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的性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教育论文,初中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1）01—0149—06
中国自汉建立了孔孟儒学的正统地位到宋程朱理学，中国的性道德与性观念也经历了一个由松到紧，由肯定人性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复杂过程。学者们一般认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性控制较为宽松的时代，到宋兴理学以来，性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不能讲，也不能想。性除了以生育为目的外的活动都是淫，从“诛淫行”到“诛淫心”，甚至限制夫妇间的性活动，逐渐地发展为禁欲主义。此外通过禁止含有性内容的书刊出版，推行无性文化[1]（P2）。然而在对性禁锢的同时， 明末清初，性文学却出现了兴盛，其流传范围之广、数量之大、文字之精细，在文学史上也是充满异彩的一页。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哲学、教育制度、医学等的传入，首先影响着我国上层人物和知识阶层，许多名人在其治国方略和政论中，包含了他们在性方面的认识和主张。如康有为在1895年公开主张引进西方的性爱观，认为：人生而有欲，天之性也。针对当时对妇女的压迫，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稍后谭嗣同在他著名作品《仁学》里就论述性欲如何应该公开以及如何公开。[2]然而到19世纪末， 尚未见到明确提到性教育一词，有一定影响的性教育的实践还是从20世纪初启始。
20世纪初中国性教育的活动及特征
1.性教育为教育界所重视
进入20世纪后，中国的教育和社会综合性刊物纷纷发行，如有影响的《教育世界》、《教育杂志》都创刊于民国前，几乎每期均编译或撰著有关卫生教育的文章。1911年《教育杂志》就发表了陆费逵《色欲与教育》。陆氏为当时颇有影响的教育家，是多种出版物的主笔，在最有影响的教育刊物上谈性，仅此而言，震动已甚大。他针对当时学部大臣明令禁止学生冶游（嫖娼）一事指出：“色欲是人类及生物生殖本能，抑制绝非善策”，解决方法除以政治之力禁娼外，“教育之力使青年有澈底了解而自知节制”[3]亦是良策。这已十分明确地倡导， 对于性最重要的是教育，只有了解了性之后，才能通过“自知”以“自制”。1914年志厚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教育上之色欲问题》，认为将论及性视为“至险大敌”、“色欲危害”是“全由无识而来”，如“以消极之道防之，终无效也”；主张“以公然讲授使之自知其理，自悟其害，庶能望彼以己之力制己自行耳”[4]。 同时期一些著名报刊如《东方杂志》、《万国公报》、《申报》以及早期发行的妇女刊物《女学报》等，也发表了大量卫生教育的文章，虽以防病、治病为主，但也为性教育推行扩大了知识基础。
2.引用国外性教育理论与方法，推动性教育的发展
进入20世纪后，西方的性教育发展较快，如1905年马罗博士在美国成立“卫生道德维持会”；在德国，柏林大学校长赫纳克将瑞士生理学家爱尔真关于性学的讲演印成小册；1912年7 月全美教育联合会作出培养性教育师资的决议[5]（P4）。上述文献我国学者均编译发表。 其间美国推行计划生育的先驱山格夫人，在1914年出版《妇女的叛逆》，推动节育运动。她的活动将性与生育推向社会，远远超过她的前辈的工作。1921年她组建美国节育会，1922年到伦敦主持国际节育大会，途中曾来华，推动中国的性教育和节育运动。1918年蔼理斯所著《性心理研究录》陆续出版，书中指出性的教育应包括性与人生的全部，必须是全部的社会文化生活，能引导人了解、尊重与欣赏性的现象，性的教育才能达到目的。[6]（PP1—11）20年代中期此书由张竞生等节译介绍给中国读者（1934年潘光旦将性的教育全章译出单行出版）。而将国外性教育专著以全文编译的还以潘公展的《巴哥罗底两性教育观》为最早。1920年分三期发表于《教育杂志》，采用编译体裁，以便于国人阅读。该文原著是美国巴哥罗教授1914—1915年期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向师范生讲授性教育后出版的讲集，以Sex Education为书名出版。 该书反映了当时欧美性教育的理论、方法、教育结构体系。在以后的许多年中为我国性教育者所推崇，特别在新学制的课程设置中都以巴哥罗的论述为据。尽管巴哥罗的性学造诣远远不能与霭理斯相比， 但霭理斯的性教育一书， 直到1933年才成册译出，在我国发行，故巴哥罗的性教育一书的影响更早更广。尔后的十几年中，更多的性学译著和国人的性学专著纷纷出版[7] ，这些译著、编著仍大部分出自于教育界，并多见于教育及综合性报刊，却很少出于医者和刊于医学报刊，足可见我国教育界对性教育的重视和贡献。
3.新学制的实施促进了性教育的发展
中国近代实施学制起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公布，又称癸卯学制）。1922 年由教育部公布新学制（壬戌学制），它缩短了学习年限，借鉴了美国的学制和课程设置，以后几十年虽经修改，但无大的变动。学制决定后，课程的编制还延续了一段时期，其间我国学者纷纷著文列据，确立性教育在新学制课程中的位置。1923年《教育杂志》编辑性教育专号，发表了10余位作者专论性教育的文章，仅此一点足以反映教育界的态度。其中盛朗西著文除列出进行性教育的8大论据外，特别提出为何要注重学校性教育之理由， 认为较之家庭和社会，学校应负有这方面的特别责任；建议在小学纳入自然、卫生、体育各科；中学纳入动物、植物、体育、心理、社会学科；到大学可设性学、性教育学、性卫生学等课程；作者还指出：师范学校及其他具有师范学校性质的学校不可不授性学、性教育和性卫生学，以为毕业后实施性教育的预备[8]。学者们还就性教育的内容进行讨论， 如邰爽秋曾拟订中等学校性教育课程大纲，发表在《中等学校》1923年第1期上。李三无与盛朗西持相同的观点， 提出对学校性教育者的要求（由卫生教师及校医担任）；并主张性教育不仅在课堂，还应结合运动、游戏；在教学内容上要根据学生年龄而定，如“对于十六七岁以上底学生说明性交危险”等[9]。 上述学者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大部分主张性教育者的普遍看法。然而反对者也甚多，就是同意进行者，到具体教学时，掌握不一，甚至一带而过，效果难以控制。
性教育明确作为一门课的教学内容，并在政府法规内明文公布，可见于《学校卫生实施方案》（1929年教育部训令728 号）以及一些学校的课程标准等，如《师范学校课程标准》[10]，其中的卫生课程标准中，健康教育一项内有性教育原理及实施要点；在疾病认识与预防一项内有梅毒等；在健康促进一项内有青春期之生理变化与保健要则等。广东省在执行时，规定三年制师范健康教育中性教育原理为7周， 每周二个课时（见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师范学校各科教育纲要》）。作为政府颁布的课程标准明示这些内容无疑保证了学校性教育的有效进行。
4.刊物中论述性知识和性教育、节育的论著迅速增加
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争取妇女解放、争取民主自由等运动的高涨，为性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妇女杂志》为例，1915年创刊后几乎每期均刊登大量关于婚姻、家庭、性学的文章。周建人主持杂志工作期间除自己亲自撰稿外，还编辑许多著名学者的性学论著和译著。如潘光旦描写变态性心理的《冯小青考》1924年首先在《妇女杂志》全文发表[11]。同年许敬卢译《爱情与健康》， 分5期刊登以格里康与其侄通信方式回答侄儿有关性知识的提问，阐述性的伟大，性生理、性心理表现，指出个人应持的态度和行为道德等。全文数万言，涉及青年性爱多方面的问题，很全面、清晰，就是以今人的眼光来审视，极大部分也符合科学的性学要求。《妇女杂志》1922年发行了产儿限制专号，1926年还发行了《新性道德》等专刊。有些文章仅从标题来看，在当时能刊出已可反映性讨论的公开程度，如：《同性恋在女子教育上的新意义》、《妊娠中性交的危害》等。不难看出《妇女杂志》在20年代的性教育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其他一些较有影响的报刊，如《申报》、《中华教育界》等等也都刊登过有关性教育的文章[ 12][13]，如前者提出了家庭及学校性教育实施要求， 主张授于正当娱乐，以养成高尚情绪，减少性冲动，这种论点至今仍不失为积极之措施。《教育杂志》、《青年进步》等刊物还发行了性教育专号。
在出版书籍方面据作者已见书名的不完全统计，进入20世纪到1937年，性卫生性教育书40余种（包括《性教育》、《性医学》等），节育避孕书23种（尚不包括妇幼卫生中有关性教育的图书），遗传优生书12种。实际出版要远远大于作者所见。一些丛书也收录有相关内容单册，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丛书》（1925年），收录了理工、医、生物、心理、社会学等类共100种，其中专论性教育的就有5册，可见性教育在教育中的地位。30年代初发行的《青年丛书》中有《性生活的控制》（第42种）、《性教育》（第6种）、《性道德》（第13种）， 也可见性教育书籍种类之多。当时在城市知识人群中讨论婚姻、恋爱、妇女解放、性卫生、性健康已有一定广度，并以多种方式在进行。
5.山格夫人来华推动了中国的节育和性教育
1922年，山格夫人从美经日本来华，4 月中旬抵北京受到蔡元培先生的热烈欢迎，应蔡先生之邀，4月19 日山格夫人在北京大学作了“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的报告，由胡适之任翻译，张竞生陪同。北大三院听讲人甚多，“四壁有站着的、窗口上有爬着的”[14]，场面热烈。会后山格夫人还与记者、教授、协和医校护士等座谈讨论中国如何开展节育。北京活动结束后山格夫人经武汉到沪，4月30日应江苏教育会、 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家庭日新会邀请，在上海职工教育馆作“生育节制的重要和方法”报告，内容与北京所讲基本相同。她向中国听众讲述了节育的意义、必要性，用较多的时间详述了男女性生理和具体节育的方法（断欲、断种、机械方法），向中国听众揭示了大量的性知识。在这样公开场合，具体地长时间的讲到性，是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之事。在上海讲演时，甚至任翻译的俞庆棠女士，也感为难而中断，不得不请另一位男医生续任[15]。山格夫人在华十分直率和坦诚地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数百人进行性知识的传播和节育方法的指导，非当时中国学者所能为。她可谓开了在中国进行公开宣讲节育和性健康教育的先河，将中国节育和性教育推上一个新的阶段。以后中国的学者纷纷以她的理论为依据，进行宣传和实践。山格夫人在华时间不足一月，但对中国20世纪初的节育、优生和性教育产生了十分重要的触媒作用。从而在中国性教育、节制生育、遗传优生等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6.张竞生的影响
张竞生（1888—1970）广东饶平人，是20世纪中国性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又存有争议的人物。1912年底到法国留学，1919年获里昂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即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1921年10月到北大任教，开设爱情和心理讲座，1923年4 月29日在《晨报副刊》（北京），发表《爱情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提出爱情是可变更、可比较的，支持陈淑君与其姐夫谭熙鸿教授同居（姐已亡），主张不必受原已口头订婚协议之约束。由此引起激烈的争论，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许广平等参与了讨论[16]，他们肯定张竞生主张的反封建进步意义。然而反对者也甚众，《晨报副刊》的来稿中有数十篇与张竞生的观点相悖。到6月，作为对辩论的答复， 张撰文：《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分别刊在6月20号、22 号《晨报副刊》上。以后《晨报副刊》又刊登过三封有关来信，作为呼应张竞生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张竞生的真实主意是通过谭陈婚恋之争，以改变中国几千年不知爱情为何物的状况，对当时反封建斗争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张竞生还在北大讲授《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等课程，1924年《美的人生观》印成后甚受欢迎成为畅销书。书中提出物质与精神美，主张社会极端公平和个人极端自由。当时有许多著名人物对此持支持态度[17]。1926年张竞生又在报纸上登广告征集个人“性史”，收集来稿后取其中7篇编成《性史》第一集。 其中有许多是个人性心理和性交过程的详实记载，但他提出的“第三种水”与他所主张的试婚制、性交自由等遭到普遍的指责，被戏称为“性博士”。这种将性生理和心理的表现以小说式的描写，很快就被禁止。然而一批不法商人竟借张竞生名义出《性史》续集牟利，造成极大的危害。1926年下半年张竞生因多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到沪开美的书店，出版“美的丛书”、“性育丛谈”，翻译蔼理斯的作品等，宣扬自己的性学主张，次年就遭到全面的查封。张竞生本人与有夫之妇同居，后再婚变等，以及主张性交自由等观点已使得他难以持续下去。就是原来支持或同情他的人中，也开始转而反对他的做法和主张，如我国著名的性学传播者周作人、潘光旦等也严厉地批评和反对他的做法。张竞生在一片反对声中，1927年再到法国，1932年回国后基本在家乡广东“隐名”，改弦易辙，不再论及性学。然而，张竞生在性学方面的论说在反封建、争取妇女解放、节制生育、推广性教育、提高性文化的鉴赏力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围绕他的著作、学说所展开的论争，本身就促进和推动近现代性科学和性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和深入。但不宜因此而称张竞生为“中国性学第一人”、“中国性教育第一人”，这种提法与史实不符。仅从本文所述，就可知在张竞生前，前辈学者已做过大量的相关工作。
几点结论
1.至今在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性教育时，许多学者常引用周恩来总理20世纪60年代初的指示为据，似乎我国近现代性教育从那时才开始，其实不然。早在20世纪初，我国教育界已率先对性教育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和实践。他们的工作对于反帝反封建，推动科学和社会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当时性教育在社会实践等方面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至今仍有其价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性教育相比，无论就其广度还是深度方面而言，均毫无逊色。研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性教育应从20世纪初为始。
2.在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迅速增长、推行优生优育等方面，现在甚多的人以为是马寅初先生50年代初所首创，这也是误解，从本文已可见20世纪初我国学者在节育、优生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要比马寅初先生早三四十年。特别应该指出，在这方面，也是教育界发动和“冲锋”在前。山格夫人来华在北京大学和上海的讲演、出版书籍、推动办节育专业报刊等都是教育界为主参与发动。而在医学界，直到1935年中华医学会在广州会议上才正式承认节育为公共卫生之一部分[18]。此时期的医学刊物在这方面刊发的文章一般仍以有关性疾病诊治为主，性教育的论述甚少。可以认为在中国近现代早期的性教育、节育、优生工作中，教育界和社会学界起到了重要作用。
3.综观当今我国的节育工作，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收效甚著，而经济不发达地区人口增长率难以控制，越穷的家庭孩子越多，似乎难以理解。其实核心是教育，可以说，如果教育不发达，受教育水平不能普遍提高，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山格夫人曾说过节育是“精神文化的表征，不只是经济问题”[19]，我国推广计划生育偏重宣传在经济上的意义，忽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不能不说是有所偏颇的。故而开展节育活动，必然要进行性教育，而性教育的成效又是节育推行的基础。性教育者要以生殖健康教育为己任。
4.20世纪初中国的性教育者的主要工作在城市、知识阶层和沿海经济交通发达地区，在农村、边远地区其影响较小。如沈骥英1936年曾撰文报道北平节育诊所852例的研究，来诊者中有留学经历或具有大学、 中学文化程度的共626人（占81.2%）[20]。可见来诊者主要为中、 高文化阶层人士。所以说当时的性教育从全国范围来说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很低。许多著作、论文重复出版或论述相同较多，个别学者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还对性教育起到反作用。
（附记：本文承陈永生主任医师应允使用他收藏的资料并得到他的指导，谨此志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