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发展辽宁乡镇企业的深层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宁论文,乡镇企业论文,进一步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辽宁的乡镇企业，基本抓住了机遇，适应了形势，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年产值由1978年的25.5亿元增长为1994年的2464亿元，1994年当年实现利税272亿元，在全社会实现就业426万人。不仅经济上在这个以重工业著称的省份里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全省国民经济新的生长点，而且改变了我省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和农村的经济结构，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透过辽宁乡镇企业高速度增长的喜人景象的背后，我们更看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已越来越困扰着乡镇企业，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因此只有认清形势，诊断症结，对症下药，进行合理的政策引导，才能不断学化改革，完成其自身的革新再造，注重经济效益，走集约式经营发展的道路，逐步步入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
一、高速增长背后的现存问题
1992年以来，辽宁乡镇企业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时期。1992年当年实现总产值855亿元，比上年增长55%；1993年实现产值1643亿元， 几乎比上年翻了一番；1994年更一跃突破了2000亿元大关，达2464亿元，增速达50%。但是伴随着高速增长的总产值的背后，却是令人忧虑的发展迟滞。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 横向差距拉大，地区发展失衡。纵观全国，1978年辽宁乡镇企业总产值在全国排名第七位，而今却已经被内陆大省四川所超过，位于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河南、河北、四川之后，居全国第八位。而且其所占产值比重在全国也略有下降，与先进省份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不仅发展水平上如此，从发展质量和规模上看，辽宁乡镇企业整体规模普遍较小，大的企业集团较少，行业分布也多与基础材料密切相关，产品加工度低、附加值少，经营简单粗放。在1994年农业部公布的全国1000家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排名中，辽宁仅占38家，比重为3.8%，而江苏占322家，比重达32%，山东、浙江、广东等省比重都在10%以上。另一方面，从全省比较来看，由于各地区经济基础、社会发展和地理条件不同，乡镇企业的起点也都不一样。南部、中部地区乡镇企业发达，其它地区相对落后。早在1987年我省南、中部五市（沈阳、辽阳、鞍山、营口、大连）乡镇企业产值就占全省总产值的64.9%，进入1993年这种不平衡态势更趋严重，仅发展速度最快的大连、沈阳、鞍山三市乡镇企业产值就已占全省总产值的60%以上，而较为落后的27个县区虽占全省77个省县区比重的1/3以上，其乡镇企业总产值却不足全省的1/10。更值得忧虑的是高水平上的高速度必将使这种不平衡发展更加突出。
2. 整体布局分散，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乡镇企业在社区性质使得土地成本隐化，加上土地价格——地租的扭曲，造成了乡镇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遍地开花式分散布局。从1978年到1994年全省乡镇企业个数由3.1万增至64.5万个，职工总人数由89.9万人增至426.2万人，每个企业职工人数平均由29人减少到不足7人， 其中工业企业平均人数由41人减少到12人。这种小规模、分散化的布局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无法形成集中连片的乡镇企业群，外部经济行为难以达成，基础设施、公用设施落后于企业发展，造成企业成本居高难下。二是增加了社会成本，造成资源的低效利用和浪费，环境污染严重。在乡镇企业高速度发展的同时，仅土地资源一项也在以超出城市企业三倍以上的速度被侵占。更重要的是，规模狭小和布局分散阻滞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使得城市化难以跟上工业化的步伐，二者相互脱离。城市化的相对滞后又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对农村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保险业、信息咨询业、科技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形成的强大需求拉力，使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产业结构不合理。1993年全省乡镇企业第三产业比重仅占17.8%，而第三产业和乡镇企业的相互关联与协调发展恰恰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吸纳器，这种滞后无疑将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质量。
3. 投资主体盲目，产品产业结构趋同。1991年到1994年辽宁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45.62亿元增长到347.9亿元， 绝对值增长了202.3亿元，达一倍以上，平均年增加67.4亿元，同期乡镇企业单位数大量增加，产值高速增长。可见产值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数量增加投入创建新企业来维继的。由于投资主体的分散，造成了对乡镇企业的兴建、创办缺乏全在规划和统一的政策引导。一方面低成本和小规模的企业进入门槛使不同时期形成的新企业在技术层次上缺乏递进性，因而就整体来看，乡镇企业数量虽然在不断增长，但在技术结构、企业规模和行业结构的演进上却都表现出与现代企业发展规律利悖的无序化。劳动密集型突出，高有出现明显的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过渡的资金、技术密集型发展趋势，致使企业整体水平较低。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在某些价格体制不合理的情况下，往往受局部利益驱动，选择同城市工业具有极大同构性的行业，造成城市工业企业和乡镇企业缺少市场空间上的垂直分工，二者在同一平面相互竞争导致地区范围内本地市场过度竞争和经济同步振荡。加之对企业投资项目论证不足，盲目上马，经常是一成众效，一败众挫。
4. 乡镇企业内部机制退化，亟待改造。随着金融、财税及投资体制改革的配套实施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推行，国有大中型企业自主权得到了广泛落实，企业活力逐步增强，乡镇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然而乡镇企业在许多原有优势已不复存在，原有矛盾更加突出的同时，内部却暴露出了一些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经营机制上的新问题。第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机制退化。由于受社区行政组织的制约，乡镇企业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干部能上不能下，工人能进不能出的现象，企业机构臃肿，人员激增，自主经营权逐步丧失，政企结合越来越紧密。同时承包制下普遍存在着短期行为和包盈不包亏现象。第二，自我积累、自我发展机制弱化。乡镇企业在利润率下降的同时，企业留利不足问题更加突出，加上职工福利化程度提高和企业办社会负担的加重，使得乡镇企业扩大再生产投资减少，企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第三，自我约束、自我监督机制软化。不少乡镇企业特别是各类社区集体经济，产权界定模糊，并未明确到每个法人或自然人，成为一种“人人都有份，人人都不管”的状况，企业的基本所有权得不到保障。甚至有些企业，人为地采取“分光、吃光、用光”的掠夺式经营方式，政府部门资金缴足，个人腰包装满，企业却被掏空，直至停产、倒闭。
5. 资金供求矛盾尖锐，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乡镇企业资金紧张的问题由来以久，1988年治理整顿以后，矛盾更加突出，日益加剧。进入1992年，国民经济由消费需求拉动型向投资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转变，新一轮固定资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回收时间长，更使得本已紧张的乡镇企业资金供求矛盾白热化。而与此相伴的却是乡镇企业资金使用效益下降，工资水平增长过快，生产成本持续攀升。1991年乡镇企业工资总额48.95亿元，到1994年已上升为116.2亿元；同期企业就业人数却只从317.1万人增加至426.2万人；人均年工资由1543元增长到2726元，年均增幅21%。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的廉价劳动力就业工资条件正逐步丧失。1993年乡镇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润32元，每百元营业收入实现利润7元，占用流动资金41元。 可见企业经济效益总体情况较差。
6. 技术人才矛盾突出，经营管理粗放。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乡镇企业规模水平和社会化程度都有了很大提高，组织机构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与优化，但其技术、人才及管理水平却始终较低。1994年辽宁加工业、 建筑业乡镇企业中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仅26960人，占全部就业职工总数的1%；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25867人， 占1%；具有中专学历以上者80818人，占3.1%。 企业技术进步对产值贡献为26%。管理水平则多处于粗放型状态。由于乡镇企业脱胎于农业，所以其必然农民、农村有着的血肉联系。其领导人大多是“半路出家”的原社区集体组织的带头人，他们缺少对于现代科学管理知识的必要学习和系统掌握，往往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只领风骚没几年就表现出“能人易天”。其职工素质更深深打上“小农思想”烙印，在市场条件下与社会化大生产不相适应的行为时有出现。
二、持续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和影响着辽宁乡镇企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尽快解决现存问题，笔者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具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与对策：
1. 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在效益中求速度。所谓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就是指把过去单纯追求高速度、高产值，不顾资源浪费、资金紧张的速度观念转变为加强管理，强化经营，在效益中求速度的效益观。速度和效益这对矛盾既有相互统一的一方面，又有相互制约的一方面。而企业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则必须根据其当时所处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在一定时期内，通过较高的投入来创建大量新企业并由此产生较快的发展速度是可行的和必须的。但当企业数量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其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将日益激烈，单纯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之路将难以维继。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企业自身就会产生一种向效益要发展的内在冲动。这时，如果不能进行合理的政策引导，不顾资金状况和市场需求，继续单纯求速度，就将错过企业调整、改造的良机，使市场供求难以平衡，资金缺口更加严重。结果造成实际发展速度反而受制，欲速则不达。反之，在效益提高基础上的速度增长才有着持久的生命力。速度、效益的同步增长不仅可以使企业层次逐步提高，产品升级换代，竞争力日益增强；而且可以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及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应，实现外部经济行为，节约大量的社会成本。
2. 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发展起来，进而形成利益位差，产生吸引机制以带动后进地区发展，形成合理竞争的你追我赶之势，然后逐步缩小差距，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发展理论，已经过了实践的检验，为人们所普遍认同。大连市的乡镇企业和地区经济在改革开放中经过十多年的大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成为辽东半岛的龙头，带动了整个辽南经济的腾飞。沈阳则由于其经济、政治、地源、交通等优势已成为联系全省先进与落后地区的枢扭，沈阳市乡镇的进一步发展将使全省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全省的布局来看，中部、南部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应有目的的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资金技术密集型方向过渡，形成产品上档次，质量上水平，企业上规模的大型骨干企业。立足国内市场，同时广泛运用国际资源，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大出口力度。这有利于使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市场空出来，实现地区内部的产业转移，为落后地区发展创造条件。后进地区则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条件，一方面继续发展地区的传统技艺和适用技术项目，保持其优势产品和产业。另一方面应该开展以拾遗补缺、填补市场空白为主的生产经营活动，积极发那些投资少、见效快经营灵活的小型与个体企业，为其自身的积累和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同时要广泛开展地区间的经济、技术、文化交流，提倡多形式、多渠道、多途径的横向经济联合，实现全省乡镇地区性分工与协调发展。
3. 全面规划，加强管理。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投资要进行全面规划，使其结构优化。运用财税、金融等经济杠杆和必要的行政与法律手段防止一哄而上的盲动行为，引导乡镇企业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合理分工，形成向前、向后关联的产业链，走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之路，集团化经营带动一系列产业全面腾飞。同时规划、引导乡镇企业适当向中、小城镇集中，发挥城市的辐射功能和集聚效应，使基础设施得到较快发展，带动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机制，加快农村城市化步伐，改变城乡分割的落后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状况。
4. 明确产权，深化改革。一定的产权制度是企业经营行为的基础。企业的市场经营行为执行的是其产权主体的意旨，即企业的一切行为规则和经营机制都是由一定的产权内容所决定和约束的。由此我们认为，乡镇企业自身机制上出现的不同程度的退化、弱化、软化问题，正是“人人所有、人人都没有”所造成的产权主体非人格化、产权关系模糊不清的外部表现。由于产权不清，所以企业既感觉不到来自于产权主体的持久驱动力，又很难贯彻执行来自于所有权的自我约束力。其经营行为必然以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不是按照外部市场环境的刺激做出使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所以转变机制，重塑产权主体，使企业成为一个对市场及宏观调控反应灵敏的真正市场主体，就成为现阶段的深化企业改革的首要问题。股份合作制，正是适应当今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应运而生的成功的产权制度创新之路。今天，它已从80年代的自发性发展阶段进入到人民群众的自觉的理性选择。无论其作为一种终极形式也好，还是过渡形式也好，它已为中国的广大农民组织和乡镇企业所钟爱，并由此推动了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大发展。据有关资料调查显示，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普遍高于同行业总体平均水平。因此，要因地制宜地正确引导与发展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
5. 提高企业素质，实现整体优化。优秀的企业家队伍和良好的职工队伍素质，是企业素质的核心，是整体优化的关键，是乡镇企业科技进步的源泉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它直接关系到企业整体优化水平的高低和生存竞争能力的强弱。所以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内部要注重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而且外部要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国有企业广泛开展横向联合，向社会求人才，借人才。真正做到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与此同时，强调科技兴业。努力培育和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科技队伍，加强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新产品开发，强化企业经营管理，创新求强，推动自身的更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