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论文,经济危机论文,思潮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新动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夏季，美国爆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很快发展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权威性组织全国经济研究局在2008年12月1日宣布：美国经济自2007年12月以来一直处于衰退之中。这里说的衰退，就是指经济危机。一再回避是否进入衰退即经济危机的美国政府，直到2008年12月1日才开始使用衰退一词。布什在12月5日才说：“我们的经济处于衰退当中。”
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具有明显的同期性。爆发于美国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很快蔓延到其他发达国家，又很快蔓延到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情报机构在2009年2月12日宣布：全球经济危机是美国现阶段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在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西方经济思潮的这一新动向，引起人们广泛的、密切的关注。
一、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新资本主义”的构想
在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学界、政界、商界和民众都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反思资本主义”的提法较早出现在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10月13日一期的题为《全球资本主义新时代现在开始》一文。
1.西方学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新资本主义”的构想。西方学界以及新闻媒体在反思资本主义时，着重批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或“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这是指二战后形成、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变得不受约束的“美英资本主义模式”，又常常被叫做“美国资本主义模式”或“美式资本主义”。路透社2009年1月13日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随着经济危机波及全球，对不受约束的美式资本主义的批评与日俱增，人们也开始质疑未来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上述美国《新闻周刊》那篇文章说：德国、法国等“欧洲社会民主国家”都害怕“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俄塔社伦敦2009年3月4日报道：“美国金融巨商绍罗什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随这场危机而破灭了。”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这场严重危机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发生很大变化”。日本早稻田大学榊原英资教授在日本《外交论坛》月刊2009年2月号发表题为《21世纪式危机的冲击与世界变革》一文说，此次危机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过了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结果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本身发生很大变化。”
有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这场危机正在导致资本主义“发生根本变化”。英国《泰晤士报》2008年12月9日发表罗伯特·佩斯顿题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崩溃》一文说：“资本主义正在发生根本变化。”
《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提出了“新资本主义”一语，认为“废墟中可能出现一种新资本主义。”《新闻周刊》的那篇文章则提出了“全球资本主义新时代”的说法，并宣布“全球资本主义新时代现在开始”。
西方学界关于“新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新时代”这类提法，很快被一些西方政要所接纳。后面就会看到，由法国总统萨科齐发起、多位欧洲政要与会的巴黎国际论坛，就用了“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的名称。
顾名思义，“新资本主义”是相对“旧资本主义”而言。这里令人关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学者对“旧资本主义”的批判，一是西方学者对“新资本主义”的构想。
西方学者对旧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然而，不同学者对现存资本主义的认识程度颇不一致。
有的西方学者把资本主义的一些具体经济制度，例如把“自由市场”、“信贷宽松”、“高风险交易”和“高额薪酬”看作是资本主义旧时代的主要弊端，提出必须“远离”这种资本主义旧时代（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10月13日）。
不少西方媒体表达公众对华尔街的愤怒，揭露和抨击华尔街的贪婪，指出“造成当前危机的元凶是贪婪”（英国《每日电讯报》2008年11月6日）。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是贪婪吗？这是美国之道”（《华尔街日报》2009年3月16日）。有西方媒体说，人们批评华尔街，就是批评资本主义。还有西方媒体说：“民众vs华尔街，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民众与银行家之间的‘阶级斗争’，而点燃这场斗争的导火索就是华尔街的薪酬体系”（《环球时报》2009年2月10日）。
有的西方学者注意资本主义贫富悬殊引起的社会矛盾。英国学者凯尔波·劳斯撰文批评适者生存的美式资本主义，指出美式资本主义导致贫富悬殊。他认为，不应按达尔文主义强调的社会残酷竞争，而应更多地考虑如何缓和因贫富差距而导致的社会矛盾。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尼尔森也抨击美国达尔文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指出美国模式是按照适者生存的法则，设计出的是冷冰冰的制度。
有的西方学者揭露西方政治精英和政客用“全球变暖”和“生态危机”转移愤怒人群的视线。巴希尔·戈特在题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已走到末路》一文中揭露说：“资本主义世界的精英和政治家决定把视线从针对这些问题的职责转移到全球变暖和生态危机上去。……‘娱乐’他们的国民和全世界人民，他们宣扬气候变化的威胁，同时隐瞒着一场即将掠走人们的住房和辛苦赚来的养老金的大洪水”（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2008年10月7日）。
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原来坚定维护资本主义，现在在危机中进行反思：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毁灭？他向日本媒体公开宣布“对自己过去主张的错误而抱悔恨之念”，在日本引起震动。他告诉记者说：“我看到在现实世界中，资本主义社会伴随泡沫崩溃、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出现，社会失去稳定，而这种倾向最近更加强烈。”他表示，正是这些促使他反思资本主义（《环球时报》2010年1月20日）。
英国《金融时报》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组织一批学者和评论家讨论“资本主义的未来”，并从2009年3月9日起发表系列文章。这在国际上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这系列文章的开篇之作是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自我毁灭的种子》。该文指出：“一场金融崩溃与一次严重经济衰退（如果不是什么更糟糕的情形）结合在一起，势必将改变世界。”
在《金融时报》组织的系列文章中，许多西方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反思和批评现存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模式问题是英国《金融时报》组织的这场讨论中争论的焦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受到广泛批评。在讨论未来资本主义模式时，有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在“亚洲资本主义模式”，有的学者则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在“北欧资本主义模式”。除了《金融时报》组织的讨论之外，还有许多西方学者在其他场合讨论了资本主义模式问题。他们提到的可供选择的资本主义模式有“欧洲大陆模式”、“北欧模式”、“瑞典模式”、“亚洲模式”和“日本模式”。不少西方学者现在正在热议“中国模式”。但是，他们中不少人用资本主义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有的把“中国模式”说成是“中国资本主义模式”，有的甚至把“中国模式”说成是“专制资本主义模式”。持前一看法的，主张借鉴“中国模式”；持后一看法的，反对借鉴“中国模式”。
西方学者提出的“新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新时代”究竟是什么？目前尚未见到他们有成为共识的明确答案。前面提到的《全球资本主义新时代现在开始》一文说，与“自由市场、信贷宽松、高风险交易和高额薪酬”为特征的“旧时代”不同，“新时代”则“以紧缩银根、加强监管、减少投机和政府更多干预市场为特征”。有的西方学者主张，资本主义必须改革。前述《今天的资本主义已走到末路》一文说：“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应当改变路线”，“应当以全局观和多样性机构为基础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而不是继续支持一个老化的体系。”该文进一步说，“与过去30年的模式相比，它也许比较公平、友善。……或许变得仁慈些，温和些，少制造一些不和，少一些胜者通吃的赌博意味。”因此，“新资本主义”又被称为“有道德的资本主义”、“温情的资本主义”、“改良的资本主义”和“修正的资本主义”。
这里应当提一下比尔·盖茨2008年1月以微软董事长身份在达沃斯论坛发表的关于“新资本主义”的演讲。他认为，现存资本主义自利的动力只服务于有钱人，只服务于有支付能力的人，而不直接服务于穷人，后者只能靠政府援助和慈善事业。比尔·盖茨提出的理想是：“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制度体系来让利己的动力发挥作用，从而使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这个制度体系需要比我们现在的更能够吸引创新者和企业参加。这个新制度有两个使命：一是赚钱盈利，二是让那些无法充分享受市场经济益处的人群生活得到改善。”盖茨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称为“创新型资本主义”，他认为，在这种“创新型资本主义”下，“与单纯的利己行为相比，利己与利他相结合能够惠及更多的人。”他还认为，在这种“创新型资本主义”中，“政府、企业和非赢利组织可以进行合作，……最终改善全球不平等现象。”
在《金融时报》组织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并不需要“新资本主义”的提法，而是需要清醒地认识与“今天的困局”有关的许多重要问题。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说：“我认为，今天的经济困局并不需要某种‘新资本主义’，而是需要我们以开放性思维来理解有关市场经济能力范围及其局限性的旧观念。我们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同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同时还要了解各种组织——从市场到国家机构——如何能够齐心协力，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经济世界。”
在《金融时报》组织的这场讨论中，尽管多数人在反思现存资本主义，但是也还有极少数人在顽固地维护现存资本主义，仍然宣称资本主义是人类的惟一选择。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在《勿让金融危机葬送资本主义》一文中说：“一个以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仍是人类的惟一选择”。与贝克尔的文章相类似，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09年10月4日发表题为《危机不能磨灭我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的文章颇感庆幸地说：“面对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市场资本主义在走向崩溃的途中出了一件有趣的事：它没有崩溃。”
2.西方政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新资本主义”的构想。西方学界关于“新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新时代”这类提法，很快被西方政界所采用。赞成“反思资本主义”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本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卫士，他曾默许称他为“法国的撒切尔夫人”——意即法国新自由主义领袖。当前这场危机爆发后，萨科齐迅速改弦易辙，策划举办“反思资本主义”的世界论坛，向世界宣告“动用国家力量来干预金融体系运作的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10月13日）。
萨科齐发起的反思资本主义的世界论坛于2009年1月在巴黎举行，名称是“新世界、新资本主义”国际论坛。与会者有法国总统萨科齐、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多位欧洲政要，还有欧洲央行行长以及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次研讨会围绕“新世界、新资本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萨科齐指责建立在金融投机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不道德的资本主义”。他认为，新资本主义需要新道德价值观，政府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萨科齐说：“危机使国家的作用卷土重来，国家干预将更具有合法性。”布莱尔说：“当前我们正试图确定一个资本主义的新模式。”他认为，新资本主义的金融秩序的基础应是新价值观，而不应是“利润最大化”。默克尔则认为，新资本主义应当是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他们的不同提法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不愿意要“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
在欧洲和日本，有些政要在不同场合批评达尔文主义的资本主义，反省弱肉强食的体制，构想有道德的新资本主义。萨科齐批评“金融资本主义”，他把二战后的资本主义描述为一个“使财富永远跟着有钱人、工作价值被贬低、生产力下降、企业家精神贬值的体系”。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菲永对华盛顿重申，“法国的目标首先是要调控当前经济萧条的元凶——金融资本主义。”英国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伦认为，“现在是将机会和财富更加平均地分配到各阶层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迎来有道德的资本主义。”受英国政府委托的调查报告《英国经济不平等状况剖析》2010年1月26日显示，英国近30年的贫富差距远远超过前30年，达到二战以来的最严重程度。报告坦言，“目前英国贫富差距的状况意味着——几乎不可能建立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社会。”英国首相布朗承认，这一现实“令人警醒”。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则宣传有健全的全民医疗体系、慷慨的社会保障制度、普遍实施几乎免费的大学教育等不同于美英式资本主义的欧式社会市场经济。英国《泰晤士报》2009年1月19日以《日本转向“温情资本主义”》为题报道日本两位政要的有关言论。日本经济财政担当大臣与谢野馨在国会表示，日本必须抛弃华尔街式铁石心肠的资本主义，创造全新的“善心资本主义”模式。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对记者说：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缺乏人性，是一种无情的资本主义”，日本将转而发展一种“有善心、有人性的资本主义”。
据分析，西方国家政要重视研讨新资本主义模式，除直接为了应对当前严重危机和试图防止危机再次发生之外，还有一个深层原因。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2009年7月31日发表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题为《北京共识：发展中国家的新样板？》一文说：“当前这场金融危机的可能后果之一是‘中国模式’的浮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北京共识’可能会被视为在经济动荡中声名狼藉的‘华盛顿共识’的替代路线。”英国《泰晤士报》网站2010年2月4日发表题为《我们需要建立新资本主义模式来与中国抗衡》的文章，强调“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与西方模式（“华盛顿共识”）“相互冲突”，“不可调和”。文章援引美国一位外交官的谈话，透露西方政界重视研究“新资本主义”模式的缘由：“自经济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对原有的促进民主和自由的‘华盛顿共识’不感兴趣了。无论我去哪里，各国政府和企业领导人都在谈论‘北京共识’——中国的繁荣和权力之路。西方必须提出一个与我们的政治观念相一致的新资本主义模式。如果我们不彻底改造我们原有的模式，我们势必失败。”
3.西方国家和原苏东国家民众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新经济制度的设想。西方国家的一些民意调查，有助于我们观察和研究西方国家和原苏东国家民众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新经济制度的设想。
日本《读卖新闻》2009年9月22日公布一项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共同进行的“世界各国人民对本国社会财富分配是否感到公平”的调查结果。在接受调查的美、俄、日、法、德等20个国家中，认为财富分配不公的高达17个国家。感到分配不公平人数比例最高的是法国，占受调查人数的84%；其次是俄罗斯，占77%；德国占76%；日本占72%；美国占55%。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民意调查，并于2009年11月9日公布调查结果。在27个国家2万9千人的被调查者中，对资本主义制度表示不满的占一半以上，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的弱点、需要代之以新经济制度的占23%，认为资本主义还在正常运行的仅占11%。在大企业所有制问题上，被调查的27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半数以上的人认为大企业应该归国家所有，或者由国家控制多数股份。持这一主张的在乌克兰被调查者中高达75%，在俄罗斯被调查者中更高达77%。在财富分配问题上，被调查的27个国家中有22个国家的民众支持政府均分财富。
这次危机对前苏东国家的巨大冲击使很多人对资本主义产生怀疑。此次英国广播公司民调承办方之一“全球扫描”公司主席米勒对法新社表示：“这说明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资本主义并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环球时报》2009年11月11日）。
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最近公布的数据表明，前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即1992年，赞同资本主义的人占32%，反对者占34%；而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50%的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这一名词，至少有69%的俄罗斯人具有反感，大多数60岁以上的人仍然赞同前苏联社会主义（《环球时报》2009年11月11日）。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在中东欧的前苏联集团国家，民众对资本主义的支持度下降，明显的是对资本主义的幻灭。在匈牙利，认为在共产党执政时期比今天经济状况更好的人多达72%（法新社华盛顿2009年11月2日电）。
在英国，《卫报》网站2010年1月2日发表女权活动家凯思·埃利奥特的文章说：“我希望看到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终结”。在法国、德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民众在这次危机中举行游行示威，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要求。法新社巴黎2009年1月29日的报道说：全球经济危机今天在法国引起大规模抗议活动，在里昂举行的抗议活动中，一条横幅上写着：“资本主义经济病了，让它死吧!”法国于2009年2月成立“反资本主义新党”，致力于反资本主义的活动，在民众中燃起了很大热情。法国民众对该党领导人的支持率高达47%（《环球时报》2009年11月11日）。另据报道，柏林5月1日的游行人群打着写有“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危机和战争”等标语的横幅在街上示威。加拿大温哥华示威者喊出“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环球时报》2009年5月4日）。
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唱对台戏的世界社会论坛2010年1月25日在巴西举行，这届论坛持续5天。警方估计，约有2.5万人参加了在阿雷格里港举行的高喊社会主义口号的示威游行。论坛创始人之一弗朗西斯科·惠特克说：危机的持续影响“给人留下资本主义正在走向衰退和灭亡的印象”。巴西人权活动家塞尔吉奥·贝尔纳多说：“他们已使资本主义制度陷入混乱。我们将让他们知道，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没有剥削的世界”（美联社巴西阿雷格里港2010年1月25日电）。
二、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对新国家干预主义的构想
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干预主义之争既涉及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也涉及体制和政策层面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取代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从那时到这次危机的大约30年，是新自由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这个时代在西方被称为“撒切尔—里根时代”，又被称为新自由主义“黄金时代”。西方在这个时代祭起的大旗就是在英国被称为“撒切尔主义”、在美国被称为“里根经济学”、后来二者被代之以“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大旗。
现在，西方媒体指出：所有人都在谈论“撒切尔—里根”时代，这个被西方尊崇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一向以“自由”标榜于世的资本主义大旗“不仅千疮百孔，它的旗杆也近乎被折断了”（《环球时报》2009年11月11日）。
在当前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西方许多学者媒体严厉批评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美国《华盛顿邮报》2008年10月5日发表评论说：此次危机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严重质疑，它造成的经济损失远大于任何军事冲突。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说：“我们终于要与主张越不限制越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诀别了”，“从此与纯粹的自由市场主义诀别了”。
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又被称为保守主义。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保守主义的兴衰》一文中说：“起源于1979～1980年撒切尔—里根改革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想，在盛行了30年后，目前正在衰落。”作者追溯了里根—撒切尔时代解除或放松监管、强烈信奉市场、私有化等核心思想。该文指出：“监管者和政治家坚定地认为，市场具有神秘的自我调节机能。”拉赫曼认为，当前的危机正是里根—撒切尔时代几种核心思想共同作用下引发的一场灾难（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10月28日）。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对新自由主义进行过多次批判。新自由主义在他那里有时被叫做“新保守主义”，有时被叫做“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在这次危机爆发前，他就尖锐地批判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批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代表卢卡斯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者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和主席伯南克。在这场危机爆发后，克鲁格曼又对“里根经济学”进行了批判。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是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批判者。在他那里，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又叫做“新经济自由主义”。斯蒂格利茨说：“新经济自由主义是由一系列基于市场具有自行调节功能、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并很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原教旨主义观念组成的混合物。就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支持着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他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新经济自由主义既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检验，而只是“一直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政治教条”。当它能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时就会得到认可，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就被抛弃。斯蒂格利茨认为，当前的危机“是意识形态、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把我们带入了现在的处境”。然而，这场经济危机本身又标志着“理性和证据对意识形态和利益的胜利”（斯蒂格利茨：《凯恩斯的胜利回归》，《文献汇编》2008年12月）。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所起的有害作用，斯蒂格利茨指出：一方面，它为银行家和投资者的行为提供“理论根据”，使他们相信，他们追求私利，会提高全社会的福利；另一方面，它为监管者和决策者提供“理论根据”，使他们相信，解除或放松监管，会促进私人部门繁荣，使大家都能从中获益（斯蒂格利茨：《一宗谋杀案解剖：谁杀害了美国经济？》，《文献评论》2009年6月）。斯蒂格利茨宣告：现在，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对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讨论也随之终结。
在美国商界，甚至也有人批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而且有几分深刻之处。美国金融巨商绍罗什说：这场危机是“一个超级泡沫的崩塌”，“这个超级泡沫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在里根当总统的时候，在英国是撒切尔夫人做领导的时候，全球的泡沫就发展了。人们大量地使用信贷，而且认为这个市场自身会作修正，自己会调整，因此主张要给予市场最重要的作用，让市场自己进行调整。我们把这种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25日）。绍罗什指责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批评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绍罗什就危机的原因提出了较有深度的解释：当前危机“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的结果。危机并非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部破裂”（法国《世界报》2008年9月20日）。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和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都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产物，是两种对立的经济思潮。在这两种思潮并存的前30年内，凯恩斯的名声远远超过当时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以至信奉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弗里德曼也说：“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可是，在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主流地位后的30年内，凯恩斯逐渐被人们所淡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卢卡斯宣布：“凯恩斯主义不再有用了，它已末日来临。”另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金特进一步宣布：“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它们都已过时，都已死亡”（《福布斯》1984年12月27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战后大约30年内在西方国家曾居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统治30年后，饱受当前危机之苦的人们又终于想起了已被淡忘的凯恩斯。可是，现在很多读者熟悉新自由主义而不熟悉凯恩斯主义，以至英国《独立报》在2009年10月28日发表讨论凯恩斯主义的文章时竟然要用《凯恩斯是谁？》这样的标题。该文说，“在凯恩斯本人去世60多年后，他的主张似乎又复活了。面对当前危机，各国政府相继采取行动，采取凯恩斯主义特色比较浓厚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
在前述英国《金融时报》组织的那场讨论中，该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说，由于当前的危机，“凯恩斯主义开始复活了。”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说：“现在，我们都成了凯恩斯主义者。……‘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幽灵又重返人间。”又说：“如今，在凯恩斯辞世62年后，在又一场金融危机发生并出现经济衰退之时，我们更容易理解凯恩斯的教义中有哪些内容仍然适用。”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用来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是“萧条经济学”。在此次危机之前，他就曾预言“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在克鲁格曼那里，萧条经济学是指“专门讨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其核心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克鲁格曼说：“自由市场的推崇者连凯恩斯主义政策都一概否定，他们认为政府通过干预刺激需求的做法是自由市场的敌人。”克鲁格曼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就宣布：“萧条经济学又回来了。”当前这场危机爆发后，他结合新的经济现实修订《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为新书名出版，再次强调“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当前这场危机爆发前，就曾多次强调政府在干预经济中的作用。当前这场危机爆发后，他尖锐批评新经济自由主义时，欢呼“凯恩斯的胜利回归”。
比较准确地预测到这场危机的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也是凯恩斯主义营垒的经济学家。与其他凯恩斯主义者相比，他看到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局限性，尝试设计新的政策手段应对危机。
与上述“凯恩斯主义开始复活了”、“萧条经济学又回来了”、“凯恩斯的胜利回归”等观点和提法不同，前述《我们需要建立新资本主义模式来与中国抗衡》的文章说，西方国家现在要建立的“是要在古典、凯恩斯、撒切尔—里根模式的基础上创建第四种资本主义模式，以适应21世纪的需要，尤其是为了与中国充满活力的、自信的独裁体制相对抗。”
到目前为止，西方学者还没有就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的名称达成共识。尽管不少人在说“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凯恩斯的胜利回归”，然而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简单地返回凯恩斯，而是不同程度地认识到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不足之处，并且实际上在尝试根据新的经济问题对凯恩斯经济学进行改进。当然，提出一套新理论不是短时间能做到的，人们在拭目以待。
在此情况下，不妨暂且把他们在当前历史背景下探索和试图改进的国家干预主义名为“新国家干预主义”。或者，仿效西方学者的“改良的资本主义”、“修正的资本主义”一类说法，名之为“改良的凯恩斯主义”、“修正的凯恩斯主义”。
三、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与政策体系的反思和对“市场与政府平衡”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政策体系的构想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大约30年内在英美等国占统治地位的“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以及代替二者的“华盛顿共识”，除了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作用外，更重要的作用是被用来塑造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体系。
在英国，按照“撒切尔主义”塑造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体系主要包括：私有化（又译民营化、非国有化）一将国有企业股权卖给私人，私人掌握50%以上股权的是私有化，低于这一比率的是部分私有化；去监管化（deregulation，又译去管制化、解除或放松管制，非调控化、解除或放松调控等）——解除或放松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监管（regulation，又译管制、调控、调节等）；减税——主要对公司和富人减税；取消汇率管制——政府放弃对汇率的监管或调控，让汇率自由浮动；政府和公司联合打击工会；减少社会福利支出等。
在美国，按照里根经济学塑造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体系主要包括：在微观经济层面，解除或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以及其他企业和市场的监管，实行金融自由化和市场自由化；在宏观经济层面，政府以低通货膨胀率为目标而不以低失业率为目标，政策重点是通过货币政策在有限范围内干预经济；实行私有化，把本来就不多的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出售给私人；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为公司和富人减税；大公司和政府共同打击和削弱工会力量，使劳资关系有利于资方而不利于劳方；倡导开展达尔文主义式的竞争；在国际经济方面，主张贸易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允许商品、劳务、资本在国际范围内自由流动等。
后来取代英国“撒切尔主义”和美国“里根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起初是美国国际研究所约翰·威利森1990年提出的一套新自由主义原则，很快成为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共识，进而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共识，再成为西方7国集团的共识。“华盛顿共识”包括企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外资政策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前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的概括，包括“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快速自由化”。
1.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反思。近30年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一直被西方政界和学界主流派奉为圭臬。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被西方学界主流派认为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取得最终胜利的标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更是提出了“历史终结论”，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并宣告整个人类社会都在朝这一方向发展。他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一书名噪一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多国发行，在西方影响很大。
在当前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西方学者批判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指责这一错误理论对西方思想起了有害的作用，并告诫奥巴马和西方要重读福山，正确看待历史和现实。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基肖尔·马赫布巴尼题为《奥巴马和西方重读福山，向东方看》的文章说：“在许多人看来，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所谓‘历史的终结’和西方最后的胜利。福山的名著《历史的终结》在上世纪90年代和之后可能对西方思想造成了某种严重的破坏。西方学者从这本书中得到的惟一信息似乎就是西方的胜利。福山宣称‘西方和西方观念的胜利首先明显地表现在，根本没有能替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的思想体系。’读此书的普遍看法是，世界将变得更加西化。可是，与现代化相伴的是‘去西化’，而非西化。福山目前认同这样观点。美国之所以遭难，一个原因就是格林斯潘之类的美国关键决策者头脑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里根说‘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是对的。幸运的是，亚洲人没有陷入这一观念。……我们今天看到，历史的回归将是西方的退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9年11月10日）。
值得注意的是，福山本人现在正在反思自己的“历史终结论”。日本《中央公论》杂志以《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为题刊登福山接受该刊专访的文章说，福山现在认为，“‘中国模式’代表集中和高效。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结。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日本《中央公论》杂志2009年9月号）。
有的西方学者指出，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时代蕴含着自由化时代灭亡的种子。前面提到的《自我毁灭的种子》一文简要回顾了撒切尔1979年当选英国首相和里根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后西方国家长达30年的“亲市场的意识形态”及其严重后果，把这30年叫做“自由化时代”。文章指出：“自由化时代也是金融危机格外频发的时代，同时还是资产价格形成大泡沫的时代。在经济泡沫的蛊惑下，似乎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智，金融家们的贪婪，普通投资者的盲目，监管者的松懈，政府的失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所有这一切都蕴含着最终导致自由化时代灭亡的种子”。
有的西方学者说，放任无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英国《金融时报》在一篇题为《待泡沫破裂后……》的文章说：“全球观察家迅速把矛头对准美国，称这次危机完全是因华尔街过度炒作和美国的次贷危机而起。有些观察家的打击更进一步，谴责放任无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才是罪魁祸首”（《金融时报》2008年12月3日）。
有的西方学者说，自由放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敌人。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岩井克人2009年10月23日在《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联合召开的“资本主义未来”论坛上说：资本主义的敌人不再是社会主义了，新的敌人是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即自由放任主义（《环球时报》2009年11月11日）。有“日本萨克斯”之称的中谷岩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曾经坚信不疑，当前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他改变了他的观点，他后悔自己过去过分相信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有的西方学者指出，把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指导是错误的。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09年4月9日发表哈里·赫特题为《自由市场的缺陷暴露无遗》的文章批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说：“世界正在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和华盛顿决策者都没有先见之明。”该文援引华尔街资深经济学家巴伯拉《资本主义的代价》一书说，作者将经济预测和政府决策方面的惨痛失败归结为“因被误导而对自由市场绝对可靠性所持的信心。”该书说：“我们信奉的典范是错误的。……将天真的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指导是错误的。”他最后坦言，根本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确保经济可以完全摆脱繁荣——萧条周期而保持温和增长。
有的西方学者批判“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市场”一类理念，指出当前全球性危机彻底粉碎了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迷信。克鲁格曼批判里根的“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时，宣告“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信仰。”他说：“上世纪里根政府提出了‘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的口号，但现在‘只有政府才解决问题’”（日本《读卖新闻》2009年1月3日）。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西兰也批评“里根经济学”的“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指出，人们曾把政府应该避免干预市场当作自由市场的纲领：里根总统说“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但现在华尔街的人却说：“市场是个问题，政府是解决之道”。
格林斯潘在危机前后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认识的变化，为世人所瞩目。危机爆发前，格林斯潘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一直深信不疑。危机发生后，美国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于2008年10月23日对格林斯潘进行质询。据报道，面对国会议员们的提问，格林斯潘承认，他过去相信自由市场可以调节金融体系而无需政府加强监管是错误的。在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亨利·维克斯曼的追问下，格林斯潘表示，自由市场理论“有缺陷”。他还说：“我不知道漏洞有多大多深，但我对这个事实感到非常沮丧。”在议员们的追问下，格林斯潘承认自己观点中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他的这个观点是：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是优秀经济的根基。格林斯潘说：“我误以为，由于涉及其自身利益，组织机构、尤其是银行等部门最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股东以及他们持有的股票。”维克斯曼问：“换句话说，你发现自己的世界观和思想观念不正确，不管用？”格林斯潘回答：“的确如此，这正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所在。”格林斯潘称，银行自我调节能力的全面崩溃，令他“万分震惊”（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8年10月23日）。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总是竭力把它们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据此建立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体系强加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这场危机使“华盛顿共识”面临破产的情况下，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保尔森离任前在最后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仍然按照“华盛顿共识”对中方施加压力，推动扩大金融自由化。对此，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查尔斯·弗里曼说：“保尔森在过去几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一直在推动中国扩大其金融自由化。……危机过后，这些措施智慧与否以及提出这些措施前的建议是否有效，这在目前备受争议。”弗里曼提醒中方说：在当前危机和“华盛顿共识”日渐衰落时，“如果中国还保持对美国经济行为准则的认可，这无疑是危险的。”
西方国家原来维护和坚持自由市场体制的政要，不少人的观点在这场危机中有所变化。他们有的批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有的说自由市场经济已经过时，有的公开说“华盛顿共识”已经就此结束。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说：“美国经济政策的自由放任原则缺乏人性”。法国总统萨科齐说：“市场自我规范的时代已经结束”（《环球时报》2009年11月11日）。英国首相戈登·布朗2009年4月3日在20国首脑会议上公开说：“原来的‘华盛顿共识’已经过时了。”
但是，美国总统布什在危机爆发后仍在坚持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据报道，2008年3月14日，当美国不仅陷入金融危机而且已经陷入经济危机时，布什还发表演讲说：“市场正处在自我调整的过程中”（美国《商业周刊》2008年12月24日）。10月18日，布什总统在宣布将主持一次国际峰会时，仍在顽固地宣传必须维护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他说：“我们必须维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及对自由市场、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贸易的承诺”（美联社戴维营2008年10月18日电）。有报道说，布什曾发出警告，说他领导的政府反对任何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严加管制的做法”（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08年11月13日）。又据报道，布什说：“政府干预并非灵丹妙药。……当今问题的解决在于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而保持持续增长的最可靠途径是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人”（英国《泰晤士报》2008年11月14日）。11月14日，布什总统告诫飞抵华盛顿参加紧急峰会的世界各国领导人说，“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一直是世界各地经济体繁荣和进步的引擎，……金融危机并不意味着自由市场制度的失败。”还说，“要解决危机，并不需要重塑自由市场体制，而是要按照自由市场原则解决面临的问题”（新华网2008年11月6日）。可是，在越来越沉重的危机打击下，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体系的布什，最后动摇了。他在要求国会通过应对危机的政府救助方案时无可奈何地说：“政府干预不仅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他还表示，“现在政府有紧迫的必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干预”（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08年9月19日报道）。美国民众从布什前后矛盾的言论中看到，他不是用右手打左耳光，就是用左手打右耳光。人们仅由此就能理解，为什么布什关于“市场正处在自我调整的过程中”的预言被评为美国“2008年最糟糕的预言”，为什么布什在2009年被选为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
2.对“政府与市场平衡”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构想。当前危机彻底否定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是人类历史最后阶段的谬说，同时引发了西方关于政府和市场作用和关系的讨论。美国学者迈克尔·舒曼认为这场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并明确认为：“世界避免更严重的衰退或萧条的惟一办法是政府和央行前所未有的干预……这次衰退引发了关于国家和市场在现代经济中的适当角色的争论”（《全球衰退的转折点》，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09年9月3日）。
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西方一些学者提出了各种替代方案。有的针对里根的“政府不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说法，提出“只有政府才解决问题”。有的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大社会”或“小政府，大市场”的说法，主张用“大政府”代替“小政府”，提出“大政府的回归”。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在这场危机中指责“那些完全指望市场力量的人”，他力主政府干预经济：既要在微观经济领域“对企业进行规范”，又要在宏观经济领域“稳定经济”（德国《明镜》周刊2008年11月8日）。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在批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指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总能产生好结果的思想是危险的”，强调要重视政府干预。他指出，政府干预是要在两个层面上采取措施，在微观经济层面，“有责任去监管资产市场”；在宏观经济层面，“有责任通过其平衡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持充分就业”。
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安德鲁·格雷厄姆说：“半个世纪来主宰人们思维的英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将会大大削弱。由什么来代替英美自由资本主义，目前尚不清楚，但是看来更像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他在这里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就是国家调节或政府调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英国《卫报》网站2008年10月15日）。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榊原英资提出了“修正市场主义”的说法：“不管喜欢不喜欢，今后政府必须有组织地进行某种程度的干预。……今后将摸索实行政府部门在不抹杀市场职能前提下进行干预的‘修正市场主义’，并向‘修正市场主义’过渡。”他所谓“修正市场主义”，也就是有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日本《外交论坛》月刊2009年2月号）。
西方学者的方案互有差异，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撒切尔—里根时代的“亲市场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斯蒂格利茨指出，其错误主要有二：一方面，低估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低估市场的局限性。
政府角色和市场角色都重要，现在已经成为许多西方学者的共识。探索政府和市场的平衡，成为西方经济学家的新课题。斯蒂格利茨说：“由政府来干预市场，以取得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凯恩斯的胜利回归》，《文献汇编》2008年12月）又说：“市场不能自行调节，……需要取得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平衡”（《全球危机、社会保护和工作岗位》，《国际劳动评论》2009年第1-2期）。中谷岩也认为：“市场和政府的各自功能如果平衡地发挥作用，社会就会健全发展”（《环球时报》2010年1月30日）。他解释说，对市场依赖过度，政府不发挥作用，就是新自由主义；相反，政府大包大揽，市场作用受限，效率就恶化。中谷岩联系美国的情况说，美国近30年来的做法，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做法。随着贫困人口增加，贫富差距扩大，美国民众也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是危险的。
在西方学界探索“政府和市场平衡”的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时，西方国家政府事实上也在不同程度地尝试按照“政府与市场平衡”的原则修正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
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试行的经济政策，接近于走向“市场与政府平衡”的政策体系。不少媒体认为，奥巴马是在与里根“小政府，大社会”对着干的，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体系的修正。
就像当年里根政府信奉的“亲市场的意识形态”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体系被叫做“里根经济学”一样，现在美国媒体把奥巴马政府尝试探索政府和市场平衡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叫做“奥巴马经济学”。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奥巴马经济学：衰落之后的资本主义》一文说：奥巴马在“重新定义美国资本主义”，他将设法使大家一致认识到，“积极有为的政府是稳定的市场经济可以接受且必不可少的伙伴。”奥巴马本人表示：“我们不可能在同一堆沙子上重建经济”，而是“必须为增长与繁荣奠定新的基础”（美国《纽约时报》2009年4月19日）。
《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所说的“奥巴马经济学”，主要内容包括：终结消费主义，鼓励储蓄，刺激投资，抑制进口，增加出口，分配政策向中产阶级倾斜。
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尚未定型。现在看来，除了《纽约时报》那篇文章提到的政策以外，还应包括已经开始实行或计划实行的政策：改革和加强金融监管，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管理，向对当前危机负有无可推卸责任的大银行、大公司征收危机责任费，加大反垄断力度，开发替代燃料、可减少污染的技术、医疗保健技术以及与政策目标有关的其他新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兴建学校和医院，进行社会医疗改革等。
对“太大不能倒闭”的大公司实行国有化是奥巴马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是奥巴马政府不大愿意提及的一个方面。不仅国有化不大愿意提及，就连部分国有化、暂时国有化也不愿多提。其实，在奥巴马进入白宫之前，布什政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已经不得不接管几家“太大不能倒闭”的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和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有媒体评论说，美国政府对于金融企业的干预程度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对此一向抵触的华尔街也不得不向华盛顿低头。可是，就像布什政府对自己实行的国有化不愿意张扬一样，奥巴马政府对自己的国有化计划也不愿意多说。
引人注意的是，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2009年2月20日针对国有化“传闻”正式发表声明说：“市场中有很多国有化相关传闻，但不应将此视为政府政策动向的信号。政府将维持由私营领域所有并管理的金融体系”（《人民日报》2009年2月23日）。这一声明发表仅百日，奥巴马于2009年6月1日宣布，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开始进入破产保护状态，由政府控制。救助通用的方案规定，美国政府将拥有60%的股份，加拿大政府将持有12.5%的股份。按照西方普遍接受的国有化标准，美国政府对通用这家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实行了国有化。可是，奥巴马说：“我们成了（通用）不情愿的股东”。又说：“我对控制通用毫无兴趣”（美联社华盛顿2009年6月1日电）。奥巴马对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实行国有化，却强调“不情愿”、“毫无兴趣”。原因看来可能是怕受一些美国人揶揄，说他在搞“社会主义”。
美国在当前这场危机中出现了“银行国有化”之争。在争论中，赞成者的声音要强于反对者的声音。在原本反对国有化的共和党参议员中，也有人说：“如果国有化能产生效果，我们就得这么做。”甚至连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格林斯潘，也有条件地同意银行国有化。他说：“为了迅速和有序地进行重组，或许有必要暂时将某些银行国有化”（《人民日报》2009年2月23日）。
与美国政府怕说国有化不同，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在当前危机中则公开主张国有化。克鲁格曼赞成政府救助银行，但提出不能让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从中渔利。他主张采取瑞典的办法，由美国政府对银行业进行干预，向银行注入资金，换取对银行的控股权，也就是将银行国有化，至少将银行部分国有化。鲁比尼也赞成银行国有化方案，由政府接管无偿付能力的银行，对这种银行实行国有化。他也看重瑞典经验，认为只要运用得当，瑞典的解决方案在美国也同样奏效。斯蒂格利茨在这场危机中主张银行暂时国有化，像瑞典那样，由美国政府接管银行。危机前，斯蒂格利茨在国有企业效率问题上的看法就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大为不同。他认为，政府几乎都有可能改进市场的资源配置。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率的市场资源配置。这一命题在西方被称为“格林沃尔德—斯蒂格利茨非分散化定理”。在这次危机中，斯蒂格利茨认为银行国有化有助于使银行的动机与国家利益相符，有助于迅速恢复信贷，也有助于清理银行间的债务。美国的反对者说，银行国有化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终结。斯蒂格利茨回答说，美国的国有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终结，现在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救助银行和公司，使获利私有化，损失社会化。这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伪资本主义”。他说，这种伪资本主义要比国有化糟糕得多。
与美国政府讳言国有化不同，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当前为应对危机推行国有化时并没有表现出像美国奥巴马政府那样的顾忌。除了欧洲和美国的民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差异之外，从历史角度看，二战后欧洲国家的大规模国有化本来就是在工党、社会党等的“社会主义”口号下进行的。
在这次危机中，当国有化被列入政府救助计划时，法国有231年历史的巴黎都市信贷公司负责人贝尔纳·康迪亚尔毫无顾虑地说：“我们搞国有化，解除国有化（又译非国有化、去国有化，即私有化），然后再搞国有化。这就是法国发生的情况。”他说：“如今，我们又处于银行国有化进程中”（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站2008年10月26日）。
西方许多媒体和我们国内的一些媒体对欧洲一些国家在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实行银行国有化都作了报道。路透社伦敦2008年2月17日报道，英国财政部长达林宣布，英国政府自即日起对诺森罗克银行（又译北石银行）实行国有化。路透社华盛顿2008年9月28日报道，经欧洲银行行长与荷兰和比利时官员举行紧急会谈，为营救跻身欧洲银行业20强的比利时——荷兰财团富通公司，决定将富通国有化。法新社伦敦2008年9月29日报道，英国政府今天宣布，把英国第一大租赁买房抵押放贷银行布拉德福德—宾利公司收归国有。这是继诺森罗克银行（北石银行）之后第二家被国有化的英国银行。
《人民日报》驻伦敦记者2008年10月7日报道，英国财政大臣达林今天宣布，政府将向英国最大的8家银行机构注资500亿英镑，这8家银行机构是巴克莱、汇丰、劳埃德TSB、皇家苏格兰银行、渣打、HBOS、阿比银行和全国房屋建筑公司。以纳税人的钱去投资银行业，实际上就是把银行系统部分国有化。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说：“多家银行归国家控制了”，这是英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国有化动作（《人民日报》2008年10月8日）。
《光明日报》驻伦敦记者2008年10月15日报道，应银行的要求，英国政府13日宣布将向皇家苏格兰银行、劳埃德TSB和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注资370亿英镑，将其部分国有化。《泰晤士报》认为，这是二战以来英国经济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国有化行动”（《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6日）。
美国《纽约时报》2008年10月21日题为《冰岛大融化》的文章引述《泰晤士报》的报道：冰岛的储户急于把钱提出来，冰岛的银行体系储备太少，无法应付挤兑，所以三家银行全都垮掉，并被收归国有。
美联社伦敦2009年1月9日报道，苏格兰银行再次获得政府援助。政府所持股份从58%提高至70%。自由民主党资深议员文森特·凯布尔说：“除了名称没变，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国有化吗？”
美联社伦敦2009年3月7日报道，英国劳埃德银行今天宣布，英国政府成为该银行最大股东。政府在这家英国第三大银行中的股份将从当前的43.5%激增到至少65%，实际可能高达77%。
上述报道表明，银行以及一些“太大不能倒闭”的公司国有化、部分国有化、暂时国有化，是西方国家政府在这场危机中比较普遍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
在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西方国家的学界、政界等构想的“市场和政府平衡”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正在形成之中。这一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在不少方面已经显现出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政策体系存在许多重要区别。（本文内容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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