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形成与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资本主义社会论文,理论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反思的结果。从一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强调要认识现时代，解决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因此，时代的发展及主要社会事件，成为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现实基础。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视角、主题及重点有所变化。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形成、发展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20年代）：对20世纪早期历史的反思
在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着重研究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并反思20世纪初期的主要历史事件。理论的主题是，早期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特点，这个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以及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问题。
这个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从而引起欧洲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纪元。此后几年，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先后爆发了革命起义，但到1922年都相继失败了。在20年代初，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而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处境艰难，正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着手总结革命经验，积聚力量，准备迎接新的战斗。“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科尔施以及葛兰西这一时期理论探索的主要着眼点是当时变化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物化结构与阶级意识问题；并总结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讨复兴革命的道路。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也对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认为，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超越阶级体制的潜在性，而关于社会主义即将到来的理论有其合理性。但是，革命不会自动产生，有毁灭革命希望的种种力量和机构存在。
第二阶段（30年代初—40年代中期）：对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的批判
在这个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集中批判作为垄断资本主义产物的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特别是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心理根源，中心理论主题则是德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经济与国家的关系。
1929年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及精神危机，世界在动荡、分化，法西斯主义的势力迅速在德国、意大利等国崛起。历史本身提出了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课题：为什么会出现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必须回答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这一问题，以便防止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的东山再起。这极成了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中心主题。
法兰克福学派将法西斯主义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自由资本主义的崩溃被认为是使法西斯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相联系。对这两者是如何确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问题的探索，使得法兰克福学派在很大程度上转向对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变化着的资本对政体关系问题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批判中，不仅分析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根源，而且更着重于分析它的社会心理根源。
第三阶段（40年代中后期—60年代末期）：对科学技术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
在这一时期，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的重点转入对当代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分析和批判，特别是集中在对该社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分析批判上，从而形成了较系统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或“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发达工业社会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尤其是5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一场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新科技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科学与技术日益相互依赖而成为第一位生产力”的历史趋势。新科技革命对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基础，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分析批判，并把焦点对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时期涉及的主要课题有：当代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及其危机趋势；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关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在当代的适应性等等。尽管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仍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理论研究的一个方面，但是这种分析并不占主导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日益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批判取代对它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他们日益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转而求助于当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如马克斯·韦伯的社会政治理论）。
第四阶段（60年代以后）：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的修正、扩展和深化
从60年代末开始，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由顶峰走向解体，它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得到修正、扩充或深化。这一时期的理论焦点是阶级和国家问题。
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左派”及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1968年出现了法国的“五月风暴”。这实际上是一场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新阶段相联结的新型抗议运动，它为接着而来的生态运动、女权运动、争取参与民主运动等扫清了道路。同时，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科技革命向纵深发展，科学技术的消极效应更加明显尤其是生态危机加深；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仍在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加剧。这些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在60年末以后发展的背景。
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主要流派的某些代表人物及后起之秀，通过分析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情况以及总结“新左派”及学生造反运动的经验教训，推进他们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是修正已有的理论，如马尔库塞在“五月风暴”以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重新分析，修正他在《单向度的人》（1964）一书所提出的发达工业社会理论。二是加强了对阶级和国家理论的研究，这是以前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问题。60年代末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国家和阶级理论的著述大量出现，这些著述者中有列斐伏尔、奥菲、普兰查斯、米利班德、奥康纳等人。三是加强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研究，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社会学理论，这主要是北美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例如美国的华勒斯坦提出了所谓的“依赖发展理论”。四是深化科学技术社会政治效应的研究，特别是科学技术对环境的影响及生态问题研究，出现了以莱易斯和阿格尔等人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按照阿格尔的说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受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中从感情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①。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涉及面很广，内容也相当丰富，我们将它归结为如下的基本论题及观点：
1.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危机趋势
与早期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出现了哪些新发展、新变化和新特点？它的一般危机趋势以及变革前景如何？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立足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有关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的理论尤其是危机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了不少概念来表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例如：“垄断资本主义”（基希海默等）、“国家资本主义”（波洛克）、“后竞争资本主义”或“后市场社会”（阿多尔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哈贝马斯）、“发达工业社会”（马尔库塞）、“有机资本主义”（列斐伏尔）等等。这些概念的含义不尽相同，有时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资本主义，有时则指二战以后的当代资本主义。在他们眼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及特征主要有：科学技术成为主要的生产力和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及所有制关系已经改变；国家职能及政治—行政结构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危机的形式及重点已转移；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统治的权力正逐步由资本家转向技术专家，统治的方式从经济剥削和人身摧残转向思想意识方面的奴役；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取代等价交换的意识形态而变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辩护的工具；如此等等。60年代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哈贝马斯、米利班德、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等）特别着力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问题，这是他们理论中的一个颇有“创见”和“特色”的方面。哈贝马斯、米利班德主要讨论合法化危机；奥康纳则着眼于财政危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菜易斯、阿格尔等人则主要讨论生态危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可能性问题。
2.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
对当代科学技术的批判，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的分析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在科技进步基础上形成的发达工业社会，如何看待当代科学技术，“成了理解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②而且在四五十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日益用对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批判来取代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他们将科学技术进步当作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来加以研究，当作该社会的新的控制形式和矛盾异化的根源来加以批判。他们的主要着眼点是当代科学技术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的消极方面，中心主题是当代科学技术是如何造就当代资本主义的单面、畸型社会，科学技术是如何蜕变为新的控制形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科学技术与合理性、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科学技术与人类未来等方面的关系展开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的论述，从而形成较系统的科学技术社会学及科学技术政治学理论。在这一理论中，有如下几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论点：第一，当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一种独立的变数和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第二，科学技术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创造了一个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逐渐趋同或融合的（后）工业社会；第三，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它取代以往的政治权力而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第四，当代科学技术是当代社会全面异化的万恶之源，因而它在现有形态上不是一种革命或解放的力量。
3.现代国家的本质、职能及类型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国家（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职能及类型进行剖析，并由此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套完整系统的国家理论，因此，必须加以补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科尔施和葛兰西着力于重新界定国家机器的范围，并把各种意识形态工具和文化手段视为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重新界定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法兰克福学派则把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当作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早在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通过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就已注意到现代国家问题。霍克海默、波洛克等人研究了以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的极权主义国家或独裁国家问题；马尔库塞则以美国为蓝本，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哈贝马斯和他的学生奥菲则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职能、结构、活动特点、合法性及其危机等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列斐伏尔也致力于国家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国家的消亡问题的分析。6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们加强了对国家问题的研究，特别着力于对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体现出来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这种干预所引起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的国家学说。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斯科玻尔将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为三派，即法人自由说、政治功能说和阶级斗争说。他们在国家学说方面涉及的主要论题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以及它是不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问题；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与职能问题，尤其是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的实质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由于官员激增，行政管理范围扩大，国家干预加深，引起国家权力的膨胀，国家能否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而成为自主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及其危机问题等等。
4.阶级、阶级结构及阶级意识
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结构及阶级意识的分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卢卡奇、科尔施及葛兰西从一开始就重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但是他们的阶级理论最有特色的方面则是阶级意识理论，强调对阶级意识研究构成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发展的一个传统。许多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基础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失去根据，更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的改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了。因此，他们鼓吹阶级融合论和阶级斗争调和论。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尽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仍然是基本阶级，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改变了这两大阶级的结构和作用，即它们不再以历史转变的动因出现，一种维护和改变现存制度的共同兴趣，把从前敌对的阶级联合起来，质变的概念让位给进化的概念。③“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的发展，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比例正在迅速下降，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非生产性的工人尤其是科技人员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出现一个“新工人阶级”。“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兰查斯从多元决定论出发，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结构方面”去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结构问题。他们的阶级理论所涉及的主要论题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问题；阶级划分的标准问题；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革命性问题；“新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问题；阶级意识及其在革命斗争中的极端重要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在当代的适应性问题；等等。
5.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重点在于文化及意识形态方面。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讨论了意识形态概念，分析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并强调说，在危机的时刻，革命的成功取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科尔施也有类似的观点。葛兰西则指出，掌握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前提条件。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这一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文化意识形态今天已成为维护统治的主要力量，对文化意识的彻底批判已构成解放的主要途径。因此，他们往往将其批判理论看作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学说。例如，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便以“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作为副标题；哈贝马斯则宣称批判的社会理论采取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法兰克福学派之后的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因袭了注重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这一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发挥；(2)工具理性批判；(3)实证主义批判；(4)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批判；(5)传统美学批判。
6.异化和人道主义
异化和人道主义可以说是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理论的一根红线。一方面，他们将异化和人道主义作为概念工具，用于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异化现象；另一方面，试图以异化和人道主义为基础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对异化及人道主义问题的关注也是从卢卡奇开始的。后起的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研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大加强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他们主张以卢卡奇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基础，发展一种具体的批判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异化和人道主义当作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概念工具，用以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的矛盾异化现象，并将克服异化当作争取“新社会主义”纲领的一个中心论题。他们提出了种种异化理论，如总体异化论、科技异化论、消费异化论、日常生活异化论、人生异化论等等。同时，以卢卡奇、科尔施、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所谓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以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异化及人道主义理论为基础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要确立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还重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心理和个人意识的研究，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马尔库塞、弗洛姆和赖希等人走上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相结合的道路，从而形成所谓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有其现实基础。当代资本主义较之于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有很大的发展，它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二战后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和新特征，如科技革命给当代资本主义注入新的活力，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产条件和提高了生活水平；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结构尤其是所有制关系也出现变化，特别是中间阶层或白领工人的力量不断壮大；在资本主义的高生产、高工资和高消费政策引导下，社会朝着消费主义发展，出现非政治化倾向；国家暴力统治缓和，管理职能加强，它日益干预社会生产领域；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带来了思想文化危机和生态危机等。因此，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它们的新情况、新趋势和新特点，暴露其新矛盾，乃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形成了较系统的理论观点，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见解或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较全面、有根据地概括了二战后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趋势，特别是将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看成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历史趋势，较全面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表现形式，正确地断言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陷入全面危机的社会、单面或畸型的社会。又如，他们注意到科技革命的巨大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特别是指出了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它取代传统的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而为资产阶级统治和合理性辩护，并揭示出晚期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特点。再如，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新特征和新变化，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职能、结构及类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有某些可以借鉴之处；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如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日益干预以及这种干预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国家为什么会偏袒资产阶级利益以及国家的自主性问题等，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的。在阶级问题上，他们注意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出现的某些新变化和新特点，如白领阶层迅速扩大，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福利政策对工人阶级革命意识带来的消极影响等，他们对阶级理论加以广泛的探索，在个别方面（如阶级意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有致命的弱点或缺陷，从总体上看，与其说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倒不如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尽管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声称要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他们的确也利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某些因素来分析当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形势），而且60年代末以后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并不是他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分析批判的重点并不是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而是该社会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及社会心理的方面。从这些方面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独特性和力量所在，又是这一理论的失足和虚弱之处。这种虚弱性主要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并未能正确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揭示其本质，他们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发展、新变化和新特点，而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了；他们不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放在首位，反而用对这一社会的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政治经济批判；他们对时代发展所提出的某些重大的且往往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带有挑战性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问题并未加以认真的研究；他们借口当代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而宣称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经典理论“过时”或“失效”。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中包含了大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相违背或根本对立的论点。例如，他们往往因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而断言经济危机已经转移，不再是主要的危机形式，否定经济危机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崩溃。又如，他们抛开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来谈论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往往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从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的基本观点。他们还混淆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界限，将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成，并从单纯否定的意义上来理解意识形态概念。他们更将科学技术看作一种独立的变数、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以此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再如，他们或者否认马克思主义有系统的国家学说，或者宣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不适应于当代西方国家，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的论点。他们宣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已发生根本的质变，阶级对立已让位给阶级调和或阶级融合，无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主体。他们认为伴随这些“新”变化以及剩余价值学说的“告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也就破产了。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精华和糟粕并存，新见和谬误杂陈，对于这个具有两重性的理论，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的考察出发，加以认真、深入的研究，做出较为全面而正确的评价。
注释：
①［加拿大］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0页。
②［德］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1年英文版，第100页。
③参见[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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