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总值(GNH)的启示与国民幸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论文,幸福论文,总值论文,启示论文,GNH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5-0014-04
幸福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心理体验，它既与客观生活条件密切相关，又集中体现个人需求和价值取向。[1] 不丹、墨西哥、美国等国整体人文发展情况与GDP增长的逆态势，这说明GDP只是衡量宏观经济环境的指标之一。
一、国民幸福总值(GNH)的形成和发展
1.GNH的历史回顾与发展启迪
24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尝试对统治者的幸福程度进行度量；18世纪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鼻祖边沁，第一次试图将幸福度量纳入近代科学的轨道，然而人们对幸福能否被度量一直是持怀疑的态度。但是，不丹国王旺楚克1972年推行“全民幸福计划”，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概念，创建举世瞩目的“不丹模式”，使国民幸福真正纳入各国国策的思考范围。
2004年，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应用幸福指标体系对82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墨西哥高居榜首，北欧国家丹麦为第3名，美国排第15名，中国排第48名，居中等水平，印度尼西亚位于被调查国家的最后一位。研究结果表明：欧美人普遍比亚洲人感觉生活更幸福。
表1列示了2005年不丹、墨西哥、美国三国的环境特点及治国理念。它们是三个GNH得到国际上高度赞赏的国家。但是，我们也发现，在三个国家中，不丹的人均GDP最低，墨西哥的人均GDP第二，美国的人均GDP最高，是不是人均GDP越低，其国民越幸福呢？另外，有人质疑，既然墨西哥的GNH远高于美国，为什么不是美国人向墨西哥偷渡，而是墨西哥人偷渡到美国去呢？对于这些悖论，GNH的价值何在？
翻开历史的篇章，用发展的眼光研究问题，可以发现，上世纪70年代不丹的国民生活比较贫困，文盲率居高不下，几乎没有像样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在GNH国策下，经过三十年的治理，不丹不仅在人均GDP方面领先于南亚，而且国民的幸福感更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2005年10月，联合国环境署将2005年的“地球卫士奖”颁给了不丹国王和不丹人民。“不丹模式”成为世界不少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不丹和墨西哥在资源、资本、人才、市场环境等方面很难与经济发达的美国相比，然而其普遍性的国民幸福感却超越于美国。国家是国民的集合，国家治理的目标并不是部分的国民幸福，而是全民的幸福。这三个国家的价值观就在于国家治理根系于全民，以善治、和谐发展为目标，始终关注经济和精神的平衡问题，不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唯一的、第一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与美国相比，它们开发、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
2.国民幸福研究的三个层级
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是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幸福指数”研究机构，它是由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其幸福指数计算简便，说服力强。美国联邦政府和英国内阁都拨巨资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聘请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等专家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我国各地政府、研究机构及学者也积极地参与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实践。综合起来，国内外国民幸福理论研究主要有三条路径，而这三条路径实际上构成了三个层面的研究领域。
(1)宏观国民幸福研究领域。不丹模式的GNH指标是这一理论与实践的典型代表。它由经济增长(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环境保护(Conservation of environment)、文化发展(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of culture)、政府善治(Promotion of good governance)四大支柱组成；[2] 在2000年3月出版的《经济增长》一书中，巴罗提出了幸福函数(felicity function)u(c)概念，把人均效用流量与人均消费数量c联系在一起。作为拉姆齐模型的增长因素之一，这种以效用反映幸福的思想直接来源于边沁；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和黄有光、奚恺元等行为经济学家对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和货币增长与幸福快乐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丹尼尔·卡尼曼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的测度方法——日重现法(DRM)，为福利社会计量体制的发展和社会政策提供有意义的工具。[3] 英国在创设类似于GNH的“国民发展指数”(MDP)时，把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也考虑进去；日本强调文化方面因素的“国民幸福总值”；在我国，钟永豪等(2001)提出“国民幸福指数”(NHI)概念，认为GDP从来不是衡量社会经济福利状况的指标，“幸福”的内涵和见解要丰富得多，并设计了NHI指标体系。[4]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世界价值研究机构的研究也表明：从整体上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与该国国民所感受到的幸福程度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不过，具体到某个国家内部，财富对幸福的影响是相对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比通常所认为的要弱。
(2)城市幸福研究领域。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2005年度“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调查报告，它是根据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主社保金、雇员社保金、消费税以及财富税6项加总得出。在我国，蒋薇发现1985年至2000年的GDP扣除损失、成本和生态赤字后，实际年均增长率为6.5％。2004年奚恺元与《瞭望东方周刊》对中国六大城市幸福指数的测试，以及2004年10月零点调查公司对全国7个大中城市、7个小城镇及8个行政村的调查，都支持世界价值研究机构的观点。盖洛普发现，从1994年起，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在过去十年内呈先升后降的趋势。2004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报告显示，非货币因素使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居世界前列。面对这些困境，迫切需要我国学者认真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观。2005年4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完成“城市文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编制。2006年初，由客观统计指标和主观评价问卷组成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在深圳社会科学院完成了设计。
(3)微观幸福研究领域。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和经济学教授艾伦·克鲁格致力于提出“国民幸福指数”，从微观个体的幸福体验来描述国民幸福。他们让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不同活动所得到的愉悦感进行排序。在我国，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邢占军为代表的青年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对这一领域展开了研究。
综上所述，各国的政府、研究机构及学者都正在积极地投入到GNH体系的研究之中。
二、溯源GNH
由于各国文化环境、思想意识的差异，对GNH的溯源，可以归纳为三类。
1.源于佛教基础的GNH
源于佛教基础的GNH是由深谙佛教的不丹国王旺楚克提出并实施的。他认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国家制订政策应考虑“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要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目前不丹不仅在人均GDP方面领先南亚，而且国民的幸福感更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表2和表3概括了不丹GNH的演化及内涵。[5]
表2反映了不丹从佛理到GNH理论的变迁。佛理的贯彻使不丹的GNH内涵具有稳定性。佛教“三重门”以思想、精神教化为主，其他两方面为辅；两个真理：绝对真理是指对传统的保持，相对真理是指随事物环境的改变而改变；GNH的主题从解决民众生存开始，以精神提升作为最高境界。
表3反映了旺楚克以佛理为基础，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而构建的GNH具体主题——需求层次与善治层次。这是更广泛意义上的需求，它克服了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强化了国民福利的效用。政府善治在于寻找和解决国民发展的瓶颈问题，既涉及高层次的精神问题，又涉及低层次的生存与经济问题，同时，需求的层次不是绝对的和静止的，公式化地描述社会每一进步的最小需求是不可能做到的。可见，不丹的需求层次与八大方向的善治是协调统一的。
2.源于微观“快乐”的宏观GNH
这个GNH概念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提出的。他是行为经济学家，其价值与亚当·斯密并驾齐驱，然而，他们的现代化主题却有所差别，即亚当·斯密现代化的主题是富强，国家富强之道在于个人自利而达至利他；丹尼尔·卡尼曼现代化的主题是幸福，幸福之道在于人人追求自己的快乐，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幸福。不过，他们都是从个人看社会、从微观看宏观。因此，丹尼尔·卡尼曼和克鲁格提出日重现法(DRM)，从个人行为推到社会利益，从微观推到宏观，从快乐原理推到国民幸福，从快乐测度推到幸福测度。[6]
3.源于日本文化的GNH
源于日本文化因素的GNH是随着日本文化崛起而引世瞩目的。2002年日本对美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额为钢铁出口额的5倍。日本现在“酷文化”的生产规模已达到1300亿美元，超过日本汽车业的生产规模。2003年《时代周刊》亚洲版的一篇封面文章评论，日本正从一个由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制造的日本”转向一个由新生代建设的“文化的日本”，日本正在通过文化重建其在世界的超级力量。日本新生代“酷文化”、“软产业”的崛起，正是因为日本抓住了国民幸福中的文化因素，并将其开发成庞大的产业市场，提升本国国民和世界民众的幸福感。日本不仅从文化幸福市场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提升和强化了日本国民的幸福感。
这三种模式的GNH代表不同的思维和理念，值得我们借鉴。
三、GNH的启示与国民幸福研究
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用公平的制度获取高效率。[7] 1972年不丹国王旺楚克将“国民幸福总值”(GNH)引入国家治理理念，兼顾公平与效率，由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促使各国国策走向国民幸福。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作为不丹国策的GNH具有唯一性，旺楚克国王从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政府善治四个方面落实GNH国策，注重从总体的、综合的角度衡量不丹的国民幸福。当GNH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国民幸福国策的衡量尺度时，GNH就表现出其内在的局限性，所以，对其内涵深入研究，可以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
1.GNH概念本身具有局限性。GNH是Gross National Happy的缩写，中译为“国民幸福总值”，是一定范围内的价值量指标，是某一总体在一定时期国民幸福状态的静态表现。由于各国货币计量单位、计价标准等的差异，使得GNH衡量的国民幸福无法实现国际间、区域间的比较。也就是说，它不具有动态和比较的指标内涵。因此，要真正做到“以福为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以幸福作为成败的最终衡量标准。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先建立一个完整可靠的测量民众幸福程度的系统——幸福指数，[8] 对国民幸福进行系统的统计度量，以完善对国民幸福的衡量与比较。该指标即是国民幸福指数NHI(National Happy Index)。GNH的基础作用以及对建立NHI的启示作用则是积极的，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2.NHI体系具有多维度、互动式的特性。世界各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研究了国民幸福理论，如不丹的“四轮驱动式”、丹尼尔·卡尼曼的“微观体验式”、日本的“文化驱动式”等，都说明国民幸福的影响因素是多维度和多角度的，不同国家的国民幸福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精神世界和伦理传统。所以，我们认为，国民幸福既是微观国民体验，也是中观区域管理，更是宏观治国理念，而且宏观、中观、微观的国民幸福理论相互融汇，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式的立体理论框架。因此，依据国民幸福理论构建的NHI，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参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准确反映中国的国情特征和时代特征，建立一个多维度、互动、立体的指标体系。在这个指标体系中，宏观指标应集中反映影响国民幸福的主要因素，解决国家和谐发展的瓶颈问题；中观指标反映区域和谐发展的主要因素，解决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微观指标具体描述单个“社会人”的幸福体验。而且，微观指标最为庞大，中观指标比较集中，宏观指标更加综合，而其由下而上的综合过程，可以通过统计的方法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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