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法变异：生成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交汇点
方小兵
(南京晓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摘 要： 句法变异是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也是社会语言学变异学派的一个研究短板。生成语言学起初不承认语言变异现象，但是随着最简方案和优选论的引入及句法研究视野逐渐扩大，生成语言学对语言变异现象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以句法变异为核心的社会句法学成为两个学派整合的平台，未来合作的重点领域有：儿童语言习得、句法演变及语法化、语言类型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双方的结合有助于句法变异研究的深入和句法理论框架的完善。
关键词： 句法变异；社会语言学；生成语言学；语法化；社会句法学
变异(variation)是“语言项目在实际话语中存在的差异”(1)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学名词》，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语言变异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在一些学者眼中甚至是社会语言学的核心内容。(2) Chambers, J. K., Studying Language Variation: An Informal Epistemology, In J. K. Chambers, P. Trudgill & N. Schilling-Estes (eds.),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 Malden, MA: Blackwell, 2002.语言变异的研究曾经是变异学派的“专利”，以语言变异为研究对象的社会语言学家因而常被称为变异学派(variationists)。然而近年来，随着生成语言学相关理论的演进，语言变异已成为生成学派和变异学派两个学派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成了双方对话的窗口和合作的平台。社会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在句法变异方面的合作不但推进了句法理论的不断完善，也对相邻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 语言变异观：从分歧重重到逐渐靠拢
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有序异质体”(orderly heterogeneity)。(3)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因为其“有序”，故具有可学性；因为其“异质”，故而有变异。各类社会群体在头脑中都储存了句法变项的各类变式，在表达时会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其中的某个变式。选择的结果就是语言环境、语体风格和说话者社会特征的呈现。语言正因为有了选择机制，才真正具备了交际功能。人们通过语言变异区分说话者，说话者也通过变异形式传递意义、场合、身份等多种信息。一成不变的句法结构将使语言失去其社会表征功能。变异是语言结构的本质特征，而正确理解和表达各种变式是内在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用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and Johnson)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书名，仿拟出《我们赖以生存的变异》(Variation We Live By )之类的表述。(4) Weinreich, U., W. Labov and S. Herzog,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In W. P. Malkiel and Yakov Lehmann (eds.)，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8.
尽管人们每天都在下意识地运用语言变异，但是对语言变异现象的研究却总是被消极看待或有意回避。生成语言学者更是将研究对象局限于“完全同质的言语社区中的理想的说话人和听话人”，认为变异不属于语言系统，而只是语言运用(performance)中临时产生的，对语言变异研究非常排斥，甚至将社会语言学收集变异形式的研究工作视作“收集蝴蝶标本”(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5) C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
生成语言学的最初框架是标准理论(ST)和扩充式标准理论(EST)。在该阶段，转换前后的句子，如主动句和被动句，是具有同一底层形式的不同变体，底层形式是“核心句”(kernel sentence)，通过运用一系列转换规则，生成表层形式。拉波夫(Labov)借用了这一方法，推出了“变项规则分析法”(variable rule)，用来研究语言变异。但生成句法到了管约论阶段，所有的规则都归并为一条：Move α，其操作受到各种原则的限制，如邻接原则、空语类原则等。由于原则是绝对的、不可更改的，生成句法与变异研究越走越远。
从管约论发展而来的原则与参数理论(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Theory)则认为，语言与语言的相异缘于参数设定的不同，而参数大多是二分的(binary)。参数理论本身就承认跨语言的、普遍语法内的句法变异。(6) Wilson, J. & A. Henry， Parameter Setting in a Socially Realistic Linguistics， Language in Society , 1998(27), pp.1-21.但对于同一语言系统内的句法变异，生成句法仍然缺乏相关理论。
再者，食品行业有时需要运输海鲜、鱼、肉等需要保鲜的东西，冬天还好，但是在夏天，天气炎热使很多物资都浪费在了路上，损失的也不是小数目。这些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公司的管理层对此也是非常地头大，虽然物资运输慢是可以克服的，但是想要运输成批量的保鲜食品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后来，乔姆斯基等人(7) Chomsky, N., The Minimalist Program ,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提出了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在此影响下，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也从音系层面进入句法领域的运用。渐渐地，生成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从跨语言的宏观参数变异(macroparametric variation)研究，发展出语言内部的微观参数变异(microparametric variation)研究。研究人员开始关注非标准语中的句法变异现象，试图用统一的理论框架解释各类语言变异现象。21世纪以来，优选论和最简方案理论框架下的句法变异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8) Green, Lisa, Syntactic Variation. In Robert Bayley and Ceil Lucas (eds.),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Theorie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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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研究中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区分词法变异和句法变异。如有人认为“登陆上海”“抢滩南京”“上场两名外籍球员”等表达方式是现代汉语中新出现的，属于句法变异。蔡冰则以“狂、超、巨、暴”四个新兴程度副词为例，探讨了现代汉语中的句法变异现象。(19) 蔡冰：《句法变项的确立标准:以汉语程度副词为例》，第15-21页。 这种类型的变异到底属于词法还是句法？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为此，柯劳克(Kroch)(20) Kroch, A. S., Morphosyntactic Variation. In Beals, et al (ed.), CLS 30:The Parasession on Variation in Linguistic Theory , Chicago: CLS, 1994.提出了“形态—句法变异”(morphosyntactic variation)概念，对两者不再区分。塔利亚蒙特(Tagliamonte)(21) Tagliamonte, S. A.,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Change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 Blackwell Publishing, 2012.2012年出版的变异研究专著也将syntactic variation和morphosyntactic variation视为同义术语。词法与句法的关系是“一场历经35年的争论”，词法—句法界面的界定需要形式句法理论有所作为。(22) 李亚非：《论语言学研究中的分析与综合》，《中国语文》2006年第3期，第195-205页。
1994年，帕普拉克(Poplack)和塔利亚蒙特(Tagliamonte)(10) Meechan, M. and M. Foley, On Resolving Disagreement: Linguistic Theory and Variation——There’s Bridges,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 1994(6),pp.63-85.指导渥太华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的两位成员Meechan和Fole撰写了一篇研究英语句法变异的论文On Resolving Disagreement -linguistic Theory and Variation ——There ’s Bridges ，试图整合句法理论与变异理论。其副标题“There’s Bridges”也很有意思：既是英语存在句中典型的变异现象(主谓一致)，又暗示了生成学派和变异学派之间存在着“句法变异”这座“桥梁”。
2003年，第二届欧洲语言变异国际研讨会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召开，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句法与变异：融合生物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11) Cornips, L. & K. Corrigan, Syntax and Variation :Reconciling the Biological and the Social , Amsterdam: Benjamins, 2005.该书对句法变异研究历史进行了回顾，认为句法变异已经不再是社会语言学的专利，而是逐渐演变成21世纪的一个热门话题，并指出“本论文集的出版是未来‘社会句法学’(social syntax)发展的里程碑”。
在确定自己光着身子这一事实后，我迅速从墙角扯过条床单，盖住了李金枝点名批评过的那个部位，然后摸索着找眼镜。摸索了一阵，眼镜是找到了，可只剩下了一条腿，戴上独腿眼镜后，我不得不搭上只手托住镜框。这时我才看清，站在床前的李金枝双手叉腰，高高的胸脯快速地一起一伏，显然是余怒未消。旁边的李老黑则倒背着双手，不动声色作冷眼旁观，脸上又罩上了往常不怒自威的黑色。
二、 句法变异合作研究的价值
与语音及词汇变异一样，句法变异是语言变异的重要表现形式。沃尔夫拉姆(Wolfram)(12) Wolfram, W., A Sociolinguistic Description of Detroit Negro Speech ,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1969.甚至认为“句法变异的分层比语音变异的分层更为显著”。但是，如果不对句法变异现象进行全面收集整理，并按照变异特征进行有效的分类，然后进行量化统计分析，那么一些句法现象就会永远难以摸清。(13) Tagliamonte, S. A.， Analysing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由于传统的变异研究更多地见于语音层面，“在涉及到句法及形态层面的分析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14) Fasold, R.,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 ， Oxford: Blackwell, 1999.。还有学者指出，句法变异研究之所以一直以来没有太大的进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句法变项(syntactic variable)的确立标准仍不明确”(15) 蔡冰：《句法变项的确立标准:以汉语程度副词为例》，《外语研究》2008年第6期，第15-21页。 。很明显，社会语言学的句法变异研究在前进过程中遇到了瓶颈，需要与其他学科紧密合作才能解决那些棘手的问题，逐渐认识到变异研究价值的生成语言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双方在句法变异研究领域携手合作，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揭示句法变异特征，另一方面有助于句法理论的完善。
一天我回家，他轻轻对我“嘘”了声，说：“你妈刚刚睡着了，轻点儿。”我们轻手轻脚地绕过房间，父亲领我去看他种的瓜果蔬菜。
(一) 更好地揭示句法变异特征
而变异学派则认为，儿童在习得语言的句法系统是通过不同成年人的语法输出语料，因此这个习得机制必须能整合各种句法变异形式。变异学派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儿童语言习得中，参数的设置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多个参数设置的按钮同时开启”。在语言社会化过程中，儿童必须了解和掌握句法变异，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言语社区成员，特别是对各种变式在使用场景和使用频率方面的敏感性。(30) 方小兵：《句法变异的研究价值及存在的困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88-92页。 基于对贝尔法斯特儿童语言习得的调查，亨利(Henry)(31) Henry, A.， Variation and Syntactic Theory. In J. C. Chambers, P. Trudgill & N. Schilling-Estes (eds.),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 Oxford: Blackwell, 2002, pp.278-279.发现，儿童很早就可以习得许多变项形式以及这些形式的社会分布。
句法层面一些交替出现的语言形式不见得以同样的方式生成，也很难被确定为表达完全相同的语义内容，其中大多存在语义、语用或语言风格上的细微差异。此外，由于句法因素所产生的结构更抽象，因而不太“可见”，因此说话者对它们的意识也较低。句法结构通常不像语音因素那样具有社会识别功能，因为在语言的延伸中，一个给定的句法变量根本不会出现，因此不会给说话者一个关于对话者的语言归属的线索。目前，关于社会语言学的句法变项的确立标准，到底是按照形式标准，还是语义标准或功能标准，或者三者兼顾，仍未达成一致意见。(18) 蔡冰：《句法变项的确立标准:以汉语程度副词为例》，《外语研究》2008年第6期，第15-21页。
随着生成学派对语言变异现象的观念转变，要求将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和生成学派的变异研究整合起来的呼声也愈来愈强烈。1987年芝加哥语言学会(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年会的主题就是讨论两个学派的合作，会后还出版了名为Parasession on Variation and Linguistic Theory 的会议论文集。(9) Beals, et al. (eds.), CLS 30:The Parasession on Variation in Linguistic Theory , Chicago: CLS, 1994.
一般认为，句法变项的界定必须在句法理论框架内完成。社会语言学关于变项的定义是从生成语言学借用的，其中存在的问题是生成语言学自带的(embedding problem)，解决的办法也需要从生成语言学出发。(23) Tagliamonte, S. A., Analysing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变异研究需要句法理论的指导，因为对一个变项的满意的句法特征描写是懂得如何考察一个变项的前提条件，也是了解变项在说话者语法中具体位置的必要条件。变异学派应该采用形式语言学的理论，发现更有效的手段确定哪些变式与句法因素相关，哪些没有关系。(24) Sells, Peter, John Rickford and Thomas Wasow, Variation in negative inversion in AAVE: An Optimality Theoretic Approach. In Jennifer Arnold, et al (eds.),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Data ,Theory ,and Analysis , Stanford, C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CSLI), 1996,p.173.
(二) 有助于句法理论的完善
大量的句法变异研究案例证实，句法变异研究是句法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有助于完善句法理论。生成语言学可以从基于使用的语法模式中获益。运用变异研究的方法，可以发现一些平时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句法现象，并做出合理的解释。如英语中的双情态动词句：
例1 We might should be thinking this way.
生成句法经典的分析框架不允许有双情态动词出现，因为IP下面的I位置无法容纳。然而这类表达在英语口语中十分常见，尤其在某些方言中。变异学者为此提出了更加合理的分析框架。基于新框架的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句法结构理论的研究，而且对相近的语法体系的微变异研究提供了证据。
一个真正有解释力的句法理论必须面对大量充满变异的真实的语言数据。书案式的研究和纯粹的形式推导固然可以形成大量的理论和规则，但如果直接面对纷繁变幻的语言现象，那些理论和语法规则似乎都不能成立了。斯帕斯(Speas)(25) Speas, M., Optimality Theory and Syntax: Null Pronouns and Control. In D. Archangeli & D.T. Langendoen (eds.), Optimality Theory :An Overview , Oxford: Blackwell, 1997.对原则与参数理论中12个所谓的“不可违反原则”进行了分析，发现所有的“不可违反原则”都会在某些语言中找到反例。这些实际案例符合人们的语感，然而违反了生成语言学的相关原则，只能说明原则自身存在问题。通过对原则作各种各样的补充说明来解释例外现象，会让原则丧失原则性，也会妨碍语言学理论的完善。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凡是毫无例外的、绝对性的语法规则，都是以忽略一部分语言事实为代价的、抽象的规则，其对应的现实世界中的语言表现并不是整齐划一的。(26) 徐大明：《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生成学派的David Adger和变异学派的Jennifer Smith共同撰写的论文《变异与最简方案》，就很好地体现了两个流派的合作。(27) Adger, D. and J. Smith, Variation and the Minimalist Program. In Cornips, L. and K. Corrigan (eds.), Syntax and Variation :Reconciling the Biological and the Social ， Amsterdam: Benjamins, 2005.他们认为生成句法的最简方案理论非常适合处理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异问题，提出句法变式实际上带有不同的语法特征和形态特征，但具有相同语义的词汇项，是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同样的意义。科尼普斯(Cornips)和科里根(Corrigan)(28) Cornips, L. & K.， Corrigan, Syntax and Variation :Reconciling the Biological and the Social , Amsterdam: Benjamins, 2005.认为，生成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是互补的，社会语言学的任务是描写和解释言语社区中变异的模式，而生成语言学则从理论上揭示这些变异可以允许的范围。因此，两派结合，可以更好地说明句法变异的特征：句法变异既受社会因素的激发和驱动，也受语法内在特质的限制。
三、 未来合作的重点领域
在句法变异研究中，社会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可以在以下四个领域进行合作：儿童语言习得、句法演变及语法化、语言类型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一) 儿童语言习得
c. Some of us have been to New York years ago.
电磁感应传输我们选用XKT-335集成电路作为发送端，T3168集成电路作为接收端。XKT-335体积小，功率大，工作频率较高，在高频率下，线圈可以适当缩小从而增强发射功率并且降低了线圈成本。T3168也是体积小且输出功率大，用来论证不二之选。
生成语言学非常重视语言习得，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语言习得机制(LAD)，儿童学习语言的能力是一种“语言本能”。语言习得中的刺激贫乏(poverty of stimulus)则是生成语言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语言天赋论的基础。比较而言，变异学派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够。一方面，要把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发展性错误(development errors)和真正的变异(genuine variability)完全区分开来，还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变异学派通常要选择大量的被试，而每个被试需要收集长时间的语料，然而这项调查对婴幼儿比较困难。除了沉默寡言外，有的只是电报式语言，尽管可以传递信息，但难以形成完整的、可供分析的句法结构。
与年纪大的老人交流时，首先前期收集资料，包括病史、生活史、经历、习惯等。然后将助听器、眼镜、义齿、交流用的纸笔、图和实物等事先准备好。
例2 a. I ain’t got no money.(双重否定句；negative concord)
b. I haven’t got any money.
例3 a. I feel like I ø fourteen.(系词删略；copula deletion)
迭代前期取较小的Pc和Pm，表示初期群体中的优良个体几乎不变，此时的优良个体不能代表什么，不一定是全局最优解，可能导致整个算法走向局部极值，还需做进一步改进：
如果将价格背离价值视为人才流失的经济导因，科研机构“行政化”“衙门化”叠加，“官本位”“潜规则”盛行等积弊，则是人才流失的体制原因。前者充其量只是影响人才收入水平，致使他们产生不公平感，后者则势必毁伤人才创造激情，导致他们萌生无望感；前者最坏的结果肯定不过是“人往高处走”，后者最坏的结果则有可能是“出工不出力”。显然，“补牢”既需疗治收入分配沉疴，更须袪除体制机制痼疾。
b. I feel like I am fourteen.
生成语言学认为，儿童可以在普遍语法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根据语言输入，选择不同的句法形式来进行参数设置。柯劳克(Kroch)(29) Kroch, A. S.， Morphosyntactic variation. In Beals et al (ed.), CLS30: The Parasession on Variation in Linguistic Theory 180-201. Chicago: CLS， 1994. 特别指出，面对各种竞争的句法系统，儿童只能习得其中的一套系统，其他的系统是在成长过程中以系统借用的形式(system borrowing)学会的。换言之，句法本身是不存在变异的。
儿童是在充满句法变异的言语社区中成长起来的，研究句法变异对于语言习得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如美国黑人儿童在家里听到的是a式，在电视上听到的是b式，他该选择什么样的参数进行设定？
句法变项的界定是句法变异研究中的一个难题。拉波夫(Labov)(16) Labov, W.,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p.118.认为语言变项是“一组表达相同语义的不同语言形式”，变项必须满足底层结构的同一性与意义的对等性。然而这一定义基于原先的语音变异研究，在扩展到句法层面时，该定义就遇到了各种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语言中的句法变项不像语音变项那样频繁，而且句法变异更容易受到内部语言因素的制约，或者取决于风格和语境问题。(17) Collins, P., Grammatical Change in English World -Wide ,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5.
拉波夫(Labov)(32) Labov, W., Contraction, Deletion and Inherent Variability of the English Copula, Language , 1969(45),pp.715-762.提出“规则系统的习得”和“言语社区规范的习得”都很重要，只有对变项规则进行研究，才能完整回答这两方面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为，句法变异在儿童语言习得中的功能将是生成学派和变异学派未来的重要合作研究领域,儿童句法变异的研究成果会对这个领域做出贡献。(33) Cornips, L. & K. Corrigan, Syntax and Variation :Reconciling the Biological and the Social , Amsterdam: Benjamins, 2005.
(二) 句法演变及语法化
句法变异的研究价值还体现在它可以发现句法的历史演变和推测未来的发展。语言是一个活的、动态的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的系统”(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不存在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句法规则。语言变化的扩散也从来都不会百分之百完成，一些现在所谓的例外其实是曾经的标准形式的残留。在英国和美国的所谓标准英语中，完成时的助动词是have(HAVE-perfect)形式，但是在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范围中，be(BE-perfect)形式表示完成时并不是一个罕见现象。BE-perfect并非新出现的句法变异形式，相反它是旧式标准英语句法的残存，只不过在英美语法体系的演变中逐渐消失了。这是对过去的回顾，如果对未来进行展望，当前世界各地(包括英美加澳西这些白人英语国家)的一些句法变异形式，虽然还只是非标准用法，但根据其使用频率、使用阶层、扩散程度推测，很可能就会发展演变成未来的标准形式。(34) 方小兵：《句法变异的研究价值及存在的困境》，第88-92页。 例如，目前英语中现在完成时和一般现在时之间的差别越来越模糊，常常可以相互借用。美式英语中有时用“just+一般过去时”来表示最近的过去；一般过去时表示经历式完成体；现在完成时也加上表示确切时间的状语：
例4 a. Sorry, Bill’s not in. He just went out.
b. Were you ever in London?
生成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句法现象(即充满变异的句法结构)，儿童是如何在碎片化的语言习得过程中顺利习得句法规则的？
由于差别正在逐渐缩小，不少语言学家预计两者很可能最终会融合。可以说，这是一个“进行中的变化”(change in progress)，是正在标准化的非标准英语。语言的历时变化就产生和体现在语言的共时变异中，因此，句法变异研究可以为句法演变研究提供非常坚实的理论和语料基础。同时，社会语言学认为所有的语法规则都是以概率形式存在的，所以非常重视实地观察现实生活中的句法变项的使用情况，出现场合、频率及使用者的特征，对获取的语料进行量化统计分析，以概率的形式呈现其社会分布。然后进行相关分析，将分布与语言因素和社会因素关联起来，揭示出起作用的各种相关因素的不同作用值和影响力。
当他们刚走到长江边的时候，突然，一个女孩跳到了江里，接着，一个男孩也跟着跳了进去。转眼间，他们都被江水吞没了。
语法化研究是近年来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在语法化研究中，语言的概率性被视为语法化本质特征。“语法化过程中，候选项相对于其他竞争候选项的使用频率越高，其发生语法化的概率就越大”。(35) Hopper, P. & E. C.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在这一点上，语法化研究与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观点相当一致。
一般认为，语法化是一个历时的渐变过程，属于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范畴。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成语言学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语法化现象。生成学派之所以涉足语法化研究，是因为许多句法现象就是语法化的结果。同时，各种句法变式的传播、运用和竞争，反过来会对语法化的进程产生影响，或者推动巩固其发展，定型成新的句法结构；或者维持其演变速度，在语言中形成并存的结构；或者延缓停止其发展，在语言中形成旧式或残留形式。生成语言学基于语言本体，从原则和参数视角，通过语法化研究解释共时平面上句法变异，推动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的结合；社会语言学基于语言使用者，从语言社会分布视角，通过语法化研究观察语言的变异与变化。将生成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与成果结合起来，可以为语法化理论发展提供有益的补充和修正。
(三) 语言类型学
从类型学角度看，如果仅仅基于书面标准语形式，英语与日耳曼语族中的许多语言特征相差很大，存在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如do-support以及存在句中的主位一致问题。为了解释这些“例外”，生成语言学起初一般会修订规则和各种参数，通过繁琐的操作提高理论阐释力。变异学派指出，如果不以书面标准语的句法规则作为唯一的参照，充分考虑英语句法的变异性，结合自然口语、各地方言、混合语的句法变异，英语语法的可分析程度反而更高，模型更加整齐，与诸语言在参数设置上的一致性更加明显。换句话说，从类型学的视角看，非标准英语变体要比标准英语变体“表现好”，更加自然，更符合跨语言的一般模式。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句话常被用来形容当下基层单位的工作状态。对于最基层的乡村而言，上级各部门、各系统都有各自的工作任务、工作要求，都需要基层去落实。如此次媒体披露当地广电、气象、防汛、水文等部门在当地农村安装喇叭，初衷应该也是为了开展工作、服务村民。但这种扎堆集束式安装喇叭的现象，却反映出相关部门仍存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不利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比资源浪费更要严重。
周教授捂着脸偷看了一圈儿日本鬼子，回头压低声音对廖汪谷几个说，莫名其妙么，还真进入时光隧道了，这是典型的抗战时代么。
例如，在标准英语的关系从句中有这样一条规则：关系代词作宾语时可省略，而作主语时不可省略。这一点从类型学看来，确实有些怪异。基南(Keenan)和科姆里(Comrie)(36) Keenan, E. and B. Comrie, 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and Universal Grammar, Linguistic Inquiry , 1977(8),pp.63-99.曾经提出了类型学研究中著名的“名词词组可及性层级假设”(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Hierarchy)：主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旁格>属格>比较宾语。也就是说，主语应该最不受约束，是最容易被关系化而形成关系从句的，因为主语位于最左边的位置，可及性最高。可是标准英语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反而比主语更自由，这就违反了人类语言的普遍层级规则。大多数非标准英语则对所有的关系代词一视同仁，这更符合一般的类型学原则。(37) Kortmann, B, Syntactic Variation in English: A Global Perspective. The Handbook of English Linguistics ,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p.619.又如，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标准英语的反身代词构成表征了两个不同的类型语言，其内部结构的代词部分有的是宾格(如himself，themselves)，有的是所有格(如myself，yourself)。相较而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非标准英语在词法上呈现了一致性和规则性，在第三人称中也统一使用所有格名词，如hisself或theirselves，与第一和第二人称反身代词的内部结构相同。
语言类型学研究涉及多种语言，其中不乏一些“较原始的”的书面语尚不发达，甚至没有文字形式的语言。变异学派在处理这些语言现象时，通常会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出发，在普遍语法(UG)一般原则和语言类型学通用规则的指导下，将某一语言的各类变体(包括地域变体、社会变体、风格变体)全部纳入考察范围，找出特定语言的变异规则，从而构建出简洁且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更好地解释语言中的各类变异现象。
除镉沸腾层稳定的第一要素在于控制反应器内适宜的渣量，当沸腾层较“稀薄”时，可以通过补加锌粉及调整底流加入来实现，但是锌粉的过量加入增加了生产成本，并导致产出镉渣品位不高，使下一步镉渣处理流程加长。按初始设计理念，单槽锌粉加入量按收镉量的1.0～1.25倍进行调整，可保障沸腾层形成所需的渣量。
(四) 语料库语言学
亨利(Henry)(38) Henry, A., Variation and Syntactic Theory. In J. C. Chambers, P. Trudgill & N. Schilling-Estes (eds.),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 Oxford: Blackwell, 2002，pp.278-279.曾经指出，生成学派的内省语料(introspective data)不如诱导语料(elicited data)可靠，更不如自发语料(spontaneous data)能反映语言本质。所谓说话人的自然语感其实是研究者自己的语感，而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对标准语偏爱有加；而且自然语感其实常常受周围环境和本人心理的影响，有时会产生误导。社会语言学的变语配对实验(matched guise)也证明了所谓的直觉具有一定的欺骗性。通过对英语存在句主谓一致中的句法变异进行语料库分析，可以证实这一点。
例5 There’s three books on the table.
生成语法认为存在句中的there仅仅是虚主语(expletive there)，其语义和句法特征来源于后面的名词组，通过特征的移动完成特征核查。由于特征移动不一定导致词汇项的移动，因此谓语动词在形式上与后面的名词组一致。乔姆斯基在《最简方案》一书中指出，上面句子中的there’s仅仅是there are的一个低层次替代物(low-level substitution)，没有句法能产性。(39) Chomsky, N.， The Minimalist Program ，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但变异学派通过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在现实语料中，以there’s 引导的存在结构后面既可以带单数名词组，也可以带复数名词组，其使用频率要比there is和there are两者的和还要高。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这一社会因素对there’s使用频率具有显著性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使用频率越低。而生成学派之所以坚持认为存在句式中的Be必须与后面的NP保持数的一致，是因为他们采用的是自省式语料，而自省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索宾(Sobin)(40) Sobin, N., Agreement, Default Rules, and Grammatical Viruses, Linguistic Inquiry , 1997(28),pp.318-343.甚至宣称，不与后面名词组保持数一致，才是存在句的自然状态，而标准语中的“向后一致”是非自然语料，是后天语言教育的后果，是涂抹在自然语料上的“语法病毒”(grammatical virus)。
有鉴于此，一些生成学派成员已经开始尝试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来收集语料，研究句法系统所体现的变异，探讨引起变异的外部因素，如态度、动机、年龄和性别因素等。(41) Romaine, S., Variation in Language and Gender. In J. Holmes (eds.),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ender , London: Blackwell, 2003,p.410.而变异学派提倡的口语语料库，更成为了生成学派进行句法比较和分析的有力工具。米切(Meechan)和福莱(Foley)(42) Meechan, M. and M. Foley, On Resolving Disagreement: Linguistic Theory and Variation——There’s Bridges,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 1994(6), pp.63-85.也指出，生成学派经常用“?”“??”和“*”来标示自省语料的可接受程度，然而这种方法仅仅从研究者自身的角度出发，只有一个维度，没有考虑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语料库语言学基于对大量真实语料的定量分析，通过概率统计方法得出结论，可以有效揭示句法变异的具体体现，进而对句法变异做出描写与解释。目前，各种类型的语料库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语言变异研究，为丰富句法变异研究成果做出了贡献，反过来也促进了语料库语言学自身的发展。
收稿日期： 2019-05-18
基金项目： 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规划观及其中国实践研究”(16YJA740009)。
作者简介： 方小兵，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句法学、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与规划。
中图分类号： H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902( 2019) 04-0067-06
(责任编辑： 魏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