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若干国家科教兴国战略比较研究及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迪论文,近代论文,科教兴国战略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26(2002)02-0148-009
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科教兴国战略模式和特征的国际比较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依靠科技和教育发展国民经济，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浪潮中得以振兴的共同经验。但在科教兴国这一共同道路上，因各自国情、历史起点和时代背景的差异，各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显示出不同的模式和特点。
（一）英国：最早的工业化国家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19世纪成为世界最强的工业化国家、世界经济和科学中心。其在科教兴国方面的捷足先登主要得益于如下因素：
1.科学教育的兴起与普及。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经济环境的资本主义化和思想领域的人文主义化，又为科学技术在英国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环境。17-18世纪科学和教育活动在英国得到空前的重视和普及，牛津、剑桥两校自17世纪中叶开始大力发展自然科学教育。1662年英王批准成立“以促进自然科学为宗旨的伦敦皇家学会”，这是世界上最古老而未中断过的科学学会（注：D.加德维尔：《英国的科学组织》，海尼曼1959年版，第31页。）。由此，为工业革命的兴起做了科学知识和技术人才的准备。
2.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17、18世纪英国出现了以牛顿为代表的杰出科学家，在以往实验科学进展的基础上，开始揭示自然界物质运动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律。被誉为“近代科学第一人”的牛顿在光学、天文学、热学和数学上的卓越建树，使其达到了17世纪科学革命的顶峰，确立了英国在欧洲科学技术领域的中心地位。
3.工具机的技术发明与运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从棉纺织业的工具机革新开始，包括凯伊发明的飞梭、克郎普敦发明的“骡子”纺纱机和卡特赖特发明的水力织布机，1790年瓦特正式制成世界上第一个蒸汽机汽缸，开创了人类依赖畜力、水力和风力以外其他动力的历史，蒸汽动力还从采矿业广泛运用到棉纺业、冶炼业、运输业、粮食加工业。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使社会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了质的变化，实现了由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飞跃。由此英国工业革命实现了历史上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第一次结合。
4.政府的保护和鼓励。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是国家权力与科学技术结合的标志，而且英国在世界上最早以法律形式保护科技成果。1624年英国第一部技术垄断法问世，该法被称为现代专利法的鼻祖。英国议会从1750年起先后颁布多个嘉奖法令，1843年科学和实验方面的支出被正式纳入政府预算，1853年英国成立了科技署，负责国家的科技发展工作。
由于英国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条件以及政府的推动，17-18世纪英国科技发展指标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从19世纪末开始，英国工业优势不断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地位更是不断下滑。其主要原因为：作为世界头号殖民帝国，英国形成了对殖民地附属国的病态倚赖，企业界、金融界热衷于在海外追逐超额垄断利润，失去了在国内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与此相关，在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中，英国的机器设备已显陈旧落后，但大多数企业依仗殖民地贸易垄断政策，产品还有销路，不愿投入改造资金；相当时期里英国科学技术研究仍处世界前列，但科技成果没有得到迅速推广应用、实现商品化并占有国际市场；由于工业创新能力低下，高新技术应用迟缓，英国工业品竞争力下降，由此造成的英国经济的衰退，又与英国科技研究国际地位的落后形成恶性循环。
（二）美国：后来居上的超级现代化科技大国
美国自独立战争后百余年间由经济落后的殖民地一跃而为头号世界经济强国。而后又继续以异乎寻常的发展速度成为遥遥领先的超级大国，也是现代科技革命的发源地。除了国际政治因素和自然环境的作用外，以科教为本的现代化道路便是一个主要原因。
1.从教育入手，发展全民公共教育。建国之初，杰斐逊、富兰克林等美国先贤就已倡导大众教育，把教育事业与国家命运相联系。（注：吴必康：《权力与知识：英美科技政策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246页。）19世纪中叶，美国开始实现大众普及教育，所有儿童可以免费进入公立小学和中学。同时面向社会各阶层的高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南北战争期间，美国政府颁布赠予大学土地的法令，数年间全国兴建了麻省理工学院等100多所大学和中等技术学院，形成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体制。1910年美国高等院校已增加到近1000所，入学人数33万余人。
2、从吸收借鉴到发明创新，从注重实用到重视基础研究。由于科技基础薄弱，早期美国主要是结合国情，有选择地引进欧洲工业和技术革命的成果，应用于本国工业革命。到19世纪后期，美国已不再简单重复欧洲技术，而是突出技术改进与创新。19、20世纪之交堪称美国的“发明时代”，仅1897年度就授予专利2.2万项。1900-1915年更是达到96.9万项。另外在美国科技发展中，特别注意从科学技术到生产力的转化，也即重视应用技术的实验和推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又认识到科学研究是一切技术进步的基础，国家大力支持和鼓励基础研究，采取设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增加财政投入等多种措施，确保美国占据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制高点。
3.敞开国门，善于借重移民的智力资源。美国是一个移民的熔炉，1820-1930年美国外来移民达4000万，其中不少是带来欧洲先进技术的技术人才。1776-1960年在美国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领域，杰出的科学家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外来移民，如美国首位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曾任美国科学院院长的迈克尔逊就是普鲁士移民，还有享誉世界的20世纪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为躲避纳粹迫害而由德国移民美国，他们带来的国外先进技术及其个人睿智为美国现代化的迅速推进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4.个人、企业和政府三者因素相得益彰。美利坚民族主观能动的自由民主、艰苦奋斗的精神，科学求实、大胆创新、自强进取的作风和价值观，促使不少美国人在生活实践中重视实验、博采众长，勇于开拓创新，由此造就了爱迪生等发明家一系列的创新与突破，成功推动了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掀起。19世纪80年代起，一批富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如洛克菲勒、卡内基等慷慨解囊支持教育和科学事业，出资兴办大学，设立私人科学基金会和工业实验室，重金聘请科学家从事技术的开发与创新，使企业成为科技进步的重要载体。早在建国初期，包括华盛顿等前6届总统在内的一批政治家群体就卓有远识地提出科教兴国的目标。在20世纪出于加强对经济的国家干预和战争的需要，政府明显注意协调全国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间更是建立专司其职的全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成立国家科研实验室，通过签订合同，把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和其他部门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布什在其著名报告《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中总结了美国科教兴国的三条历史经验：(1)基础研究是为实现国家特定目标而进行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的基础，在美国最适宜开展基础研究的是大学体制；(2)与工业和大学签订合同和提供研究资助金的制度，是政府干预科技行之有效的手段；(3)政府吸收科学家作顾问和政府中设立科学咨询机构，能使总统和政府作出准确有效的科技决策。这份报告对美国战后科技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注：赵玉林等：《科教兴国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三）日本：奋起急追的经济强国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几十年间就跨入世界列强的行列，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在战争废墟中重新崛起，到1968年明治维新百年之际，其国民生产总值名列世界第二。“科教立国”无疑是日本创造这一“东洋经济奇迹”的一大动因。
1.优先发展教育的制度保障。1868年成立的明治政府认为经济发展离不开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提出“振兴教育实乃当务之急”，确立了“文明开化”的基本国策，为此，将教育改革视为各项改革的根本环节和吸收、消化国外先进科技的有效途径（注：朱丽兰等编著：《科教兴国：中国迈向21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第103页。），并通过法令形式予以规范和保障，在30多年里普及了国民义务教育，建立了以欧美为样板的近代教育体制。政府创办以技术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从初级到高级配套的实业教育体系，其中以发展中等实业教育为重点。1947年日本又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为战后经济复兴造就高素质人才。
2.移植国外先进科技和人才。明治政府为实现“富国强兵”目标还奉行“殖产兴业”政策。政府大力吸收欧美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其经营管理办法，进口近代化的机器设备，以建立和发展以国营企业为主的近代化工业企业；同时不惜重金聘请西方国家的技术专家和高级人才，通过他们来日本在企业、大学和政府部门任职，传授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培养本国工业化高级人才。由此日本及时吸取和运用了当时欧美最新科技成果，有效促进了日本工业的崛起。1890-1914年间日本工业产值增长8倍，其发展速度在当时世界首屈一指（注：赵玉林等：《科教兴国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3.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民间企业是战后日本科技活动的主体，但它们的科技活动不可避免地具有分散性和功利性的弊端。由此政府注重发挥其在国家科技发展中的引导作用，1959年政府设立了科学技术会议，负责对全国科技工作的集中领导。政府的作用是通过政策引导、法律约束和经济干预等宏观调控手段，促使企业在按照市场机制运作、最大限度发挥自身活力的同时，服从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
4.从引进到输出的科技发展方针。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引导企业采取“吸收性战略”，有计划地重点引进效益突出的适用技术，购买技术专利，进口成套设备，聘请外国专家，约以15年时间从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吸收消化了全球半个世纪积累起来的先进技术。西方估计，购买这些技术所需费用约2000亿美元，结果日本仅花了约60亿美元赢得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宝贵时间。技术引进为日本技术消化、革新和输出提供了有利前提。20世纪60年代日本已注意开发与引进并重，逐渐从引进技术转向输出技术，到70年代中期，日本已成为世界主要技术出口国之一。
（四）以色列：迅猛崛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以色列建国仅仅半个世纪，面临与周围阿拉伯国家长期敌对、交战频仍的特殊外部环境，却能以科教兴国的立国之策，在贫瘠的荒漠之地创造举世惊叹的现代化奇迹，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弹丸小国变成了经济、文化、科技水平名列世界前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以色列的科教兴国战略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4方面的特征。
1.教育作为立国之基与政府的全力扶助。以色列历届政府弘扬犹太民族崇尚教育的传统，始终不渝地把发展教育放在优先地位，竭尽全力予以支持和保障。1949年政府就颁布《义务教育法》，规定所有少年儿童均须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免费教育可继续到18岁，此后政府仍根据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给予教育补助。政府还为发展教育投入大量经费。20世纪60年代该国教育预算平均占国家预算的11%，仅次于国防预算；1993年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为世界第一（注：以色列驻华使馆编：《以色列通迅》1998年8月号第14页。）。在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下，全国上下始终洋溢着勤奋好学的浓郁气氛。以色列人在人均读书比例和人均拥有图书馆上均居世界第一（赵伟明：《科学技术——以色列经济腾飞的翅膀》，载《国际观察》1996年第6期。）。
2.完善的教育体系造就高质量的智力资源。50多年来，以色列已建立起一整套切合国情、广泛高效的全民教育体系。以色列国民教育的重点放在基础教育上，同时政府也特别重视发展高等教育。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大学、以色列工程技术学院等著名高校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均已进入世界先进水平。20世纪60年代起，为了满足新移民群体不断增长的职业需求，政府开始努力发展职业教育和业余教育。当今以色列每万人中的教授、科学家和工程师人均拥有量为世界第一，在国际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人均篇数，以色列也居世界首位（注：以色列新闻中心：《以色列概况》，耶路撒冷1996年版，第180、181页。）。50年里以色列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生活水平能够接近意大利和英国。这一卓越成就当然也与以色列教育中倡导的创新和实效原则密切相关。
3.科技进步作为发展国力的关键。鉴于土地狭小、资源贫乏的国情，建国伊始以色列紧紧抓住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契机，在优先发展教育的同时，制定了科技兴国的长远发展战略。最初全国科技工作主要由中央政府集中管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色列开始对科研管理体制进行较大调整，由以往突出基础研究的中央集中管理型逐步转向建立重点鼓励应用技术研究开发的“官学产”协作的分散型科研体系，让政府、大学和企业这三路科研大军各显神通，协调作战，在切实解决社会需求、高效产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取得骄人业绩。
4.扶助科技移民，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开发利用犹太移民中高素质的智力资源始终是以色列一以贯之的国策。移民归化部的科学吸收中心为科技移民提供就业咨询和补助，科学部则通过基金会资助研究项目，为科技移民和高科技企业牵线搭桥。而工贸部采取了独具匠心的高技术工业“孵化点”战略，为科技移民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提供相应支持。以色列政府还设法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服务于本国的科技开发，与多国建立双边研究与开发基金会，以色列生产的“改进型”产品往往比“原始型”产品更为先进。
从时间上看，英、美、日、以4国现代化进程起始先后相差一个世纪左右，虽然他们科教兴国战略的具体模式和特征各有千秋，但他们的沧桑道路均昭示了如下规律：要振兴国力，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善于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这又必须从提高国民素质开始，从发展教育入手。一个国家如果仰仗原有优势故步自封，而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上踌躇不前，就必然为奔腾向前的世界科技浪潮所淘汰，国家迟早会走向衰弱。
二、面向21世纪的各国科教兴国战略的调整
自近代以来，科技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的变革和生活方式的演变，促使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化到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逐渐步入知识经济时代。而这日益加速的发展进程又鞭策人类予以及时准确的回应，否则就有为时代无情抛弃的危机。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跨世纪的科教兴国战略调整的缘由和动力。
如果说第一、二次科技革命带动的经济发展是以大量消耗原材料、能源和人的体力为代价，那么当前的知识经济则以产品的知识化和对知识的高度聚合为特征。知识经济以信息技术等知识高度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为支柱，以知识这一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通过人力资源开发、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来创造新财富。由此近二三十年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是以经济为基础、科技和人才为关键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信息技术高科技产业成为各国争夺和抢占21世纪领先或有利地位的聚焦点。为了赢得这场竞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都在重新研究和调整自己的科教兴国战略，从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入手，加速发展科技教育，加紧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争夺，抢占高科技制高点。
（一）以高科技开发为龙头，发展主导产业。大力加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高科技的研究开发和相关产业的高效发展，成为世纪之交各国科教兴国战略调整的突破口。冷战后美国率先大力开发军民两用高技术为主的关键技术，重点开发信息通信技术等6个高技术领域的22个关键技术计划。德国选出了新世纪对德国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的9大领域80项关键技术（注：赵玉林等：《科教兴国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日本提出了9大领域100项关键技术，明确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纳米技术作为日本21世纪国家科技攻关的3大重点。此外欧盟以及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巴西等国也先后制定了其产业关键技术计划。1993年克林顿政府宣布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迅速引发了席卷全球的各国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蓬勃浪潮。同时生物技术已经展示出巨大的应用前景，经济潜力极大，已成为美、日以及当今世界高科技竞争的一个重要阵地。根据本国实际，有的放矢地选准国家需要重点发展的关键技术和主导产业，是科教兴国战略中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互动结合的至关重要的环节。
（二）加强政府的干预、支持和调控作用。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一些现代化早发国家政府对科技活动并不热心，持以“不干涉”态度；随着19世纪下半叶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逐渐过渡，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注意加强科学教育事业；但直到20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之后，科学技术对增长国力的决定性作用方才为各国政府充分认识。世纪之交在通盘制定科教兴国统一规划、领导全国科技发展、调整研究与开发投入结构、推动科技面向经济，加速科研成果商品化等方面，各国政府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90年代英国信息化建设来说，为顺利推进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建设，政府充分注意发挥其领导、扶植、示范、调控和管理职能。而9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特别注意发挥政府的引路和铺路作用，推出发展科技的五大政策：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建设大德科技城；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以优惠政策鼓励高技术（尖端）产业优先发展；对产学研协同研究采取各种支持措施。另外，韩国政府还注意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支持重点企业，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三）建立“官学民”一体、“产学研”结合的全方位科研开发体制。现代高精尖科技的研究与开发往往耗费大量财力，需要各学科、各领域精兵强将的通力协作。因此目前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以色列、韩国等科技领先国家都注意调动政府、企业、大学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多渠道、多层面有机结合的科研体制。一方面这些国家在资金投入上，由政府财政拨款，私人企业投资，高等院校筹集，各种非赢利基金会赞助，形成来源广泛、数量充足的全方位投资结构。另一方面为使科技发展及时产出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当前各国政府对日本多年来推行的“官学民”一体、“产学研”结合的成功经验颇为青睐，纷纷仿而效法。其具体做法是：重视政府与民间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把民间的科研力量和科研活动纳入国家整体科技发展规划；政府积极推动全国各种科研机构、企业和大学之间在科技研究与创新方面的联合携手，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大环节相结合，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为完善其“产学官”相结合的模式，又在2001年进行了政府体制改革，内容为：将原来的科技厅和文部省合并，成立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与邮电厅合并，并重点从科技上扶持企业，形成文部科学省抓上游科研开发，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国土交通省抓下游企业科技发展的新格局。同时日本政府在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方面也调整了相关政策。由此可见，如何将政府的权威和组织职能、大学的科技人才、企业的资金设备以及其他有关社会资源形成优势互补、相得益彰，是新世纪各国科教兴国战略中的一大发展趋势。
（四）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和人力资源开发。科技竞争力成为当今决定国家综合国力竞赛的关键因素，而科技差距归根结底是人才差距，是人在观念和技能上的差距。国力的增强、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才的培养，均离不开教育。因此，重视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教育的职能、体系加以调整完善，已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目前美、日均把教育改革当作振兴科学技术、保持世界领先的战略性工程。大学的教育改革主要围绕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进行，其明显具有3个特点：一是专业设置与课程结构综合化，二是加强“文理渗透”，三是将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与改善教育设施、改革教育手段联系起来，四是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早在2000年10月竞选时就强调，要全面发展科技必须加强教育（注：《环球日报》2000年10月20日。）。1996年欧盟委员会通过的第一个“欧洲创新计划”要求成员国改进教育的培训内容和方法，鼓励大学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促进高校向企业的技术成果转让。目前许多国家有意识地增加教育投入，在不断完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体制和内容的同时，重视社会在职教育和终生教育，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国民素质。目前经合组织国家的教育经费已占其政府支出的12%，职业培训支出也占GDP的2.5%。为在广大范围引进智力资源，还有一些国家采取积极招揽人才的政策。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公布了《长期科学技术人力需求展望》，不断加强高级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努力改善引进和吸纳人才的环境和条件，90年代以来韩国人才外流趋势开始扭转。新加坡则建立了吸纳海外人才的专门机构，创建了许多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其惜才、爱才、用才的良好环境，吸引了众多海外优秀人才，1996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中2.2%是外来人力的贡献。
（五）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现代高精尖科技具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有机结合的特点。一个项目的研究开发牵涉领域之多、需要耗资之巨、所用设备之昂贵、时间周期之长、担当风险之大，往往是一国难以胜任的。由此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国际科技合作潮流、到世纪之交已在广度和深度上迅速扩展，以致于以科技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跨国界的合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数欧洲“尤里卡计划”。鉴于欧洲国家在高新科技领域合作和协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85年7月，西欧17国宣布成立“欧洲研究协调机构”，启动“尤里卡计划”，10年里共完成242个项目，1995年又新设147个项目，研究领域主要是信息技术、环保技术、生物技术和医疗技术。此外大型国际科技合作例子还有，正在进行中的美、俄、日、欧盟四方共同参与的国际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由俄、日、澳、美、南非等国联合实施的“世界天文望远镜”项目等等（注：赵玉林等：《科教兴国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而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参与的人类基因组研究项目，更说明现代科研的一些重大课题，通常具有广博性、综合性、多学科性和多结构性，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所有科技领域处于全面领先的地位，难以靠一国的力量解决这些重大课题。
三、对21世纪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启迪
通过由上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科教兴国战略不仅是近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也是现代科技革命深化发展的现实要求。我们进行历史上不同国家科教兴国战略模式特征的比较研究、世纪之交各国科教兴国战略调整趋势的共性整合，旨在为当代中华民族的振兴和腾飞提供有益的启迪。
直到15世纪前，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科技文化，使中国昂首走在人类文明发展前列。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也有致命的不足，“主要是没有形成实验科学传统和完整的学科体系，科学技术没有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更缺乏通过科技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因此在15-16世纪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的同时，中国开始落后。明朝中叶后，300年的闭关锁国，促使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迅速扩大，最终酿成近代中上中国屡遭列强欺凌的悲剧。
在当今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深化、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浪潮的涌动，全球社会以经济为基础、科技和人才为关键的综合国力竞争加剧，科教兴国战略的成功实施与否更是关系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目前世界各国纷纷结合自己的国情，不同程度地进行科教兴国战略的调整与完善。在我国，邓小平同志1978年就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以后他又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人也多次重申“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等号召。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1995年5月6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我们争取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保障。
我们结合有关国际经验，就21世纪中国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中应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简要的理论探讨。
(1)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就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这一基本方针。前苏联在科研规模上位居世界第一，但总体科技水平还是逊色于美国，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科技研究与工业生产严重脱节。毋庸讳言，目前在我国也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科技和经济相脱节的问题。要革除这一弊端，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必须在建立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努力营造和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科技体制。同时要加强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加快应用技术的开发与推广，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把市场与社会需求作为科技发展的导向，重视研究、开发与产业化的有机衔接。
(2)创新是进步的灵魂。开拓创新是科学的本质，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结合国情，在充分吸取和借鉴世界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敢于和善于创新成为一国推进科技发展的关键，这是包括美国、日本等国家科技进步的成功之举，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知识经济是知识加创新活动的经济。在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浪潮澎湃的今天，依靠传统的模仿先进国家技术求得发展的方式，已经难以收到“后发制人”的效果。因此江泽民同志近来多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我们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选择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关键性的重大现实课题，集中力量进行攻关，争取突破创新，努力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3)教育在科教兴国中的基础地位。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培育靠教育。近代以来的各国科教兴国战略中，教育为先是共同之道。国民教育水平和科学技术实力共同构成衡量一国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教育和科技是民族振兴和国家昌盛的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在当代世界，教育不仅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的知识经济，需要教育提供关键性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教育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是我国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为此有学者提出：教育必须创新，教育创新重在实施素质教育；教育必须以提高全体国民科学文化水平为目标，不仅要继续发展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更要积极加强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教育价值要放在培养人的创造性思维上，培养勇于创新的新一代国民（注：周绍森、陈东有：《科教兴国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51页。）。
(4)社会科学在科教兴国中的重要作用。迄今为止，社会上许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视和轻视社会科学的不良现象。其实，科学自诞生以来，就始终包含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内容。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科学的“人文精神”与自然科学的功能和价值之间存在重要的互补关系；现代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模式和分析技术，是当代高度复杂的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管理的知识基础。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指导作用。
著名古代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曾言：人类福祉从不久停一方。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立足本国实际，适应世界潮流发展，充分吸取世界文明一切有益成果，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以科技和教育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必将在不久的将来重铸历史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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