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娃接受巴赫金思想的多元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里斯蒂论文,巴赫论文,逻辑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成为巴赫金影响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典范。不过，克里斯蒂娃本人对巴赫金的接受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这段历史也要复杂得多。首先，克里斯蒂娃介绍巴赫金时，法国正处于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折点上，1966年10月，德里达所做的“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报告成为解构主义的第一声号角。同年，克里斯蒂娃在罗兰·巴特的研讨班上做了“巴赫金与小说词语”的报告，甚至使罗兰·巴特后来的著作“发生了根本性转变”①。不过，她本人似乎并没有将这一理论贯彻到底。在其1970年代提出的解析符号学中，精神分析理论发挥了更为激进的作用。这里的问题是：在超越结构主义的过程中，巴赫金与弗洛伊德和拉康所起的作用彼此有何关联和异同?从互文性到解析符号学的过程中，克里斯蒂娃的思想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其次，1970年代之后，克里斯蒂娃思想中的巴赫金因素日渐淡化，不只是谈论互文性时不再或者很少提及巴赫金②，就连“互文性”、“解析符号学”都逐渐成为过去时。她的学术形象越来越政治化，成为女性主义的思想斗士。那么，是否巴赫金因素真的在其身上日渐模糊和稀薄了呢?再次，克里斯蒂娃的思想谱系中没有一个绝对优势的影响源存在。相反，她还刻意与某种单一的影响因素保持警惕与距离，她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将各种理论思想进行杂糅(至少从外在的方面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理论姿态。里昂·S.罗蒂兹曾追忆道，克里斯蒂娃认为自己从来没有严格遵守马克思主义的规训，也不受任何其他学科的限制。在处理那些来自各种学科的概念时，她的方法是让它们适应于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套用理论，而是让实践来验证理论，让它们形成一种对话性关系③。理论来源的驳杂和学术脉络的纠缠形成了其理论表述晦涩难懂、术语概念歧义丛生的特点。这也难怪李幼蒸会予以否定性评价：“克里斯蒂娃所运用的种种元理论语言(结构主义的、格雷马斯叙事学的、解构论的、精神分析学的、数理逻辑的)之间关系十分混乱，科学的客观外衣和解释性的主观意见往往十分混合。”④但这种“混杂”正是后现代学术的重要特点，也是我们理解克里斯蒂娃的恰当方式。她在接受巴赫金的影响方面，不仅其不同的文章接受巴赫金理论的侧面各不相同，而且在理解、阐释和发展上也不一致，这也暗示着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的接受从始至终体现着“多元逻辑”(polylogue)的特点。
《词语、对话和小说》是克里斯蒂娃向法国学界介绍巴赫金的第一篇也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献。从引证材料来看，克里斯蒂娃的所有兴趣都集中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四章中对复调小说体裁历史的回溯部分和第五章中的“小说语言的类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部分。可见克里斯蒂娃并没有原汁原味地介绍巴赫金，而是为我所用地选择性接受了巴赫金的观点，并按自己的逻辑予以了理论化的改造。
首先，以“文本”为中心。克里斯蒂娃用“文本”这一概念将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即具有对话性的话语、言语、表述)纳入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框架，通过改造巴赫金来实现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超越。她虽然采用了“话语”的提法，引入了言说主体(作者、读者、叙述者)的因素，但并没有超出结构主义所设定的文本范围。巴赫金讨论的是具有主体性的文学话语，克里斯蒂娃聚焦的则是文本中的文学话语的对话性。巴赫金对复调小说根本特点的讨论是建立在其早期哲学美学所确定的作者与主人公关系这一主体性问题之上的，它从一开始就是审美活动理论。巴赫金也有自己的文本理论，即《文本问题》一文，但这一“文本”并非结构主义式的“文本”，而是包含着表述、言语、语流之类的涵义。1960年代，巴赫金的这类笔记还处于有待被发掘的潜在文献状态，克里斯蒂娃的文本观并非从巴赫金文本理论出发的，而是带着自己的理解。
其次，以“词语—话语”为对象⑤。这里的“词语”既并非巴赫金式的，也非结构主义式的。在巴赫金那里并没有孤立的“词语”，只有主体性的、动态的、鲜活的“话语”和“表述”。在索绪尔那里也只有“语言/言语”、“能指/所指”之别，词语的对应物是语音，正是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边界所在。克里斯蒂娃将词语作为文本的最小单元，将它限定在文本范围，更多的是意指以书面语、由文字所组合而成的文本，兼具物质实体性和心理实体性，并分为“文本内的词语”和“叙述中的词语”两个层面来讨论。克里斯蒂娃还用“文本空间”为文本内的词语分析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分析模型，确立了写作主体、读者和外在文本三个分析维度，指出巴赫金的“文学话语”概念“既作为一种文本表层的交叉而不是固定的点，又作为多种书写间的对话”，包含写作主体、读者、现代或早期的文化语境三个方面内容；进而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学组合与聚合的两极坐标模式，文学话语便可以通过横坐标(写作主体—读者)和纵坐标(文本—语境)两个方位来界定。克里斯蒂娃的纵横坐标的图示正表明了其借鉴并超越巴赫金理论的根本之所在：巴赫金所关心的是审美主体在其审美活动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即主体间的关系，克里斯蒂娃将之建构在了横坐标上；而同时，她又将“文本中的词语指向先前或者同时代的语言素材”作为纵坐标看待，这才是互文性要义之所在。因此，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与巴赫金的主体间性理论之间既存在着理论关联，又有着鲜明差异。
再次，以“话语类型”为方法。克里斯蒂娃认为，巴赫金理论中的叙述中的词语可以划分为三类：直接语、客体中心词和双重歧义词语，分别对应于“仿格体”、“讽喻体”和“暗辨体”三种类型。这一分类并未完全忠实原著。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从“考查同他人语言关系”的角度将语言分为三大类：第一种是直接指述自己对象的语言，它表现说话人最终的意向。第二种是客体的语言(所写人物的语言)，包括以各社会阶层的典型性为主的语言和以个性特征为主的语言，它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客体性。第三种则是指包容他人话语的语言(双声语)，这方面的子类型特别丰富，巴赫金又将之区分为“单一指向的双声语”、“不同指向的双声语”和“积极型”(折射出来的他人语言)，并各有4—5种不同的亚类型⑥。克里斯蒂娃并没有理会巴赫金的分类标准和角度(从与他人语言关系的角度)，而是将之纳入了“叙述话语”中进行了考察。在“走向话语类型学”一节中，克里斯蒂娃又将话语类型分为独白型话语和对话型话语，前者包括描述和叙述(如史诗)、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后者则包括狂欢性话语、梅尼普话语和复调小说。
最后，以“复调”、“狂欢”为旨归。一方面，克里斯蒂娃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巴赫金对话主义、复调小说和狂欢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做了相对清晰的理论概括；但另一方面，她又不限于成为巴赫金的复述者，而是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分析方法，细化了对话主义、复调小说和狂欢理论。如在介绍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与拉伯雷、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时，意识到复调小说超出了巴赫金所涉足的几位经典作家，尤其在20世纪之后还有新的发展和代表。克里斯蒂娃还将巴赫金理论纳入诗歌语言和小说叙述的分析之中，使之成为一种诗语理论和叙事理论。她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对话理论找到一种双重的、复合逻辑的诗歌文本的分析方法；她对故事的讨论，既非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事件的安排”的深化，也非类似福斯特“时间的顺序”的理解，而是延续了巴赫金审美伦理学角度，探讨了故事与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对话性关系；她还认为叙述的主体强调他者，叙述是建构在与他者的关系之上的。克里斯蒂娃甚至以对话来重新理解叙述行为，建构起了她所谓的“叙述系统”：以接受者为中心，作家作为叙述主体中的“虚无”性，角色(即巴赫金所言“主人公”)内部的对话性以及叙述主体及其叙述行为的分裂等。
《封闭的文本》并非克里斯蒂娃专门为介绍巴赫金而写，而是更多聚焦于自己对文本理论的思考，其中也包含大量来自巴赫金思想所获得的启发，参考文献中还有“巴赫金小组”时期梅德维杰夫/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一书，可见克里斯蒂娃所涉猎的文献范围有所扩大。
克里斯蒂娃将当代符号学建立在超语言学基础之上，认为当代符号学不同于话语理论之处在于将对象确定为具有超语言学性质的一系列符号实践。她力图恢复语言的社会背景和言说主体，这基本符合巴赫金超语言学内涵，但两者并不能等同。巴赫金提出超语言学问题是针对俄国形式主义的语言观而提出的。后者一方面延续了传统语言学脉络，另一方面也部分吸取了索绪尔思想，但没有最终形成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自觉。巴赫金主张超语言学以“活生生的具体的言语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其表现形式就是对话。这种对话关系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直接以人(现实生活中的作者、文本中的叙述者、人物以及现实生活中的读者)为主体的对话关系；另一种则是间接地与他人语言之间的对话关系，如各种仿格体(模仿风格体)、讽拟体(讽刺性模拟体)、故事体、对话体(指表现在组织结构上的一来一往的对话)等等。“他人语言”即“另一文本”，这就形成了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关系。因此，克里斯蒂娃虽然从巴赫金那里汲取了她所想要的对结构主义文本观的突破——对主体(社会)和历史(前文本)的恢复，但并没有真正领会巴赫金超语言学思想中所包含的对话性分析中最重要的伦理维度。主体性维度被有意遮蔽了，对话被局限在文本范围之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维度被转换为文本中叙述人与角色(人物)以及角色(人物)之间的对话。
克里斯蒂娃在《封闭的文本》中将文本定义为：文本作为超语言装置。在她看来，文本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是与其他文本发生关系的，因此文本具有超语言学特征；文本具有生产力，即具有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能力，它通过文本与语言、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破坏—建立、排列—置换，换言之，是通过互文性来获得的；文本间的互文性关系及其意义的生成和增殖(即生产和再生产)是一种理性行为，即依据的是具有超语言学性质的语言和逻辑的装置来进行的，这一“装置”在此并非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而是受到了当代西方哲学反思批判科学技术时所使用的类似表述的影响⑦，用来强调其基于理性运作的、依靠物质技术手段的、形成一整套运行机制或制度的等特征。当文本不再被视为一种封闭空间，而是开放的交流领域，它就形成了全新的特征：(1)“外向化”。突破结构主义局限于文本内部，割裂其与主体、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不足，并使文本向意义、意识形态领域开放。(2)“歧义性”。克服结构主义语言学将“能指”与“所指”关系约定俗成化的不足，意义不再是完全固定的、单一的，而且具有意义的生产性特点，类似罗兰·巴特所说的“锚定”、斯图尔特·霍尔所说的“接合”——“锚定”意味着“拴牢、固定”的同时，还可以被“重新解开”；“接合”意味着“产生关联”的同时，还可能“取消联系”。(3)“生产性”。生产性不仅指文本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增殖的潜能，而且本身就包含了在文本间性和主体间性的基础上，意义在不同语境、受不同主体控制的特点，与巴赫金对文本的理解相去甚远了。(4)“结构化”，或曰“结构化过程”，而非指“文本的内部结构”，强调文本意义生产过程中的结构性关系，其内在的机理与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极为吻合。虽然克里斯蒂娃没有使用对话、交往之类的术语，但在结构主义术语框架内，找到了极具弹性而动态性的表述方式。
克里斯蒂娃还直接借用了巴赫金的另一关键词——“意识形态素”(即《巴赫金全集》中的“意识形态要素”)。在1928年版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和1929年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梅德维杰夫/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共同探讨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并发展出一整套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意识形态科学(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被具体命名为“意识形态符号学”)的理论。其中，意识形态产品(意识形态要素)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具现性，即意识形态不只是抽象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素也非指意识形态观念体系中的最小单元，而是意识形态产品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集中表现克里斯蒂娃意识形态素思想的主要有两篇文章。在发表于1969年的《封闭的文本》中，她认为：“意识形态素就是特定情况下表述(序列)的文本排列(一种符号实践)的交集，它既将它们同化到自己的文本空间之中，又将它指向外在文本空间(符号实践)。意识形态素具有互文性功能，可被视为每一文本在不同结构层面上的物化，它使其沿着历史和社会的坐标轨道延伸其全部长度。”其基本要义是在文本范围内讨论的意识形态素问题，即包含着特定意识形态内涵的元素(最小的单位就是“词语”或者“话语”)经过特定的组合和聚合方式(在内容上形成“表述”，在形式上构成“序列”)形成具有互文性的“文本”。因此，意识形态素既在文本内形成各构成要素之间的交集，又具有保持与文本外空间的开放功能。具有互文性的意识形态素也便不再只具有孤立不变的意义和功能，而是始终保持着联系、开放、变动的可能性的意义空间。克里斯蒂娃还将意识形态素做了两种区分。(1)在小说中剥离符号的意识形态素的两种方法：一种是表述的超音段分析(suprasegmental analysis)，即将之包含在小说的框架之内，显示为受限的文本，包括它的原初设计、任意结尾、配对成形、偏差串联，等等。另一种就是表述的互文性分析，它要颠覆小说文本中书写和言说的关系，认为小说的文本规则更有赖于言说而非书写，因此，她认为分析的重点应是“语音顺序”。(2)在小说的意识形态素(也即符号的意识形态素)内部，对立措辞间的不可通约性仅仅在一种程度上被承认，分离它们的破裂的空洞空间成为歧义模糊的符号组合。小说中彼此对立措辞由此具有了两种不同功能：一种是否定性的可分功能，一种是狂欢性的不可分功能。前者中对立措辞界限分明，水火不容；后者中对立措辞则语意模糊，亦彼亦此。如克里斯蒂娃所论述的，“这一功能并没有带来超越武断的沉默，而是包含着保密逻辑的狂欢式游戏；小说(作为对狂欢的继承)中的所有形象都能够用两种方式进行解读”，克里斯蒂娃甚至不无决然地认为：“如果从开头就没有不可分功能，小说的演进就是不可能的。”⑧
在发表于1970年的《从象征到符号》中，克里斯蒂娃区分了象征与符号。她延续皮尔斯将符号区分为记号、指示和象征的方法，将区分的标准确定在符号及其对象的关系上，认为象征与符号的区分与皮尔斯的第三个范围有关，“复制品”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复制品所能安置的系列。象征假设象征物与被象征义之间是不可化约的，象征性符号实践的关键在于来自于既定的象征话语的开端：符号学发展的进程就像一个圆圈，结局已给，开端已定，从头开始(结局即是开端)，此后象征的功能(它的意识形态素)就存在于实际的象征陈述之中。符号的突变保留了象征的基本特征：即在符号的情况下，措辞与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化约的；基于此，意指结构自身的所有“单元”都是不可化约的。但是符号有象征所不具有的特征。符号能够创造一个生成和转换的开放体系，其意识形态素意指一种话语的无限性；一旦后者或多或少地独立于“一般性”(概念、观念)，它就成为潜在的突显因素。符号的意识形态素因此能够显示什么不是，什么将是或者什么能是。由此，克里斯蒂娃认为：“符号作为当代思想的基本意识形态素和我们的(小说家的)话语的基本条件，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它不指涉某一单一的现实，但是反映形象和观念相关的汇集。……(2)它是意义结构中的特殊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具有相关性的：它的意思归结为对其它符号的回应能力。(3)它藏匿了一个转换的原则：在它的范围内，新的结构会不断地生成和转换。”⑨《从象征到符号》中对意识形态素的讨论基本被限定在符号学框架里面，所借助的理论资源更多来自结构主义语言学。显然，克里斯蒂娃并没有直接采取巴赫金的主体性视角，提出主体间性问题，而是策略性地进入结构主义内部，抓住词语、对话的文本性因素，提出互文性问题。她的目的是采取类似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路向结构主义开战，在结构主义内部寻求解—结构主义的裂隙。克里斯蒂娃这种貌似后撤的理论立场，其实包含着以退为进的学术雄心。
197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法文版出版，克里斯蒂娃撰写了题为“诗学的毁灭”的序言，通过恢复俄苏二十年代的历史文化语境，探讨了俄国形式主义论争中巴赫金及其巴赫金小组的独特价值。所谓“诗学的毁灭”，是某一种具体的个别的诗学的毁灭，而非抽象的整体的诗学出了问题，具言之，即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毁灭问题。她认为，俄国形式主义与德国美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早期俄国形式主义是积极的、理论化的、客观的话，那么后期俄国形式主义与德国美学的关系则显得遮遮掩掩、倍感压抑。进入20年代之后，俄国形式主义很快就成为俄苏文学理论的争论中心，并在新的批评运动中形成了三股力量：最重要的就是托洛茨基，他在《文学与革命》中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代表了作为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第二位是别列维尔佐夫，他是庸俗社会学的代表，在192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形式主义的社会学方法》的文章，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没有反映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第三位是克里斯蒂娃所认为的最有价值的批评，是来自“梅德维杰夫，他与沃洛希诺夫一起被认为是‘巴赫金小组’的成员，他虽然被视为俄国形式主义的对手，但他的批评被认为是‘内在的’，即在俄国形式主义体系内部，并试图从中推导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某种细节”⑩。应该说，对这一叙述是符合当时的俄罗斯思想文化实际的。
通过历史还原，克里斯蒂娃确立了巴赫金及巴赫金小组在俄国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独特位置：一方面是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巴赫金及巴赫金小组都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者，但另一方面，巴赫金及巴赫金小组是对俄国形式主义的一种内在的批评，即从俄国形式主义思想的内部剖析出其存在的问题，并将之引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诗学问题。这种由内而外的批评既保留了俄国形式主义诗学观念的合理因素，又克服掉了其过于孤立和封闭不足，重新开启了语言、形式与意识形态、文化政治发生关联的可能性。克里斯蒂娃认为，巴赫金及其小组针对俄国形式主义提出了两组问题：一是“诗语必须在具体的文学结构中进行研究”，二是语言是一种实践，必须考虑人的因素以及回应方式的符号体系。前者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四章中展开了论述，后者则在第五章中得到讨论。在此基础上，克里斯蒂娃进而提出“复调是一种意识形态吗?”的问题。她还认为，巴赫金对待语言的看法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都不同，是“话语”/“表述”、“言谈”，并由此对巴赫金的超语言学进行了概括；她还将巴赫金提出的语言问题上升到符号学的高度，认为其思想成为“现代符号学的先导”(11)。克里斯蒂娃甚至还追溯到俄国形式主义成立之初，发现在俄国形式主义形成之前，俄罗斯的诗学是历史诗学(12)。因此，当巴赫金要起而反对俄国形式主义时，他首先拿起的便是历史诗学的武器——“他分析的目的不再是阐明‘作品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而是为了确认在历史上为其意义体系的类型学进行论证。因此，他试图研究小说结构研究，既研究特殊的结构特征，也研究它的历史发展变迁。”克里斯蒂娃将巴赫金的这一发现表述为“它在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中创造了一个深深的缺口。俄国形式主义提供的或多或少只是一种关于叙述组成因素的随意开列的目录。巴赫金则引入文学类型学的领域”(13)。更为重要的是，克里斯蒂娃并不满足于仅在俄苏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巴赫金，她明确指出：
我们对巴赫金著作的兴趣仅止于文学博物馆和档案管理员?我们认为不是这样。……在当代复活这些重要的早期著作，其目的并非去把他们的观点作为模子去套他们自己，也不是把它们视为博物馆的展品，相反，其目的是剥离掉笼罩于其上的意识形态外壳，而其与当代最晚近的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的内核由此而成为不为人所知的先驱。(14)
克里斯蒂娃重建巴赫金超越俄国形式主义的历史现场，其目的是在法国实现对结构主义的超越。
1970年代之后，克里斯蒂娃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研究视野拓展到了社会现实；研究方法受到精神分析学影响，拉康的理论成为她超越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另一重要武器。解析符号学正是这两种理论交叉混杂的产物，是“一种通过精神分析对语言学所作的反形式主义的重新阅读，它将对结构的关注转移到结构生成的过程，从对能指的关注转移向记号”(15)，旨在揭示语言的异质性层面以及文本的多重表意手段。“采纳语言学与心理学的这一交叉路线(克里斯蒂娃称之为符号解析)，最终使她放弃了文学，成了精神分析学家。”(16)这种混杂表明克里斯蒂娃的学术思想资源的多元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理论话语的异质性。这里包含着处理异质性理论资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克里斯蒂娃学术发展的起步时期(即1970年代之前)，作为来自保加利亚的外籍学者，她有意将巴赫金进行了适用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的解读，即一方面剥离掉巴赫金讨论复调小说和狂欢化理论时的特定语境，而刻意凸显其超语言学的理论维度；另一方面则在语言学研究这一层面上强化巴赫金恢复语言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研究思路，从而凸显出巴赫金思想之于结构主义的超越。因此，这一时期她对巴赫金的接受采取的是求同存异的策略。另一种则是1970年代之后，克里斯蒂娃已不再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而是法国学界声名鹊起的学术新星，甚至成为后结构主义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之一。她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自己的学术思想也开始形成，一方面是多元、多样的学术理论与思想的交织碰撞，另一方面则是独立的问题意识、思想方法的形成与成熟，在处理异质性的理论方法方面也更加自信，更富创造性，也更游刃有余，她自由穿梭、取舍自如地游弋在异质性理论话语之中，以众声喧哗的方式展开多元逻辑的对话(17)。
精神分析学在克里斯蒂娃思想中所占比重增大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到了1970年代，来自精神分析的关于主体、欲望、无意识等问题的讨论已与话语理论融合，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不仅更新了精神分析，也改变了结构主义；二是克里斯蒂娃自己的学术兴趣已开始偏离结构主义，进入了女性主义的思想论争。克里斯蒂娃承认：“由于我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这些语言的局限，我决心不再用中性术语来描述这类话语。我必须将自己置身其中，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参与这一移情的体验。……因此，精神分析已彻底改变了我的著作、我的情感、我与他人间的关系，以及我的知识生活。”(18)不过，在1970年代的前五年，克里斯蒂娃还没有完全抛弃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其对精神分析，尤其是对拉康的接受还有着明显的罗兰·巴特式的痕迹。在自述中，她明确表示：“我的对话性概念具有矛盾情绪，我把它称为‘互文性’——这一概念主要受巴赫金和弗洛伊德的影响。”(19)可见“互文性”除了巴赫金这一影响因素，精神分析的影响也渗透其中。
在巴赫金那里，没有一个抽象的孤立的主体存在，有的只是对话主体、主体间性的主体。但在克里斯蒂娃那里，主体性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从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主体、思想主体发展为克里斯蒂娃式的精神主体、过程主体。在《词语、对话与小说》及《封闭的文本》这些早期文献里，她并没有严格讨论主体问题，只是提出“阐释主体”和“表述主体”这一对相对宽泛的概念，只是简单地将作者和主人公等文学批评术语转换成主体性理论话语，还没有跳出巴赫金所界定的作者与主人公之间关系的问题意识。但到了1970年代，克里斯蒂娃对主体问题已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在一系列文章中出现了对于不同主体的各种描述和命名，如“笛卡尔主体”、“拜物教主体”、“历史性主体”、“言说分裂主体”、“与神经症和精神病主体相区分的文本主体”以及“叙述主体”等等。其中，“过程主体”是与巴赫金思想有关联的理论术语创造。
“过程主体”一词出自克里斯蒂娃发表在《泰凯尔》1973年第52—53期上的《过程的主体》一文，标题中的“procès”在法国中有两重意思：一是“过程”，二是“审理”。克里斯蒂娃同时在这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用来强调主体性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暴力和斗争因素(20)。因此，也有英译者分别用两个短语来表示其意义：“subject in process”和“subject on trial”(21)。将主体性的形成视为一个过程的思想在巴赫金那里已露端倪，如巴赫金强调作者与主人公以及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以及主人公自己与自己之间的对话是无穷无尽的，对话是无所不在、永无终结的，即“未完成性”。克里斯蒂娃吸收并发挥了这一观点，又将精神分析学中身体、意识、本能冲动等内涵贯注于主体形成的过程，并与社会现实、革命、解放等主题联系起来。“缺失/满足”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动力学理论的基石，从缺失而寻求满足的过程便是主体性形成和最终确认的过程，“分化/统一”是主体性形成过程中的两种基本状态，不仅表现为身心之分，而且表现在意识与潜意识之别，否定、拒斥、反抗的力量成为其鲜明的特点，也因而成为“过程中的主体”的基本特征(22)。在《“我们俩”或互文性的故事(历史)》一文，克里斯蒂娃明确指出：“复调声音带来了我所谓的‘过程中的主体’(a subject in process/on trial)的问题。它与身份之间所建立的不稳定的联系带来了新的复数的认同。此刻，互文性的概念开始与我所使用的另外一些概念产生共鸣。也就是说，陌生/熟悉、移民个性和移植；符号学和它们超字面意义；卑贱、边缘型人格、对象模糊和主体行动。”(23)这里的“复调声音”就是指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对话主义和狂欢化理论中所包含的主体间的对话、杂语、多重音性。可见，尽管70年代之后克里斯蒂娃鲜有直接提及或者主要借鉴巴赫金的思想，但这种影响已经内化到她的学术思想内部，成为其思维方式了。
就在出版《诗歌语言的革命》的同时，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的接受又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即以“多元逻辑”和“边界/门坎”(threshold)为代表的不再受限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带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气息的文学和文化理论。
“Polylogue”是克里斯蒂娃非常中意的一个概念。1974年，她以《多元逻辑的小说》为题发表了为其丈夫——《泰凯尔》刊物的创始人、主编菲利浦斯·索莱尔斯——的先锋小说《H》所写的评论。1977年，她又以此为名出版了她的第三本论文集，汇集了主要发表于1970年代的一些论文。在《多元逻辑的小说》中，克里斯蒂娃延续了早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路，认为语言系统以两种机制作为基础：一种是区分，即将语言区分为能指和所指；一种是组合，即通过修辞语加上中心语组合而成句子。在《H》的开头，可以注意到句子很容易与文本整体区分开来，其组合与毗邻都是模糊不清的，而且这种模糊性在谓语短语出现在表层结构时得到了强化：各种主格、宾格、连接短语能够与名词短语主语得到不同的理解方式。通过这些模棱和多价的特性，句子序列仍然设法成为可确定的，在阅读中通过一种单一的呼吸式动作所界定，形成某种一般性的升调。在克里斯蒂娃看来，“《H》成为一种既非诗歌，又非叙事的独特文体，文类的观念被打破了。尽管小说中仍然存在符号运作与象征运作之间的冲突，但它事实上成为一种无穷无尽的残片：一种外在的多元逻辑(external polylogue)”。除了在词法、句法所形成的模糊多义的特点之外，狂欢化的“笑”直抵富有多个层面的意义，进入由逻辑、句法和叙事盈余所形成的空隙，也成为《H》重要的特点之一。克里斯蒂娃在文中并没有直接征引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但当她指出，“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笑仅仅存在于启蒙运动时期和精神错乱的间隙，在那里权力和逻辑首先经验为模棱两可，并最终分解损毁”时，与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对于西方笑史的描述几乎是相一致的(24)。“多元逻辑”的思想基础就是多元和复调，而这正是巴赫金思想的核心。在《恐怖的权力——论卑贱》中，克里斯蒂娃分析了塞利纳的现实主义小说，认为因为受到了社会的限制，或者说由于仇恨，使得他在小说中的立场具有了双重性，“它们处于厌恶与欢笑之间，处于世界末日和狂欢节之间。任何虚构的主题，顾名思义，是对惟一所指的挑战，因为它是一个多义所指，一个‘自我的晕厥’(巴塔伊)……巴赫金指出了根本的复调性质，即任何言语词汇、陈述句中的本质二重性，尤其是在有狂欢传统的小说(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塞利纳达到了这一技巧的顶峰，而且成了它的一种处世方式”(25)。这种“双重立场”正是“多元逻辑”的重要表现，也是巴赫金思想的精髓。
“边界/门坎”是1970年代之后克里斯蒂娃看重的另一概念，她认为：“如果我要找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观点来共享这些概念的话，我会说‘边界’，或更好的词是‘门坎’。”巴赫金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描写对象的无结局性：因为他描写人，一向是写人处于最后结局的门坎上，写人处于心灵危机的时刻和不能完结也不可意料的心灵变故的时刻”(26)。巴赫金分析了“门坎这样渗透着强烈的感情和价值意味的时空体”，认为“门坎时空体”“也可以同相会的主题相结合，不过能成为它最重要的补充的，是危机和生活转折的时空体。‘门坎’一词本身在实际语言中，就获得了隐喻意义(与实际意义同时)，并同下列因素结合在一起：生活的骤变、危机、改变生活的决定(或犹豫不决、害怕越过门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与门坎有关的阶梯、穿堂、走廊等时空体包含有危机、堕落、复活、更新、彻悟、左右人生等等特殊的蕴含(27)。S.K.克特纳即以“Kristeva：Thresholds”为题，讨论了克里斯蒂娃的意义和主体性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分析其小说观念以及所关心的问题：意义的不安过程和在文学文本中所证明的更为普遍的社会—历史危机的主题(28)。她还借用政治现象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说的介于两者之间的观点，认为“门坎/边界”不仅能够表现临时性联系或者空间上的交结点，而且能够意指社会的融点，政治的公开性和绝大多数的心理可塑性。正因为如此，“门坎/边界”能够给互文性理论带来新的阐述空间。“门坎/边界”将克里斯蒂娃1970年代思考的作为过程的主体、互文性的间性思想、通过“文本”实现语言与文化、政治边界的跨越，等众多主题联系了起来。
2002年，克里斯蒂娃发表了题为《“我们俩”或互文性的故事(历史)》的文章，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与互文性之间的复杂关系，重新清理互文性理论的发展历程，并超越此前所形成的仅仅将互文性作为文学理论问题来讨论的局限。虽然1970年代之后克里斯蒂娃很少再提互文性，但并不意味着互文性及其相关问题不再重要，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在她看来，“互文性是将历史引向我们自身的最通常的方式。我们，两个文本、两个命运、两个心灵”。这其中最重要的“我们俩”当然就是克里斯蒂娃与巴赫金了，“所有事情都发端于与巴赫金有关的故事……我将巴赫金的多个内在声音的观点和一个文本中包含多个文本的思想融入进去”。不过，互文性理论并非仅有巴赫金一个来源。首先是巴赫金和罗兰·巴特。她回忆说：“在我研究之初，我对巴赫金进行了评论，并且发现他的对话主义和狂欢概念有可能打开一个超越结构主义的新视野，罗兰·巴特已经在其符号系统中思考过意识形态的含义问题(《神话学》，1953)，讨论过符号自身的复义问题(《批评与真实》，1966)，因此，他对我最初对巴赫金的解读非常有兴趣，并邀请我在他的研讨班上进行了介绍。因此，我的互文性概念可以回溯到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和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其次是迈克尔·里法特尔(29)。他在既定的社会政治语境中考察文本对日常普通读者的直接影响，改变了诗语和“日常语言”之间的逻辑关系或者说规范标准。1979年里法特尔的《文本的生产》一书出版，“互文性才真正成为一个接受理论的概念，因而形成了这样一种阅读模式，它以深层把握修辞现象为基础，主要是把文学材料里的其他文本当成是本体文本的参考对象”。再次，是法国学界后结构主义转向的思潮。德里达的“话语嬉戏”、拉康的“无意识具有语言结构”、福柯的“话语理论”以及罗兰·巴特将读者引入文本理论等，都在影响着克里斯蒂娃。于是，“互文性的概念开始与我所使用的另外一些概念产生共鸣。也就是说，陌生/熟悉、移民个性和移植；符号学和它们超字面意义；卑贱、边缘型人格、对象模糊和主体行动”。克里斯蒂娃建立起了精神分析与符号学之间的联系，认为词源学意义上的“符号”就是有特殊之处的标志，一个被刻写的符号，这个能让人联想到弗洛伊德的名为“驱力”(drives)的“心灵”标志，体现为冲动和心理运动的节奏方式(30)。克里斯蒂娃对“互文性”有关的一系列学术渊源的清理，充分显示了在这一学术脉络中，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巴赫金—克里斯蒂娃”存在，这也充分说明了，克里斯蒂娃接受巴赫金思想影响的过程遵循的一种复杂的多元逻辑。
注释：
①[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季广茂译，第7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②1968年，克里斯蒂娃还在克吕尼举行的“语言学与文学”研讨会上所宣读的《文本的结构化问题》一文只谈互文性，没有再提及巴赫金(参见秦海鹰：《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其具体运用》，《法国研究》2006年第4期)。
③Julia Kristeva,Desire in Language,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1.
④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69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⑤克里斯蒂娃的《词语、对话和小说》中并没有“词语-话语”(word-discourse)这种表述，而是笔者的概括。意在表明，克里斯蒂娃讨论问题的逻辑是从“词语”入手，进而转向“话语”，最后再聚焦到“对话”的。
⑥[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第264—26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⑦如在海德格尔那里曾经用过的“座架”、福柯使用的“部署”，其意思均接近英文的“装置”。
⑧Julia Kristeva,The Bounded Text,Desire in Language,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37,43.
⑨Julia Kristeva,Frown Symbol to sign,edited by Toril Moi,the Kristeva ra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63—73.
⑩Julia Kristeva,"The ruin of a poetics",Russian Formalism: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and texts in translation,Stephen Bann and John E.Bowlt (eds),Scottish Academic Press,Edinburgh,1973.P104—105.
(11)Julia Kristeva,"The ruin of a poetics",Russian Formalism: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and texts in translation,Stephen Bann and John E.Bowlt (eds),Scottish Academic Press,Edinburgh,1973.P122.
(12)其代表人物就是亚·维谢洛夫斯基。
(13)Julia Kristeva,"The ruin of a poetics",Russian Formalism: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and texts in translation,Stephen Bann and John E.Bowlt (eds),Scottish Academic Press,Edinburgh,1973.P107.
(14)Julia Kristeva,"The ruin of a poetics",Russian Formalism: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and texts in translation,Stephen Bann and John E.Bowlt (eds),Scottish Academic Press,Edinburgh,1973.P122.
(15)Oliver,Kelly (ed.).Ethics,Politics,and Difference in Julia Kristeva’s Writing.London:Routledge,1993.P27.
(16)[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季广茂译，第8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17)“heteroglossia”一词在巴赫金的术语中本身就是“杂语性”的意思，即强调的是话语的异质性(heterology)特征。将之译成“众声喧哗”是王德威的创造，也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
(18)Julia Kristeva,"Julia Kristeva In Person",Julia Kristeva Interviews,edited by Ross Mitchell Guberm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9.
(19)[法]克里斯蒂娃：《我记忆中的夸张》，罗婷、黄稼辉译，转引自罗婷：《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第278—2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Diane Jonte-Pace,Julia Kristeva and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Religion:Rethinking Freud’s Cultural Texts,edited by Janet Liebman Jacobs,Donald Capps,Religion,Society,and Psychoanalysis:Readings in Contemporary Theory,Westview Press,1997.P165.
(21)Diane Jonte-Pace,Julia Kristeva and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Religion:Rethinking Freud’s Cultural Texts,edited by Janet Liebman Jacobs,Donald Capps,Religion,Society,and Psychoanalysis:Readings in Contemporary Theory,Westview Press,1997.P245.
(22)[法]克里斯蒂娃：《过程中的主体》，见汪民安等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3)Julia Kristeva,"Nous Deux" or a (hi) story of intertextuality,Romanic Review,Jan-Mar 2002; 93,1/2; Research Library.
(24)Julia Kristeva,The Novel as Polylogue,Desire in Language:A Semiotic Approach,to Literature and Art.trans.Thomas S.Gora,Alice Jardine,and Leon S.Roudiez.Oxford:Basil Blackwell,1980.P159—209.
(25)[法]朱莉娅·克里斯蒂瓦：《恐怖的权力——论卑贱》，张新木译，第194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26)[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第8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7)[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小说理论》，第45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8)S.K.Keltner,kristeva:Thresholds,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
(29)迈克尔·里法特尔(1924—2006)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法国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值得注意的是，他整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都在法国工作，1982年开始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直到2006年去世。当克里斯蒂娃2002年进行这次演讲时，她已经将迈克尔·里法特尔作为美国教授来看待了。
(30)Julia Kristeva,"ous Deux" or a (hi) story of intertextuality,Romanic Review,Jan-Mar 2002; 93,1/2; Research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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