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珊瑚[1]2002年在《贫困根源的一般性分析与传统体制下中国农民的贫困成因研究》文中认为贫困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由于农村贫困占整个中国贫困的绝大部分，所以本文把研究的对象瞄准农村。同时，中国处于转型时期，对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为转型提出积极性的建议。正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考虑，本文把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农民贫困成因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目的是通过这样的分析为我国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提出有益的建议。 本文遵循这样的分析思路：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贫困人口的交换权利的恶化。在分析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下农民贫困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把分析的重点过渡到造成农民交换权利恶化的具体因素上，而制度则成为我们分析的重点。我们通过对传统经济体制下各制度(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剪刀差价格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与贫困对应分析，得出了农民贫困的根源——传统经济体制下各种不利于农民的制度安排以及由此引起的二元性的制度环境。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解决农民贫困的途径和建议，而重点是对不利于农民的制度进行重构和完善。 我们认为，对贫困主体的能力的限制和权利的剥夺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而制度作为一种游戏规则，规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可能的行为，不好的制度是造成贫困主体权利被剥夺和受限制的根源。所以，在分析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农民的贫困成因时，我们主要围绕农民交换权利的恶化这一主线，对各项不利于农民发展的制度进行分析。其中，土地产权的不清晰和不完善，导致了农民遭受多种主体的索取，导致了农民的负担沉重；二元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迁徙自由权，限制了农民的生活空间，剥夺了农民获得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经济机会；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了农民缺乏躲过危机的最低保障，缺少抵抗风险的能力；“剪刀差”的价格体系，使农民处于严重的交换不利的地位，农村剩余甚至农村正常的生产资金都被转移到城市(工业)，农民的正常再生产遭到破坏；牺牲农业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强化了正式制度对农民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中国传统的扶贫机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忽略了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权益和自由。 通过对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各种不利于农民的制度分析，我们得出反贫困的关键还是在于改变那些制度，核心是提高农民的权益和自由，提升和优化农民的交换权利。所以，本文的最后部分就是针对那些不利于农民的制度，提出相应的完善或重构措施。同时，从农业对农民的重要性角度出发，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对目前的反贫困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
银平均[2]2006年在《社会排斥视角下的中国农村贫困》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中国开始了社会转型,原有的社会经济格局被打破,长期被忽视的农村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引起了社会和理论界的关注,也引起研究者和决策者的高度重视。虽然经过20多年的反贫困努力,我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进入2000年以后,农村贫困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反贫困行动收效甚微。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有所缩小的城乡差距迅速拉大,这种扩大趋势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形成了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的局面。研究转型时期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和机制,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农村贫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为制定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从社会排斥角度来研究农村贫困问题,通过对社会排斥与贫困进行详尽的理论分析,总结出了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的因果模型,主要研究集中在对农村贫困的成因分析,提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贫困是由于历史因素、自然条件、农民个体因素以及政策体制性社会排斥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历史因素、自然条件、农民个体因素成为影响农村发展的制约因素,但是,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二元化”社会政策和体制对农村社会造成的排斥,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市场行为,增强了农村原有的政策体制性社会排斥力量,加剧了农村的贫困。中国农村贫困是历史因素、自然条件、农民个体因素以及并未消失的政策体制性社会排斥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这将导致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的艰巨性和长期化,并可能固化农村贫困,催生新的农村贫困与相对贫困。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应该从减少农村的社会排斥和实施发展型社会政策、提升农民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进行农村反贫困的政策设计。本文共六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社会排斥视角下的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选题缘起与意义、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以及文章的基本框架、创新点、不足与研究中存在的困难。第二章主要是通过对社会排斥与贫困理论研究的文献梳理,分析了前期研究的贡献与不足,并对社会排斥及贫困概念作出了自己的界定,介绍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任务。第叁章以湘赣丘陵山区农村贫困为例,通过对湘赣丘陵山区农村居民贫困状况调查资料的分析,归纳出湘赣丘陵山区农村贫困的特点,以及农村反贫困的成就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农村贫困的因果模型。第四章主要通过对湘赣丘陵山区贫困农村的微观数据以及宏观数据分析,阐述了历史因素、自然条件、农民个体因素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我国政策体制性因素在经济、福利制度、社会生活、政治及文化教育等五个方面对农村社会造成的排斥,揭示出,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并继续存在的“二元化”政策体制对农村造成的社会排斥,是农村社会落后的深层次根源,并分析了农村社会排斥的特点。第五章从消除政策体制性社会排斥和实施发展型社会政策、提升农民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时期农村反贫困的政策建议。第六章讨论与结语,分析了贫困对农村社会的巨大影响,指出消除社会排斥给农村带来的种种不平等,以及在农村进行制度创新,保障农村社会成员平等参与社会生活,还农村社会一个公平的发展环境,是彻底消除农村贫困,促进全面建设小康事业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选择与必由之路。
王雨林[3]2007年在《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反贫困工作成果显着，但绝对贫困还没有被完全攻克，因此有必要全面分析中国农村绝对贫困问题，以期探索出可行的反贫困对策。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是贫困研究的理论综述，第叁章对中国农村贫困情况作全景式介绍，第四章分析了转型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农村贫困的成因，第五章提出具体的农村反贫困举措。具体内容如下：本文首先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研究的方法、思路和内容，研究的创新和不足，并用列举了当前的一些农村贫困现象。在贫困研究的理论综述部分，回顾了贫困的定义理论、贫困线及其测定方法、贫困程度的计算方法，并对贫困成因理论和反贫困理论做了详细的分析。对于贫困的定义，本文分别介绍了贫困的狭义定义、广义定义和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定义，并初步认识到，贫困是个人和家庭难以获得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也难以依靠个人力量改变现状的生存与发展状态，需要引起社会广泛重视并予以帮扶摆脱困境，否则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对于贫困线和贫困程度的计算，本文在介绍了什么是贫困线，如何确定贫困线以后，介绍了4种测定贫困程度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计算FGT指数做了详细的数学推论。对于贫困成因理论，主要介绍了要素缺乏论、制度不利论、贫困的人口学理论和贫困的社会学理论，反贫困理论则主要介绍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反贫困理论，促进结构转换的反贫困理论和促进部门及地区经济增长的反贫困理论。其次，本文对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情况做了全景式分析。对本文如何计算FGT指数做了详细的数学推论，直接利用国定贫困线，即相当于1985年不变价格指数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5元，和全国及各省统计年鉴上的收入分组数据，计算出FGT指数等农村贫困指标，并将FGT指数的变动分解为受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两方面的影响。为了更全面地掌握我国农村贫困的情况，本文除了分析全国农村贫困情况在各个时期内的变化，还将各省的数据按照经济区划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得出结论：我国农村反贫困工作在整个转型期内成果显着，但受经济发展情况和经济政策的影响十分明显，反贫困的地区差距也很大。再次，对于转型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农村贫困的成因，本文主要从影响农民收入的角度，区域不平衡发展的角度，影响农民获益能力的角度来看。认为我国过于注重GDP的发展思路，国际经济秩序导致我国“探底竞争”，不利的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民分工不足等会使农村居民整体所得的收入不够多；而我国的发展政策以城市为中心，且具有地区偏向，使农村居民整体收入存在地区分布的不平等；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限制了农民获益，农村经济体制和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缺陷使农民获益能力不足，再加上一些农民具有不利的个人和家庭因素，使贫困者在农村收入分配上获益能力不足。最后，对中国农村反贫困提出了总体性对策和地区性重点。认为要构建有利于反贫困的环境条件，构建有利于反贫困的制度体系，增强贫困者的反贫困能力，重视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等。对于地区反贫困重点，根据本文计算出的农村贫困情况做进一步分析，对各省应该更为注重增加收入还是改善收入分配提出意见和建议。本文认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保证反贫困工作长期取得良好成绩的先决条件，在关注增长的同时要关注公平，要注意培养人的素质，促进城乡交流。总之，农村反贫困要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协调发展的道路。
刘纯阳[4]2005年在《贫困地区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对湖南西部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贫困是产生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原因,贫困人口的人文发展则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而推动人文发展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论文首先从国家、地区和农户叁个层次对人力资本与农民收入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差距是造成农民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人力资本缺乏是导致贫困的重要根源。为了揭示人力资本投资对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具体作用,论文进一步利用生产函数和明塞尔方程对湖南西部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与预期相一致的结论:即使在贫困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农户收入也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其中以劳动力迁移和教育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 尽管人力资本投资对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横向比较的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异常低下,无论是同城镇家庭还是非贫困地区农户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在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上,贫困地区农户用于交通(迁移)方面的支出比例要远远落后于其他类型的家庭,表明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相对而言更缺少流动。此外,论文还对贫困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规律性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接下来,论文进一步分析了贫困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原因。分析表明,除了收入水平的硬约束之外,贫困地区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也是不足的。在教育投资方面,贫困地区农村依然存在“读书无用论”的观点,而这种观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是农户基于对教育投资成本与收益之比较而得出的理性判断。在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动机也不强烈,这同样是受到对迁移投资的成本收益双重悲观预期的影响。 与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收费和经费投入困境等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有所不同,贫困地区中小学招生市场所面临的困境却极少为人们所注意到。在贫困地区,一方面农村小学处于欲罢不能、欲办还休的两难境地,生均办学成本始终处于高位运行的态势。另一方面,高中教育虽然总体上表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但是却被引入了非均衡发展的歧途,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处于困境之中的教育发展环境也直接影响着贫困地区农户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 此外,在人力资本严重缺乏的同时,贫困地区现有人力资本的配置和利用却明显不合理,绝大部分只能固守在狭小的产业和空间范围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但贫困地区固有的传统农业特征以及文化上的落后性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小视。 在当前有限的收入水平之下,如果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一步激发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鼓励农户把更多的资金用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那么仍将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带来实质性的改善。而激发贫困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意愿的关键在于要改变农户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
殷勤[5]2005年在《“叁农”问题的国家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国家治理的实质是为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而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和过程。国家治理可划分为控制型、自治型、合作型叁种方式。不同的国家治理方式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形成“叁农”问题的政治原因就在于国家对“叁农”采取的控制型治理。而且,当代“叁农”问题的国家治理方式也是控制性有余,自治性、合作性不足,难以实现治理目标。因此,在新时期,随着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构建和谐社会等理念和路径的确定,国家应以新的目标理念和路径原则治理“叁农”问题,那就是继续坚持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治理路径,构建“叁农”问题的合作型国家治理模式。
王大超[6]2003年在《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将中国带入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用“转型”一词对这一时期加以概括，就是因为这一时期将实现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历史性转轨。转轨的进程正在对传统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形成强大的冲击。竞争机制的引入，极化效应的作用，不断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也必然降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之下，关注穷人、关注贫困问题既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又是一切有良知的学者们的共识，同时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民众的强烈呼吁。梳理国内外贫困与反贫困理论，针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对转型期城乡贫困问题进行深层次研讨，进而构建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可操作性的城乡反贫困操作模式，正是本文选题与写作的主旨。 本文由六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导论。分析选题的背景，论述反贫困的国际意义与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的现实意义。 反贫困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宏观意义上中国贫困问题的特定涵指是农村贫困，因为自然、历史因素的积淀，决定了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持久性、复杂性；而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城镇职工下岗、失业率的骤然升高，城镇贫困问题又接踵凸现，其发展之快、关联之广、程度之深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此为本文选题的时代背景，也是本文致力于研讨贫困问题的现实出发点。 第二部分：第二章。通过对贫困含义的多向度解析，追溯国内外反贫困理论的发展轨迹，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反贫困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在总结国内外反贫困理论的体系特点和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重新构建转型期中国反贫困理论框架应侧重考虑的几个问题：加强反贫困理论的基础研究工作；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的研究亟需填补空白；以宽视角、多层面原则构建我国反贫困理论。 第叁部分：第叁章。贫困测度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作，贫困测度的结果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重要依据。本章着重分析国际通行的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及特点，研究目前我国贫困线指标体系的构成，提出了改进我国转型期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的设想：1）构建反映时代特征的贫困指标体系。提出国内贫困指标与国际标准统一，贫困指标体系与小康生活水平相比照的设想。2）统一贫困测度的基本指标统计口径。提出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基本指标测定基尼系数；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标准衡量贫困人日消费品支出状况。3）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框架结构应更加综合和全面。4）实现我国基础度量指标与国际标准化度量体系相结合。 第四部分：第四、入章。对转型期中国贫困状况进行宏观与微观考察，检索农村与城市的贫困规模与分布特征。结合贫困成因的一般理论，实证分析自然历史因素的积淀、人口素质与负担、生态系统的非均衡状态和二元结构的制约等问题与农村贫困形成的因果联系；从劳动力供需结构夫衡、国企效益滑坡、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权力腐败与分配不公等因素探讨城市贫困问题形成的原因。 第五部分：第六章。通过对反贫困治理结构内涵及要素的分析，阐述反贫困治理结构要素协调作用的实践意义。在借鉴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及孟加拉等国治理结构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转型期中国反贫困治理结构的主建内容：1）制定《国家反贫困法》，体观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制度规范：J重构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参与模式，实现政府功能的再定位：3）重塑贫困人口的士体地位，逐步完善贫困人口的参与机制；4）防止山责 权、利越位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发生。 第六部分：第七、八章。在全面分析和评价“八七扶贫攻咯计划”的基础卜，系统研究转型期中国农村反贫困操作模式，并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子长县反贫困系统模型。提出构建“就业＋保障”型城市反贫困系统。针对转型期城市低保“扩面”与“提标” 目标的现实矛盾，提出构建面向市场、面向穷人的“叁线均衡”的社会保障体系；结合城市贫困问题的现实状况，提出就业导向的经济发展应成为城市反贫困的本源性战略。
刘飞[7]2014年在《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和国家,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是社会生产和生活得以进行的前提,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低要求。任何国家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一个主导力量,从各国历史上看,这种力量可以是发达的公民社会,可以是贵族阶级,可以是强大的官僚系统或军人集团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社会基本稳定的唯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也就密切相关并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对二者关系的互动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论文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以实现社会稳定为价值追求而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专项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第一,社会稳定问题。主要关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稳定问题,探寻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稳定的一般规律；落脚点在于中国社会稳定问题。第二,政党建设问题。不同的政党政治生态孕育出不同类型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政党建设规律也就有一般和特殊之分；本文在关注政党政治一般规律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考察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内在规律。第叁,政党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经济政治体制,政党在社会转型中担当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政党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也就有很大差异。本文的基本任务是,在正确认识执政党建设和治国理政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内在联系；准确把握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价值目标、重点内容及其实现机制。主要目的是,在实现社会稳定的要求下,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价值引导和学理支撑。在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方面,论文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思路,依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展开；借鉴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范式,运用理论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结构功能分析和系统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历史考察和理论思考。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第一章从现代社会转型共性的角度认识政党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基本理论；第二章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结构的分析,从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研究视域重迭的角度认识二者关系的内在机理。第叁章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分析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内在规律；第四章从社会风险的广阔视角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挑战进行理论梳理；第五章,分析加强中国共产党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全文着力论证和阐述了如下观点：1、现代社会转型有叁种不同的主导力量,分别是社会力量、官僚组织和政党。不同类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党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有较大差异：政党主导的国家转型中,政党构成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官僚组织主导的转型中,政党从属于官僚机构,政党的软弱和政党体制的不健全,成为引发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社会力量凸显的英美社会变迁中政党促进了民主政治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2、以政党政治推动国家的民主转型,实现国家建设的软着陆是政党的基本职能；以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带动国家建设的成熟,以成熟的国家建设实现社会稳定,这是政党政治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3、不同的政党、政党制度因其自身的特点不同,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竞争与否不是判断能否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政党制度化程度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政党的适应性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4、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的一体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二千余年的“超稳定”系统的深层结构,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传统资源。在继承并改造传统社会稳定资源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政治整合的能力远远超过国民党,体现了其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合理性,这构成党的领导方式不断发展的历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西方政党的鲜明特征,影响党的建设的发展趋向。5、党的建设可以划分为叁个层次：其一,党对于国情的基本判断以及处理矛盾的基本方法;其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其叁,党的五大建设,即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建设等。在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重要转折点上,党的建设的叁个层次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时间上的依次递进关系,即第一层次党的建设的变化,会引发第二层次党的建设的变化,并通过党的“五大建设”表现出来。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存在研究视域的重迭,为二者关系的历史梳理和论证提供了方法论依据。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外部环境等因素构成社会稳定问题的解释性变量；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构成社会稳定问题的深层原因；党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与社会稳定密切相连；党的自身建设与社会稳定直接相关。6、传统体制下社会稳定模式具有以下特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基于冷战的国际背景而展开的意识形态宣传,社会融于国家之中,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同构形成社会稳定的基础,以强力控制经济和政治为特征；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成为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执政党的宏观决策的失误是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党内民主建设不足,个人权威代替了政党组织权威是决策失误的根源；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问题的核心。如果党的纲领、路线出了问题,党的建设就容易受到冲击和破坏。在一定条件下,党的组织建设与社会稳定可以是正相关,也可以是负相关。因为在纲领、路线错误的情况下,党的组织力量愈是强大,造成的社会后果愈是严重。7、基于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的角度,以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一体化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内生型社会稳定结构”始终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以新中国建立为分界线,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的一体化的内在结构发生了质的飞跃：首先表现为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发生了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同于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儒家传统；其二,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组织,不同于封建的官僚体系,深层结构的相似不能掩盖其本质的区别；其叁,新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是立足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之上的,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认同。8、中国共产党对待社会稳定的态度以文化大革命为转折点,对于社会稳定的渴望和关切从没有这样有切肤之痛；执政党要保持党内和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防止任何形式的社会动乱。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关系遵循了以下逻辑：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保证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此前提下,注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把政局稳定、人民团结作为衡量政策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基本制度的稳定性、体制机制的开放性与政策的灵活性相辅相成,有机统一；路线政策确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党强大的组织力量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辅之以党的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构成党的建设的完整体系。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党的建设布局不断发展、完善,但是邓小平时代已经确立的关于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模式仍然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9、渐进式改革有利于社会稳定。中国改革开放采取了较好的策略,由简单到复杂、由农村到城市,由体制外到体制内,循序渐进,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渐进式策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中要始终把握改革过程和改革结果的愿望。在信息和改革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不失为解决迫切问题的首选方法。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工具理性在改革政策选择过程中的成功运用保证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不断发展。1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启了中国利益政治的新纪元。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组织原则的根本转型,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都必须放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逻辑中去审视。伴随“叁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思想的提出,党对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认识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稳定作为改革发展的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外在于改革和发展,而不是其固有内容;当稳定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已成为改革发展的内容和目标,改革发展稳定更加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和谐社会建设,意在调整社会稳定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是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和重要的策略选择。当前,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需要与整体性制度变迁相适应,需要顶层设计。11、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面对的是传统社会风险和现代风险迭加在一起的风险系统,这给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这种挑战的实质是执政党转型问题,执政党转型的价值指向是执政党的现代化,这是执政党不断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程：迎接挑战的关键是不断增强政党能力。12、维护社会稳定对于党的能力建设的要求是综合性的。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稳定认知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逻辑起点；加强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诉求；加强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民心工程;加强中国共产党维护社会公正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加强中国共产党舆论引导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保证；加强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
王俊文[8]2007年在《当代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尔基曾说：人类生活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贫困。贫困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难题。消除和缓解贫困，促进人类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和繁荣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农村贫困现象明显缓解，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0年的3％左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目前我国农村仍有2800万人尚未脱贫。这些地方地域偏远、交通闭塞，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文化教育落后，经济发展缓慢，农民素质低下，脱贫难度越来越大。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民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所以可以这样说，没有农村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现代化，没有农民小康就没有全国小康。农村稳则全国稳，农民兴则国家兴。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即改革不合理封建土地制度，调动农民积极性，那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民问题，则主要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之奋斗和所追求的就是要消灭贫困，使人民过上民主文明、幸福富裕的生活。当前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深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展开，贫困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因此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正和公平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和战略要求，关注贫困问题、研究贫困问题，解决贫困问题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六章对当代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内容及观点简述如下：第一章是导言，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选题缘由；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当代中国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意义，即中国反贫困进程，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中国反贫困进程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民族和睦团结和社会安全稳定创造了条件；中国反贫困进程，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和良好示范效应；中国反贫困进程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第叁部分主要从文献学角度重点阐述了国内外反贫困理论研究现状；第四部分对当代主要贫困理论进行了阐析，即贫困的经济学解释；贫困的人口学解释；贫困的社会人类学解释；贫困的政治学解释，尤其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贫困学说；第五部分界定了众说纷纭的贫困基本内涵与反贫困要义，提出了贫困类型的划分，对贫困测定的价值取向及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变化、贫困地区分布及其社会经济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贫困区域进行了释义；第六部分主要确立了本文研究方法，即理论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实证与规范研究相结合；静态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共性与特性分析相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第二章由四个部分组成，主要阐述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形成的多维原因。第一部分主要阐析了形成贫困的环境原因，即对我国贫困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进行考察；对我国贫困地区区域环境条件与经济发展进行考察；对我国贫困地区环境与人口的相关性考察；第二部分主要阐析了形成贫困的历史原因，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政治性根源；城乡“剪刀差”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经济性根源；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是导致农村贫困的社会性根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及政策差异性是导致我国地区贫困的基础性根源；第叁部分主要阐析了形成贫困的文化原因，即文化贫困对形成贫困的影响；民族文化对形成区域贫困的影响。第四部分阐析了形成贫困的体制、机制原因，主要有政府经济行为的缺位与错位对我国贫困的影响；基层组织作用虚化对我国贫困的影响；基层组织作用虚化对我国贫困的影响。第叁章由五个部分组成，主要对我国反贫困绩效评价、历史经验及其轨迹演进进行了阐述。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叁代领导集体对我国反贫困的贡献；第二部分主要对我国反贫困历史进程及其轨迹演进进行了梳理；第叁部分是正确认识我国反贫困绩效及其评价；第四部分对我国反贫困基本经验和做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第五部分分析了我国反贫困过程及其政策存在缺陷，并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反贫困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四章由叁个部分组成，主要阐述了国外反贫困经验及对我国农村反贫困启示。第一部分对发达国家贫困特征及反贫困措施进行了阐述，并以美国、意大利、日本反贫困政策措施为例；第二部分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特征及反贫困实践进行了阐述，并以印度、巴西、孟加拉反贫困政策措施为例；第叁部分主要阐述了国外反贫困经验对我国反贫困的当代启示。第五章由六个部分组成，主要探讨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治理结构框架。第一部分主要解读了反贫困治理结构内涵；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反贫困治理结构要素及相互关系，即反贫困目标体系和战略实施；反贫困政策、制度制定及法规；反贫困组织机构网络及管理体系；贫困人口参予与组织；利益相关者的主动参予。第叁部分主要分析了反贫困治理结构监督机制及其作用；第四部分对反贫困治理结构内容进行了阐析；第五部分主要探讨了制定反贫困法，走依法反贫困发展之路；第六部分主要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是贫困治理结构的基础和前提，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可持续发展”含义；“可持续反贫困发展”的基本理解；贫困地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扶贫项目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第六章由七部分组成，主要对当代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选择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形成；第二部分对我国反贫困战略特点进行了分析；第叁部分对我国反贫困战略进行了反思，即在反贫困主体确定上，过高估计政府对地区(区域)经济增长利益分配中的作用；在反贫困客体确定上，重视宏观区域贫困，忽视微观层面的贫困村、贫困户；在反贫困方式上，注重物质资本输入，相对忽视人力资本开发和塑造；在反贫困内容上，重视改善供给，轻视剌激需求；第四部分主要阐述了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选择指导思想；第五部分主要阐述了21世纪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宏观选择；第六部分对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具体操作进行了实证分析，即建立坚强农村基层党支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加强我国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走农业产业化之路，消除或缓解贫困；信息扶贫；政策扶贫；人力资源开发扶贫；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王洪涛[9]2013年在《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是全球性的社会现象,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和地理自然生态条件差异以及人类个体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解决贫困问题是当今的世界性的课题。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中国的贫困主要在农村,而农村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部地区,西部农村贫困地区是中国自然条件最为恶劣、少数民族最为集中,贫困发生最为广泛的地区。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具有强烈的、独特的区域性个性,表现为高原山区的特点、少数民族的特点和边远地带的特点。西部贫困地区的贫困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制约形成的一种综合现象,是历史的积累。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格外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针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分散、地理条件恶劣、交通闭塞、经济较为落后的状况,实施特殊民族政策以帮助其脱贫,并且进行扶贫开发的30余年来,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等种种原因,我国西部农村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其他地区,贫困问题仍然格外严重,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绝对贫困人口多、面广、程度深、返贫率高,由此构成了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严峻挑战。对中国西部农村贫困问题的研究,将有利于加快贫困户的脱贫步伐；有利于实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利于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因此,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找出制约我国西部农村的贫困因素,对我国西部农村反贫困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可以探索出我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的有效途径。本文梳理了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的基本理论,从贫困的内涵、分类和测定方法入手,对贫困与反贫困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在此前提下,分析了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的必要性,认为西部农村反贫困是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应然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民族团结与发展的推动力。在分析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对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状况、特殊性和反贫困历程进行了阐述,并进一步分析了制约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的因素。针对制约因素和在反贫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探讨了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推动力和模式选择,认为西部地区农村应当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应采取多元化的反贫困模式,最终提出了推进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的对策建议。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方式的创新：坚持开发式扶贫和社会保障相结合；坚持专项扶贫和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相结合；坚持外部支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阐述了主要脱贫途径选择：一是走农业产业化道路,消除或减缓贫困；二是严格控制贫困地区的人口过快增长；叁是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制度；四是易地扶贫搬迁。指出了主要扶贫方式的选择,也就是开发式扶贫与救助式扶贫的协调统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王恩胡[10]2009年在《中国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以来,我国开始了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我国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由于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受城市偏向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制约,农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农民收入水平低下,不仅影响其生活质量,而且影响到农业发展,并造成工业品市场萎缩,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同时,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还极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本文在对我国转型期农民收入增长演进过程、农民收入问题表现特征进行描述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形成的复杂原因,分析了我国转型期特定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并在借鉴日本、中国台湾、巴西及美国等先期发展国家(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基础上,提出了消除二元社会制度排斥、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从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状况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入手,说明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回顾了国内外对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并在对现有研究分析评价基础上,确定本文的研究角度。通过对有关概念的界定,明确了研究对象和范围。根据研究目的,构思出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图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中国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研究的基础理论介绍了经济学中有关收入分配差距测度与经济发展中收入差距变动规律的研究,介绍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派的收入分配理论,分析其在解释我国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时的局限性,结合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转型发展阶段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特征,着重探讨了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社会学的收入分配理论,为研究分析中国转型期的农民收入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第叁章中国转型期农民收入增长及农民收入问题成因分析回顾了我国转型期农民收入增长演进的历史进程,分析了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的状况及特征;从农民收入的各种来源出发系统分析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最后指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导致我国转型期农民收入相对低下的根本原因,确定本文的研究视角。第四章中国转型期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回顾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演进发展历程,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下传统部门收入、现代部门工资性收入和利润的决定规律及发展趋势,深入分析我国转型期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并以全国31个省区2004年度截面数据及全国改革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工具,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实证分析转型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第五章中国转型期二元社会结构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回顾了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发展演进历程,分析了转型期二元社会结构下特定的农业经营制度、粮食流通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劳动力流动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等对农民经济权利的排斥及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深入研究了转型期城乡二元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农村教育投入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农业保护制度等对农民社会权利的排斥及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第六章解决经济发展中农民收入问题的国际经验总结了日本、中国台湾和美国等先期发展国家(地区)解决经济发展中农民收入问题的成功经验,分析了巴西在解决经济发展中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教训,为我国解决经济发展中农民收入问题提供借鉴。第七章改革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思路和对策提出了树立平等公正的社会发展理念,改革城市偏向的二元社会结构,加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加强对弱势群体农民扶助的思路。并提出了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县域工业、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促进劳动力转移、实行城乡教育及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一体化、加大政府对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支持力度、扩大农户经营规模、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建立农民组织等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1)从收入来源角度系统分析了影响我国转型期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指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导致我国转型期农民收入相对低下的根本原因,并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较系统地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视角分析我国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2)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转型期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勾画了二元经济结构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机制,指出由于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现代工业发展程度较低,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造成人均土地资源较少,农村劳动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制约农民农业经营收入增长。而农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也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工资水平被严重压低。城市化水平低下,农村人口庞大,制约了农民转移性收入增长。借助31个省区截面数据及全国改革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实证分析了转型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与二元系数的回归方程的总体线性在5%水平显着,二元经济结构是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二元经济结构的持续将会稳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3)分析转型期二元社会结构对农民权利的排斥及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指出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经营制度,限制了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制约了农民的选择空间;对粮食流通的限制和粮价管制损害了农民利益,制约了农业经营收入增长。失衡的农村金融制度将农村资金输往城市,影响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到农民金融资产收益水平。城乡分隔的二元社会结构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增加了农民转移就业的成本,恶化了农民外出就业的社会环境,阻碍了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而城乡二元化的财政税收体制使农民承担了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成本,使得农民这个低收入群体承担了不公平的税费负担、享受不到充分的社会保障;使得农业这个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国家经济社会稳定有重大贡献的弱质产业得不到应有的扶持和保护,减少了农民转移性收入。(4)从改革城乡分隔的二元社会结构、加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加大对弱势群体农民扶助的思路,提出了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县域工业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树立公正平等的理念,消除对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合理限制,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充分考虑农业对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稳定的贡献,加大政府对农业和农民收入的支持力度;加速土地流转,扩大农户经营规模;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改革二元财税体制,实行城乡教育及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一体化;建立农民组织,提高农民市场谈判地位等增加农民收入的综合性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贫困根源的一般性分析与传统体制下中国农民的贫困成因研究[D]. 吴珊瑚. 浙江大学. 2002
[2]. 社会排斥视角下的中国农村贫困[D]. 银平均. 南开大学. 2006
[3]. 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D]. 王雨林. 浙江大学. 2007
[4]. 贫困地区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对湖南西部的研究[D]. 刘纯阳. 中国农业大学. 2005
[5]. “叁农”问题的国家治理研究[D]. 殷勤. 吉林大学. 2005
[6]. 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问题研究[D]. 王大超.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7]. 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问题研究[D]. 刘飞. 山东大学. 2014
[8]. 当代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D]. 王俊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9]. 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D]. 王洪涛.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10]. 中国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研究[D]. 王恩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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