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对美外交政策的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对美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美关系的基本构想，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产生，并对中国共产党尔后最终确立以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核心的对美外交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近代的中国，曾遭受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强国的侵略和欺凌。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起，就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美国作为掠夺和宰割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无疑是革命的对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已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但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听命于共产国际，认为日本占领东北实际上是国际帝国主义联合发动侵苏战争的前奏，仍然奉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政策。
这一时期，毛泽东没有在中共中央负责，尽管他对美国有自己的想法，但必须执行中央的对外政策。
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影响下，毛泽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分成两个大本营，一个是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反革命大本营，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大本营”。在这个政治格局中，帝国主义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不仅日本的扩张是中国的“绝大的危险”，而且美国也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①]这时，毛泽东虽然认识到了美日矛盾的加剧，并开始注意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向，但党的“战胜一切帝国主义”的总目标，压倒了他利用矛盾的策略，因为这一阶段，中共中央的口号是：“抛弃对帝国主义强盗集团国际联盟及美帝国主义的帮助的幻想”，坚决地依靠工人与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团结与统一，战胜一切帝国主义。1934年4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日本声明书的谈话》，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要“以武力单独把中国完全殖民化”，英、美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但是它们真实的意义，只是限于不愿意日本把中国独占，要使中国由国际帝国主义来瓜分，成为‘门户开放’的公共的殖民地”。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一切在华的帝国主义，都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都在坚决反对之列。
二
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发生了关键性地转变。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
一是遵义会议的召开。1935年1月召开的这次会议结束了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对外政策创造了最重要的内部条件，也为毛泽东分析中美关系，制定对美外交政策提供了权力和机会。
二是共产国际策略的改变。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会议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目前正在挑起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这一精神，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共产国际策略的改变又为纠正“左”倾关门主义的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三是华北事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北后，1935年夏，加紧侵略华北，导致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如何挽救民族的危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紧迫的问题，因而也就成为中共决定方针政策的基本点。
193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其中明确表示：要与“对中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与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②]这实际上开始了对中共外交政策的调整。同年12月在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确认了这一点。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半独立”的地位，不仅是中国人民反抗的结果，而且也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相互斗争”的结果。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在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时，就需要利用其他列强与日本的矛盾。同时，中国那些与英美有密切关系的反动政治集团，有可能在英美政策的影响下，“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因此中共可能利用英美影响国民党实行积极抗战的政策。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提出了调整对外政策的双重目标，即通过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克服中国的民族危机和解决国共问题。
毛泽东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的分析，是有其思想基础的。大革命失败后，尽管他要与当时中共中央的总体认识保持一致，但由于他站在领导武装割据的第一线，非常关注列强在中国的矛盾及其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因而又有不同于“左”倾领导人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奴役弱小民族上是一致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造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造成了中国统治集团中的矛盾，从而形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生存的条件。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瓦窑堡会议分析了日本侵华引起的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认为这“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和日本是“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基于这一认识，会议放弃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使用的“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制定了区别对待法西斯侵略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新的对外政策，准备“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③]之后，在193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关系和中共外交政策时，毛泽东又在发言中提出了国际统一战线的问题，并说，日本侵略中国也侵犯了各国在华利益，因此，我们同各国的关系，将来可根据双方的利益得到解决。至1937年5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指明，“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④]
三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为中共开展对美外交提供了可能。但要把这种理论上的可能变为现实，需要条件。就当时而言，最迫切的是要让美国政府和人民了解中共的对美新政策。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一直不为当权的国民党所承认。苏区“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中共与美国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甚至连起码的相互了解的渠道都没有。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共的了解，皆是些被丑化了的形象。因此，中共要开展对美外交，争取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就必须首先冲破这种封锁，消除对中共的误解。然而在不可能与美国政府直接发生关系的情况下，唯一可行地选择只能是从民间外交做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到来，使这一可能变成了现实。
1936年7月，斯诺来到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保安。毛泽东不失时机，与他彻夜长谈。向他介绍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程和自己的身世，详细阐述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
在7月15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全面阐述了中共将在抗战时期奉行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并着重分析了美国对中国抗日可能采取的态度和所能起的作用，提出了中共对美外交政策的构想。
毛泽东首先指出，中国人民面对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对外政策要受这个总目标的制约。“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所有这些国家应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美国是“反战国家”，即“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中国同它建立反日统一战线，不仅“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同时也符合美国“国家的利益”。
在进行了科学地分析之后，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由于“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美国迟早会放弃所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
在肯定中美必然会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毛泽东进而又具体指出，目前美国可以从两方面体现对中国的援助：一方面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借款，出售军需品，一方面对日本进行封锁。但这种援助的实施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即国民党政府必须“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并同人民革命联合起来组织民主的国防政府”。否则，就会“使中国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处于不利”，这是“我们共产党不赞成”的。后来中共的对美外交政策之所以从寻求积极合作转变到低烈度对抗，美国政府不遵守这一前提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毛泽东还高瞻远瞩，提出战后中美经济合作的设想。他告诉斯诺，中国在战胜日本，真正赢得独立，并建立起一个人民政府之后，“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同他们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进行大规模的合作，并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那时“外国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将非常之多”，因为“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够吸引许多国家”。那时我们还将力主根据各国的战时的表现来制定政策，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友好和互利的关系，并将得到更多的合法贸易的机会。美国作为“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国家”，无疑拥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也明确提出了未来中国在与美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将遵守主权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和对外开放原则。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可以说是他通过一位美国记者向美国人民和政府发出的希望同情、支持中国抗战的呼吁与中共调整对外政策的信息，比较全面地阐明了中共对美外交政策构想，标志着毛泽东探索对美外交政策的开端。
斯诺返回北平后，在英美最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有关访问的报道，为美国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唤起他们对中共事业的同情奠定了基础。之后，中共对要来苏区采访的外国友人的态度是：“只要有来者，我们一律欢迎”。而对这些来访者，只要有可能，毛泽东总是腾出时间接待。自斯诺走后至“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夕，毛泽东先后接待并会见了史沫特莱、尼姆·韦尔斯（即海伦·福斯特）、维克多·基恩（《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厄尔·利夫（合众国际社记者）和托马斯·毕森（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菲利普·贾非（美国《美亚》杂志主编）等五批外国友人，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
四
毛泽东认为，中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应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⑤]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决定“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毫不犹豫地宣布：“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同英、法、美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战救国的协定”，并赞成国民政府在抗日方面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反侵略国家合作。[⑥]
但是，由于当时的特定环境，中国共产党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了解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可靠途径。由于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美国决策者对中国问题缺乏共识，在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对日方针与实行什么样的实际步骤来援助中国人民抗日问题上态度暖昧；又由于中共领导人主要致力于国内革命，缺乏分析与处理国际问题的经验，因此，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可能制订出一套具体的、有明确针对性的对美外交政策，而只能是一些初步的、原则性的构想。尽管如此，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前关于中共对美外交政策的探索与构想，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对抗战及战后中共对美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思想方法的转变，无疑也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意义更重要，更值得认真重视。一方面，毛泽东没有改变对美国帝国主义本性的根本看法，另一方面，他在沿用以往的概念进行具体分析时，得出了可以争取和美国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结论。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方法转变，才有中共对外政策的调整，才有后来联美抗日并利用美国的压力防止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进而推动它进行民主改革这一对美外交政策的确立。
注释：
①毛泽东：《在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闭幕会上的演说》，载1925年10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北京政变与商人》，载《响导》第31、32合刊；《中国国民党之反奉宣传大纲》，载《政治周刊》第1期。
②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82、598—61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00页。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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