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和科学基金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论文,科学基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依靠科学技术振兴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主要特征的历史阶段已经开始。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纷纷调整或制定新的科技政策和发展战略，以便把握住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我国为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提出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科学技术发展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首位，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和动力。我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和攀登计划加以推动和实施。
1 从当代科学发展的特点谈起
（1）现代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新发现和新进展的源泉，并且这些新进展和新发现正在改变着现代经济的工业基础，提高健康保护和生活质量，提供持续不断的军事能力。例如，材料科学的发展，对产生新的金属合金，高强度钢材，合成材料，硅片、透明金属，光学纤维和高分子材料已变得至关重要，而且极具价值；计算机的发展已成为对工业、贸易、金融、政府、科学、教育、通讯、娱乐和整个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革命化手段；准确的天气预报使得农民和公用事业单位可以得知3—6天可靠的天气预报和3个月的天气概况；由社会造成的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受损或潜在的有害气候变化等，通过研究者们的努力，已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国家安全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运用计算机网络、电子通讯对潜在威胁的评估、理解和反应；计算机做图为设计新材料和建筑，为模拟艾滋病毒进入某个细胞并发生作用的致命过程提供了新“视野”；信息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许多基础机构的运行方式，为教育孩子提供了新手段，为科学技术提供了新方法和新工具。总之，在科学领域具备领导地位已成为大国的鲜明特征之一。这一效果使科学家即受到鼓舞，又感到压力。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是科学深入人心，人们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过高的期望和需求；二是高水平科学家涌现的速度超过了政府能够提供研究资金的能力。
（2）基础研究成果商品化的周期缩短，促使研究与发展朝着以市场驱动和绩效为主的方向发展。二战以前，重大发明从理论到应用的周期都在20年以上，如蒸汽机100年，发电机50年，电话、真空管和飞机都超过20年。二战以后，由于以国家规模开始科学研究，转化周期大大缩短，例如，原子弹6年，晶体管3年，激光器1年，而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几乎是理论与应用并行发展。然而，科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超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发展等必须的阶段。因为，基础研究的作用是扩大人类的知识，应用研究则扩大了人类的选择，只有技术可以把这些选择付诸实施。科学需要技术的武装才能发展，没有科学的指导，技术也难于成功。科学和技术的结合能创造出使人类得益的结构和系统。完善不同阶段的衔接，是促进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重要手段，于是兴起了产、学、研联合研究的热潮。
（3）多学科的大规模交叉和相互转移。新学科常常出现在现有学科的边缘或交叉点上，科学家正在探求解决的许多问题都需要来自不止一个学科的知识，为了成功地进行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科学家必须善于将自己的知识扩大到许多新的领域。
（4）基础研究正朝着规模大、成本高的方向发展，这使国际科学交流与合作显得更为重要。日益具有国际性质的有组织的研究开发已大大加快了新知识的产生，大家都在高喊基础研究成果共享的同时，加剧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竞争。日本现在努力加强基础研究，因为日本工业界发现取得其它国家的知识产权越来越难，而且越来越昂贵。另外，基础研究所带来的新技术发展如此之快，以致于日本觉得它不得不发展自己的基础研究以保护其竞争力。
（5）科学规模的国家化和国家目标。二战以前，科学研究从投资到研究都突出了个人的兴趣和行为，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力学，达尔文进化论等多数是业余从事科学实验。英国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就是当时的剑桥大学校长卡文迪什捐款8450英镑建立的。美国发明家爱迪生投资两万美元建立了工业技术实验室。二战爆发前夕，英国、法国开始利用国家力量组织科学研究工作。二战期间，传统的主要来自慈善机构和其它私人来源的基础科学资助已显不足，唯独政府拥有资源和公众授予的广泛权力去充分实现科学所展现的前景。美国联邦政府对科学技术特别是原子物理基础研究的重视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使战后美国的科学技术继续健康地发展，并促进国家经济繁荣，保证国家的安全，1944年罗斯福总统下令对此进行调查研究。这项调查的直接结果，是1945年7月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的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在报告中，布什断言：“基础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新知识，为国防、为消灭疾病、为新产品、新产业和新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必需。”并建议在联邦政府一级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加强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加强对研究人员的培养。经过5年的争论和酝酿，1950年美国国会批准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在战后几十年里，随着万尼瓦尔·布什的预言在实现国家目标中发挥作用的实践加深了人们的理解，《科学——无止境的前言》也成为美国科学政策的里程碑。国家在为取得政治上的自由这一目标的努力中，已经使用了科学，更具体地是使科学成为政治系统取得一系列具体国家目标的手段，科学已成为最重要的国家资源。作为国家的一项政策，需要有生气勃勃、质量很高的科学与技术，集中力量实现国家目标，而且确认在人类科学发展中文化与灵感的价值。
2 科学基金制
科学基金制是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规模，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其特征是依靠科学家建立评议审查制度，通过招标竞争择优支持而合理有效的使用科研经费。早期的科学基金会大多是私人的，且具有慈善性质。例如，1860年建立的德国洪堡基金会。1920年，德国建立了国家基金会，二战期间停止，战后重建，就是现在的德意志联合研究会（DFG）。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典范，还属1950年建立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科学研究规模的国家化，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手段。然而，科学研究的难度越来越大、科学研究的规模越来越大，研究活动的耗资越来越大，所有国家都面临研究经费供求矛盾的困境，在从管理体制挖掘潜力的过程中，科学基金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政府的科技政策
科学技术政策是在一个时期科技工作中所遵循的总的原则。科技政策应该是体现科学技术自身发展变化规律，反应科学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相互作用的规律的行动准则。例如，1993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二十多年来第一部科技政策白皮书《释放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术战略》。克林顿政府颁布的科学政策报告《为了国家的利益发展科学》和技术政策报告《技术与经济增长——为美国人民创造实效》。这样的科技政策报告核心，都强调了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保护环境和巩固国防的国家目标。为实现国家目标，广泛开展了技术预测研究，确定优先资助领域。
（2）产出和评估
基础研究的使命是探索自然的规律，追求新的发现，创立新的方法。这就决定了基础研究投资风险大，研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使得人们难以在短时间内精确地衡量某一具体研究项目的产出和贡献。然而，由于各国政府的研究管理部门面临着来自科学家对经费需求的不断增长与科研经费不足的矛盾，面临着必须回答来自政府与公众对研究投资效果的评价，要求优化资源配置。因此，开展基础研究的绩效评估是一项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工作。评估研究计划的标准越来越趋向那些被国际科学界共同认可的标准，而不仅仅是符合地方自身利益的需要。去年9月，在加拿大召开了第二次发展和完善科学基金制国际研讨会，有24个国家的代表与会，多数来自发达国家，会议中心议题是“评估R＆D的产出”。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基础研究需要评估产出，但对评价指标体系，众说纷纭。有一点是明确的，评价体系要与国际接轨，评价指标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
（3）科学基金制是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经费管理形式。
根据国家发展的要求，遵从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组建同行评议系统，其特点是依靠科学家进行民主管理，把竞争机制引入基础研究，从而使得知识生产的要素得到优化配置。这样的系统的良性运转，能够实现以发展战略和资助政策为导向的宏观调控，为国家目标服务。同时，保证有限的经费用于资助最优秀的科学家。近几年来，美国国会要求国家科学基金会用百分之六十的预算资助战略研究项目。战略研究的定义是“常由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队伍，在被认为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广泛科学领域里，探索知识的前缘，在这方面，一些应用的可能性被认为在中期是可以预见的，尽管应用的具体方法目前还不得而知”。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1981年，中国科学院89位院士联名建议国家拨专款设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从1982年起设立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在4年试点的基础上，适应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正式提出，要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机构，应力争几年之后做到科研经费主要靠申请基金。然而，在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问题上，无独有偶，类同美国，也没有达成共识。1985年7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大家都会赞成，不会反对，应该这样办。这是个新事物，办起来再说，取得经验”。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成立。十年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不断成长，壮大，赢得了科技界的信誉，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1995年，受国务委员宋健委托，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理事会（IDRC）派专家组对中国十年科技体制改革进行了评估，在他们完成的评估报告前言中写到：“在访问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它的计划得到了高度评价，中国科技界对于这一步骤在研究管理中产生的积极作用提出了赞扬，专家组深受感动。”
（1）主要成绩
①持续稳定地支持基础性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努力贯彻“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支持优秀的项目，优秀的人才和有实力的研究集体。以1995年为例，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的579个单位中，资助总金额超过100万元的科研单位共79个，占资助单位总数的13.6%，而这79个单位共获资助项目2100项，占总项数（3539项）的59%，共获资助经费18614万元，占总金额（30873万元）的60%。这79个单位含自然科学领域博士点1179个，占全国自然科学领域总博士点数（1623个）的72.6%。从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奖受奖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比例变化也可以说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作用。1987年，获奖项目中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占30%，1989年占49%，1991年占60%，1993年占67%，1995年占88%。
②利用竞争机制，避免低水平重复，起到协调全国科技力量的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从成立起就坚持贯彻“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工作原则，每年发布的《项目指南》起着指导申请，指导评审的作用。对于自由申报的每一份申请，都必须经过科学部初审、通信同行评议、学科评审组评审和委务会议审批的程序。这样的评审系统能够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优中择优地资助项目。“八五”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贯彻了“控制规模、提高强度、拉开档次，鼓励创新”的资助原则，使面上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从1991年的3.74万元提高到1996年的10万元。
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面上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的布局，保持三个层次的项目各有特色，相互配合，点面结合，在自由探索和瞄准国家目标之间建立良好的平衡关系。“八五”期间维持了面上项目经费（包括人才培养）约占总经费的70%，重点和重大项目约占20%。资助项目中，基础研究约占30%，应用基础研究约占70%。
④努力发现和培养青年学术带头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我国的科研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人才断层现象，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才流失，将会影响我国跨世纪科学事业的持续发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之初，就意识到这一问题的迫切性，从1987年开始设立青年科学基金，1992年设立优秀中青年科学基金，1994年受国务院委托实施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为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创造条件并搭桥铺路。从1995年资助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年龄统计看出，35岁以下的项目负责人占29.7%，45岁以下的项目负责人占45.3%，而这两个比例在1991年之前都低于20%。
⑤加强科研单位与产业部门的合作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尚未建立常规的模式资助产、学、研的联合研究，但在资助的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中，重视与产业、行业部门开展联合资助。“八五”期间共有13个重大项目和13个重点项目与10余个企业、行业进行联合资助，共吸引匹配资金超过7000万元。
（2）几点反思
科学基金制在中国属新生事物，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产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国际同行比较也是非常年轻的，它之所以能如此迅速的发展，归结如下：
①正如它的成立受到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一样，它的成长过程受到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和其它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抚育。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额以8000万元起步，1996年的总预算已达5.7亿元。这是国内首屈一家，也受到国外同行的青睐。在我国财政收入状况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大幅度增长，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重视。
②坚持自由申请，平等竞争，科学民主和鼓励创新的管理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建立起自己的同行评议系统，十年来结合我国国情，围绕管理创新的目标，不断改善这个系统的结构，改进运行程序，完善管理办法，使这个系统逐渐趋于成熟。
③坚持全心全意为科学家服务的工作作风。
（3）展望未来
在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应该、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十年的经验证明，只有不断开拓，不断创新，才能上新台阶。第二个十年，怎么上新台阶？
①基础研究要体现国家目标，即当前一个时期，基础性研究要把国家目标放在重要位置，要把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作为中心任务，重点解决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技术问题，创立新的技术和方法。这也是国际科学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领域，担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要转向这类同发达国家处理这一问题的经历。但事实正在证明，宏观引导与科学家兴趣的有效结合，能够促进科学进步并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更明显的影响，关键问题是研究的创新。
②中国的科学基金制要尽快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据我们掌握的资料说明，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立法在先，成立基金会在后。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运行十年，我国的“科学技术基金法”才刚刚起步，这显然不能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的迫切需要。只有当经费来源、机构建制以及其运转系统等有了法律依据和制约，科学化和民主化的中国科学基金管理模式将不断推动中国科学的进步。
③努力创造学科交叉的环境。新生长点和新的机遇多处在学科边缘或交叉领域是共识的，难在实施。传统学科分类助长了学科保护主义，而同行评议方法的固有不足之一也是受经费限制倾向于保守、稳妥的资助。这无疑束缚了科学家思维方式的创新和知识面的拓宽。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了“科学前沿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战略国际研讨会”，外籍院士彼特·雷文建议；中国的交叉学科应该从大学本科培养开始。初听起来，这样的建议似乎远水不解近渴，认真地比较一下，不难看出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研究体制以及科学管理体制造成的环境严重地束缚创新思想和学科交叉。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有利于交叉型人才培养，有利于促进新学科发展的管理模式，用科学基金经费做杠杆，推动科学研究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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