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都行：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一个重要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保罗·法伊尔阿本德（Paul K.Feyerabend,1924—）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在其名著《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1975年）提出了“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原则，由于他的言辞犀利及其注重历史主义中的非理性因素，而被称为西方第一流科学哲学家中间的“一只迷途的羔羊”，更有甚者称其理论为“不要科学的科学哲学”。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有失偏颇，没有看到他理论中的合理因素。诚然，法伊尔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有其片面性，但是他指出了成见、激情、奇想等非理性因素在科学进步中的作用，他所提出的“怎么都行”方法论是对传统方法论的补充。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科学方法论问题。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和拉卡托斯的历史主义从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主义方法论出发，主张通过分析科学史来发展科学方法论，他们注重的是对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认真的哲学分析来得出一种预设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即某种先验的、永恒不变的原则，他们寻找这种先验的、永恒不变的原则的目的是为了既能给以往的科学发展的史实进行合理的解释，又能对以后的科学活动的发展提供规范和指导。“由此显见，关于一种固定方法或者一种固定合理性的思想，乃建基于一种非常朴素的关于人及其社会环境的观点。有些人注重历史提供的丰富材料，不想为了满足低级的本能，为了追求表现为清晰性、精确性‘客观性’和‘真理性’等的理智安全感，而使之变得贫乏。这些人将清楚的看到，只有一条原理，它在一切境况下和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上都可加以维护。这条原理就是：“怎么都行”。〔1〕从而法伊尔阿本德提出了他的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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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伊尔阿本德否认存在着单一的理论和唯一规范的方法论，他反对的是理论一元化和一元化的规范的方法论。他认为要求新理论和旧理论在逻辑上的一致性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一来保存的是较先产生的理论，而不是较好的理论。理论多元化鼓励理论的增殖和新型理论的产生，他也反对在方法论上的一切普遍性的标准及作为普遍性标准的规则。他强调的是一切方法和规则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都不是普遍的标准，“为了表明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表明她或他所认为的某些基本规则的局限性甚至非理性。”〔2 〕法伊尔阿本德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观点只是为了证明单一的理论和唯一规范的方法并不存在，他不想也不打算提出一种新的方法论取代以往的方法论，他写道：“人们可能产生这样的印象：我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它用反归纳取代归纳，并且应用多种多样理论、形而上学观点、童话而不是习惯的成对的理论一一观察。这种印象肯定是一种误解。我的意图不是用一组一般法则来取代另一组一般的法则。我的意图倒是让读者相信，一切方法、甚至最明白不过的方法都有其局限性。”〔3〕“‘怎么都行’， 并不表达人的任何信条。它是理性主义的困境的一种幽默的概括。如果你想要一个永恒不变的准则，如果你离开原则就不能生存，我可以给你一个原则。它是空洞的、无用和荒唐的。——但是它是一个原则：‘怎么都行’。”〔4 〕科学是一种自由的实践，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比按规律和秩序办事更容易产生新的理论。
尽管法伊尔阿本德在反归纳的同时却在应用归纳法，论证上不够严密，但是，“怎么都行”，这显然是一个合理而宝贵的方法论思想，是科学发展和科学方法论发展的必要性条件。
科学的发现并没有绝对的规律可循，常常需要另辟蹊径。善于解决问题和发明创造的人，总是能在不同的方法之间保留必要的选择空间，时刻重建自己的思路。在一些条件下被认为是错误的观念和行不通的方法，在另一种场合却是正确的思路和有效的工具。在思想中允许不同的、互补的观点、方法、程式的同时并存，不要认为什么是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错误而使自己作茧自缚。爱因斯坦曾有这样一段论述：“寻求一个明确体系的认识论者，一旦他要求贯彻这样的体系，他就会倾向于按照他的体系的意义来解释科学的思想内容，同时排斥那些不适合于他的体系的东西。然而，科学家对认识论体系的追求却没有可能走得那么远。他感激的接受认识论的概念分析；但是，经验事实给他规定的外部条件，不允许他在构造他的概念世界时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因而，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来看，他必定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一个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像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逻辑的推导出来）而论，他像一个唯心论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他像一个实证主义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像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毕达哥拉斯主义者。”〔5〕爱因斯坦把这种敢于在互相矛盾的、 互相排斥的、极端的思想之间进行探索“游戏”的方法称为“机会主义”的方法论，即不受制于固定规则的思想方法。
由于知识的现实有限性和客观世界的无限性，需要探索的区域永远是一个巨大的未知实体，这就要求保持一种方法论上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开放的思维状态。“其实，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最新讨论的最令人嘱目的特征之一是，人们认识到，古代原子论的发明、哥白尼革命、现代原子论（分子运动说；色散理论；立体化学；量子论）的兴起、光的波动说的渐次涌现这类事件和发展所以产生，只是因为某些思想家决定摆脱某些“明显”方法论法则的束缚，或者只是因为他们无意中打破了这些法则。”〔6〕在数学史上， 多少代的数学家曾花费毕生的精力来证明欧几里得平行公理，结果都失败了，俄国的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和匈亚利数学家波耶就设想这条公理就是不能证明的，改变了欧氏平行公理，从而构造出了新的几何体系，在数学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今天构成科学之真正基础的思想所以存在，仅仅因为存在着偏见、奇想、激情之类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反对理性；还因为它们被允许为所欲为。因此，我们应当下结论说：甚至在科学内部，理性不可能并且不应当被容许一统天下，它必须常常被废弃或排除，以支持其他因素。不存在一条在一切环境条件下都持之有效的法则，也不存在一个始终可以诉诸的因素”，“这结论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引出的：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科学仍然保持变化，它所应用的程序还允许决定它未来的发展。只要是科学，理性就不可能是无所不在的，而非理性就不可能加以排除。 ”〔7〕
从科学的发现和证明的角度来看，科学的发现和证明过程充满了各种各样离奇的超越性的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可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创造能力＝知识量×发散思维能力〔8〕
而这里的发散思维能力主要来自右脑的思维，其特点是具有形象性、非逻辑性，以及无法用符号语言明确表达的特点，它强调的是海阔天空式的自由创造和由此及彼的浮想连翩。而发散思维能力的产生除了创造者的深思熟虑之外，还需要一些“触媒”的刺激，如阅读文艺作品、欣赏音乐绘画、作诗等等，特别是阅读与自己观点相反的人的论文。“科学到处都在利用非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成果来丰富自己，而那些常常被看作科学之必要部分的程序却被打入冷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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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都行”体现了对不同的学术观点的宽容的人文环境。由于受到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等等因素的影响，在同一时期的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之间的合理性、优劣很难给予明确而又绝对的判定。特别是在当代学术团体内部实行的是同行评议制度，外部的干涉越来越少，科学家自身抵制新的科学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阻碍科学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因素。众多的方法、规则、程式已“变成强大的塑造其实践者的业务。这些芸芸众生的主要目标是谋求同老板和他们‘单位’的同事一样优厚的薪金和高位，他们专擅解决小问题，却不能理解任何超出他们力所能及范围的东西，人本主义的考虑减至最低限度，超出局部改良范围的任何进步也是这样”，“假如有人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同行就必定把此举当成一根棍棒来挥舞，迫使人顺从”〔10〕。“意识形态可以退化，成为独断的宗教。它们成功之时便是退化的开始，一旦反对派被打垮，它们就成了教条：它们的胜利就是它们的失败”〔11〕。作为早先成名的学术权威有的对后起的新思想进行压制和反对。例如分子遗传学的开创者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在1865年就发表了，但是直到1900年之前始终受到抵制，因为他的有关性状分离的遗传观念违背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关于生物性状连续和生物性状全部遗传的观念，并且许多科学家对他的在生物学上应用数理统计的新方法感到莫名其妙，那些在专业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植物学家认为数学与生物学无缘，对孟德尔把植物学与数学奇怪的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感到厌恶，孟德尔的遗传理论也就被理所当然的贬成了无价值的学说。
法伊尔阿本德在反对原则的同时自己又提出了一个原则，这从论证方法上看是矛盾的，好像是一个悖论，但是“怎么都行”的原则是一个元方法论的原则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准则。所谓元方法论是指以具体的方法论为研究对象，对具体的方法论原则进行哲学反思的哲学理论。他反对的是具体的方法论原则，而他自己所提出的“怎么都行”的原则却是一个对具体的方法论原则进行评价的元方法论原则，前者和后者不是在同一层次上。而“悖论实质上是客观实在的辩证性与主观思维的形而上学性及形式逻辑化的方法的矛盾的集中表现”〔12〕。法伊尔阿本德强调的是“一切规则都有局限，没有全面的‘合理性’，我没有论证我们应该不要规则和标准来进行研究。”〔13〕“它并不否认，科学中有一些部分采纳了某些规则并且从没有违反过这些规则。”〔14〕在看待规则的问题上，法伊尔阿本德用的就是辩证的观点，“我认为每一个行动、每一项研究都既是应用规则的一个潜在实例，又是一个检验的实例：我们可以允许规则指导我们的研究或人们感兴趣的那种行动，我们可以允许它排除某些行为，影响其他人并像暴君一样全面统辖我们的活动，但我们也可以允许我们的研究和活动中止规则，或把它看成无用的，即使所有的已知条件都要求使用它。在考虑后一种可能性时，我们假定研究具有自己的动力，没有明确表述出来的规则，研究也能继续进行，这样进行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足以引起捍卫现状的人的注意，也是很有序的，足以作为新的不知道的程序的来源”〔15〕。可见“怎么都行”所包含的不要原则、方法是在理解、溶解了原则、方法的基础上的对原则和方法的超越，是对教条主义者的一剂良药。法伊尔阿本德并且指出了“这种论证作出了各种假设，其中有的假设相当复杂。首先，我假定我的读者赞成进步和好的科学，而且他们这样做与他们所采纳的规则和标准无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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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伊尔阿本德的视角是相当独特的，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除去他理论中过激的、极端的言辞，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他指出了理性主义的不足之处。他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但他并不提倡绝对的相对主义，而只是提倡一切方法、传统的平等生存。“相对主义（没有绝对正确完美的原则、方法和知识。笔者）经常受到攻击，并不是人们发现了它的错处，而是因为人们怕它。知识分子怕它，是因为它威胁着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正如启蒙运动曾经威胁着教士和神学家的存在一样。”〔17〕就像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在显示形式化的局限性的同时也显现了形式化的巨大功能一样，“怎么都行”这一原则虽然指出了传统的方法和原则的局限性的同时，也正在运用一些原则和方法，形成了对传统原则和方法的重要的、互补性的思想。
（本文得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郑毓信老师的悉心指正和蔡仲老师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收稿日期：2000—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