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走向一体：民族关系演变中的共生学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走向论文,民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9-0021-06
“共生”(symbiosis)是生物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一种视野独特、逻辑严谨的描述生物种之间关系的方法论，共生学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时代诉求的必然性，也为我们了解人与自然、集团与集团、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视野和认识。在共生学的视域中，民族关系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共生关系，存在着内在的关键因素、动因和模式。民族共生过程是一个自组织过程，也是特定时空中必然优化的过程。共生为民族关系产生新的物质结构提供了保证，向更高层次的有序化和一体化是民族共生关系的必然趋势。
一、民族关系的物质认知及共生动因
生物共生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共生导致的生物进化是生物界发展的基本源泉之一，几次重要的生物突变被认为与共生有密切关系。共生起源理论对于进化论的非常明确的含义完全不同于达尔文主义的渐进机制。这种进化方式的独特性在于，进化过程可以有两种方式：“分离起源”(segregogenesis)与“综合起源”(synthogenesis)，共生起源进化属于后者。综合起源中又包含有性起源和无性起源两种类型，共生起源算后一类。①生物共生学的深化研究为人们认识自然进化提供了新的观点和开辟了新的认识通道，关于“内共生是进化创新的重要来源”的论点与证据对我们重新认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突变论和重新审视物种起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既然在整个地球的历史中，生命的相互关系不断形成又不断解散，那么，即稳定又短暂的共生就是普遍的。”②在共生学的研究中，共生产生了一切，从小的无处不在的生物细菌，直到最大的生机勃勃的地球。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其爱。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③从恩格斯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部落进化为民族以及当时“对内和对外”的各种关系是一种属于自组织现象的“不得不”的自觉共生行为，根源在于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群体之间的“互利性”的“刺激”产生了内部有层次的驱动力和整合力，具有血缘性的族体伴随共生这一种当时人类行为的主要形式而产生。在当时的对外关系中，有限资源的竞争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民族之间的“互利性”的“刺激”再次产生了民族之间的驱动与整合，最初的血缘性的族体概念最终被地域性的超血缘族体概念所取代，群体的共生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具有国家意义的民族应运而生。到了近代，在物质利益的刺激和统一市场的需求下，资产阶级打破了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民族之间产生了进一步分化和融合。中世纪的民族，或整合为新的民族，或被在政治发展、经济文化水平以及组织性等方面占优势的民族所同化，结成一个新的整体，形成了近代民族。现代民族则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由原有民族经过社会制度的改革后转化而成，它是以上各种类型民族都必须经过的历史阶段。综观人类历史，“互利性”的物质“刺激”而产生的共生关系是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这是一个来自人类本身和生存环境的刺激而决定去向的自觉共生行为和自组织现象。
共生不仅是一种民族关系的进化过程，也是民族社会发展必然遵循的法则。在多民族国家，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统治阶级，民族共生发展是其民族政策的首选策略——这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例，迎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格局决定了中央王朝一般都采用“君长人身统治”下的“夏夷共存”与“用夏变夷”并用的民族政策。历代王朝统治者，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乐于以“华夏正统”身份出现，并通过汉族强势文化的驱动和整合进行化“夷”为“夏”的民族政策，从而达到“君长人身统治”的稳定的政治局面。比较经典的案例莫过于魏晋时期鲜卑政权统治者拓跋珪。他在将国号由“代”改为“魏”的诏书中讲道：“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④从“朕”、“九州”、“诸华”等字词可以看出，拓跋珪俨然以“华夏正统”的身份出现，并接受了中原传统天下观和民族观。随后，北魏几代政权全面推广中原传统制度和汉文化，从而使北魏成为第一个被纳入正统序列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元、清王朝前期，少数民族统治者都试图依赖政治上的优势来压抑主体民族以此来推广本民族的经济文化，但却事与愿违，最终结局是导致本民族的文化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对此，耶律楚材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⑤这可以解释为，民族的共生发展是以物质生产为深刻基础的社会有机体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既受客观的、历史的诸种条件制约，参与民族发展进程的各种因素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因而物质的需要是选择的内在动力，民族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则使利益产生的可能性维度变为现实的共生运动。
二、民族关系的共生属性与优化特征
尽管民族共生发展和冲突纷争在人类历史中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民族共生关系始终是历史的主流。虽然“物竞天择”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渗透到了当今世界的每个角落，但是在冲突纷争血腥的反省中共同适应、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人类长期理性的选择，也是人类几千年来发展进步的根本原因之一。共生发展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本质特征，也是民族发展的动因和形式。民族发展无论属于常态的，还是属于异态的、跳跃式的发展，都是在实现民族间互惠合作、共同发展的活动中实现。战争虽然在一定程度可以胜利者的姿态掠夺异族的物质财富，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促进民族的发展，“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⑥。
共生优化是民族关系的根本特征。这首先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延续、传播及文明的突破正是通过民族文化的融合和优化而实现的。人类为了减少冲突，适应新的环境，必须不断作出调整，使自身的心理、行为和文化发生与环境相适应的种种变化。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只要善于开放交往，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就能够走在历史的前列。共生导致的民族关系的优化是民族发展的基本源泉，中华文化的形成被认为与各民族的长期共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文化共生发展。考古学上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丰富资料，有力地表明了当时中华大地已经出现地方性的多种文化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楚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多种文化百花齐放。⑦到了秦汉时期，多元一体格局的核心——汉文化形成，并开始向四周辐射。各个时期的少数民族不断给汉文化输入新鲜血液，汉文化同样经过汉族成员的不断迁移充实其他民族的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多次变迁和整合，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基本形成，各族文化共同适应、共同发展是中国民族关系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的主要特征。就是在政局分裂的时期，虽然各种政权林立，更替频繁，人民流离失所，但这种局势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共生相处局面的加剧，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沟通日益加深。到统一局面重新形成后，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民族共生关系把民族融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此后，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文化风尚和习俗相互融合共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各民族的文明程度也得到不同程度提高。因此，中华文化不能视为汉文化或各个民族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共同体。
其次，民族之间的共生优化特征还体现在经济层面的共生互补。各民族相遇以后，正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帮助，才能在协同中激活双方，最大限度地减少共生成本，才能在协同中进化发展。中国历史上长期以农业和游牧两大经济体为主体，民族共生合作以“马绢”和“茶马”贸易为主要内容。这种共生关系主要表现为：以农业和游牧两大经济类型互补为目的，以官方的贡赐和民间的贸易互市为主要形式展开。经济上的共生互补，文化上的共生融合，为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地新能量，促使各民族不断提高自身的物质和文化生产水平。以壮族为例，壮族的先民越人是稻作农业文化的创造者，农作物品种以水稻为主，杂粮很少，因此在粮食类作物中水稻之外，很少栽种其他作物。到清代，据道光《广南府志·物产》记载，广南府境内农作物品种丰富，稻谷类有糯谷、白谷、红谷、黄谷、黑谷等，麦类有大麦、小麦等，杂粮有苞谷、高粱等，此外还有豆类、稗类及瓜果蔬菜，应有尽有，几乎囊括了现在滇东南区的各种作物，这与外来民族进入后的农业生产合作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⑧贸易是双方面的，互通有无。正是农作物品种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推动了各族人口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促进了各族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推动了经济文化共同体的自觉形成。
三、民族共生优化的条件：组织、行为及环境
任何共生关系的形成都必须具有具体的组织模式和行为模式，不同类型的组织模式和行为模式的结合也具有不同的社会功效。根据民族共生的主要特征、共生系统的开放特征以及共生系统与环境交流等特征，民族组织模式可以分为间歇共生、连续共生以及一体化共生等几种类型；而根据共生能量特征和共生分配特征，民族共生的行为模式可以分为偏利共生、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和对称性互惠共生几种类型。⑨综观世界民族发展历史可知，民族共生类型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民族特点及共生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偏利共生可以演变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甚至对称性互惠共生，而间歇共生也可以演变为连续共生直至一体化共生关系。在组织模式上，一体化共生模式系统阻尼最低，分配系数更易于达到理想的分配状态，并具有明显的同步优化特征。
以中国为例，中国多民族共生的模式以1949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开放为界限，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在组织模式上，1949年之前，中国民族关系的组织模式主要表现在民族之间只在一个方面或少数方面发生作用，共生关系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机性，在社会发展层面没有形成明显的主导共生界面，属于间歇共生模式。民族共生发展的阻尼作用较大，系统比较封闭，与环境交流阻力较大。特别是生活在森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狩猎为主要经济活动，过着居无定所、食肉寝皮的迁徙生活，与外界民族的接触交往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和随机性。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的民族与农耕文化类型的民族之间的交往也主要限制在生活用品的交换，民族社会系统相对封闭。1949年之后，中国各民族发展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为核心的民族共生界面，初步形成了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共生发展的良好局面，民族发展模式比较稳定且具有必然性。大多数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民族较为成功地发展了农作物种植业，具有民族优势的第二、第三产业也初步形成，民族之间的多样性和互补性逐渐显现。但是，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大多地处“老、少、边、山、穷”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旧的生产方式在民族地区仍占主导市场，民族之间的共生效应也非常有限。因此，1949年，中国民族发展模式虽然在政治、文化层面形成了一体化的共生界面，但是经济发展层面仍表现为一种连续共生的模式，市场经济运行具有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建立了以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共生界面，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步伐越来越快。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地区的市场规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技术和人才援助，在政治、文化层面也加大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技术人才的培养，促使民族发展模式由连续共生的模式向一体化共生模式演变，民族共生介质的多样性和互补性更明显。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导共生界面的形成，使得民族共生发展过程中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流更有效率，同时也更加稳定，从而为民族共生系统和民族共生发展的同步进化创造了良好的界面环境，中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一体化共生模式基本形成。
在中国民族共生行为模式方面，偏利共生、非对称性互惠共生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广泛存在的共生形式。偏利共生模式能产生新的系统能量，存在双边交流机制，但是新能量只被一方全部获取，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不利，有利于获利方优化创新。新中国成立前，四川等地的彝族地区大约100万人口保留着奴隶制度，西藏、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区大约有400万人口保留着封建农奴制度。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大都附属于封建领主、大贵族、寺庙或奴隶主，可以被任意买卖或当作礼物赠送，没有人身自由。⑩这属于典型的偏利共生模式。近代欧洲列强对于中国的经济掠夺行为也属于此类发展模式。欧洲列强除控制中国的政治和贸易外，还将中国变成他们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市场，造成中国的经济结构出现单一畸形状况，长期限制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存在新能量的合理分配，但这是在非对称机制下进行的。该模式不仅存在双向双边交流，而且存在多向多边交流。由于分配机制的不对称，导致优化的非同步性。中国传统的民族经济发展模式应该属于这种类型。在这种模式的支配下，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汉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持续扩大。近几年来，中国政府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转移支付以及其他方式，不断加大对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支出成本差异，是针对民族地区发展相对落后而采取的优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能力的有力措施，是系统共生能量的均衡分配与多边交流机制的结合，目的是促进中国非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向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不断演变。在政治、文化层面，社会主义法律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族人民平等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平等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享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享有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在共生行为模式上属于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在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中，共生单元之间以共同的物质或能量的生产和交换为基础，同时存在共生单元之间对称性的物质或能量分配，即所有共生单元都具有对称性的分配系数。这一特点不仅使所有共生单元都获得进化，提高生存和繁殖能力，而且使所有共生单元都获得同等的进化机会和进化成本，这为共生单元之间形成新型关系奠定了共生机制基础。共生能量的均衡分配与多边交流机制的结合使共生体系的进化具有其他任何共生行为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
民族共生环境作为一种必然的客观存在，对民族共生单元的思维模式、心理素质、认知结构、宗教文化等主质参量起着一定程度的影响作用。长期的自然适应影响与制约着当地民族以符合生存地环境需要的方式进行认知选择与取向，并形成民族特有的认识世界的认知方式与组织；而已经形成的特有的认知方式又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对年青一代认识客观世界起着引导与制约作用。影响民族共生体系的每一种类型的共生环境都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存在大量的影响界面。正向环境的影响界面与民族共生体系是相融洽的，与民族共生界面具有同质性和叠加部分；而反向环境的影响界面与民族共生界面是对立、异质的，争夺多民族共生行为的主导权是其影响民族共生关系的主要手段。以新时期中国56个民族的共生环境为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各个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经济环境，它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同质的，与民族共生界面具有相同部分，是实现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的根本条件和重要保证。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是中国56个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文化环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也是同质的，与民族共生界面存在大量叠加部分，对实现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民族关系的国际环境是复杂多变的，既有正向的因素，也有反向的势力。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和反华势力通过境内极端宗教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这一界面，企图控制影响中国民族关系的宗教这一共生界面的导向权，支配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共生行为的发展方向，它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共生界面是异质的，对实现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具有消极和破坏作用。不同类型的民族共生环境对于民族关系的影响是全方位，积极或消极的民族关系是各种环境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影响中国民族关系的综合因素既有历史因素，又有现实因素；既有国际大环境因素，又有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因素。这些环境因素与民族共生界面以及民族自身因素相结合，影响着民族关系的发展大局。
四、从多元走向一体：民族关系的共生优化定律
在共生理论的视域中，共生关系是民族发展的重要模式和至关重要的因素，民族共生过程是共生民族共同适应、共同发展、共同进化的过程，也是特定时空中必然进化的过程。这种优化过程不仅可能产生新的共生形态，而且可能形成新的物质结构。马古利斯指出，共生这种自觉行为是普遍、稳定而又短暂的，其运行规律不知不觉地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产生耗散结构的系统必须处于远离平衡的状态，必定同外界进行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共生系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物质或能量的生产和交换。(11)民族关系反映了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共生关系，其产生与发展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作用的直接结果。这种关系不是在特定区域中的两个或几个民族的简单相加或交往，而是一个民族之间相互合作的共生关系系统。它的发展和稳定，取决于其内部综合的、有层次的驱动力和整合力。
在中国，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共生导致的民族关系进化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关键因素，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文化的进化形成与各民族的长期共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共生，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政权更替频繁，动荡局势造成了各民族之间的辗转流动，进入中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在与汉族交往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不断调适民族文化差异，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农耕文化，同时也向周围汉人传授本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为汉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民族共生关系把民族融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此后，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和习俗逐渐趋于一致，南北政权的民族差别也逐渐泯灭。毋庸置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共生关系不仅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形成，同时也促使了中华民族在血缘上的融合和形成，其中融合共生是关键因素，组织优化是明显趋势。
在民族关系的动力系统中，有经济力、政治力和文化力三个层面。由需要、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力是民族发展的根本动力；主要由国家权力、政治法律制度和实施机构等因素所构成的政治力，则为民族发展提供政治资源和动力；观念文化中所蕴涵的经济理性、政治理性、社会理性、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是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它通过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情感态度而起作用。民族共生关系的存在，体现了由于这种驱动力和整合力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共生能量。这种能量可以解释为是共生关系增加的净能量，来源于民族共生体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有效生产、交换与相关权益、利益的配置。中华民族共生关系的存在，最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华民族共生体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有效生产、交换与相关权益、利益的配置而产生的能量。这种共生能量是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与共生界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理论上讲，共生能量体现共生关系的协同作用和创新活力。共生能量要增大，一方面要增大共生效应的结果，另一方面就要减小民族共生的阻力。因为共生阻力具有内生性，也是共生民族共同作用时不断产生的。由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因此，多元有效共生的民族关系应该是一种从偏利、非一体化共生向一体化条件的对称性互惠共生不断发展变化的关系。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人们对自然进化过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描述，支持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意识形态偏见。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斯宾塞提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有如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现象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由此产生了严重后果，这一后果已逐渐被现代人所认识。因此，将民族关系定位为一种共生关系，是基于“互利性”的“刺激”而产生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行为。这种“刺激”来源于特定时空下的系统内部综合的、有层次的驱动力和整合力，系统能量的需要是选择的内在动力，民族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则使能量产生的可能性维度变为了现实的共生运动。民族关系的核心问题以及存在，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因共生关系而增加的净能量，这种净能量来源于民族共生体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有效生产、交换与相关权益、利益的配置。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包括民族共生单元、民族共生度、民族共生环境、民族共生力以及民族共生界面，各影响因素具有开放性与相对封闭性、统一性与相对差异性、复杂性与交融性等特点。在表现形式上，民族关系是民族关系的行为模式和组织模式最直接的反映，是一个由间歇共生向一体化共生、由偏利共生向对称性互惠共生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向更高层次的有序化和一体化不断演变，将是民族共生运动的必然规律。
注释：
①Taylor,F.J.R.Implic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Serial Endosymbiosis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Eukaryotes.Taxon,1974,p.229.
②［美］恩林·马古利斯：《生物共生的行星——进化的新景观》，第8页，易凡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③［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④李延寿：《北史·魏本纪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03。
⑤宋濂等：《元史·耶律楚材传》，第188-1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⑦何星亮：《文化多样性与文明互补》，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⑧李熙龄：《广南府志》，杨磊等点校，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⑨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第34-56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⑩“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09-09-27。
(11)［美］恩林·马古利斯：《生物共生的行星——进化的新景观》，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