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职业农民研究述评与展望
王淏冉1,孙正林2
(1.东北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40;2.东北大学,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 要】 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经历了从理论探索到实践创新的过程,并取得了十足的进展。采用系统综述法,以2012—2018年上半年间发表的新型职业农民研究文献为基础,对筛选到的411篇中文核心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从新型职业农民内涵与特征、新型职业农民相关政策、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影响因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困境与对策以及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路径等5个方面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相关研究进行分析与述评,并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时代内涵、培育机制、培训需求与培育路径进行展望。
【关键词】 新型职业农民;研究述评;研究展望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加深,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涌入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工作,农村传统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出现了锐减现象,农业劳动者面临年龄大、专业素质低、后继乏人的困境。与此同时,“三农”问题也日益突出,中共中央急需解决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困难及农民身份地位低下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央一号文件”于2012年首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全面造就新型农村农业人才。此后,从2012—2018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在不停地强调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将其视作提升农业发展内生动力,推进农村改革,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新型职业农民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高度重视,以及对解决农村、农业问题的迫切决心。
自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后,有关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文献开始不断出现在各种期刊中,新型职业农民自此开始备受各路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纵使广大学者的研究持续深入,国家的投入也日益增加,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始终没有取得让人满意的成就。目前,学术界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从早期的理论研究逐渐转变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寻求解决培育困境的方法,以求探究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道路。
二、文献来源
文章采用系统综述法,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对2012—2018上半年间的相关中文核心文献归纳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分析。
1.确定检索的数据库
根据文章的研究目的,以“新型职业农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语言为中文,选择中国知网高级检索进行检索,检索日期为2018年7月1日,检索时未包括港澳台地区刊发的文献、国内学者在外文文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与会议论文和学术辑刊,共检索到552篇文献,其中,中文核心期刊文献392篇,CSSCI文献160篇。
2.文献筛选
(2)研究方法一极多元。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方法中,描述性定性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定性方法中的案例分析、对比分析,定量方法中的调查问卷与层次分析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方法共同构成了新型职业农民研究的方法体系。除此之外,部分学者也用到了一些新颖的分析方法,例如因子分析法、综合评价模型等。这些方法的应用推动着新型职业农民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此外,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描述性研究增加数据分析以及多种模型共同运用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随着新型职业农民问题关注度的提高,这一趋势势必会更加明显。
三、文献统计
1.发表时间与来源期刊
他突然有了一次报复吴天成的机会。那天晚饭过后,他站在阳台上吸烟。想见小竹的念头变得非常强烈。白天,小竹有意无意地告诉她这几天自己一个人在家,言下之意就是家里那位又出差了。想象着两人之间醉人的厮磨,他突然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公立崇华新生华立学校使用的教材是《轻松学汉语》。表3显示,有超过半数(61.11%)的学生认为教材的内容正好,说明该教材容量比较适中;认为教材内容容易和不太难的占84.45%,反映出该教材易于被学生接受;关于书中的难点,有58.89%的学生认为语法是难点,这也和汉语学习过程中语法学习比较难的态度相一致;八成的学生希望汉语课本采用汉—泰注释的方式,和大部分学生希望老师用汉—泰语言来教学的统计结果相似。
从期刊来源方面来看,文献涵盖了农业经济、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职业教育、农业基础科学、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学科,主要期刊有《农业经济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管理世界》《农村经济》《教育研究》《世界农业》《职教论坛》等多种类型的期刊,说明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呈现多学科、多领域的特点,并同时受到多个相关领域的关注。
建筑工程在建设的过程中,建筑工程施工领导人员要加强对注浆施工技术方面知识的宣传,多开办与注浆施工技术有关的讲座,组织建筑施工工人集体来学习这一方面的相关知识。在建筑工人内部开展注浆施工技术的学习,这样可以增进建筑工人对注浆施工技术的了解,为建筑施工工人在施工过程中运用注浆施工技术提供可能。
2.研究方法
2.新型职业农民相关政策
在定性研究中,学者应用最多的方法为描述性分析,共有280篇,占定性研究的81.9%;其次是案例分析法,共43篇,占比12.6%;此外还有少量SWOT分析和其他模型分析。在内容上主要研究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及国外经验的启示。在定量研究中,学者们主要运用的方法是问卷调查与层次分析,分别有42篇与6篇,占比44.9%、15.9%。其他出现过的方法还有因子分析法和预测分析等。内容上定量研究的方向主要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状况及培训意愿,以及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因素等。
近年来随着脑梗死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不少研究学者认为:同型半胱氨酸(Hcy)会使得患者内皮功能出现紊乱,造成脂质代谢异常以及血管内膜中层增厚,从而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1]。与此同时,其可通过损害血管内皮干扰凝血因子,有效增强了血小板聚集以及减弱纤溶的作用,进一步导致血栓的形成以及血管性疾病的发生[2]。鉴于此,本文通过研究血清Hcy水平与脑梗死急性期及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相关性,旨在为明确脑梗死患者病情,观察临床疗效以及评估预后提供参考依据。
3.研究主题
由检索而得到的411篇文献统计结果得知,学者们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农村职业教育、家庭农场的发展、农村人口与农民荒与农民职业化六个主要方面,如图3所示,其中以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及其相关内容为主,达到了173篇,占比42.1%,这也与“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强调的“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相吻合。其次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与农村职业教育相关文献,数量分别为65与59篇。农民职业化、家庭农场以及农村人口与农民荒分别为12篇、12篇与9篇。
4.研究内容
艾氏卡法主要用于测定煤和生物质中的Cl及S的含量[16-17]。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将干燥的煤样和艾士卡试剂(MgO∶Na2CO3 = 2∶1)均匀混合,在680℃下共同燃烧,利用艾士卡试剂将氯化物或硫化物充分吸收。
四、研究内容
1.新型职业农民内涵与特征
我国关于新型职业农民这一概念的来源,最早源自于2005年农业部《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 “百万中专生计划”意见》提出的职业农民,这些职业农民是“百万中专生计划”的重点培育对象。此后,在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发展农村事业,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些新型农民必然具有高度职业化的特征。于是,在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并将这一政策始终贯彻在了每年的一号文件中。至此,“新型职业农民”正式走上了舞台。
自新型职业农民这一概念首次提出开始,许多学者就对其内涵做出了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也都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完善。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具备一定的生产技能,并以农业经营为主要收入的农业从业者。在此基础上,朱启榛、胡方萌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农民,但他们是市场主体。新型职业农民会充分进入市场,利用一切资源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理性经济人,并具有较高的收入。此外,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观念,他们不仅懂技术、会经营,还会对生态环境和子孙后代承担责任。[1]洪仁彪、张忠明认为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相比,具有商业性、技术性、稳定性与多样性,意即职业农民所从事的工作在较长时间段内是固定不变的,且这些工作可以给农民提供较高的利润和收益。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内部分工不断分化,职业农民的工作也在不断细化,职业农民应具备从事各种工作的能力而不是像传统农民仅限于农业生产环节。[2]郭智奇、齐国等认为,职业农民没有传统的世袭性和强制性,他们可以自主选择是否从事这一职业,且职业农民能够适应现代化农业,并同其他行业劳动者一样享有职业保障和权利。[3]魏学文、刘文烈认为新型职业农民需要有强烈的现代化生产经营能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生产经营能力保证了农民的高产出和高收益,社会地位使得新型职业农民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到这一队伍。[4]张明媚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是有志于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的群体,他们立志于农业,并且有能力在市场竞争条件下抵御风险并获得收益,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和新农村发展的生力军。[5]王丽萍、周敏等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应当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遵守职业道德并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同时具备一定的市场意识和金融意识,将农业视为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6]孙书光、翟印礼则探讨了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认为其来源是多渠道的,可以是传统农业工作者,可以是返乡的农民工,也可以是军队的退伍人员等。[7]王晓涵、康红芹认为,随着国家对创新性的不断重视,新型职业农民也应该将创新能力作为自己的必备技能之一。[8]每一名学者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定义与内涵的表述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点。
对检索到的411篇有效文献进行统计,如图2所示,定性研究占据主要地位,共有342篇,占比达到了83.2%;而定量研究占比为16.8%,共有69篇。由此可见,我国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还是以定性研究为主,但定量研究同样重要。
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研究,许多学者重点研究了国外发达国家的职业农民培训与农民职业教育,以及各项农业保障政策,以求探索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案。李国祥、杨正周研究了美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政策:美国政府每年都会下拨一笔资金用于培训农业专业大学生,并且在2009—2012年间每年拨款7 500万美元用于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培训,这就使得美国农民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达到了46%。此外,美国政府还会根据农民面临的市场和资源限制等因素制定特殊的政策用以激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并发展特色农业。[9]李毅、龚丁研究了日本和韩国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日本对农业职业教育自二战后就开始重视,现在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文部科学省系统”与“农林水产省系统”两大系统。前者重视初、中、高三级别学历教育,后者强调农业技术的普及与农业协作组织的培训。韩国则分为了农业系统的农民职业教育与教育系统的农业职业教育。前者重专业化培训,后者则类似于日本的三级别学校教育。且日韩两国对农民教育实施了一系列的金融信贷、农业保险等支持政策,保障了农民职业教育的顺利进行与职业农民的利益。[10]柳一桥重点研究了德国的农业职业教育:德国的农业职业教育分为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前者培育具备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后者培育高层次的研究型人才。德国的职业教育将学校与企业紧密结合,学生不仅要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同时要在企业进行实践。[11]赵恒在研究法国的农民培训政策时指出:法国类似于日本,都有着完善且多元的农民培训体系,且培训对象种类繁多,重点关注年轻人员,并对其创业给予基本的政策与资金支持。[12]在发达国家的农民培训政策中,除美国外,其余国家都对职业农民有着严格的准入制度,只有通过培训和考试拿到资格证书才能够成为合格的职业农民,这就保证了农民的高素质与高技能。
在对国内政策的研究上,大部分学者都有着类似的观点。何晓琼、钟祝认为,我国需要重点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对有志于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农民或大学生给予分段、科学的培养,同时给予现代农业扶持政策,增加农业补贴,完善农村的保险和信贷体系。提升农村的各项生活保障水平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关注并爱上农业。[13]王辉、刘冬认为,政府应当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财政与立法支持,加大资金投入,并结合网络将农民的教育与培训联系起来,融会贯通。[14]王秀华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组织协调管理,建立多元化和多主体的管理体系,监督并完善农民的持续教育。[15]蒋黎、朱福守指出,我国现阶段粮食生产状况不佳,平衡粮食增产与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亟须政府提高警惕,优化调控手段,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与生产水平。这与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密切相关。[16]刘雪梅则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强调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性,她认为政府不应当将农业视为政府收入的来源之一,而是要支持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来实现农民收入与地位的增加。[17]
3.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影响因素
8.来稿须附所有作者的工作单位、所在省市名、邮政编码、E-mail、联系电话。论文如属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应在稿件首页地脚处注明“基金项目:××课题或项目 (编号:××××)”,并附基金证书复印件。页脚处请附上第一作者、通信作者简介(包括性别、出生年份、学位、职称、研究方向、电子邮箱)。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农民的个人情况、政府的政策以及培训的环境都会对农民培训的结果造成直接的影响。周杉、代良志等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规模以及对政府的满意程度。教育水平高、生产规模大、对政府满意度高的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高,培训效果显著。[18]刘益曦、胡春等通过调研发现,农民在参与培训时最关注的内容是现代农业理论知识,其次是市场营销的知识,以及政府的农业政策与法律法规。[19]王文峰运用实证分析,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验证得出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因素主要是农民的个人状况:性别、年龄、农民的月收入以及参加培训的次数。[20]张亿钧、朱秋分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的客观因素主要是教师的专业水平、培训的时间安排以及培训的方式。[21]
从检索得到的411篇文献的内容来看,其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个大类:新型职业农民的相关政策、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主要因素、解决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培训困境的对策以及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路径,如图4所示。其中,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及培育路径的研究贯穿整个研究年份,其数量较多,分别达到了106篇和103篇,且每年的数量较为均衡,说明学者对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最为看重,取得的成果也相当显著。而解决困境的对策与研究影响因素的文献则分别呈现出了从2014年、2015年后明显增多的趋势,这也与在2012年国家开始提出要加大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后发现其进展并不顺利密切相关。
4.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困境与对策
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进展不顺,遇到了许多问题,主要有六个:一是我国现阶段的新型职业农民数量太少,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我国粮食进口逐年增加,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亟须增加新型职业农民数量来保证粮食的供给。二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内容和模式无法满足各类农民的需求。由于地域、作物种植及农民个体差异等因素决定了不同农民对未来规划差异巨大,这就导致农民培育若要涵盖各个方面十分困难。三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资金投入不足。虽然每年政府的补贴力度很大,但分散到各个省份和市县后所剩无几,再加上农民培育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协作,资金流转更为捉襟见肘。四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师资力量不足,教师数量少且质量参差不齐,且多数农民自身受教育水平不高,因此培训效果不佳。五是农民培训缺乏有效的协调与管理机制,地方政府和当地农业企业间缺乏有效连接,导致资源分散,未能实现强强联手。六是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优惠政策不足,农民的各项基本权益并没有得到切实保障,且新型职业农民地位依旧低下。
事实上,对于人类存在的意义,从古至今,就有无数哲人进行过痛苦的思考,对于欲壑难填的人性之恶,及其所造成的巨大恶果,王钻清则在诗歌中对此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正因如此,王钻清的诗歌不仅仅是一种横向的,简单的东西方比较,而是在不断向着历史的更深之处进行着纵深的掘进:
为了解决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困境,学者们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众多对策。大部分学者的观点相似,但各有侧重。陈蓓蕾、童举希认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体系需要更加完善,要逐步改革土地制度,将分散的土地集中到职业农民手中,并完善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其社会地位。[22]吴易雄认为,政府需要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管理,建立严格的职业农民准入制度,及时淘汰达不到要求的农民,同时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的宣传,以吸引更多人关注这一职业。[23]刘剑虹、陈传锋等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宣传工作需要继续加强,要扩大其影响力,增加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积极性。此外,还要改进现有职业农民考核评价体系,完善政府的监管机制,及时做到跟踪反馈,提升农民培训的效率。[24]杨成明、张棉好认为,农民教育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课程内容应紧密围绕国家的政策制定,农民的素质、科技水平与视野理念都要同步提升。[25]祝士苓、王素斋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工作需要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全国统一规划,既要加强管理,又要突出不同地区的特色,满足不同需求的农民。在外部环境上也要同步提升质量,只有吸引农民自愿参加培育,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26]胡焱、王伯达认为,政府需要整合现有的农民培育教育资源,效仿发达国家,建立完善的农民培训与培育体系,丰富培训的形式,创新培育的手段。[27]廖洪清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师资水平还需提高,教师不仅要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确保农民们的兴趣。[28]何超群、吴锦程从精准扶贫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不能忽视贫困农民,他们相比于农业大户更需要自身水平的提高,政府和企业要建立实际的农业项目带领农民脱贫致富。[29]吴振利认为,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水平需要提高,加快网络的建设,满足远程教育培训的需要。同时合理利用农闲时节安排农民培训,并提高农村的生活质量来吸引农民工返乡。[30]
5.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路径
(1)研究主题广泛。从统计结果来看,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主题主要分为以新型职业农民为研究主体的农民培育、农民培训及农村教育等和以新型职业农民为研究客体的家庭农场、农村人口老龄化及粮食安全等。主题的多样化极大地促进了研究成果的丰硕。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路径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朱启榛、胡鹏辉等在家庭农场的研究中提出,家庭农场是新型职业农民的载体,它具备稳定、规模大的特点。相比于传统的散户种植,家庭农场有利于农民的组织化与集约化,有助于政府的农业政策更好地执行。同时,家庭农场可以培养农民的土地保护意识与文化传承意识,而这些都是新型职业农民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实则就是在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创造条件。[31]李俏、李辉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需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政府要激励并引导广大有志农民参与培育,在参与过程中逐渐赋予农民土地,并不断扩大政策的鼓励与扶持,使农民真正感受到新型职业农民的益处。[32]华芳英认为,社会需要树立科学的新型职业农民人才观念,打破传统的农民观念,把新型职业农民视为真正对农业有巨大贡献与推动作用的关键人物。在制度上保障农民的教育与创新培育,在政策上放开对职业农民的帮扶力度,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加入队伍。[33]金绍荣、肖前玲指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政府是中坚力量,要强化其作为,为农民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既要夯实农民培育的物质基础,如资金与培育环境,又要提升农民保障的政策基础,如各项优惠与激励政策。[34]闫志利、王伟哲等从新型职业农民的素质角度出发,认为农民培育的优化路径,要重点提高农民的素质:丰富专业的农业知识、现代农业的必备技能、适应市场的经营能力、热爱农业的务农情感以及规范的农业生产行为。[35]夏邑国、宫春生则从粮食安全角度提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具有耦合机制,二者相辅相成。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应当从规模化经营主体出发,将农民的医疗与养老保险体系作为突破口,消除城乡差距。解决农民的土地需求,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为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一条出路。[36]徐辉指出,新常态下的现代农业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农民来实现,因此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首先的要求就是农民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基础,同时要对从事农业工作有着较强的信心并有明确的职业规划,这是“内生主导”;其次是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与农业政策的激励,辅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这是“外生推动”。[37]张凤玲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除了必要的政策与经费支持外,还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提高农民的收入。只有保证了农民最关注的利益,他们才会更愿意参与培育,更有积极性。[38]郑雄飞认为,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路径上,建立合理的制度保障平台与社会支持体系非常重要。前者强调农民的基础权益例如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需要得到平等对待,后者要求新型职业农民相关劳动法律的制定,保障农民的劳动权益。[39]
药士配好了草药,交给青辰熬煮,又对女子身体上的外伤进行包扎。女子最重的伤势位于脖子侧面,那里血管密集,按理说,那样深的两道伤口,在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下,人是很难再活下来的。但女子似乎有着很强的自愈能力,不仅自行止住了血,青辰甚至发觉,她的伤口正在缓慢地愈合。
五、研究评述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理论从提出至今,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学者共同努力,创造出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主要特点有: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文献的数量变化较为明显,如图1所示,基本分为2个阶段:(1)2012—2015年。2012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要创建一批新型农业农村人才队伍。自此开始,学术界开始关注这一理论,再加上中央一号文件每年都在强调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因此研究文献逐年增多并于2015年达到顶峰。(2)2016—2018年上半年。这段时期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基本趋于稳定,每年的文献数量总数基本稳定在80篇左右(2018年截至7月1日为28篇)。
新闻报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公正客观,它是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更多的是代表其所属国家的利益。本研究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中美两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观点和态度,从中也可以看出,国家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由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决定的。因此,人们也可以从不同的新闻报道中看出国家之间关系的转变。本研究也提醒广大读者们用批判的思维去阅读新闻报道,把握其中的真相。同时也希望国内的媒体朋友们通过更好地使用语言工具打造积极的中国形象,从而助力“一带一路”的伟大实现。
文章按照以下四条原则对所获得的文献进行筛选:(1)剔除综述类文献和书评;(2)剔除会议通讯及记者报道;(3)剔除科研水平较低或字数较少的文献;(4)剔除部分重复或内容相近的文献;(5)剔除硕博论文。最后共得到有效文献411篇。
(3)研究内容逐渐丰富。一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不断丰富。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农业生产要求的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与要求也在不断变化,从最初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逐渐提升为既有能力实现规模经营、获得较高收益,又热爱农业、愿意为农业事业献身,还要有环保和创新意识。二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不断优化。政策研究从早期的国外经验启示逐渐转变为对国内现状的政策建议,配合每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推陈出新,实现了从国外到国内,从框架到细节的跨越。三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影响因素更加具体。研究重心逐渐从定性研究转为定量研究,使问题的定位更加具有准确性与客观性,实现了培训因素的可量化。四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的解决对策逐渐完善。对策随着问题的细化与明确变得更具有针对性,对政府实施、农民自身改变都有着更加精准的规划。五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路径更加全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路径研究不仅为农民主体提供了细致的方向与建议,也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了详细的分析与解读,实现了从内到外、全面发展。
根据发达国家职业农民的发展经历,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仍旧存在许多不足:
2.4 相关性分析 在观察组孕妇中,直线相关性分析显示,阴道微生态状况异常与早产、胎膜早破、绒毛膜羊膜炎、产褥感染、胎儿窘迫、新生儿感染呈现明显正相关性(r=0.432、0.384、0.552、0.384、0.392、0.362,P<0.05)。
(1)研究同质化严重。新型职业农民研究内容过于集中,导致大量研究文献内容接近,学者观点相似,既浪费了时间,又制约了新型职业农民研究的创新与全面发展。
设计给水排水管道的覆土深度时,一般根据土壤冰冻深度、车辆荷载、管道材质及管道交叉等因素确定。管顶最小覆土深度不得小于土壤冰冻线以下0.15m,行车道下的管顶覆土深度不宜小于0.7m。实际施工时,都是先将路基、垫层、水稳层施工完后再反挖沟槽,受以下因素影响,常常出现反挖深度不够,管顶覆土深度不足:①施工单位为了节省成本,偷工减料,缩小开挖深度,节省回填材料;②受道路两边原有管道接口影响,或者受交叉管道影响,横跨道路管道位置很难降低达到设计深度。管道埋设深度不足,车辆通过路面传导到管道上的荷载较大,容易造成管道直接损坏或疲劳损坏,产生泄漏,从而损坏道路。
(2)研究不够深入。大量研究集中使用单纯的描述性分析,对许多问题的探讨仅仅停留在只讨论案例的情况,没有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案例的成因或从时间维度来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缺乏研究深度。同时,过多的文字描述使得研究的主观性较强,结论的说服力不足。
(3)研究范围有待继续拓展。现阶段的新型职业农民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培育的问题对策与培育路径方面,缺少新型职业农民与农业现状的结合与对新型职业农民未来的展望。此外,笔者认为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下新型职业农民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值得研究的重点。
墨西哥拥有8属36种乡土竹种,其中30种为特有竹种;引进竹种30种,主要来自哥伦比亚和加利福尼亚。墨西哥竹子分布于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中,有些竹种的分布海拔不足900 m,而有些竹种则分布于海拔3 150 m以上的地方[10]。在墨西哥31个州中有14个州有竹子的自然分布,其中恰帕斯州、瓦哈卡州、普埃布拉州、塔巴斯科州、哈利斯科州和韦拉克鲁斯州是竹子的主要分布地,其他一些州适合竹子生长,具有引种竹子的潜力。
六、研究展望
基于对新型职业农民研究的多角度、多层次分析与梳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未来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提供四个方面的思路:
(1)精确把握新型职业农民的时代内涵。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随着学者研究的不断拓展而不断丰富,不同学者对其内涵的定义还是有些许不同。精准定义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明确其定位与特征,是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重要一环。随着大数据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当下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又有了更深层次的解析。把握符合现代化农业生产要求的新时代内涵,将是未来新型职业农民研究的重点之一。
(2)深度改革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机制。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机制缺乏科学的设置,培育模式单一,内容也比较陈旧,缺乏与时俱进的特质。此外,由于政府各部门分工不明确,农民培训经常出现重复或遗漏的情况,严重浪费了人力物力资源。因此,改革现有机制,建立科学规范的培育体系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加快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机制,健全农村人才的回流机制,规范职业农民的培训机制,将有效提升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效率。
(3)认真分析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需求。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快和基础教育的普及,农民的整体素质相比之前也在逐渐提高,农民对培训的需求也在逐渐提高。如何满足农民的需求,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一大难题。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资金投入,精简理论知识课程,增加农民实地操作,充分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既能够吸引农民参加培训,又能够实现学以致用,加深对知识与技能的掌握。
(4)有效拓展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渠道。我国现阶段新型职业农民的队伍主要是由传统农场主、农业经营大户以及高素质高学历的农民构成,政策的主要吸引对象则是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以及农业学校学生等。随着逆城市化趋势逐渐明显,工业反哺农业,大量人口回流城镇乡村将势必大大增加农村人口数量,城市企业竞争者、大量的有志年轻人以及大学生都可以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中坚力量。
(5)全面创新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路径。创新农民培育路径,要从培育的第一步开始就做好统筹规划,制定完善的计划,认真分析可能遇到的困难,提前做好准备工作。近几年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日益严重,保障粮食安全的重任就落在了新型职业农民的肩上。在互联网技术越来越发达、普及率越来越高的形势下,未来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路径势必更加宽广。
【参考文献】
[1]朱启榛,胡方萌.新型职业农民生成环境的几个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2016(10):61—69.
[2]洪仁彪,张忠明.农民职业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13(5):88—92.
[3]郭智奇,齐国,等.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的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15):7—13.
[4]魏学文,刘文烈.新型职业农民:内涵、特征与培育机制[J].农业经济,2013(7):73—75.
[5]张明媚.新型职业农民内涵、特征及其意义[J].农业经济,2016(10):66—67.
[6]王丽萍,周敏,等.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5(16):15—18.
[7]孙书光,翟印礼.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演进[J].农业经济,2015(11):75—77.
[8]王晓涵,康红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回顾与展望[J].继续教育,2017(12):56—59.
[9]李国祥,杨正周.美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政策及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13(5):93—97.
[10]李毅,龚丁.日本和韩国农民职业教育对中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启示[J].世界农业,2016(10):59—64.
[11]柳一桥.德国农业职业教育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启示[J].农业经济,2018(4):64—66.
[12]赵恒.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J].继续教育研究,2016(8):30—35.
[13]何晓琼,钟祝.乡村振兴战略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支持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3):78—83.
[14]王辉,刘冬.美国农业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经验与启示[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1):80—83.
[15]王秀华.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管理探索[J].管理世界,2012(4):179—180.
[16]蒋黎,朱福守.我国主产区粮食生产现状和政策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2015(12):17—24.
[17]刘雪梅.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4(2):81—86.
[18]周杉,代良志,等.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部四个试点县(市)的调查[J].农村经济,2017(4):115—121.
[19]刘益曦,胡春,等.都市农业发展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绩效评估与分析:基于规模示范合作社农户的实地调查[J].江苏农业科学,2017(6):332—337.
[20]王文锋.异质性条件下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的意愿研究:基于河南省的调查[J].职教论坛,2016(34):38—43.
[21]张亿钧,朱秋分,等.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政策建议[J].职教论坛,2018(3):108—112.
[22]陈蓓蕾,童举希.地方政府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思路与对策[J].贵州农业科学,2013(6):249—251.
[23]吴易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与对策研究:基于湖南省平江县和醴陵市的实证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4(7):57—61.
[24]刘剑虹,陈传锋,等.农民教育培训现状的调查与思考:基于全国百村万民的实证分析[J].教育研究,2015(2):123—129.
[25]杨成明,张棉好.多重视阈下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4(28):76—82.
[26]祝士苓,王素斋.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的思考[J].职教论坛,2016(27):56—60.
[27]胡焱,王伯达.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困境及对策研究[J].理论月刊,2017(8):148—152.
[28]廖洪清.城镇化进程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存在的问题及消解[J].继续教育研究,2016(4):31—34.
[29]何超群,吴锦程.精准扶贫战略下福建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6(13):65—69.
[30]吴振利.论新形势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J].农业经济,2018(4):67—69.
[31]朱启榛,胡鹏辉,等.论家庭农场:优势、条件与规模[J].农业经济问题,2014(7):11—17.
[32]李俏,李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理念、机制与路径[J].理论导刊,2013(9):82—84.
[33]华芳英.现代新型职业农民的特征趋向与培育路径[J].继续教育研究,2015(6):37—40.
[34]金绍荣,肖前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地方政府的角色、困境及出路[J].探索,2015(3):108—112.
[35]闫志利,王伟哲.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标准与培育路径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12):37—43.
[36]夏邑国,宫春生.粮食安全视阈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新型职业农民:耦合机制、国际经验与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15(5):56—64.
[37]徐辉.新常态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农业经济问题,2016(8):9—15.
[38]张凤玲.新农村建设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探究[J].继续教育研究,2016(12):33—35.
[39]郑雄飞.职业化与成员权: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利益关系及协调路径优化[J].山东农业科学,2018(5):28—33.
Rev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New Type of Professional Peasants in China
WANG Hao-ran1, SUN Zheng-lin2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2.Northeaster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No.1 Docu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first proposed to cultivate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2012, the research on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China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from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o practical innovation, and has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Based on the new professional peasants’ research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2—2018, this paper combs and summarizes 411 selected Chinese core documents and makes an systematical analysis and comment on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new professional peasants in China from five aspects, including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professional peasants, the relevant policies of the new professional peasant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raining of the new professional peasants, the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ultivation of the new professional peasants, and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the new professional peasants. We also look forward to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ime, cultivation mechanism, training needs and cultivation path of new professional peasants.
【Key words 】new professional peasants; research review; research prospects
doi: 10.3969/j.issn.1001-8794.2019.08.010
【中图分类号】 G7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794(2019)08-0052-08
【收稿日期】 2018- 10- 19
【基金项目】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博导类“我国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统筹发展问题研究”,基金编号为20110062110011
【作者简介】 王淏冉(1992—),男,河南安阳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新型职业农民;孙正林(1965—),男,黑龙江尚志人,博士,秦皇岛分校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政策与人力资源开发领域。
(编辑/徐 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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