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与苏维埃政权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维埃论文,政权论文,西路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西路军的同志都十分清楚，中共中央最初给西路军规定的战略任务是“打通国际路线”，而不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根据地。但这并不意谓着西路军没有进行政权建设工作。事实上，由于中央从整个战局出发而不断变动西路军的战斗任务，使得西路军在一段时期内把政权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多年来，学术界虽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却没有对此进行细致的研究，本文想在这方面有所补漏。
一、西路军政权建设计划的形成（注：该部分所引用电报均抄录于中央档案馆。）
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但是，红军并没有彻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阻截。同时，西北红军和党中央身受日寇、蒙伪军、西北四马军阀和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四面围堵，形势堪称异常危急。面对此种艰难的局势，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主力转移到中苏边境，背靠苏联，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取得战略权，免受四面夹攻。就当时的情形来看，红军打通到苏联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占领宁夏，经绥远接近苏联，一条是经甘西、新疆至苏联。自甘西、新疆至苏联的这条线路路程远，沿途又多戈壁沙漠，粮水奇缺，地形不利，而由宁夏至苏联，则路程较短、沿途供给也较方便。所以，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合攻宁夏，北靠苏联，以与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西北国防政府。而蒋介石正加紧“剿共”步伐，他将几十万装备精良的部队集中起来，企图一举将红军消灭。为此，中央决定迅速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月十一日，中央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主要作了如下规定：四方面军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扇形防御，拒阻南敌，同时迅速造船，以三个军渡河作战，以迎接一方面军在金积、灵武地区渡河，于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攻宁准备。十月二十五日，红三十军依据此纲领精神在虎豹口抢渡成功。不久，四方面军总部及九军、五军也西渡黄河，但由于南敌追击凶猛，四方面军之三十一、四军被留在河东担负阻击南敌之责，未能渡河。西渡的红军二万一千余人在四方面军部领导下，立即向景泰、一条山地带进发，准备直逼定远营，策应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但由于河东红军没有彻底击破南敌，无法西渡。十一月五日，朱德、张国焘电令四方面军总部：“你们之河西部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青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按照这个电报，河西红军必须暂时建立根据地。次日，徐向前、陈昌浩据此电制定《平（番）大（靖）古（浪）凉（州）作战计划》，准备河西红军主力西进，消灭平番、大靖一带马步芳部队，在这一带站稳脚跟。但其战略目的不是要在此建立长久的根据地，而是为策应河东红军（一方面军）渡河作准备。十一月十一日，中央发电给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还询问徐、陈：“你们依据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次日，徐、陈电告中央：“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
“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原电如此，作者注），不在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并建议共产国际与西路军发生直接联系，在新蒙适当地点建立联络站，徐陈在该电之所以提出建立根据地，是因为宁夏战役已经延期执行，但西路军战略任务并没有变动，并没有作出河西一带建立永久根据地的打算。十一月十八日，西路军占永昌，二十一日占山丹。此时，中央电示西路军总部：“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肃、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西路军领导人据此才开始了根据地建设，并在此地区滞留了一个多月。
西安事变前后，中央从整个战略全局考虑，对西路军的战略任务也不时地作出适应全局的调整。西安事变发生后三天，中央命令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一面迎接兰州和适时占领安西地区。”十二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又命令西路军：“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又电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三天后，中央又作了变动：“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这几份电报对西路军战略行动的规定很不一致，或东返或西进或原地待命，完全没有提到建立根据地问题。
二、西路军政权建设的具体进程（注：该部分关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具体事实根据中共永昌、山丹、临泽、高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所作的有关西路军问题的调查报告。）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很清楚的看出，西路军政权建设进程始终与中央的指示密切关联。正是依据中央的指示，西路军先后在永昌、山丹、临泽、高台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
（一）永昌苏维埃政权建设
国民党永昌县县长段永新于红军抵达前，率领有关人员逃跑。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五时许，红十三军89师267、269团偕骑兵师一部抵达县城，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也随后赶到。西路军总部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到达。二十三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县城南街天主教堂召集百余名当地群众开会，商讨开辟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府。会后，总部派出王泉媛等红军干部协助群众筹建政权。经过一番艰辛的工作，在半个月内，先后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了十四处政权组织。
县城东南隅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张仲科 委员：王康庆 曹有德 张万义 刘培基
县城西南隅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姚继海 委员：李生荣 董应孔 陈世诚 相栋
县城西北偶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马显功 委员：刘万祥 王思福 张德文
县城东北偶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李茂奎 委员：徐占祥 徐发 张朋义 魏大
五坝村苏维埃政府
主席：柴国连 委员：何进元 刘展虎
头坝堡村苏维埃政府
主席：刘兴仁 委员：汪道兴 李德福
西四十里铺村
主席：周玉德 委员：尚万忠 尚万学 尚万玉 王爱国 阎兴福 赵三
水磨关村苏维埃政府
主席：马富善 副主席：晁富国 委员：曹延中 相德云 陈登柱 蔡国福 张章先 曹成国
梅家寺区苏维埃政府
主席：张维 副主席：梅玉春 区长：李天福 张德寿 刘名学 安维福
赵家庄村苏维埃政府
主席：李富山 委员：刘功成 郭培秀 王尚信 郭光亲 朱兴文
通信堡村苏维埃政府
主席：王译成 委员：陈发科 王泽离
郭家南庄苏维埃政府
主席：岳明康 副主席：郭积桢 委员：李明 赵金玉 徐存仁 王成年 郭克俊 张文成 赵杏子 相成子
水泉子村苏维埃政府（具体组成人员不详）
永昌县苏维埃政府（12月5日成立）
主席：张仲科 副主席：狄万川 委员：王思福 张德文 刘万祥 冯怀义 杜有才 曹有德 许教琪
（二）山丹苏维埃政权建设
当红军进抵永昌时，国民党山丹县长李金德闻讯遂率部逃跑，红三十军三天后进驻山丹。不久，红五军接替三十军驻扎在山丹，开始在山丹筹建苏维埃政权。他们只用了二、三天时间便建立了东街、西街、南街、北街、东西关五个市政府，并在一个星期后建立了山丹县苏维埃政府。
东街市苏维埃政府
主席：宋家珍 委员：吴培录 吴国贤 李开泰 尚克勤
北街市苏维埃政府
主席：李二绍 委员：吴世录 邢发育 李兴芳
东西关市苏维埃政府
主席：王贵文 委员：候成福 周应贵 李贵生 马四
西街市苏维埃政府（具体成员不详）
南街市苏维埃政府（同上）
山丹县苏维埃政府
主席：何文魁 副主席：许裱匠 委员：吴天福 郭长保 童登云 陈兴堂 彭述田 靳汝贤
（三）临泽苏维埃政权建设
西路军于十二月底到达临泽，在近两个月的战事频繁的环境下建立了四处苏维埃政权。
中华苏维埃临泽县政府
主席：李国璧 副主席：晋秉礼
内务部长：代天铁 财政部长：贺文林 张老四（副） 土地部长：杨春保 赵延举（副） 文教部长：杨春俊 赵怀玉（副）
委员：牛登英 赵长贵 王茂正 张兴其 李维成 赵光仁等。
平川村苏维埃政府：
主席：杨其明 委员：谷福德 刘德隆 朱学贵 朱老大 高宗元 陈复兴等八人。
沙河村苏维埃政府
主席：顾青善 委员：张永禄 李兴普 蒋怀云 何生光
倪家营子苏维埃政府
主席：宋德和 委员：蒋发志 王老四 李明春 孙万基 银虎娃 曹木匠（真名不详） 肖义全
（四）高台苏维埃政权建设
1937年元月二日，红五军占领高台（注：关于红五军进驻高台时间，说法不一，此处取自《甘肃社会科学》93年第1期第91页论点。），二十日高台失陷。红军在高台只呆了十八天，而且几乎天天和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因此进行政权建设的工作很难开展。所以，红军在这里只建立了一个县苏维埃政府及东街、西街苏维埃政府。
高台县苏维埃政府
主席：许青年 副主席：白希斋
东街苏维埃政府
主席：张正福 副主席：夏登云
西街苏维埃政府
主席：陈锡福 委员：赵辅等
各县苏维埃政府一般都建立了地方武装。永昌县建立了1000多人的“青年大队”，山丹县组织了2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高台县也成立了3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这些地方武装除了维护社会治安、侦察敌情、为红军当向导外，还帮助红军运送粮草、抬送伤病员，甚至直接上战场作战，为红军的战争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各级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活动（注：该部分关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具体事实根据中共永昌、山丹、临泽、高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所作的有关西路军问题的调查报告。）
（一）积极筹粮筹款、衣服等物资。
西路军西渡黄河前，只备足了三天的粮草，渡河后的粮草必须在当地供给。由于二马事先的反动宣传和坚璧清野政策，当地百姓和富户几乎都把粮食掩藏起来，给红军的物资补给造成了很大困难。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得红军的活动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物资补给问题遂得到很好的解决。永昌的各级政府组织群众打开了五六十户大中地主的粮仓，没收了大量的粮食、布匹、衣服、毛毡、食油、盐、羊毛、黄金、白银、大烟土等，绝大多数都教给了西路军。该县水磨关、南北泉一带700多群众用70多盘小磨帮助红军磨面一个月，该县的五坝、南泉等地的二十多座油坊里的二百多当地群众为红军榨油十八万余斤。据统计，在永昌期间，当地苏维埃政权为西路军筹集和购买了饲草、口粮共二、三百万斤，猎、牛、羊七千头（只）。在山丹县，东街市政府主席吴培录积极动员群众给红军送粮、送衣，并率先从自己拮据的家中拿出小麦六石、毛毡十三条、皮袄三件，煤80多石。北街市政府委员邢发育捐献毛毡十多条，皮袄三件；王作仁、张包仁等十多名皮匠，为红军缝制了240多件皮背心、140多件短皮袄、240多双皮手套；东西关市政府委员候成福组织家人为西路军缝制了800多双毡靴；高台的苏维埃政府组织了三个裁剪组，为3800多名红军指战员赶制了衣服。这些物质上的支持，对于当时饥寒交迫的西路军无疑是雪中送炭，其意义无法估量。
（二）惩办当地恶霸地主等反动势力，发动群众，配合西路军的战略行动。
西路军要在河西一带站住脚，就必须要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在红军宣传员的配合下，积极宣传红军各项政策、纪律，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惩办地主恶霸等反动势力，没收他们的田产给穷苦百姓，以取得当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永昌县苏维埃政府将张天明、王澍民、杜富堂、许寿山、王开明等当地反动官员、警察、地痞、恶霸就地正法；山丹县苏维埃将该县民愤极大的恶霸李山交付群众审判后枪决，并没收了其财产，该县抗日义勇军还协助红军挖出东西关土豪王麻子的浮财和马俊、毛永吉的粮窖，其中部分货物分给了当地群众，临泽县倪家营子苏维埃政府刚刚成立，就将当地地方王学书、宋怀仁、李成英、缪得荣、马宗明的千亩土地分给了当地贫民百姓；高台县苏维埃政府组织贫民救济委员会没收了土豪劣绅芦荣、董子清的财产。这些举动极大地打击了反革命气焰，有助于群众增强对红军的好感。
（三）帮助红军制造武器弹药、运送军需物资。
永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仲科和铁匠出身的政府委员冯怀义组织了四、五十名匠人，在东街南家院和附近空场地办了兵工厂，协助红军铸造马尾弹壳，锻打大刀、长矛，修理枪械，配制火药。该县新城子赵定庄政府抽调柴家庄的柴老四及其侄柴福有、柴福桢等十多人办起“兵工厂”，锻打长矛、大刀。为保证制造武器原料供应，县苏维埃政府号召各界捐献钢、铁、金属、征集硫磺、盐硝、木炭等，尽最大努力支援红军。针对当时红军战斗任务吃紧、无足够人手运送军需的状况。各苏维埃政府设法组织运输队，给前线红军运送粮草，保证物资供应。永昌县梅家寺区组织了二十多条毛驴运输队，来往县城20多天；水磨关、新城子一带的政府成员和部分群众在红军武装保护下，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在祈连山中搜查地主富户隐藏的牛羊；山丹县义勇军积极为红军送粮送水，组织担架队救护伤病员。
（四）侦察敌情，维护社会治安，组织青壮年参加红军。
西路军将士几乎都是南方人，对河西一带的风土人情不熟悉，从而给侦察工作带来了很大不便。苏维埃政府便组织当地群众充当向导、侦察敌情。永昌县青年队派高吉录等一批队员以玩耍、拾粪为掩护，到敌人炮兵阵地、小五当教场山侦察；赵定庄政府将刘家庄的刘信成等派到五、六十华里外的永泉子侦察敌情；八坝青年赵儒等为驻防该地的“夜袭老虎团”多次充当向导、抬云梯；在山丹，当红军在大佛寺、红沟与敌作战时，龙文祥、王希周、何录福等当地群众给红军当向导，龙廷奎、赵生录等群众协助红军向敌人阵地散发传单；临泽、高台的苏维埃政府也不例外。同时，各地政府还组织青壮参加红军。在永昌约140多人参加红军，山丹、高台分别有130多、100多人参加红军。
（五）苏维埃政府成员在西路军失败后都遭受重大牺牲和迫害。
西路军撤离根据地后，马步青、马步芳即开始了反攻倒算。在永昌，红军撤退的次日，县苏维埃政府有关人员冯怀义、李万、徐交三人被杀害于西街，苏维埃政府主席狄万川和张德文被捕后遭受酷刑，结果一人致死，一人致残；在山丹，有二百多位进步群众和政府成员被关押，后来或被杀，或遭发配、充军；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吴天福、郭长保、彭述田等均遭残害致死；临泽沙河堡苏维埃政府主席顾青善被马匪韩起功杀害……如此悲壮，不一而足。
以上三个大方面基本上说明了西路军在河西一带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具体历程、状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评述苏维埃政权功绩的目的并非要说明西路军建立根据地这一行动、决策的正确性。事实上恰恰相反，因为在河西这样一个地瘠民贫、偏僻、狭长、民族矛盾复杂的地带于短时间内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历史已经无情地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任何已经发生的事实，它都是历史，对于它后人有义务把它真实地再现出来，此即本文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