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图书馆学的灵根——图书馆哲学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哲学论文,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图书馆是一门切近实用的学问，就一门切近实用的学问谈哲学难免被人讥为迂腐或空谈。但图书馆学如果只是一门附庸于其它学问的学问，它便没有其自立于学问之林的独特依据。向终极处追问这个依据——亦即把这个依据问到不可再问处——则终不免会与哲学相遇。在图书馆学的路径上问津的哲学是图书馆哲学。事实上，中国最早的可确证于史料的图籍管理者——所谓“守藏室之史”——老子，同时即是一位尊“道”而贵“德”的哲学家，这本身便是对“图书馆哲学”最终可能成立的一个意味深长的预示。
1 作为一种图书馆信念或图书馆观的“图书馆哲学”
一般来说，有法学就有法哲学，有政治学就有政治哲学，有历史学就有历史哲学，有教育学就有教育哲学，有伦理学就有伦理哲学，有文艺学就有艺术哲学（美学）……。图书馆学难以纳入上述学科中的任何一门学科，由它的独立的学科地位我们可以依照同样的逻辑得出结论说：有图书馆学就有图书馆哲学。一如法哲学意味着一种法学观，政治哲学意味着一种政治观，历史哲学意味着一种历史观，教育哲学意味着一种教育观，伦理哲学意味着一种伦理观，艺术哲学（美学）意味着一种艺术观，图书馆哲学首先意味着一种图书馆观。由这个“观”就会产生一种信念；这“观”和“信念”是一门学问的价值神经，有了它，致力于某一门学问的人才可能把对那门学问的研究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那门学问也才可能对他显现出某种有内在线索贯穿其中的总体轮廓。图书馆学长期以来没有赢得与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教育学、伦理学、文艺学等诸学科略可比肩的地位，不是由于图书馆学本身只是有“术”（操作技术）而无“学”而言，而是因为一种可称为“图书馆观”的东西尚未被业内的人们所自觉。不少人以为图书馆学并没有多少“学”可言，他们或者只是满足于图书馆工作在技术操作上的规范化，或者依傍其它学问而把它泛化到漫无边际却又没有自身重心可言的地步。其实图书馆是有它的独特的文化形象的，把这个形象予以定格、深化以至于升华，就可以获得一种“观”——这“观”即是“图书馆观”。有了图书馆观，图书馆学才可能真正守住自己的“学”的重心而不至于妄自菲薄。
图书馆虽然以“馆”相称而可能由此留给人们某种静态的机构或设备的印象，却终是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动态的文化事业，一种有着确定的价值取向的人文活动。人是有死的生命体，人又是不朽的精神的创造者。人的表现在物质方面的成就说到底是人的精神的对象化，不论怎样的物质成果在时空中总有损毁的一天，但用文字表达的曾经渗透在物质成果中的那种精神却可以借着图书默默地保存下来——经由后代的人的唤醒它使它成为活的东西。人类的代代相传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文化遗传，前代人的精神通过种种物质的媒介物但更多地是通过抄写或印刷着文字符号的书籍流传下来；一方面是生理学意义上的遗传，前代人把人这个特殊生命族类的生理密码传给了后人，使后人有能力解读那蕴藏在物质媒介和文字符号中的精神意趣。创造的机制在于创造者个人对既有族类文化诸多精神因子的选择、汲取和超越，这就不仅需要这种或那种图书，而且需要能够更大程度地提供各种图书而把尽可能多的藏书组织在一个既合理、有序、又有增容余地的结构中。与这个合理、有序、有相当大增容空间的藏书结构相应，必须有一个由策划、维系、调整和开放此藏书结构的人们组成的管理人员结构，而藏书结构、管理人员结构必致造成一定的读者——图书借阅者——群体结构。这三种结构的和谐互动成全着人的精神创造、品操修养和情感陶冶，图书馆由此成为一种贯穿着人文神经的富有历史创造感的事业。就此审视图书馆，可以获得某种图书馆观或图书馆信念，所谓图书馆哲学也便正可以从这里说起。
2 “图书馆哲学”的慧眼——从图书结构中见人生
每一本书的后面都站着一个人，文字符号中寄寓着人的精神求索或心灵的倾诉。一本书或重于“知”的探索，或重于“意”的宣示，或重于“情”的发抒，但无论这本书的旨趣侧重于哪一方面，书的作者却总是备“知”、“情”、“意”于一身的人。任何一本书都难以穷尽作者在“知”“情”、“意”上的任何一个方面，更不用说穷尽作者的整个生命状态了，然而集天下之图书，却可以从中看到人生的相对全面的情境。以人生的结构把握既得藏书的结构从而从藏书分类编排的结构中透视活生生的人生结构，这是图书馆哲学的慧眼所在。中国的学术自觉——认可学术的独立价值——始于孔子，中国的教育自觉——认可教育的独立价值——也始于孔子。与发生在孔子这里的学术自觉、教育自觉相应，中国图书分类——由图书分类而有对图书结构的把握——的滥觞可追溯到孔子对“六经”的删定。孔子一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古籍的整理、编次为能事。史传他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并就此而授其弟子以“六艺”之学。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引孔子的话说：“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庄子·天下篇》也曾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从这些说法可以看出“六艺”——后人称其为“六经”——之分作为图书分类的雏形，其结构与社会人生的有机构成大体相称。孔子所谓“六艺于治一也”，其“一”即人生之“一”、社会之“一”，换句话说，作为六类典籍、六种学问的“六艺”乃是应对于完整的人生、社会的六个方面或六种成分的。
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图书分类、编目是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开始的。刘向校勘群籍，撰《别录》一部，开目录学之先河。其子刘歆承父未竟之业，撰成以图书著录及目录编制为能事的《七略》一书。《七略》除诸书总要性质的《辑略》外，尚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部分，把当时所藏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其实，后五种图书只是“六艺”的延伸和补充：“诗赋”固然是“六艺”中的《诗》的延伸，“诸子”之书按《庄子·天下篇》的说法则过不是“六艺”之学“散于天下”后百家学人“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结果；“兵书”、“数术”、“方技”是对“六艺”的补充，其学略近于“诸子”。刘氏父子是崇尚儒学的，他们对图书的分类、编目渗透着孔儒之教对人生的理解。对图书结构的编制和对人生意义的理解的一致，表明刍形的中国图书馆学中在它的起点处就已经贯彻着一种独特的刍形意味上的图书馆哲学。汉晋之际，郑默、荀勖先后制《中经》、著《新薄》，分国家所藏图书为四类：甲部为“六艺”及“小学”（文字、训诂、音韵之学）类图书，乙部为诸子及兵家、数术家之书，丙部为史书、皇览薄及记载旧事、杂事之书，丁部为诗赋、图赞类书籍及当时刚发掘出土的汲冢书。与刘歆的《七略》相比，荀勖的“四部”表现出这样两点变化：一是史书独立出来另列一类，一是“兵家”、“数术”、“方技”方面的书与“诸子”合为一类。东晋之初，李充奉命校勘再次战乱后的秘阁藏书，所编《晋元帝四部书目》以史书为乙部图书，以荀勖《新薄》乙部所录诸子及兵家、数术家、方技家之书为丙部，四部图书仍以甲、乙、丙、丁编次，但后来以“经”、“史”、“子”、“集”相称的四部分类的格局此时已大致确立。李充的《四部书目》又一次提高了史书的地位，但史书既然源于《春秋》，“经”对“史”的价值导向的被认可便是理所当然的事。从《七略》到《四部》，由分类、编目所确定的图书结构发生了变化，这变化关涉到对人生意义的理解，隐然有一种可称之为“图书馆哲学”的东西蕴含其中。
两晋以降，“经”（甲）、“史”（乙）、“子”（丙）、“集”（丁）的四部分类渐次被确认为正宗的图书分类、编目方式。这期间，虽有南北朝时王俭的私人图书编目《七志》、阮孝绪的私人图书编目《七录》出现，但都未能影响图书以“经”、“史”、“子”、“集”分类、编目在往后历代图书管理结构中的正宗地位。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编目方式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直到1917年，中国图书馆学家沈祖荣、胡庆生提出第一个新型分类法《仿杜威十进分类法》，传统的分类法才在此后逐渐被取代。1949年前，中国图书馆学家杜定友、王云五、皮高品、刘国钧、何日章、袁涌进等编制的种种分类法，大都是对M·杜威十进分类法的仿制。1949年后出现的若干有代表性的图书新分类法则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有着极强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受到科学主义思潮的较大影响。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任何一种图书分类、编目方式都意味着对管理中的图书作结构性的规划和组织，而任何一种被规划和组织起来的图书结构都隐含着某种对人生——因而对人的对象化世界——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理解。这种对人生、对人的对象化世界的理解有着一个时代的哲学背景，它见之于规划和组织起来的图书结构和与之相应的管理结构因而见之于图书馆管理实践或图书馆事业，即有所谓“图书馆哲学”的问题。
3 多重关系中的“图书馆哲学”思考
把图书结构关联于某种对人生和人的对象化世界的理解固然是领略图书馆哲学的慧眼所在，但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图书馆学毕竟牵涉图书馆活动中的多重关系，因此，对图书馆哲学的思考也应进到诸多关系中去。构成这诸多关系的关系者是：组织在一定结构或有序系统中的图书、图书管理者、图书借阅者、图书撰著者及上述关系者发生关系的时代文化背景。这些关系者的相互关系可图示如下：
在笔者看来，构成图书活动的中心关系者是组织在一定结构中的图书，它作为枢纽把图书管理者、图书借阅者、图书撰著者在具体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关联起来。一部又一部的图书诚然是由图书撰著者写成的，但对藏书的选择和把诸多藏书组织在一个结构有序的系统中却是图书管理者所做的事。正像图书撰著者的写作不可能不受时代文化背景和既有的图书观念的制约一样，图书管理者选择藏书和对藏书作分类编排以使其成为一个结构有序的系统也不能不受时代文化背景和既有图书观念的影响。图书撰著者的撰写当然会有自己的创新之处，这创新之处必然或多或少地影响图书结构，不过，任何一部创新之作进入有序的藏书结构都必得经过负有图书馆藏书之责的图书管理者。图书管理者与图书撰著者一般不发生直接关系（因此上图中A、C之间仅以虚线相连），他们只是通过图书才发生精神意义上的关系。当然，图书馆管理者通过图书与之发生精神意义上的关系的图书撰著者，有些是活着的人，有些则已经作古。图书借阅者与图书管理者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图所示，A、B间有实线相连），这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借阅者与一个编排有序的图书系统或图书结构的关系。一方面，他须得从一个编排有序而又处在“藏－用”运作中的图书系统中借取自己所要阅读的图书（如图所示，实线由O指向B），一方面他又可能但并不必然把自己的阅读需求反馈给与之发生关系的图书系统或图书结构而以求改进（如图所示，虚线由B指向O）。此外，其著作被选择并由此进入某一“藏－用”图书系统的图书撰著者（如图所示，有实线由C指向O），有可能却未必一定是该图书系统中的图书的借阅者（如图所示，虚线由O指向C）——这当然是指那些在此期间活着的作者。如同图书撰著者可能而又未必一定是关联于某一图书系统或图书结构的图书借阅者一样，某一图书系统或图书结构的图书借阅者有可能成为却不必一定成为该图书“藏－用”系统的图书的撰著者，（如图所示，B、C间仅连以虚线而相互指向对方）。这里存在若干组活生生的相互关系，整个图书馆活动或图书馆事业就运作在这些关系中，所谓“图书馆哲学”的问题也在这种关系中成其为“图书馆哲学”问题。
上文已经指出，任何一种组织有序而在“藏－用”运作中的图书系统或图书结构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一种系统或结构，都蕴含着对人生——因而对人的对象化世界——的理解。这里要补充指出的是，既然这个组织有序而在“藏－用”运作中的图书结构处在诸多关系的枢纽地位上，它便不可能不受到时代文化背景及图书管理者、图书借阅者、图书撰著者的人生态度、世界识件、人文素养及“知”、“情”、“意”之需求的影响，诸多因素向着组织有序的“藏－用”有节的图书运作结构的参与使蕴含于这结构中的对人生和人的对象化世界的理解处于微妙的动态中，它意味着“图书馆哲学”问题的复杂和深刻。
收稿日期：2003-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