的课堂资料下蓑到学院个人笔记本电脑里，做成“一个人的大学”。）、“新桥英语”、“澳洲英语”、“雅思英语”等，还有中欧商学院、长江商学院以及各国在北京地区开设的种类繁多的外资举办的MBA培训课程。在北京市，英国政府组织过两次大型的教育展览，每次来自英国的参展大学有50多所。在北京还举办过美国的教育展、加拿大和澳洲大学的教育展。大学教育已经可以像汽车展览和时装展览一样，在世界各地巡展了。（注：参见在北京市国留大厦举办的“2000年英国大学教育展”宣传资料。）
在北京的报纸上，还可以看到澳洲、日本和美国大学教育中介机构的广告，这些中介为北京市的学生提供各种境外上学的机会。2002年北京海关查获的违法携带出境外汇折合1.3亿元人民币。[20]这些现金大部分是违规携带出境为孩子交学费的。
对国外的大学来说，招收留学生就是提供一种新的服务贸易，为自身及本国增加经济收入。例如，2002年，澳大利亚教育出口以及在海外设点办学等办法为全国经济增加进账逾五十亿澳元，而前年是四十二点五亿澳元，其中海外学生学费给大学的直接进账为12亿澳元。在澳大利亚，各高校的学费收入一般占总收入的25%至45%，有些高校甚至有50%以上的收入来自学生的学费。这项研究表明，在对学生学费的依赖程度上，澳大利亚高校排在世界前列。[21]
我国在加入WTO后，教育的国际交流被定义为服务贸易的一种形式，我国政府已经承诺对外开放。从经济方面看，吸引国外教育机构到中国来办学，外国的资金和师资都到我国来，这样要比我们的学生带着钱到外国去读书更有利：对学生家庭来说前者成本更低，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吸引资金总比资金外流要好。开放北京的教育市场，鼓励国外著名教育机构来北京发展教育事业，应该像鼓励外国著名大企业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一样：著名外国大企业到北京来投资，为北京带来资金和技术，还带来管理经验，创造就业机会，将来在北京纳税，增加北京市的财政收入，提升北京市的产业结构。
同样道理，吸引著名外国教育机构来北京发展教育，为北京带来教育资源、教育管理经验和知识，同时也为北京乃至全国的学生提供就学机会，改变北京教育事业的结构，使教育层次与多样性都获得提升。只有这样，北京才能成为全国各地学生求学的向往之地，将来进一步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学生求学的向往之地。
三、发展高等教育的区域条件与对策
教育向边缘地区扩散为首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首都高等教育的发展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如何发挥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就成为发展过程中要面对的具体问题。
（一）有利与不利条件
以北京为例，在北京地区发展高等教育，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有利条件可以概括为五项：一是优秀师资集中；二是优秀学生集中，北京高校吸收了全国高考最优秀的学生；三是图书馆、媒体资源、网络信息资源丰富。全国最大的图书馆、科技情报信息中心都在北京。此外北京有大约53座博物馆和100多处重要的历史人文景观。四是著名高校集中，北京汇集了教育部和其他部委所属的名牌高校，如北大、清华、师大、人大、北航、北邮等。此外，还有中科院和社科院的研究所集中在北京。这些高校加上研究院所拥有的博士点、文科研究基地、理科重点实验室，以及文、理、工、农、医重点学科占全国总数的55%左右。五是与高科技有关的学科也集中在北京，如生物医学、软件科学、材料科学、航天科学等科研机构与科研人员都集中在北京。
北京办学也有不利条件：一是地价高，北京是全国地价最高的城市之一。由于地价高带动其他办学相关成本都高，使在京高校校园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二是办事难，北京办事的时间成本高。三是社会负担重，在京高校承担的维持社会安定的负担重；四是优惠少，在北京办学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比外地少。五是北京市的管理粗放，不如南方城市管理精细化。
北京地区地价高，以及带动的相关成本高的情况，不是很快就可以降下来的。这同东京、汉城、我国的台北、香港等亚洲的大城市差不多。如果说土地高成本的压力还有一些正面效应的话，那就是给高等教育更大的压力，也给学生寻求高回报产生更大的期望值，促使具有高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向这里集中。[22]
（二）共建教育
为了发展一定区域高等教育的有利条件，在激烈的竞争下，发展高等教育就一定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考虑。因为，今天的经济逐渐以知识为基础，城市发展正在从工业加工型为主转变到城市文化与高等教育为主的发展模式。如果这个转变已经开始，区域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就有在一定地理空间结合的可能性，而且还有可能将高等教育发展变成提升地区经济升级换代的动力之一。
中国首都政治与文化的辐射力，不仅影响全国，而且也会影响亚洲。北京的“首都教育”的定位要有远大的目标。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教育发展目标都不仅是对本国的学生，还面向全球各国的留学生。从中国留学生在这些国家学校里的人数的增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国家之所以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与其教育的发达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吸收全球科技成果有正相关性。
北京要发展成为全国教育中心，就要向全国开放。北京要发展成为全球教育中心，就要向全世界开放。目前，首都有部属院校32所，市属院校30所，此外还有近100多所民办院校，总数将近200多所。（注：包括民办院校。）未来发展首都教育，不仅要靠传统的国办和公立模式，还需要办学经费与模式多样化，充分调动国家政府以外各方面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共建：一是跨系统，教育部与北京市的共建（中央与地方的共建）；二是跨国，国内与国外的共建；三是跨所有制，政府与民营的共建；四是跨地区，北京市与周边地区的共建。
（三）部属高校“地缘化”
以北京地区为例，教育部与北京市共建首都高校的模式，改变了按照财政拨款渠道来划分高校的状况，按照高校的“区域优势”与“区域贡献”来划分高校，笔者将这一点看成“学校的‘属地性’”。例如，北京大学属于教育部财政拨款的高校，主要办学经费来源于教育部。但是，由于北京大学位于北京市，为北京市所做的人才贡献比位于外省市的教育部所属的高校要大得多。根据北大的统计，从1991年到2002年，北大共招收北京市生源的本科生3878人，占总招生比例的15.26%。另外，北大在北京招收大专升本科学生1790人，占总招收人数的20%。
再如，北大在北京市招生的分数线比在外省市的录取分数线低，也有利于北京市的考生进入北大。1991年到2002年北大招收北京户口的硕士研究生8849人，博土研究生3189人，分别占招收总数的49.09%和51.04%。近五年来兴起的MBA、MPA、法律硕士、软件工程硕士和公共卫生硕士等专业的生源主要来源于北京市。[23]
从北大毕业生分配到北京市工作的情况看，从1991年到2002年北大为北京市输送了本科生8370人，占本科毕业就业人数的59.2%，输送硕士生和博士毕业生分别为5351人和1501人，分别占毕业生就业人数的64.3%和66.4%。除人才培养外，北大每年还承担北京市的众多科研项目，为本地高科技产业发展做出贡献。北大校办企业在北京市纳税和提供本地的就业机会等。这些数据都说明，北大虽然是教育部所属的高校，由于位于北京地区的原因，为北京本地所做的各种贡献，远远大于为其他各省市所做的贡献。不仅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都为北京地区做出了贡献。北京对在京部属高校进行共建，只会对北京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意义。
（四）教育资源重新配置
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世纪，而人才竞争的基础在教育。我国那些经济实力雄厚、行动迅速的沿海城市，已经看到了人才竞争与教育之间的必然联系，早在2～3年前已经着手发展教育事业了。经过几年的发展，全国的教育资源将出现重新配置的局面。
在信息技术日益深入教育的背景下，教育资源重新配置的情况将出现。拥有丰厚IT设备和网络资源的地区的高等教育，将比没有这种资源的地区获得更快的发展。同时年轻一代的知识工作者将向这些拥有IT与信息资源的地区流动。这是教育在信息时代表现出来的特性之一。[24]
以北京地区为例，北京拥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如同山西省拥有煤炭资源，广东拥有华侨资源和上海拥有外企资源一样。经过分析，不难看出北京的教育资源优势既有中国近代历史的积淀，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布局的影响。北京的教育资源在这一点上看，不同于山西的煤炭资源，后者是天然产物。北京的教育资源也不同于广东、上海的优势外企资源，后者是良好的投资环境的产物。而北京的教育资源是依靠文化氛围与人才优势的。
但是，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过去，教育体制的改革正在深化，教育资源优势不是一个城市的天然产物，教育资源只能依靠建立良好的文化环境来发展，依靠吸引优秀师资和优秀生源来建设，依靠优质的图书资料与完善的信息环境来竞争。北京的教育资源优势，在前面的有利条件中已经谈了。在前述的四个有利条件之外，还有三大优势：北京作为首都的区位优势，北京作为历代古都的历史文化优势和国际交流的优势。
北京教育事业现在与今后都是在内有高成本，外有竞争压力条件下发展的。在这种背景下，应该发挥北京教育资源的优势，发展首都教育事业，重新规划北京在全国教育版图中的位置，使其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五）民办教育与“社区大学”
2001年6月，北京市政府转发了《北京市教委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教育的意见》，把社区教育作为市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北京地区的“各区县政府把社区教育作为社区建设和本区县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社区教育列入本区县经济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当中，统筹规划，总体协调”。2002年，北京市教委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发展社区教育，创建学习化社区，建设先进区县”的评估工作，已评选出全国一流的社区教育先进区，这标志着首都社区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25]
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网站提供的统计资料，北京市全市现有普通高等学校61所，普通本专科在校生34万人，其中市属市管普通高等学校30所，普通本专科在校生14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11.6万人，比2002年增长17%，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比例达74%。
全市有成人学校2996所，其中成人高等学校41所，成人中等专业学校17所，成人中学25所，成人技术培训学校2913所。全市成人学校共有学生58.8万人，其中成人高等学校在校生31.5万人（含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函授、夜大学、成人脱产班的学生26万人）。各类成人中等学校在校生27.3万人。成人本专科招生13万人，比2002年增长25%。全市有49听普通高等学校和124个科研机构在培养研究生，人数达到7.9万人，其中博士生2.2万人，硕士生5.7万人。[26]
北京作为首都的地域优势对外地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相比之下，北京的普通高等学校的数量还是不够。如果北京地区不发展，廊坊地区要发展，珠海地区也会发展，深圳地区和其他更多的地区都会发展。外地学生依然要到廊坊去求学，或者到珠海和深圳去求学。廊坊和珠海本地尽管没有教育资源，深圳本地的教育资源也不发达，但可以借助北京等内地的教育资源来发展。相对于全国适龄入学人口来说，北京拥有的教育资源目前办的民办高校数量太少了，有300～500所民办高校也不为多。除了民办的学历教育机构外，各种民办的专业培训学校也是需要的。虽然对于外延性扩大办学规模也有不同意见[27]，但是，笔者个人还是认为在我国现有人口规模的背景下，高等学校数量仍然不够。
例如，“新东方学校”现象在北京的出现[28]，对全国学生英语考试水平的提高都有影响，由此带动北京和全国一部分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没有“新东方”，中关村的教育事业也不完整，只要外国大学有英语入学考试，就会有此类的培训型教育。大学研究型教育需要，博雅型素质教育也需要，非学历的大规模“应考”培训型教育也需要。这些是市场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假如没有大规模非学历的“外语考试培训”教育，也就没有外语学习的大众化普及效果，这对2008年奥运会都是有影响的。新东方学校对全国学生具有市场化的感召力，从每天在新东方总部报名处门前热闹的人群，就可以感受到外语培训市场化的力量。（注：2003年1月笔者在新东方中关村“水清木华园”第九教室的考察。）
中关村现在也没有大规模的计算机软件培训、大规模的设计培训与技工培训等。将来的后果是，哪里有这种培训，哪里就会成为这种产业兴起的中心。广东的“东莞现象”是以全国最大的IT业生产中心、IT产品配套最完整的生产链为特征的，东莞只有一所大学，去年才从大专升为本科，但是东莞已经有了大规模非学历IT技工培训经验和职业培训中心，参加这些中心培训的打工人员有几十万人。
如果北京的民办高校数量增加一倍，北京市社会知识人口结构会改变几个百分点，当地的就业也会改善。在英国平均4个留学生创造0.3个英国人的就业机会。（注：2002年5月，笔者同在英国的中国留学人员交谈，留学生这样告诉笔者。）即便我们不靠教育来拉动首都经济，但是教育事业对提高人才素质，提高社区文化水平，改善法制环境，改变人口知识结构，解决城市就业和延缓人口老化等，都可以发挥社会综合效益，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对复兴华夏文明具有深远影响。所以，北京应该鼓励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吸引外地著名的民办教育机构到北京来发展。
民办教育就是社区大学的发展前景，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社区大学式的民办高等教育将大规模普及，专业也更加实用化。当社区大学普及后，每30～50万人口的社区，就应该有一所民办大学。这将是衡量一个社区文化发展的重要指标。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内地不能小看了香港、台湾和澳门。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与社区学院和专科学校的密度很高，所以当地居民的素质较高，当地的人均GDP较高，这些不能说与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没有关系。
四、结语：高教优势即区域优势
（一）区域竞争
高等教育的发展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以北京为例，要发展“首都教育”，北京的高等教育领域就要对外开放，要鼓励多种形式的共建教育，要将政府手中的政策置换为政府的财力。高等教育资源已经在全国展开竞争，外资教育也开始竞争北京的教育市场。北京在具有人才、信息和品牌等优势的同时，也有成本过高等不利条件。北京在经济产值方面，GDP已经落后于上海一大截（注：2002年北京与上海的GDP相差约2278亿元人民币。）；在吸引外资方面，北京仅是天津的1/2，上海的1/3，广东的1/6（注：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2002年北京吸引外资16亿美元，天津32亿美元，上海41亿美元，广东108亿美元。）。发展首都的高等教育，将重新带动北京地区的综合发展，将重新布局北京的发展规划，以教育带为核心，调整北京的城市发展规划，使北京的文化与教育的优势更快地发挥出来。
发展首都教育的思路之一，就是要从原有的教育中心区向低地价的周边地区延伸，连线发展出新的“高等教育走廊”；与轻轨和地铁等大众快速交通工具配套，同时发展文化与旅游、各项服务消费区域，此后再将城市中心区与教育走廊连通。
这样的发展路线，可以节省先发展老城区的大量资金，又可以保护老城区的文物与古建筑，还可以改变城市人口交通拥挤的状况。过去的发展路线导致的情况是：“人才向城市中心流”，城市中心的地价变得昂贵，交通拥挤。现在发展新教育带来的情况将是：“资金向周边区域流”，带动人才转向周边地区，使城市中心地区的地价降低，周边地区的地价适当提高。
（二）区域“教育走廊”
高等教育发展不应重复以往的“教育学园”的模式，而应该发展新型的“教育走廊”模式。以北京为例，新兴“教育走廊”，不应只限于北京行政区划，而应扩大到整个沿渤海的经济带，包括北京和天津两个北方的直辖市和河北、山东及辽宁三省环渤海工业带，还可连接日本和韩国。有这样一个腹地才能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区域的面积与人口相比，才能与上述两个南方的三角洲区域的经济实力相比。北京的教育中心要和渤海湾工业带一同考虑。这就是“廊坊教育现象”和“珠海教育现象”给我们的启示。
如果北京高等教育发展的布局仅限于本市的行政区划，不但在抓住机遇的时间上已经比廊坊和珠海，比青岛和深圳晚了2～3年，而且北京发展高等教育的视野恐怕比不上廊坊（注：廊坊市副市长介绍：在京津冀三地交界处的东方大学城情况。），调控教育资源的能力恐怕也比不上珠海（注：中山大学党委书记事延宝教授介绍，全国六所著名大学的在珠海建立了校区，珠海的区域发展有了新的生长点。）。
北京的新兴教育走廊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从海淀区到昌平到八达岭高速公路沿线上：从中关村到上地、再到西二旗和西三旗、清河、回龙观，一直延展到昌平区。另一条教育走廊在通往通县的公路沿线。还有一条教育走廊分布在通往大兴黄村的高速公路沿线上。这三条教育走廊正在形成北京市的三条新兴的高等教育带。由于交通便利，在交通繁忙时也不堵车，所以，这三条高等教育带非常有发展前途。相反海淀区的中关村和学院路附近的传统高校学区，向外扩展的空间十分有限，就是有空间的话，成本也是十分惊人的。
当初在考虑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时，希望高科技公司就建立在大学周围。这种距离上的考虑多于文化方面的考虑。结果科技成果的转化在大学周边并不多，而是在文化相同的地点较多。大学与这些地点形成了高等教育与科技成果转化链。这是高等教育带的另一种共生现象，在美国有加州地区的硅谷[29]，在北京将出现在距中关村校园5～6公里以外的上地技术开发区。
为了配合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北京的教育还应该进一步国际化。我们设想：在北京的郊区划出一片地，吸引奥地利的音乐学院、法国巴黎的美术学院、英国的戏剧学院和美国的舞蹈学院、德国的视觉设计学院和意大利的艺术学院到这里来发展。还可以吸引日本的动画片制作中心和韩国的游戏软件中心，以及香港的玩具设计开发中心来这里落户。更不用说吸引欧洲著名的电工学院和美国的建筑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和外交学院，都到这里来建立国际分校。他们也可以与北京的各个大学发展成为合资或合作的学院联盟。如果真的在北京地区发展出高等教育的“联合国”或艺术的“万国联盟”，北京才有可能说是将来的全国教育中心。
（三）区域“政策”置换“投资”
上海浦东发展的资金分为三个1/3:1/3来自政府税收与发债，1/3来自外资，1/3来自土地资产置换。上海的“资产置换”经验值得北京学习。资产置换分为有形资产的级差置换，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置换和有形与无形资产的混合置换等。对北京市而言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置换是发展首都教育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也是北京的地缘优势。同时，多种形式的资产置换也应该考虑灵活使用。
在经济规模方面，北京比不上广东、上海、江苏、浙江。例如，北京在2002年的GDP为3130亿，上海为5208亿。人均GDP方面比不上深圳、广州、苏州、杭州、无锡和宁波等中型城市，2002年深圳人均达到5000美元，广州是4000美元，北京是3000多美元。[30]但是，北京的无形资产比其他任何一个省市都要多。无形资产包括：北京市城市户口、城镇土地使用权、子女入学便利、各种行业的经营许可权、地方税收政策的优惠权等。
北京在发展教育方面如果缺乏资金的话，可以考虑利用北京特有的无形资产来置换外部多种形式的教育投资，用置换的资金作为北京与教育部、周边地区、外资与民营教育机构共建的费用。
目前北京地区的人才与地价不够均衡：地价高的地方人才集中，地价较低的地方人才也缺乏。这种情况对于北京地区的长远发展不利，因为成本越高，对青年人才越缺乏吸引力。而长远的发展是需要青年人才集中才有可能实现的。
因此应当沿轻轨向郊区与远郊区的延伸，发展教育项目和文化项目，由项目带动资金向这些线路流动，吸引人才向这些地区集中以促使轻轨沿线的地价上升，城市中心的地价下降，两者最终达到均衡；城市中心的人才与郊区的人才也达到均衡。当人才与资金向交通沿线的教育及文化项目流动产生了结果，中心区与周边区的地价与人才都趋于均衡。人才与地价均衡以后，北京地区发展的新格局就会出现。否则，再过若干年，北京的高等教育中心也可能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人才也随着转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潜力与机会同样随着人才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高等教育是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核心。北京的发展目标应该是：发展知识的社会，终身学习的社会，知识产权为本的社会。[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