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词的庇佑：全球化危机时代文学的变革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词论文,危机论文,功能论文,时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8-0037-05
在当今时代，由于文化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进行创造和接受，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研究领域的界限问题。作为比较文学教授，当前全球文化的变革和运动促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比较文学的边界，以及它在当今全球媒体文化、诸多可选择的现代性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如果我们仍然想要坚守文学在危机时期具有文化变革功能这一信念的话，我们就要把它的变革力量与它在危机时期可能的干预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全球化时代的新比较文学》一书中，我援用了三个引语来论证文学作品的矛盾作用。第一，鲁思·克鲁格尔指出，“艺术与文学的意义如果没有被强行剥夺净尽的话，它能够成为漂泊无居者的精神家园。”① 对于鲁思·克鲁格尔来说，文学给了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四处逃难的漂泊者一个家园或者避难之所。文学是一个想象性的栖居之地，是流浪者一种精神归属的形式。克鲁格尔并未详细说明什么样的艺术或文学能给流浪者以归属感，而是指出，在荒凉的人世中它们即使不能给人一种安全的自我封闭方式，至少也给人一种踏实感。人们像选择其他形式的家园一样选择文学作品中的家园，偶然碰到了，因为在其中感觉到了共鸣或者和谐，就逗留一阵。
第二，玛格利特·杜拉斯指出，“《痛苦》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实际上我不能称之为‘写作’……(因为写它的时候)我的思绪和情感极其混乱，根本无法理清；而同时，面对文学，我觉得惭愧”②。玛格利特·杜拉斯认为她的自传性质的《痛苦》(被误译为《战争》)是超写作的，而称它为文学作品的话，这让她觉得惭愧。在文学写作与精神创伤这种动荡、矛盾的关系中，未经雕琢的语词表现了无法清理的感情骚动与混乱。文学写作与精神伤痛的关系使一种隐秘的、私人的真实感情跃然纸上，这种感情甚至连作者自己都不能怀疑。作为法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杜拉斯为什么会公开声称她的回忆录让她觉得惭愧呢？她给予我们的不假修饰的原生态的日记，不是恰恰体现了语词极其强大的力量吗？
第三，塞缪尔·贝克特指出，“但我仍然恐惧，恐惧我的话语将不利于我，不利于我的避难，我仍然害怕”③。塞缪尔·贝克特是杜拉斯的同代人，但是语言的这种力量对他的影响不同于后者所受的影响。塞缪尔·贝克特作品中的叙述者和很多超然的声音都惧怕语言的力量，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处逃遁。文学的力量就在于它的批判功能。如果存在着某个避难之所，那肯定是在语言之外的，只有不严格区分圈内圈外的地方才能成为避难之所。贝克特的处境标志着一个即使不是写作与个人崩溃之间，也至少是写作与自我写作之间存在着差别。然而，这种处境标志着写作是一种矛盾的征服形式，而不是一个有益的融合；是一个语言的囚牢，而不是一个家园或避难的去处。
我之所以在著作中使用一些引语，目的是为了突出表现文学对个体作家或读者的独特影响以及对文化和社群的拓展。要研究文学作品在当今世界的作用，不但要看它怎样起作用，而且要看它怎样感动并改变我们，看它怎样变成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所说的“他者”和“世界”④ 的文化实践。我曾在我的作为文化接触的阅读理论中论证过，文学非常适合扮演“过渡空间”的角色，它能协调主体与文化、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意识与无意识、不同文明与历史之间的界限问题⑤。这种界限不但产生知识与全球文化产品，而且也会对全球文学市场流通中的情感经济进行干预。在这些限定性因素中，人们可以将文学过渡空间的两种最基本的功能界定为“抵制作用”和“推动作用”。广义的抵制作用包括质疑固定的认识论，推翻僵化的心理定势，废除顽固的关系模式，或批判已老化的陈词滥调。反之，推动作用则与可预见的未来相关，因为它接纳所有的不可知、无意识及所有的存在与不存在的他者。由于既关注主体性又关注主体，文学对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影响。它有利于共享的文化和跨文化空间的形成，有利于两者彼此的互动。
文学也构成一个跨越国家和超越国家的想象空间。作为比较文学学者，我们阅读文学作品——甚至某些特定社群的作品——不局限于某个国家、或直指身份政治的作品，而是强调文学在民族、文化、心理和灵魂之间的基本的流动性。我们完全可以采用杜博伊斯或西尔科的“双重意识”，将其作为新比较文学的方法论规则。当我们把文学文本看作是历史的、文化的或民族的产物时，我们也把它看作是对这些限制性的现状的突破。文学仍然是改变自身所由产生的文化环境的内部批评的一种媒介。或者，用杰弗里·哈特曼的话来说，“它存在于它所批判的对象之中并试图从中分离出某些抗体”⑥。文学和艺术创作越来越多地采用跨文化和超文化的形式。比如，新巴勒斯坦—以色列戏剧和安娜·戴维亚·史密斯的对话性的跨文化表演。这种新的艺术产品超越民族的冲突与暴力的历史。
安娜·戴维亚·史密斯这样描述她的多种族与跨种族的剧本：“我不得不开始这样一种尝试，即从他人的观点……来看待种族地理学，将自己进行略为不同的定位，尽量少从自己的内心感情出发，甚至少从本能的反应出发，而是更耐心，更退一步，退一步，退一步，再退一步。”⑦ 安娜·戴维亚·史密斯用她自己的身体和语言作为跨界行动的媒介。与之相对照的是，我和西蒙·奥狄斯目前正在合作撰写一本名为《火的孩子，水的孩子》的书。在书中，我们用对方的故事来唤起那些自己无法记起的回忆，从而把我们个人的记忆转化成一种产生于文化跨越的、新的文化交叉的综合记忆。在既有差异又有相似之处的跨文化双重视角中，根据另一种文化的不同情感表达系统和记忆系统的经济学，一种文化记忆的再书写就诞生了。
合作性的跨文化工作方式也能运用于文化翻译中。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文化、宗教与语言所隔离的竞争性空间之中，充满了暴力与战争，因而当AI写作作不可避免地留有历史创伤的印记。作为对有界限的文学作品的补充，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翻译是一种与语言霸权、殖民地遗产和全球化市场不可分离的双重性冲突实践。如果我们不把翻译仅仅当作马马虎虎的传递文化知识的教学手段，那么译作就应该记载着标志遭遇他者历史遗产的意识。换句话说，翻译必须考虑到文化迁移。后者对于翻译来说就好像文化无意识对文化解读一样重要。文化迁移模式考虑到我们用来处理文本的具体模式，这种处理是通过跨越文化与民族、文化迁移的潜意识模式来进行的⑧。文化迁移模式允许人们对关于“经验的权威性”的争议持不同看法，因为在迁移模式中，个人经验总是受到质疑，而且经验也总是相互矛盾的。“书写文化”总是被经验“幽灵”骚扰，人们曾尝试消除经验迁移对主体书写理论和创作文化理论的影响，但都失败了。而如果仅仅将文学作品当作对虚构世界的“认知或语言映射”，我们则会忽视具有影响力的不同文学作品对于非殖民地化——不仅是思维方式的非殖民地化，也是心理和经验的非殖民地化——所产生的影响。
考虑到当今世界的比较文学，我很看重抵制作用和推动作用作为准绳的功能，我拒绝思考“一个学科的死亡”之类的事情。尽管如此，我非常担心目前全球性的破坏和死亡⑨，日益加剧的军事化与思维方式的全球一体化等。恩古吉·瓦·提安哥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发言《为了和平、公正和文化》，提醒我们注意这种死亡对知识分子工作的影响：“20世纪中叶以前，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人为的力量可以像‘原子弹’一样，只要一按键就可以摧毁地球上所有的生命。”⑩ 如果其意义没有被强行剥夺净尽，艺术和文学能够成为漂泊者的精神家园——鲁斯·克鲁格的话使我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那时我和十几岁的儿子正走在逐渐被破坏的橙县，他对我说：“能够成为见证地球灭亡开始的第一代人，有点意思。”当时我正好读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一个学科的死亡》，我想到了“星球性”，“青少年对于地球的悲观理解”。如果把这种星球归属感的呼吁与克里斯蒂娃的“象征的放逐”即“恶的存在成为名副其实的象征”(11) 联系起来，我们能否用文学把自己看作是整个地球的公民而不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呢？呼吁“象征的放逐”能否使我们把地球当作自己的家园而不是供掠夺的资源呢？斯皮瓦克的“星球性”呼吁与预设抵制作用的文学推动模式异曲同工。她认为，新比较文学必须“持续、反复地削弱、消除占主导地位的、决定性的趋势”(12)。
然而，在一个充满了战争、暴力、种族主义、生态破坏和“资本主义者的基础主义”(恩古吉在他的发言中所用术语)的时代，我们不顾一切力图维护文学的变革作用，却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学和理论真的能肩负起如此重任吗？斯皮瓦克的星球性思考提醒我们要警惕人类中心主义的陷阱，并强烈主张星球思想的不可复归的变革：“尽管我们尝试进入我们所比喻的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但是我们所不能把握的一切并不是连续的，正如它们其实也不是明确地间断的。”(13) 但是，当我们既承认间断性的时候，我们也维护了联系性。文学持续地塑造着我们联系的模式以及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之间的交流的象征经济。这样我们就与间断性的事物相适应了。斯皮瓦克说道：“我所依据的星球性可能是地球上前资本主义文化以来最好的想象。”(14)
让我们以一种不同于斯皮瓦克想法的方式诗意地看待她的以上说法。我们把阅读当作探索本土知识和其他可选择的知识的需要，当作探究关系、社群和治理模式的需要。我们怎能为了一种新的星球性思维模式而开始翻译这种知识呢？米歇尔·德·塞尔托在《沉默的政治：印度人的长征》中论证了一个相关的观点：“在一个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有效性到处都被文化与经济统治论的扩张而破坏的时代，……正是那些曾被西方‘民主’压迫和侵蚀的印度族群，他们将证明唯有他们自己才能提供建立在几百年历史基础上的自治模式。……西方社会曾经轻视、战斗并以为已经征服的世界里，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政治形式和社会模式，它们可能逆转极权主义力量大量增加和繁衍的趋势，这是权力机构和西方科技所产生的影响均质化的唯一希望。”(15) 斯皮瓦克和德·塞尔托并不要求人们回到前资本主义或前技术化的本土社会。为了有助于我们考虑地球的可选择性的治理形式，目前去寻求高度成熟的、技术性的觉悟与有全球意识的本土化知识，显然是冒有风险的。某些本土知识被当作秘密知识保护起来了，以免被剥削性的消费者文化所掠夺；还有一些被提供出来，以便全球能共同努力来抵抗星球性的破坏。后者将具有深远的、全球性的影响。比如，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肯尼亚环境保护活动家旺加里·马塔伊所发起的“绿带运动”，帮助妇女们在肯尼亚种植了三千多万棵树。马塔伊在《环境：人类生活的语言》(16) 中论述了单一栽培方式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影响。马塔伊的观点扎根于更广阔的心灵生态中，它揭示了强制性的单一栽培方式在认识论上的谬误，从更广的范围看来，还包括揭示了单一性的文化或单一性的语言社会制度的谬误。她强调要保护本土语言，要把文化和语言翻译当作获取权利的重要工具。
将全球化向本土化转移的推进型文学是文化翻译的中流砥柱。帕特里夏·格雷斯的《婴儿无眼睛》，奥克塔维尔·巴特勒的《黎明》，林达·柯根的《太阳系风暴》和恩古吉·瓦·提安哥的最初用基库尤语发表的《乌鸦的天才》是典型的例子。它们描绘了集体的景象以及由于存在多种可选择的知识和认识论而加剧了的斗争。我们也看了一些其他集体改革层面上的对于可选择认识论的训练。例如，雅克德米尔·塞米勒斯·普布勒，位于洛杉矶中南部的一所本地特许学校，就是一个拒绝单一语言和单一文化的集体典型。这所学校是当地双语教育者开办的，“它以孩子们的本族语言和文化价值观以及全球化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力求给予当地移民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八年级的优等教育”(17)。这所学校的管理方法效仿一个名叫卡尔普利的传统墨西哥本土社会组织的形式，根据服务集体利益的原则组合成一个信息互通的集体，通过父母和教师合作来实施集体的决议。它向一个不同道德、不同种族的社区开放，实施多语教育，开设不同文化课程，教授丰富的视觉和表演艺术。孩子们在多元化的语言环境中成长，他们学习西班牙语、英语、那瓦特语和普通话；他们也学习不同的数学体系——西方数系和玛雅数系。为了让孩子们学会当地原住民的语言那瓦特语，教师们也教授与他们的直接文化环境不相关的主要的非欧洲语言——普通话。由于非常重视尊严、和平与社会公正，这种教育理念把教给孩子们知识以及教育他们相互尊重各自的文化作为基础。跨文化思维与经历以及文化翻译的实践是他们日常交际和学习的主要内容。这所学校的文化价值观是反主流的，至少是非常多样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将文化的抵制作用和推动作用结合起来的可行模式，而学生们在其中则扮演了未来世界公民的角色。让我们为延长地球的生命而奋斗，让这个世界结出硕果。亚迪·奥非尔以世界毁灭的三种可能的形式作为《邪恶的秩序》的结尾：核毁灭、生态灾难和集体灭绝的政治制度。奥非尔的总结可以作为“当代比较文学”的诫令：“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正在斜坡上的某个地方，就在这三个斜坡的某一个之上。我们永远都不能停止丈量距离。任何自我定位都要依据这个距离来表达，至少要部分地根据这个距离，否则我们都不接受。这是一个我们决不能停止通过思考来丈量的距离，是一个要通过努力来拉长的距离。这一切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我们不能不做的。”(18)
注释：
①Ruth Kluger,Still Alive,New York:The Feminist Press,2001,p.198.
②Marguerite Duras,The War:A Memoir,trans.by Barbara Bra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6,p.4.
③Samuel Beckett,The Unnamable,quoted from:The Beckett Trilogy,London:Pan Books,1980,p.277.
④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Death of A Discipline,New York:Columbia Up,2003.
⑤See Gabriele Schwab,Subjects without Selves:Transitional Texts in Modern Fiction,Cambridge:Harvard UP,1994 and The Mirror and The Killer-Queen:Otherness in Literary Language,Bloomington:Indiana UP,1996.
⑥Quoted in The Mirror and the Killer-Queen,p.46.
⑦Quoted in Ann Pelegrini,Performance Anxieties:Staging Psychoanalysis,Staging Race,New York:Routledge,1997,p.71.
⑧For a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of literary transference see The Mirror and the Killer-Queen,pp.17—27.
⑨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 work of death" see Achille Mbembe,On the Postcolon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2001,pp.173—211.See also Achille Mbembe," Necropolitics," Public Culture 15,No.1,Winter 2003,pp.11—40.
⑩Ngugi wa Thiong' 0," For Peace,Justice and Culture," MLA Address,2005,Unpublished manuscript,p.4.
(11)Julia Kristeva,Melanie Klein,trans.by Ross Guberman,New York:Columbia UP,2001,p.201.
(12)Death of a Discipline,p.100.
(13)(14)Death of a Discipline,p.73、101.
(15)Michel de Certeau,Heterologies:Discourse on the Other,trans.by Brian Massumi,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1986,p.231.
(16)(17)http://www.dignidad.org/english/welcome.html
(18)Adi Ophir,The Order of Evils:Toward an Ontology of Morals,trans.by Rela Mazali and Havi Carel,New York:Zone Books,2005,p.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