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士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位论文,历史论文,陈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英士是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的重要领袖，是为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献出自己生命的先烈。
他在1906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以后，先后担任过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庶务、上海光复时的沪军都督、二次革命时的上海讨袁军总司令、中华革命党的总务部长、反对袁世凯称帝时的淞沪司令长官。
更能说明陈英士在革命党人中的地位和贡献的，是孙中山自己的评价。他在1920年10月29日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我望竞兄（指陈炯明）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
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当时革命党人中的核心人员，主要是留日学生中一批受过系统的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陈英士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同。他从十四岁起在石门一家典当里当学徒，一当就是十二年。以后又到上海的丝栈里当佐理会计。去日本留学时已经近三十岁了。他参加同盟会的时间不算早。留日期间，没有在同盟会本部担任重要职务，同孙中山也没有多少交往。在同盟会内，可以说他是比较后起的人。从他参加同盟会到遇刺身亡，时间不满十年。
为什么他能得到孙中山这样的信任，在孙中山心目中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确实因为他有许多过人之处：
第一，陈英士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是一个血性男子。甲午战争失败时，陈英士还在典当做学徒，写信给亲友，“痛言清廷失政，须人民自图振作，二十年后方能重振国威，洗雪国耻”。正是这种立志“洗雪国耻”的爱国心，使他在几年后决心去日本留学，并加了同盟会。在反袁斗争中，他对杨庶堪说过：“陈某未尝学问，然爱国则不敢以后人。孙公愤同盟会之亡，更立中华革命党，率国人以死，吾首赞之。由其道，必乃有济；不济，则吾惟首以死继之。”也正是这种“爱国则不敢后人”之心，使他积极投身中华革命党的工作，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第二，陈英士是个实干家，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埋头苦干，坚持扎扎实实的组织工作。这和留学生中不少人崇尚空谈而缺乏毅力、短于行动不同。一九○八年春，他从日本回到上海。那时国内的革命运动正处在暂时的低潮中。就在一九○七年五月至一九○八年五月，孙中山、黄兴等全力以赴地发动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和光复会徐锡麟发动的安庆起义相继失败，革命党人受到沉重打击。在上海，同盟会江苏分会于一九○七年初被破坏，分会会长高旭（天梅）避走家乡金山县。据冯自由记载：“自是，丁未至庚戌（一九○七至一九一○年）之三、四年间，同盟会在上海之党势几完全停顿，长江沿岸各省之革命工作亦无所进展。”陈英士正是在这时回国。一九○九年，他设计接办上海天宝栈为江浙革命机关。一九一○年，他和于右任、宋教仁等创办《民立报》，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第二年，作为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他在联络上海社会各界、策划上海起义的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活跃。这些，都为上海革命活动的复兴，起了重大作用。
上海光复后，他担任沪军都督，并以上海为基地，具体策划并推动江苏和浙江在第二天宣告独立。在江浙联军进攻南京时，他主持设在上海的总兵站，负责一切军饷、服装、军械、运输等事。经过二十多天的昼夜辛劳，联军终于攻下南京。当时，清军正相继攻陷汉口和汉阳。上海和江浙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富庶地区。这个地区的相继光复，使革命党人声势大震，全国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人心涣散，意见分歧，一片混乱，革命形势低落。原来同盟会的许多骨干分子没有参加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陈英士在逃亡日本后，担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负组织的责任”，积极发展党员，组织流散各方、失去联系的革命党人，建立各地支部，筹集和调配经费，做了大量工作。孙中山在给邓泽如的信中说他“实能代弟任劳任怨”，是中华革命党的“唯一柱石”。
可以看出，陈英士所以能得到孙中山如此的重视和信任，是靠他自己埋头苦干的切实工作换来的。
第三，陈英士和社会各界、特别是工商业者和会党有着广泛的联系，在同盟会其他重要成员中也是不多见的。这同他的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
陈英士出身在湖州一个商人家庭，自己又长期在石门当铺和上海由湖州人开的丝栈里做事，同商界有很多联系。他的表叔杨信之是上海的湖州帮资本家中的重要人物。陈英士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时，十分注意同工商业者的联系。上海信成银行经理、上海银行公会创办人之一沈缦云，上海大隆杂粮号店主叶惠钧，都是全国商团联合会副会长，在一九○九年和一九一一年春先后加入同盟会。上海商务总会议董、湖州帮资本家王一亭，也经过陈英士加入了同盟会。虞洽卿在同盟会秘密机关里同陈英士见过面，并支付过八千元经费给陈英士。沈缦云又介绍陈英士同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李平书定期见面。上海光复时，商团这支武装力量起了重要作用，至于在经济方面更得到工商业者很大的支持。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各地工商业者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没有一处像上海这样大，这是上海兴复的一个重要特点。
上海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麋集在这里的游民为数很多，帮会有着很大势力。陈英士同他们也有密切的联系。据说他曾加入过青帮，是“大”字辈的人物。上海光复时，洪帮的张承槱、刘福标，青帮的应夔丞等都积极参加。但总的看来，帮会分子在上海的社会地位低，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比其他许多省要小。
陈英士这种广泛的社会关系，对他在革命党人中能够发挥别人所不及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陈英士有这样一种气概，能够在危急时刻，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挺身而出，勇担重任。他曾给一向支持中国革命党人的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写下两句话：“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上海光复时，进攻江南制造局一时不能得手，他就自告奋勇，只身进入制造局，想说服对方投诚，结果被捆绑起来，几乎被杀害。只是因为起义军在千钧之际攻下制造局，他才幸免于难。袁世凯准备称帝时，在上海派驻重兵，实行恐怖统治。陈英士从日本到上海主持军事：先派人刺杀袁世凯的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接着，又在十二月五日（也就是云南起义前二十天）指挥夺取肇和号军舰，用重炮轰击江南制造局，后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这就更遭受袁世凯的疑忌。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他被袁世凯派来的刺客暗杀。陈英士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确实是值得尊敬的。
这里所说的，并不是陈英士一生业绩的全部。但单就这几点，已足以肯定陈英士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地位，他是不应该被后人忘记的。自然，和许多历史人物一样，陈英士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他在思想理论方面建树比较少。暗杀陶成章这件事，无论如何是难以替他辩解的。在生活作风上，他也不是没有毛病。邵元冲为《陈英士先生纪念文章》作序，在对他一生行谊作出高度评价之余，也插了一句：“先生平居处事，对明人不能欺。”尽管如此，从整个来说，这些是次要的，并不能影响对他一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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