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战略测量方法论及其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情境论文,中国论文,测量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长期以来，有关多元化战略的研究都是战略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1981-2006年期间，SMJ、AMJ等10本世界一流的管理学、经济学学术期刊共发表200余篇有关企业多元化战略的论文。但是，有关多元化的研究并不成熟，因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并没有获得一个一致性的结论，其部分原因就在于研究方法论所存在的缺陷[1]。由此可见，多元化战略研究方法论的选择十分重要，而其中关于多元化战略类型、多元化程度和多元化模式的测量方法选择最为重要。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多元化战略的研究大多是围绕着多元化战略类型、多元化程度和多元化模式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来展开的[2-3]。杨林，陈传明(2005)将多元化战略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总结为多元化发展战略程度、类型、模式及三者的组合与企业绩效关系[4]。同时，基于以下几点考虑，探讨多元化战略研究方法论和测量方法论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1)多元化战略测量方法会随着研究视角和理论基础的变化而不同。如管理学学者从经营战略角度研究多元化战略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产业组织学学者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多元化对行业集中度、市场份额等的影响，而关注市场对企业多元化购并与非多元化购并做出不同反应的金融学学者，则提出要重新测量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不同研究视角或理论基础的研究，要选择不同的测量方法，甚至要进行方法上的创新。
(2)多元化战略测量方法会随着研究情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多元化战略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会随着研究情境的变化(不同的国家或时间)而不同，这既可能是研究情境本身的影响，也可能是研究方法论的问题[5]。由于现有的研究方法多是从西方的研究情境下发展而成的，当我们的研究被置于中国情境下，我们必须考虑情境变化对于研究方法论适用性的影响。
(3)现有的测量方法存在着自身的缺陷。相关研究发现，战略分类法的预测效度很好但是收敛效度和预测效度较差[6]，而测量企业相关多元化程度的熵指数法和中心指数法都存在着内容效度问题[7]。
本文将在综述研究现有多元化战略测量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情境下的多元化战略研究特点，设计具有更强适用性的多元化战略测量方法。由于多元化模式学术界已经形成一致的见解，因而本文重点研究多元化程度和类型的测量。
1 多元化战略两种主要测量方法评介
多元化战略研究中有关多元化战略测量的方法主要包括两类：一种是基于“标准行业分类(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SIC)”编码的连续测量方法，另一种是定性地进行战略归类的分类法。前者以计算数值代表多元化的程度，后者将企业多元化战略归为某种类型。
1.1基于SIC的连续测量法
连续测量方法主要以SIC编码即美国标准行业分类为企业划分业务所属行业的依据，再定义企业多元化程度的指标和其公式，从而以数量化的形式反映企业多元化程度。
1.1.1业务/产品计数法
Ansoff(1957)以产品的种类数来测量企业多元化程度[8]，Penrose(1959)以最终产品数、垂直一体化程度以及业务领域数等指标的增加来测量多元化[9]。Gort(1962)提出根据企业异质市场增加数量来测量多元化战略，并第一次以SIC编码为基础测量企业多元化程度。戈特使用了两种数据处理方法：一是计算主要产品集中度(PPSR，即主导业务或主要产品销售份额)，二是求行业数与主营业务或主导产品销售份额的比值[10]。
在随后的研究中，学者们采用了类似的业务计数法，如广义多元化指标(BSD，企业2码SIC行业数)、狭义多元化指标(NSD，企业4码SIC行业数目)以及平均狭义多元化指标(MNSD=NSD/BSD)[3]。
1.1.2赫芬道尔指数法(Herfindahl Index)
赫芬道尔指数最初在产业组织理论中被用来测量产业集中化程度，Berry(1971)和Mcvey(1972)分别独立提出用赫芬道尔指数来测量企业的多元化水平［11-12］，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表示企业属于某2码、3码或4码SIC行业内业务的销售份额/资产份额，n表示企业的行业数目(下同)。为了使赫芬道尔指数和企业多元化程度变化方向一致，在实际应用中常常使用求倒数或减1的处理方法。随后的研究对其加以改进，提出了广义赫芬道尔指数(GHDI)[13]：
1.1.3熵指数法(Entropy Index)
熵的概念来自热力学，热力学中状态函数熵是物质系统混乱度的单增函数。Jacquemin和Berry(1979)提出熵指数法，将之前的赫芬道尔指数法加以延伸，以2码行业及该2码行业内的4码行业的区分方式，将多元化分成行业间多元化及行业内多元化程度两个部分，用来解释企业多元化程度与企业多元化方向[14]。此指标可以同时考虑企业产品个数与营业收入比重的分配情形。熵指数愈大，企业多元化的程度愈高。
根据和n表示的含义不同，熵指数可以用来计算关于企业多元化战略的三个指标，即总体多元化(DT)、非相关多元化(DU)和相关多元化程度(DR)。当和n表示属于4码行业的业务指标时，熵指数计算的是DT；当和n表示属于2码行业的业务指标时，熵指数计算的是DU。而DR的计算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DR=DT-DU来进行转换。二是分两步法计算熵值，即先计算群内(同一2码行业)相关多元化程度(GRD)，再以2码行业的业务销售份额进行加权求和[15]。
1.1.4中心指数法(Concentric Index)
中心指数法(Concentric Index)由Caves等(1980)提出，其计算方法为［16］：
其中，
的值根据i和j处于同一个3码行业，同一个2码行业和不同的2码行业，分别赋值为0、1和2(或2、1和0)，则计算的是企业的多元化程度(或中心化程度)。部分学者将其简化为［6，17］：
其中，表示业务i和主营业务j之间的距离，赋值方法同上。
1.1.5多样性方法(Diversity)
其中，两个公式分别计算资产加权行业投资的标准差和行业投资的加权标准差，
表示企业资产在业务单位j中的比例。多样性在检验内部资本市场的投资同多元化企业绩效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同时可以避免测量误差问题。
l.1.6专业化率法(Specialization Ratio)
在定性的战略分类法使用了专业化率和相关度比率来进行多元化战略分类，其中，专业化比率代表衡量一个公司多元化的程度，其值愈大表示多元化程度愈低。专业化比率的衡量不用牵涉到研究者主观判定，比较客观，可以用来衡量多元化程度[19]。
1.1.7连续测量方法评价
基于SIC编码的连续测量方法的共同优点是对多元化程度的测量比较客观，测量的可操作性和可重复性强。尽管它们之间的具体测量方法又有不同，但是在实证分析中，多数测量方法之间往往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因此任一方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另外，不同的测量方法适用的范围也有所不同，也就适用于不同的具体问题。比如多样性指标可以很好的反映企业业务单位间投资差异，而熵指数法则很有创意地将企业的总体多元化程度分为相关多元化程度和非相关多元化程度，充分考虑了企业各类业务的相关性。
由于SIC编码系统的固有缺陷，基于SIC编码的多元化测量方法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它们会遭遇分类错误。因为在SIC编码体系中，存在着不同的2码SIC行业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而属于同一3码和不同4码的两个行业差异性很高的情况。除了赫芬道尔指数外，其他的计算方法都将2码行业视为不相关的。其次，SIC编码没有显示相关性类型。因为，在基于SIC编码多元化的度量指标中，基本上完全忽视了垂直相关性和互补性与单纯多元化之间的区别。最后，SIC编码对行业的分类分两位数、三位数和四位数，四位数的划分已经非常细致了，仅第四位数不同的行业之间的区别很小，很难说经营不同四位数产品的企业属于多元化经营，所以基于四位数水平的多元化度量指标很可能出现偏差；同样道理，两位数和三位数水平上对行业的划分又可能过于粗略，也会影响多元化度量指标的准确性，并无法对这种偏差进行大致的估算。
1.2定性的战略分类测量法
战略分类法是由Wrigley(1970)首先提出来的，随后Rumelt(1974)对此方法做了进一步的改进。战略分类法是利用相关性来衡量企业的产品组合、技术和市场相似程度的，它利用分享相关的技术特征和产品特征或分销渠道的产品的市场活动对企业收入的贡献程度来衡量相关性[20-21]。该方法在衡量横向一体化差异时，利用专业化比率(Specialization Ratio,SR)、相关度比率(Related Ratio,RR)和纵向一体化比率(Vertical Ratio,VR)来衡量企业特征。
1.2.1Wrigley的多元化战略分类
只使用了专业化比率和相关比率，Wrigley将多元化战略分为4种类型，即单一业务型、主导业务型、相关业务型和非相关业务型(表1中W-I、W-II、W-III和W-IV)。
1.2.2Rumelt的多元化战略分类
Rumelt的战略分类是在Wrigley方法的基础上，使用专业化比率、相关度比率和纵向一体化比率，将原来的4种多元化类型进一步细分为9种类型，即将主导业务型分为垂直主导型、约束主导型、关联主导型和不相关主导型四种类型，将相关业务型分为约束相关型和联系相关型，将不相关业务型分为被动不相关型和并购集团型(表1中R-1、R-2、R-3、R-4、R-5、R-6、R-7、R-8和R-9)。
1.2.3战略分类测量方法的评价
战略分类测量法最大的特点是体现了企业所有业务在各个方面的相关性，不仅抓住企业业务单位生产上的相似性，还强调了业务之间在市场开发、销售渠道、技术方面的相似性或共享性。因此，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企业多元化的真实水平。Hoskisson等(1993)，Chartterjee和Blocher(1992)都发现Rumelt战略分类法在某些方面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6,19］。
战略分类法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主观性比较强，对企业行业或业务的界定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要依靠研究者的个人理解和判断。研究结果往往不具有可重复性，虽然都使用同一种分类方法，但研究结论可能会大相径庭。第二是研究量比较大，完全掌握企业的所有业务资料相当困难，计算各个比率指标也非常耗时。此外，Rumelt的9种分类过于细致，在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要么直接采用Wrigley的4种分类，要么就是要对Rumelt的分类进行取舍和合并。
2 国外学者对测量方法改进的尝试
基于SIC的连续测量方法由于其基本前提假设和SIC编码体系自身缺陷所带来的效度问题而一直饱受学者的诟病[23-25,7,21]，同时由于战略分类测量法也具有其自身的缺陷，所以国外学者们尝试寻求新测量方法以克服现有方法的缺陷。相关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现有方法的改进，通过同时使用多种测量方法，希望通过优势互补来弥补缺陷；另一类是进行彻底的方法论的创新。
2.1多元化测量方法间的整合研究
Montgomery(1982)将连续测量法(产品计数法和熵指数法)和Rumelt的战略分类法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都反映了多元化，只是战略分类法在说明公司间业绩差异性方面更有优势，因为战略分类系统似乎提供了一种连续测量法所无法获得的多元化因素。Montgomery进一步证实两种技术反映了同样的多元化结构，但两种方法在测量多元化与业绩关系方面具有不同的效度[26]。
为了克服在使用Rumelt方法中的主观性和查阅公司资料和给公司分类的时间消耗，而又保留这种分类方法的丰富性，少数学者将分类法和连续测量法进行了合并[27-29］。在合并这两种技术时，连续测量法被用于多元化程度的测量，然后将得到的数据转换成为分类测量以描述多元化的类型(相关多元化或非相关多元化)。基于SIC编码的熵指数法就是一例测量方法合并的产物，熵指数法通过区分相关多元化程度和非相关多元化程度，充分考虑了企业各类业务的相关性。
但是，多元化测量方法的交替使用并没有带来多元化战略对公司绩效影响更清楚的认识或一致性的结论，相反的是，这说明多元化战略对绩效影响的研究结果仍然是不确定的[3]。因此，找出多元化测量技术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是很重要的。
2.2多元测量方法论的创新研究
2.2.1基于“技术流”的方法
Robins和Wiersema(1995)认为，基于SIC的中心指数和熵指数都存在着信度问题，不能很好满足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视角(resource-based view)的研究需要[25]。因为资源基础理论所关注的业务单位在战略性资产之上的相关性无法直接测量，只能通过投入品(如熟练的雇员、专业化设备等)来间接测量，而最佳的间接测量变量便是产业间的技术流(technology flows)。该方法分两个步骤：
第一步，计算产业间的相似性。产业间的相似性计算以Sherer根据专利档案数据进行的研究为基础。Sherer首先将所要研究SIC行业进行重新分类；然后原先归档于某一行业(分类)的专利被另一行业使用的比例，来计算这两个行业间的技术流相似性。该研究最终提供了一个48×40的技术流相似性矩阵，Robins和Wiersema根据研究需要选择了其中的制造业行业，获得了37×37的矩阵。
第二步，计算企业投资组合间的相关性。Robins和Wiersema给出了计算公司内所有投资组合的相关性计算方法：
2.2.2基于技能相关性的方法
Farjoun(1998)认为，物质相关性(physical relatedness)和技能相关性(skill relatedness)是企业业务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两种相关性[24]。SIC编码体系反映了各个行业在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关联等方面的相似性，可以用来计算属于不同行业的业务间的物质相关性，但是无法反映业务间的技术相关性。为此，根据每个行业的人力技能需求特征的测量，Farjoun将3码行业进行重新分组。其测量的基础是美国劳动统计部门的雇用职业调查(OES)数据，通过计算每个行业对38种职业的人力资源需求分布，将属于20个2码行业的90个3码行业聚类为8组。分组后，属于同一组的3码行业是相关行业，属于不同组的3码行业为不相关。之后，就可以根据技术相关性方法运用赫芬道尔指数和熵指数计算企业的多元化程度。
2.2.3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方法
Fan和Lang(2000)认为，SIC码的多元化测量方法对多元化企业的相关性测量效果无法令人满意，尤其是在对垂直相关的业务上[23]。于是他们采用美国投入产出(Inputoutput，IO)表中的商品流数据构建了两个基于IO的测量方法，用以测量行业间或多元化企业业务单位间的垂直相关性和互补性。这两个测量方法是：
2.2.4基于管理者判断的方法
除了运用基于二手数据(如专利档案、人力技能需求和I/O表)的测量方法外，学者们还借助调查的方式通过管理者判断来测量多元化。这种方法常常通过管理者自我归类或者自我打分的方式来测量多元化战略的类型，多元化程度或者相关性程度。
在使用战略分类测量法的研究中，常见的做法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归类，或由两位或多位研究者进行独立归类，然后分析其一致性，而往往管理者判断法要优于研究者判断法。Mayer和Whittington(2003)在研究跨国家和跨时间情境下多元化战略和企业绩效关系时，便使用了管理者归类法[5］。他们将Rumelt的分类转变为四种，由样本企业两名高管独立归类，当两人归类结果出现不一致时，根据第三位高管的归类结果来消除分歧。
Nayyar(1992)认为，无论是基于SIC的熵指数测量方法还是Rumelt的分类法，都只能测量业务间的潜在相关性，无法真实反映业务间的实际相关性[15]。为此，他使用管理者推断法测量多元化战略，即通过管理者报告企业主要资源，业务及其销售份额，以及每个业务使用的主要资源等来判断业务间的相关性和计算多元化程度。
测量方法研究所获得的以其它方式替代SIC编码体系的测量方法，在具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中往往具有较高的效度，可以更为准确地测量业务间的相关性，有效避免了SIC编码体系自身缺陷而带来的效度问题。同时，这些测量方法为了特点的研究需要或从特定的研究视角出发，对SIC编码体系内行业进行重新组合，并且计算了不同行业分类间的相关系数或者对这些行业进行重新分类，所以能够较好地满足学者们的研究需要。但是，与另外两种方法相比，这类方法操作较为复杂、理论基础不太成熟、多元化测量指标含义不明确(如“技术流”的方法中，两个行业间的相关系数可能为正、为零和为负，企业层次的业务相关性总和的含义很难进行直观比较)以及其他的缺陷，因此每类方法基本上都没有后续的研究。但是，这些学者们的尝试对于今后的多元化测量方法的改进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3 中国情境下的多元化战略测量方法
在中国情境下进行多元化战略的研究，由于研究情境特殊性的存在，研究者们往往考虑的是现有的多元化测量方法中哪种方法具有可操作性，而不是考虑选择哪种多元化测量方法的应用效果最好。为了更有效地在中国情境下进行多元化战略的研究，选择效度更好的测量方法，甚至进行测量方法的改进和创新是十分有必要的。
3.1现有研究中测量方法的运用
通过回顾近年来(1998-2007)国内部分关于多元化战略的实证研究文献，我们不难发现现有实证研究中测量方法运用的基本特点(表2)。
(1)二手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质量问题的存在，限制了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对效度更好的连续测量方法的运用。从现有研究来看，主要使用的连续测量方法主要包括业务计数法、赫芬道尔指数法和熵指数法。而业务计数法只符合“数字性”特征，并且测量的效度较差；同时实证研究中使用的行业分类往往比较粗略，这就限制了赫芬道尔指数法和熵指数法的测量结果，尤其是限制了熵指数对相关或不相关多元化的区分和测量。
(2)由于多元化的界定和多元化分类的不一致，国内学者往往采用比较简单的战略分类方法。在部分实证研究中采用了战略分类法，由于统计数据特性和分类方法的不一致，多数研究都是采用二分法哑变量的处理办法(赋值为0或1)，通过分类简化来消除分歧和数据来源的限制。只有李敬(2002)采用了Rumelt的分类法，并分别赋值为1～5。
(3)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中缺乏对多元化测量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国内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都是直接运用国外现有的多元化测量方法，只是根据数据特点同时采用两到三个测量指标，基本上没有对测量方法进行改进或创新。但是现有研究中只是流于形式地同时采用多个测量方法，所以并不会显著改进其实证研究。因为赫芬道尔指数法和熵指数法基本上包含了业务计数法测量的内容，而两者之间也存在者高度相关性；而与定量测量方法同时采用分类方法又过于简单(仅仅分为两类)。
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研究情境的特殊性所致，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我国行业分类标准的制定较为滞后，并且其完整性和可比性较差，因而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尚不能完全依赖它，有时还需加入个人的主观判断。这种分类方法仅仅体现了产品的统一，无法满足对从事多种产业活动的上市公司或大型公司进行分类的要求。
(2)对于多元化的测量方法而言，要想具有良好的效度，即满足“数字性”、“分布性”和“异质性”标准，就必须要获得大量的数据信息[13]。而在我国进行多元化战略研究时，满足以上要求的公开二手数据的可获得性较差。
(3)对SIC编码体系进行替代性研究的基础较差。我国有关于专利使用的档案数据，产业间投入产出的商品流数据，各个行业的人力才能需求及其他可以用来测量行业间相关性的统计数据缺乏或者比较粗略。例如，我国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主要报告了分地区、分行业、分登记注册类型、分性别、受教育程度、就业身份等劳动就业数据，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体系基本上类似，无法据此对我国的各个行业间的人力技能需求相关性进行有效的分析。由于公开的基础统计数据和企业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质量问题，加上国内战略管理研究时间较短，有关于多元化战略测量方法的探讨和创新研究很能看到。
3.2多元化战略测量方法的运用和创新
基于多元化测量方法的比较和评价，结合中国研究情境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在中国研究情境下多元化测量方法的运用和创新应从三个方面着手。
3.2.1战略分类法的改进和运用
相关学者的研究对于Wrigley和Rumelt的战略分类法的信度和效度给予了足够的肯定，认为战略分类方法往往可以抓住关于多元化战略中一些连续测量方法所无法测量的因素，而基于Rumelt战略分类法进行的多元化和绩效关系研究的结果被接受的程度较高[6，26]，并且该方法在二手数据质量不适合进行连续测量的情况下(如业务的行业分类不明确或过于粗略)仍然可以使用。李敬(2002)的研究就是采用了完整的Rumelt的分类方法来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战略。所以，战略分类测量法将是我国研究多元化战略中的一个值得优先考虑的测量方法。但是，在我国使用Rumelt的战略分类方法需要从两个方面对该方法进行一定的改进。
首先，重新选择或界定多元化战略类型。由于在多元化战略研究的中，由于研究者关注点和研究对象特征的不同，往往会带来对多元化战略定义的界定有所不同，因而多元化战略类型界定也会有所不同。同时，由于Rumelt的分类过于细致，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或直接采用Wrigley的分类，或是对Rumelt的分类进行取舍或合并。同样，在我国的多元化战略研究中，也需要进行类似的处理，但值得注意的是过于粗略(如现有研究中常常是分为两类)或过于细致都会影响到实证研究的结果。
其次，重新确定多元化战略类型的界定指标。由于Rumelt在确定区分多元化的战略类型是所使用的样本企业与我国多元化企业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所以在重新选择了战略分类的同时对每种分类的界定比率要进行重新计算。
除了对战略分类方法本身的改进之外，在方法的使用上也需要进行一定的改善。过去的研究在使用战略分类测量法时基本上以研究者自己的主观判断为主，往往会影响到实际的测量结果，这正是战略分类法的缺陷所在。为了提高对多元化方法测量的效度，在我国多元化战略的研究中，可以同时使用外部判断(研究者判断)和内部判断(管理者判断的方法)两种方法，并且两种方法最好使用两人或多人独立判断的方式。
3.2.2多维度——多方法测量方式
考虑到每种特定的多元化测量方法都有其特定的缺陷，国外学者往往会同时使用两种或多种测量方法。如综合多元化指数测量方法，其实就是同时了使用业务计数法、赫芬道尔指数法和熵指数法[30]，国内学者的研究多是借鉴该种方式，而在实证研究中同时使用多种测量方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现有研究中同时使用的多种方法往往多是限于连续测量方法，这对于多元化测量结果的改进较为有限。因为一方面连续测量方法都有其共同的缺陷(SIC编码体系的缺陷)，另一方面相互之间的关联性或替代性较强(如业务计数法的数字性基本上被其他指数包含，而赫芬道尔指数、熵指数和中心指数间关联性很高)。
因此，在我国多元化战略的研究中，使用多维度——多方法的测量方式：多方法是指在实证研究中同时使用定性和定量的两类测量方法，定性测量方法(战略分类法)往往可以测量出定量测量方法无法捕捉到的多元化战略的某些特征，同时使用定性和定量测量方法可以更有效的改进多元化战略测量的结果。多维度是指使用多种来源的数据或分析判断视角，如战略分类法中同时运用外部判断和内部判断。而在定量测量法(如熵值法)的使用中，如果使用管理者判断法，则可以避免由于行业分类体系自身缺陷带来的对行业间关系判断(相关行业或无关行业)的错误，从而更准确测量出企业业务间的相关性程度。当然，使用该测量方式，往往对数据的丰富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增加研究的成本(如一手数据调查成本，数据分析的工作量增加等)。
3.2.3进行方法论创新的基础研究
以上两种方式都是对于现有测量方法的简单改进和综合运用，借此提高实证研究中多元化战略测量结果的质量。但是，要想真正把握我国企业多元化战略的特殊性或本质特征，进行测量方法的更深层次的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基于SIC替代方式的测量方法的研究和探索对于我们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基于SIC替代方式的测量方法都是通过寻找对于多元化(或业务相关性)本质特征的间接测量方式来替代基于SIC编码体系的连续测量方法，如行业间的技术流、技术(技能)相关性和投入产出相关性等。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这些测量方法的基础数据都是不同的，因而能够反应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差异性。同样，在我国的多元化战略研究中可以通过类似的基础研究来进行极具价值的多元化测量方法创新。但是，由于我国有关于国外现有研究所使用的基础数据(如技术专利归类和使用档案、行业人力技能需求数据和投入产出表)的丰富性和完备性的限制，可能只能进行一些相对简单的研究，或者需要寻找一些其他反应行业相关性的间接测量指标。
同时，通过文献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国外基于SIC替代方式测量方法的研究中，基本上在界定了间接测量变量之后使用现有的二手数据来进行的，所以这些研究的结果可能会受二手数据自身的质量甚至间接测量指标界定的准确性影响。在我们类似的基础研究中，可以引入专家意见法来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即由战略管理领域内的专家来判断我们对于间接测量指标选择和界定的准确性，然后由行业专家就该测量指标维度上两两行业间的关联性进行判断，避免过度依赖可能存在缺陷的二手数据。
4 结论与展望
多元化战略测量方法，往往会随着研究视角、研究情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同时由于现有测量方法自身存在的缺陷，研究多元化战略测量方法并探讨中国情境下的改进和应用是十分必要的。现有多元化战略的测量方法，都具有自身固有的优势和局限性。基于SIC的连续测量方法优点在于直观和易操作性，缺陷在于SIC编码体系自身缺陷而带来的效度问题；战略分类法可以有效抓住业务单位间的相关性，但是业务单位间的相关性需要由研究者来进行主观判断。
为了克服现有测量方法的缺陷，国外学者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一是进行测量方法间的整合，但是未能有效解决测量方法的效度问题；二是基于SIC替代方式的测量方法，该方法在特定的实证研究中具有很高的适用性，但往往操作复杂且相关研究不成熟，因而缺乏后续的研究。
基于中国研究情境下的多元化战略研究，由于情境本身的特殊性，研究者们更多的是关注测量方法的操作性。因此，国内的实证研究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是较为简单的战略分类法和连续测量方法；多数研究同时使用了多种测量方法，但是对于研究结果的改进有限；研究中缺少对测量方法的改进和创新。结合多元化战略测量方法自身特点和中国研究情境的特殊性，本文提出了我国多元化战略实证研究中测量方法的改进和创新的三个方向，即战略分类法的改进和运用，多维度——多方法测量方式的应用和通过基础研究进行测量方法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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