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论与机遇论之争：休谟问题的延续（下）——必然性在理性探索中的无限展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定论论文,必然性论文,之争论文,机遇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机械论思维：决定论和机遇论的真正发源地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大卫·玻姆(David Bohm)指出，决定论并不是牛顿理论自身的必然结果，而是机械论思维的结果。认为整个宇宙中万事万物都适合于与牛顿运动定律相关联的一般理论方案的结论，显然并不来自于牛顿力学自身，而是把这门科学无限外推至一切可能的条件和一切可能的现象领域的结果。机械论并不是任何一个理论的特征，而是对待这个理论的一种哲学态度。“这种哲学的最本质的特色在于它的下述假设：在我们的全部经验（包括日常经验和科学经验）中呈现出来的事物的极其多样性，全部都能完全地、理想地归结为一组绝对的、最后的纯定量定律作用的结果，这些定律确定着很少几种基本实体或基本变数的行为。”[7](P48)
我们看到决定论和机遇论与它们所采用的数学工具具有紧密的联系，无论是决定论还是机遇论都是自然数学化的直接产物。它们本来是有条件地对自然进行局部考察和描述的有效方式。但如果将这些方式被不恰当地上升为“大叙述”，认为这是唯一方式或是终极方式，则是形而上学的态度。我们忧虑地看到，持机遇论者在这个问题上正在步决定论者的后尘。
应该承认，在对量子理论的数学结果的意义阐释上仍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仅仅是机遇的客观存在并不与决定论相冲突，但当把机遇作为最终的解释时，就与决定论不相容了。以尼尔斯·玻尔等人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相信，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并不只是量子理论所用数学工具导致的结果，而应被看作量子世界的固有特征，“是量子实在性的最终表现形式。”[8]
在这些思潮中，抛弃决定论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他们的理由却是错误的。他们否定因果性定律具有任何真实性意义，认为只是客体或事件足够多时统计规律的近似。因此也导致错误地要寻找决定论的替代品，把量子理论的几率描述认定为代表了世界的细致行为中的一种基本的、不能归结为别的事物的任意性或无规律性，断言发生在亚原子级的单个过程和事件是完全无规律的。他们错误地认为在低层级的世界没有任何必然性可言，这就把对决定论的批判置换为对宇宙进程必然性的抛弃。
哥本哈根学派与决定论者在下面问题上的主张实际上是一致的，即他们都错误地认为，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可被完全归结为很少几种基本实体的纯粹定量的变化，我们可以找到终极的、绝对的一般概念构架和表述它的有限的、基本的物理学方程。玻姆指出：“尽管量子论的通常解释的许多倡议者宣称他们的目标是超出机械论哲学的窠臼，但实际上发生的只不过是由决定论机械论转到非决定论机械论而已。”[7](P84)
因果律与机遇律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这种关系。从数学的观点来看，既可以把因果律当作机遇律的统计近似，也可以把机遇律当作因果律的近似，但它们的关系却并不是对称的。科学的实践表明当我们将被考察的范围扩大或将被考察的层次进行深化时，我们往往能更为精确地确定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使我们常常能将原来只是机遇水平上的规律上升为因果性的规律。但相反的过程则决不会发生，虽然我们可能发现因果律之下的更为细致的机遇律作用，但对同一容体或过程的因果性规律永远不会因为对被考察因素的更为精确的把握而退化到机遇律水平。科学史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总是不断地向未知领域迅速地推进，昨天还是未知的东西，今天已成为已知；昨天知之不祥的东西，今天知之更切；昨天对人们来说还是偶然的东西，今天却发现了其必然性。科学推进的趋势总是导致偶然的疆域在退缩，而必然的疆域却不断地扩展。虽然来知领域在更为深度的探索中不断地层现出来，但将未知纳入已知的步伐却从未停止过！
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是有启发的：许多曾为量子理论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的科学家也对其必然性的失落感到不安。普朗克、罗伦兹、爱因斯坦、薛定谔都曾以各种方式表达过对量子力学的不满意的心情。他们很难相信概率特征是对自然界固有的某种不确定性的证明，而宁愿将其看作是数学工具导致的结果，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总会出现更精确的描述微观现象的理论。在著名的爱因斯坦与玻尔之争中，爱因斯坦批评了“掷骰子的上帝”思想，而坚信客观世界中的完备定律和秩序。
爱因斯坦对待量子理论的态度，被一些人所误解，他被认为太过有“经院学究式的气息”。爱因斯坦的信念曾被误解为对决定论的顽固保守。但他清醒地看到的是哥本哈根学派主张中必然性的丧失，他难以相信亚原子级的粒子行为具有根本的无规律，是某种毫无原因的结果。他对于“掷骰子的上帝”思想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是对“自然完备规律和秩序”的坚信，是对理性必然性的坚守。
五、理性的自然：科学的前提
必然性、宇宙完备的秩序，才是引发因果观念有关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决定论与机遇论争论背后的真正焦点。因此，决定论与机遇论的争论是休谟问题的延续。必然性是人类对世界进行理性探索的前提，是科学存在的前提；必然性是因果观念合理性的基础，是人们构建因果观的潜在的导引原则，同时又是因果律所追求的理想和极限。
首先，具有根本必然性的宇宙才是人类理性所能认识、作为科学对象的宇宙。自然具有必然性的信念深植于希腊人的心灵中，希腊人相信“自然是理性的”。正是这种理性的精神引导了由希腊人开创的对于世界的理性探索。这种理性精神在看待自然的态度上最显著地表现出来。或者我们可以说，必然性是人类理性为自己设置的认识的先验原则。莱布尼兹指出：“使我们与单纯的动物分开、使我们具有理性和各种科学、将我们提高到认识自己和上帝的东西，则是对于必然和永恒真理的知识，这就是我们之内的所谓‘理性灵魂’或‘精神’。”[9]必然性是人类理性的根本要求，是人类知识和科学存在的前提条件。如果宇宙进程不具有必然性，如果自然不具有完备的规律，那人类的理性追求将变得无法理解，一切人类科学都将不可能。“我们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那么，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10](P5)
正是对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的信念，导致了科学的发端。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在谈及科学的信念前提时说：“天才人物象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和罗吉尔·培根等人必然都具有完全科学的头脑。他们本能地认为事无大小，全都可以看作是支配全部自然秩序的普遍原则的体现。”[10](P4)“我所说的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它认为每一细微的事物都可以用完全肯定的方式和它的前提联系起来，并且联系的方式也体现了一般原则。”[10](P13)
其次，必然性是因果观念合理性的基础，是人们构建因果理论的潜在原则。古希腊人在谈到世界时，总是作为一种必然性的存在；在涉及到规律时，总是看作必然性的表现，一切规律都已经被假设为必然的规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事物的因果关系关涉本体论的问题。他所谓的原因，是指一切事物存在和生成的全部根据和条件。在他看来探求事物的原因与探求其本原是一回事。休谟问题也正从反面给我们提示出这一点。休谟问题的最终核心正是对必然性的提问：因果关系的根据何在，因果联系的力量由何而来？因为休谟敏锐地看到，只有具有必然性的因果关系，才是可靠的、合理的，缺乏必然性的因果关系就缺乏了其合理性的基础；没有必然性，因果联系只是虚幻的假象。但由于休谟将人的认识能力和人类知识完全限制在经验领域，他就无法找到因果观念合理性的最后依据，就无法回答为什么“未来将符合过去”。
再次，必然性是因果规律形式所表达的极限和人们建构因果观念所追求的理想。就我们的生活世界中，自然现象有规律的重复出现，即使在科学还未肇始的时候就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能找到任何完全相同的事物，已成为过去的事物将永远消逝。规律性和无规律性，在现实中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同样普遍地存在，“人们可以预期太阳东升，但风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刮”。[10](P5)但停留于此，对科学来说就毫无意义。科学不但要弄清楚为什么太阳会东升西落，还要追问风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刮。科学不但要总结自然的那些明显的规律，还要探究自然背后那些隐藏着的可能的规律。古希腊留基波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句完整的话便是：“没有任何东西是任意的，一切都能说出理由，并遵循必然性。”[11]虽然现实生活中人们所发现的因果律都带有条件限制，都是相对的。但是，它们仍被看作自然所固有的本质方面的显现。因此，人们对规律的追求是无限的，对规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追求也是无限的。
六、理性的不懈探索：对必然性的追寻
但是，这种对自然完备秩序、对宇宙进程必然性的信念最初正是以其缺乏具体规定而成为一种抽象的总体性原则，成为引导建构具体规则的原则。这种缺乏规定性使它首先只能从反面的关系中获得规定，只有在否定性的背景中才凸现出来。我们从古希腊卢克莱修在其著名的哲学诗篇《物性论》中充满激情的咏叹，可以看到必然性在否定的关系中的隐现。假如没有必然性，世界就不可能表现出我们所看到的种种规律性，一切都可从一切产生，我们会面对一个荒谬的世界，“人可以从大海中产生，鱼可以出自大陆，羽毛丰盛的鸟类从空中迸出……；同样的果子也不会守着它们的老树，哪一种都会从各种枝条上长出，随随便便地换来换去。”[12]缺乏必然性的世界只会是一个变幻无常、忽生忽灭、没有任何法则和规律可循的偶然的堆积。我们无法断定“春天一定有玫瑰，夏天一定有谷穗，秋天一定有葡萄”。这样的世界，是不会有人类的理性和理性的人类的存身之地的。
黑格尔说得好：“所谓必然性、注定的命运等，正是无法说其究竟做什么，无法说其特定规律和肯定内容是什么的这种东西，因为这种东西就是绝对的、被直观为存在的、纯粹的概念自身，就是简单而空虚的、但又不可遏止不可阻挠的、只以个别性的虚无为其结果为其事业的那种关系。”[13]
必然性作为“被直观为存在的、纯粹的概念自身”，虽然在人们对自然认识的早期还缺乏规定，但它必然随着人类的科学探索的进展在自然的秩序和规律中表现出来。必然性寓居于自然秩序之中，通过自然齐一性表现出来，再被形式化为因果规律。
必然性是人类为自己的理性探求设定的一个公设，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大前提，从这点上来说，它超越了正确与错误的判断。必然性是人类科学永不停息的追求。科学对必然性的追寻，是必然性在理性中的回归，在自然中的实现。这是一个从前提到结论，从一般信念到具体规律的无限的追寻的过程。决定论的提出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失误和挫折，但并不意味着这种追求本身是错误和失败的；机遇论的发难，也无法抹煞这种追求的意义，不能阻挡这种追求的进程。
决定论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机遇论更使我们警觉。过去我们曾相信，我们可以任意截取时空演化中的两个静止的截面，来考察因果关系。但人们发现，这种简化的方式误导了我们。因为并不存在这种完全静止的截面，每一个截面都充满张力，挣突着趋向，怀着目的。但是这种张力和活性并非如机械论主张所认为的那样，留下了秩序和规律的空白，而是留下了自由意志的存身之处。
让我们从机械论的“被决定”概念回归到理性的“自确定”概念。问世界是否是确定的、是否具有必然性。答案是肯定的：时间是一维的，不可重复的；实在当然是确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唯一的，它们之间的联系也都是唯一的，因此也就是确定的。玻姆指出：“每个物体、事件、过程等等，原则上都是确定的，但归根到底，这种确定的基础是宇宙未被分割的总体本身。宇宙总体是自确定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并不存在各个部分根据与整体状态无关的先定关联而来的机械论决定性。”[7]（序言P3）
上帝确实不掷骰子，如果我们在人类理性中寻找上帝的话。休谟为什么找不到因果联系的依据，为什么不能发现因果作用的必然性呢？那是因为他假设了事物之间“必然联系”的实现和维持需要一个超越于人类理性之外的“秘密力量”或“秘密本性”；他认为在现实中、在经验里人们根本看不到这种力量，对此“无论人的感官或理性都是不能告诉我们的。”[2](P522)“他可以从一件事物的出现立刻推论出另一事物的存在。然而他尽管有这些经验，对于一件事物借以产生另一事物的那种秘密力量，却没有得到任何观念或知识；而且他作出这种推论，也并非通过任何推理的过程。”[2](P527)
然而，休谟恰恰忘了，他之所以提出“秘密力量”或“秘密本性”，不正是有所发现吗？这个概念不正是理性自己所发现而作出的设定吗？因此这个“秘密力量”从它的概念生成时已注定了它超不出人的理性之外，它必然在理性之内获得解答。正如康德所揭示出的，因果联系的“秘密力量”或“秘密本性”不是别的，正是人类理性自身！休谟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问题不是一个在孤立的感性经验中可以解决的问题，但却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在人的无限的理性认识中解决着的问题，经验的延伸不但不断显露出、证实着自然的必然性；而且，在这种无限延伸中，指向着、趋近着自然的必然性，逼近着那个绝对的极限。
我们看到，科学上从牛顿理论到量子理论的转换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一点在哲学上意义尤其深远。它使我们看到了必然性更加深刻的表现和更加多样的形式。必然性在人们科学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回答人们的问题又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使我们的探索中不断展开、不断深入。它使我们看到了人类理性对必然性永无止境的追求在科学上、在哲学上、在人的存在上的意义。
对休谟的提问，为什么“未来将符合过去”？答案正在未来的无限的展开过程中不断地显露出来；这是一个去蔽的过程，它在我们不懈的理性探索中层开，在此在的展开中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