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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文体的确立，叙事方式的运用似乎仅仅是一个修辞学的话题。小说家为了有 效、准确地表述他的意图，必须对以往的叙事方式与技巧有一个大致了解，以便在写作中加 以选择。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也会对以往的叙事资源加以综合、整理乃至创新，使形 式或文体与他所要表述的意图相适应。这样一来，作家的写作过程似乎就被抽象为两个简单 的命题：意图和表述。在今天，尽管仍有人习惯于把意图与表述、形式与内容完全割裂开来 加以考察，但这样的批评或研究方式毕竟越来越少了。在意图与表述方式之间发现并建立某 种联系从而对文本加以分析，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当有人在说，形式就是内容的时候，我 想他们也许只是想说明存在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有什么形式的意图，就会有什么 形式的表述方式，反之亦然。
然而，在作家的创造过程中，意图是怎样与表述方式建立联系，这种联系通常又会受到哪 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我觉得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我看来，一个作家所用的文体与 形式，通常是作家与他所面对的现实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或象征。首先，文体当然会受到时 代的总体特征的影响。一般来说，社会形态的巨变往往是作家创造新的叙事文体的重要契机 ，文学史的发展与演变实际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在本世纪初对小说的叙事方式进行了巨大的变革。 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乔伊斯的这一变革本身带有强烈的修辞学目的。因为在他看来，小说这 一传统的讲述故事的方式正受到了其他艺术种类（比如说电影）的挑战，当都柏林开设了第一 家电影院之后，他即敏感地意识到，“讲故事”不再是小说的专利，在某些方面，电影可以 做得更好，他不得不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小说自身的特殊的规定性？同样作为一种 讲故事的方式，小说与电影相比有哪些优势。他的结论是，小说存在的最为重要的理由，除 了故事本身的意义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那就是小说的语言所具有的激发读者想象的 力量。电影讲述故事的直观性是小说不能比拟的，但小说语言作用于人的恰恰不是这种直观 性，而是通过话语的中介引发读者的想象。所以，乔伊斯抛弃传统的讲故事的方式，把故事 进行分割之后再加以组合，是有其充分理由的。
不过，在我看来，这一理由能够成立，社会总体的意识形态的变化的因素也不能忽略。首 先是哲学、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为他的“心理意识”小说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其次，乔伊斯本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哲学态度也对他的“形式革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尤利西斯》的叙事时空的紊乱相适应的，是乔伊斯本人哲学观点的紊乱与幻灭感，在 乔伊斯眼中，社会形态本身的有序和严整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其背后的实质是一幅乱七八糟 的“图案”或随意堆放在一起的积木，排列的顺序并没有多少合理性可言。传统的道德伦理 构架在作家意识中早已崩塌。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乔伊斯的悲观主义也对这一“认识”推波助澜。他认为人类本身挣扎 、抗争、进步本身就是一个意义晦涩的梦魇，世界就是混乱的投影。比如说，他觉得“国家 ”这个观念是十分可疑的，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服役上前线，为爱尔兰做些什么的时候， 乔伊斯反问道：“你为什么不问我，爱尔兰可以为我做点什么呢？”
从哲学态度上说，乔伊斯也认为作家应有自己的人格和独立见解，只不过这种见解与人格 必须通过所谓“净化”过程达到非人格化，最终让作者的声音在小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与 其说这一观点来之于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的启示，还不如说是乔伊斯本人的“发明”， 而这一发明本身也恰如其分地证明了作家与现实若即若离的写作姿态。这一点在他早期的《 都
柏林人》中即有所表露，到了《尤利西斯》就让人一目了然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另一个例子。他的《罪与罚》、《白痴》和《卡拉玛佐夫兄弟》等伟大 的小说都采用了“复调”的形式。这种叙事方式在当时的俄国乃至文学界都是破天荒的创举 。作者既没有直接在作品中表述自己的观点，也不是通过叙事代言人来表述作家个人的立场 ；而是把各个不同人物的声音视为同等重要的因素，让它们在作品中互相对话，这样一来， 作者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反而变得模糊不清了。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叙事方式和文体或 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创，但同时它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和现实关系的直接反映。在当时的 俄国社会激烈的动荡孕育出了不同的政治团体，也出现了与各个党派、团体利益相关的各种 社会改革方案——既有民粹主义，也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也有很大的市场；既有贵族、 地主、破落的小资产阶级、高利贷者、法官和踌躇满志的大学生，也有潦倒的官员、妓女和 各种既得利益者。他们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政治背景、伦理和价值观念。陀思 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小酒店即可以成为这些不同声音喧嚷不息的共鸣器。问题是，在陀思 妥耶夫斯基看来每一个声音的背后都有着不同的集团利益和意识类型，每一个声音都打下了 特殊阶层的烙印，因而它们都具有某种合理性，都不应当被忽略。
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通过归纳和概括，通过某种典型人物或世界来表达一般社会状况 的方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接受的。但他的出发点与托尔斯泰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 了表现现实生活所隐含的真实。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就没有什么 恒定的宗教、哲学观念和道德伦理立场，他是不相信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绝对声音。他认为任 何一种观念的意义都是在对话中确立起来的，它只有保存在某种矛盾体的溶液中，才能维持 其基本活力。他的这一叙事理念后来也影响卡夫卡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但卡夫卡并没有照 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既定模式，他独特的“寓言式”叙事方式的产生，也受到了他所面对的 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制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废名、沈从文、汪曾祺通常被视为现代抒情小说的三个代表人物。 他们之间也的确存在着许多重要的联系，废名的叙事方式曾影响到了沈从文，汪曾祺则一直 把沈从文看成是自己文学上的领路人。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的把他们归入“抒情小说”这个 观念体系中而无视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我看来，他们三个人的写作都不同程度的继承了 中国传统叙事的诗性资源，叙事风格也有相似或共通之处，但叙事文体上的区别恰恰反映了 他们意识形态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三人之中，废名的文体最晦涩艰深，不仅一般的读者视为畏途，就连专门的研究者也常常 为之大伤脑筋。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废名是一个诗人，他是用诗人的方式去写小说的。他 很早的时候即流露出对现实生活的厌倦，或者说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他个人的社会交往十分 简单，经历也不丰富，喜欢静思、玄想，后期好佛，但并不是从信仰的角度介入，而是将它 视为一种生活美学，希望将儒、道、佛和马克思主义熔于一炉（从他对佛经的解读来看，显 然带有强烈的个人想象）。废名的思想观念和人生经历对于他文体的形成关系重大。首先， 厌世、尚玄、好道、喜静的人生态度（加上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小说文体注重物理的参悟和 幽思，不太在意对现实生活的再现和故事的丰富性。废名文体奇崛深奥的特点与他对读者的 想象也有很大的关系。他所设定的读者是与自己声气相通、趣味相投的诗人，同时又把典故 的运用看成是诗人的首要条件，其文体的晦涩就不难理解了。另外，社会经验的缺乏使他的 题材十分狭窄，这也迫使他充分重视“省悟”和“想象”的功能、“意识”的纵深感以及“ 感觉”上的细微变化，这也对废名文体和叙事的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废名相比，沈从文的小说无疑更具有传奇性，题材上也要宽泛得多，文化视野也开阔得 多。这固然与他丰富的阅历不可分割，但同时也与苗民的身份与文化立场有关。沈从文的小 说尽管具有田园牧歌或抒情性，但他有相当多的作品都直接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 即便是《长河》这样的小说也不例外）。他用一个“乡下人”的视角来看待城市、军队、文化 人，其固有的文化观念与现实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沈从文对现实政治 的批判，其矛头所向多半是“知识”和“知识分子”，以及更为重要的城市秩序和意识形态 （在这一点上，他与废名颇有共通之处）。由于这个“乡下人”十分固执，在他的游历与城市 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事件和场景能够让他感到安适，或者说没有什么现实事物不能够与他 童年的文化记忆构成对立面。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沈从文对如此之多的文化现象和日常生 活片断予以了深切的关注。我认为沈从文与废名的小说尽管同属于抒情小说的传统，但抒情 性的内涵却是很不一样的。从文体上来说，由于沈从文对“体制”和“文法”的怀疑，我们 无法想象他会在叙事上循规蹈矩，遵从既有的模式。沈从文自己就曾说过，宁肯在文法外死 亡，不在文法内成功。沈从文的小说与中国传统的散文、纪事、传奇有着重要的关系，但从 文体上来说，也许只有六朝散文的自由无拘可与之相提并论。沈从文的温柔慈让中有着天真 的执拗与火气；抒情中透出无法抑制的愤怒与忧伤；叙事中有着真正的自由与不羁。他的 墓志铭中有“不折不从”四字，我以为很能说明他的为人与文风。沈从文一直自称是一个“ 乡下人”，事实恐怕也是如此。恰恰是这样一个身份的自我认定，能够有效地说明他的意图 与表述之间的微妙关系。
相对而言，汪曾祺的小说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小说。从表面上来说，他似乎是废 名和沈从文的综合体，而实际上与两人都没什么关系。他的小说更像宋、明时期的文人小品 ，他自称酷爱归震川，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汪曾祺既没有废名的偏执，也没有沈从文的火气 ，而是处处显示出对虚构、想象、记忆中闲适生活的向往与自足。他写得最好的几篇小说， 如《受戒》、《大淖记事》、《陈小手》等莫不如此。
我无意给他们三人的文学成就分出高下，只是想说明以下一个问题。我觉得三人之中，沈 从文最不讲究文法。说他是浑然天成也不为过，像《湘行散记》这样的作品堪称五四以来叙 事文学不可多得的经典；相反汪曾祺最讲究文法，外表上语言的行云流水和漫不经心掩藏着 极深的机巧；倒是废名介乎他们二人之间——早期不讲究，中期讲究的过了头，晚期还是不 讲究。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一个“叙事”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意识形态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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