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派语文和孙绍振的“去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文论文,孙绍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闽派语文从2002年提出，经过近十年的实践，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影响所及，苏派、浙派语文等也在酝酿、形成之中。在我们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地域文化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不尽相同的教学风格，一旦风格得到自觉的总结，并且在理念上得到比较准确、系统的概括，形成某种流派就是必然的。这在摆脱对西方文论的疲惫追踪，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模式，是必由之路。闽派语文从草创到今天的文本解读、考试改革和作文教学的全方位发展，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已经有了充分的条件，对其经验作初步的总结，对于推动与其他地区乃至国外的母语教学进行深层的对话将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闽派语文的崛起，最大的亮点是中学第一线的教学实践与大学学术前沿进展的密切结合。福建省语文学会会长王立根，意识到光凭中学教师的学养，难以在步履艰难的语文教学上有根本的突破，适逢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孙绍振教授发表了《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一文，产生轰动性的影响，王立根敏锐地把握住了时机，把孙绍振及其团队里的赖瑞云教授、潘新和教授与中学语文教研结合起来，竖起了闽派语文的旗帜，多次召开了孙绍振语文教学思想研讨会，和孙绍振一起拟定了闽派语文纲领：求实、创新、“去蔽”、兼容。
孙绍振后来在文章中解释：这四者并不是并列的，而是以“去蔽”为核心的，不管是求实、创新，还是兼容，都离不开“去蔽”。
“去蔽”的对象首先不是学生，而是教师。教师在理念上的自我蒙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可谓积重难返。这主要指的是僵化的机械反映论和狭隘的社会功利论。把活生生的经典文本当成政治的、道德的图解，从美学上说，就是混淆审美情感与实用理性。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僵化理念早就被日新月异的学术所超越，然而，在语文教学中，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陈腐的旧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一线教师。这表现在文本解读上，往往以反映客观对象与文本的同一为指归。比如《荷塘月色》写作者夜晚到清华园一角散心，离开太太和孩子，“超出平常的自己”，归来以后又恢复平常的自己，文章明明说自己享受着“独处”“自由”的“妙处”，而教师偏偏要以大革命失败后，小资产阶级“平常的自己”的动摇、低回作唯一的解读。就连郁达夫的《故都的秋》中那种对生命节律中衰亡之美的赞叹，也被解读为一味拘于线性的单因单果思路，以强调反映当年的北平世俗风情为务。与这种机械反映论紧密联系的是狭隘社会功利论，其特点是置作家心灵的独特审美想象的自由于不顾，就是解读唐人贺知章《咏柳》的“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也要说它歌颂了“创造性的劳动”。这种落伍于当代文学理论三十年的理论，遇到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既不能作社会反映的，又不能作道德功利的阐释），就傻了眼，陷入“失语”的困境，只好放弃教师的责任，让学生在朗诵中去获得“独特体悟”。
“去蔽”的锋芒更直接指向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从北欧引进的自发主体论和所谓的“多元解读”。孙绍振看出，这些甚嚣尘上的时髦观念，其哲学基础乃是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的去真理、反本质、废深度，而我们的立国之本则是实践真理论。针对这种真理虚无主义，他在反驳中引用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的一段话：“人的思想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的问题。”①
针对后现代主义教育理念片面强调学生自发主体，回避教师自觉主体的倾向，他指出：第一，这种“教师无主体论”违反了主体论哲学的普遍性原则，可以说是常识性的错误。第二，主体性哲学属于启蒙主义，当代哲学前沿乃是主体间性，也就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对话。对之无知，乃是知识结构的残缺。针对所谓无原则的多元解读，他指出“多元”乃是“多个一元”。对于风行一时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他支持赖瑞云教授的批驳：一千个哈姆雷特，还是哈姆雷特，不可能是李尔王。②他为文《理顺传统，遵从实践，修正西方教育理念》，③对照搬北欧教育理念，以学生向教师质疑为绝对标准，轻率地否定中国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权威专家，雄辩地指出学生质疑的前提恰恰是教师的传道。文章还特别提出捍卫钱梦龙先生的“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原则。如今“教师为主导”已经写入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这不但是钱梦龙先生的胜利，而且是实践真理论的胜利。在阅读学理论上，他反对被一些教育专家歪曲了的所谓的“读者中心论”，提出阅读既不是绝对由作者决定，也不是绝对由读者决定，而是文本主体和读者主体之间的深层调节和同化。作者和读者均会随时代而消亡，只有经典文本是不朽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文本中心论”。为了把文本中心论贯彻到底，把大学的学术研究落实到教学第一线，他以所谓的“手工业”方式，具体分析了中学教材中经典文本四百余篇。近十年来，这些文章纷纷见诸全国各大语文报刊，如《语文建设》《名作欣赏》《语文学习》等。在此基础上集成的专著有《名作细读》《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解读语文》（与钱理群、王富仁合著）《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个案微观分析》。由于此类文章的影响，他应邀在全国十余省作文本解读报告，从河西走廊到东海之滨，从长白山麓到宝岛都会，他的讲座都为掌声和鲜花所簇拥。他的解读在香港的影响更是突出，仅香港教育学院、香港教育局的邀请前后就达四次。
他的文本解读之所以在短时期内大大突破传统和前卫理论解读无效、低效的困境，原因在于他坚决对西方当代文论进行“去蔽”，揭露此类文学理论和文学阅读学的局限：第一，追求高度概括的美学化，以哲学家自命。抽象概括的普遍性注定了以牺牲文学的特殊性、文本的独特性为代价。第二，西方学术以定义的严密和概念的演绎为主。由于演绎法的局限，纯用演绎法，不可能将文本个案的特殊性还原出来，因而，他提出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还原文本的独一无二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是马克思主义，也是解构主义的活的灵魂，但在许多号称权威的专家心目中却是空白。
正是在这样海量的经典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他从容不迫地建构着中国式的文学文本解读学系统，他的最新著作就是《文本中心的突围和建构》。
他指出，首先，西方文学理论由于有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传统，偏执于哲学化的概念的辨析，以超越文学创作和阅读经验为务，其抽象演绎，愈演愈烈，发展到当代，前卫文学理论走向否定文学作为“itself”的存在，这是逻辑的和历史的必然。其次，西方反本质主义的多元解读之失还在于把读者心理当成绝对开放的。其实，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人的心理还有封闭的一面。外来信息只有与主体预备图式相一致，才可能被同化从而有反应。否则，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感而不知。故中国古典文献早有“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之说。仁者的预期是仁，就不能看到智，智者的预期是智，就不能看到仁。智者仁者，则不能见到勇。预期，是心理的图式，也是感官的选择性，感知只对预期开放，其余则是封闭。预期中没有的，明明存在，硬是看不见。马克思说：“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④读者以具有封闭性的主体图式去解读经典文本，所看到的常常是内心早已存在的东西，文本中新颖的信息反而视而不见，更严重的是，主体预设同化了文本信息，造成感知与文本内涵相悖的情况。鲁迅说，从《红楼梦》中，“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⑤阅读心理上的主体同化规律，是人性的局限，恰恰是西方阅读学所遮蔽了的。
文学文本解读之被蔽还在于，文学是感性的，正常读者往往凭直觉就能被感染，故有一望而知的意会，但是意会是综合的、朦胧的，还可能是片面的、歪曲的；特别不可忽略的是，意会了的往往不能言传，因为意会是快速的，是掠过了大脑语言区的，结果，意会的结果被认知了，而掠过的层次因为没有语词化，就电光石火般被遗忘了。而文学文本的解读的任务，则是要将被掠过、未成形的语言还原出来，加以疏正，加以逻辑化，这是需要一定的原创性的。这种原创性，其难度和作家创作几乎是不相上下的，而西方文论恰恰是在这个关节点上把它遮蔽了。
孙绍振还进一步分析指出，读者一望而知的，往往是文学形象的表层，而文学形象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知的表层，第二层次是潜在的情志，第三层次是文学的规范形式。文学的感染力主要集中在第二、第三层次，而自发读者主体往往对之“一望无知”。西方文论所遮蔽的恰恰是第二、第三层次，这是文学形象的生命线，也是解读的生命线。
要排除这样的遮蔽，必须用具体分析把形象的深层揭示出来。经典文本是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分析的对象乃是矛盾和差异。没有显在的矛盾和差异，分析就无从进行，为此，孙绍振提出“还原”的概念。这本是现象学的概念，现象学的“还原”认为，一切观念不完全是客观的，都有人类的观念渗透其间，“还原”也就是把其中人的观念“悬搁”起来，这也就是“去蔽”。孙绍振的“还原”，乃是把对象未与作家精神遇合之原生状态想象出来，以之与形象比较，发现其间的矛盾和差异，这样分析就有了切入口。如《荷塘月色》写了清华园一角宁静的诗意的美。但是，这并不是清华园的全部，而是作者的选择。作者明明说，这里也有喧闹的一面：“这时，最热闹的是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有了这样的矛盾，就可能进行分析了。
“还原”是一个总体的原则，其下属操作方法，还有艺术感知的还原、情感逻辑的还原、文学形式的还原、审美价值的还原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提供差异和矛盾，以便进入多层次的分析。孙绍振还注意到具体分析的“具体”不是孤立的，而是复合的，因为分析是在比较中进行的，这里就有了历史话语的、流派的、风格的比较，等等。经过了这样不下七个层次，具体分析才能逼近、达到文学文本的独一无二性。而西方文论恰恰在这一点上，至少遮蔽了其中的五个层次，只留下开头和结尾。习惯于用这样单因单果的线性思维，就注定了他们不得不从文学文本的多层次分析中撤退，宣称文学不存在了。孙绍振认为，这是一种对文学解读的犬儒主义，基于此，他又提出，当西方文论异口同声地哀叹对文学具体分析无能为力的时候，正是中国文论结束对西方百年来的洗耳恭听的历史，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与之对话，并一较高下的大好时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页。
②赖瑞云《混沌阅读》，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86页。
③孙绍振《理顺传统，遵从实践，修正西方教育理念》，《课程·教材·教法》2010年第8期。
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⑤《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