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学习邓小平有关欧洲问题的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论述论文,和平论文,战争论文,关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这是邓小平同志对欧洲问题的精辟论断之一。1999年世界上发生了两起互有联系的重大事件：一是美国和西欧国家在北约的名义下悍然对主权国家南联盟的内政进行军事干涉，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二是美国出于维护其在欧洲的主导权，进而维护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和建立所谓的“单极世界”的目的，推出了北约新战略，并以南联盟为对象试验这一新战略。这两起事件均涉及欧洲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态度和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重温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我们能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邓小平理论对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
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之一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观点。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的、战略性的意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96页。）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新的时代观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党将贯彻什么基本路线，国家将执行什么长期发展战略以及我国应执行什么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根本问题。
我们的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时代的认识发生了偏差。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得出结论，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7、270页。）
在谈到对世界和平前景的基本判断时，邓小平同志除分析了战争与和平力量的消长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争准备情况外，特别指出了欧洲的状态以及对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作用。他说：“我们在分析国际状况时特别注意欧洲，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和新中国的领导人，也很重视欧洲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重要作用。根据他所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东欧和西欧都属于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中间地带”。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亚非拉和西欧、日本、加拿大及东欧国家是两个中间地带，这些国家都反对美苏两国统治世界的企图。他说：“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所以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6、508页。）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发展和丰富了毛泽东同志对欧洲问题的论述，明确地指出，包括东欧和西欧在内的整个欧洲都是和平的力量。在分析国际力量对比时，邓小平同志说：“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除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为什么说欧洲是和平力量呢？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基于对欧洲的这一认识和判断，再加上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战略部署状况和世界其他和平力量的分析，邓小平得出了“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27页。）对世界大势和国际力量对比的这一基本判断，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许多方针政策的重要前提，也是我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欧洲政策的重要出发点。长期以来，我国鼓励欧洲国家走联合自强的道路，积极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希望有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我们确定的政策是同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不仅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233、234页。）
二
在人类的近代和现代史上，拥有巨大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潜力的欧洲对世界形势发展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欧洲之所以成为决定世界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长期居于全球的战略中心的位置是毫不过分的。因此，对欧洲控制权或主导权的争夺，历来是列强、超级大国和世界各大力量中心所进行的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用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的话来说，自从蒙古帝国灭亡以后，“欧洲成了全球力量的所在地和争夺全球权力的主要斗争的焦点”。（注：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24页。）
西方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麦金德从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角度出发，曾对欧洲尤其是东欧的重要性给予特殊的重视，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并对西方学术界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他把欧亚大陆和非洲合称为“世界岛”，从东欧到中西伯利亚平原是“世界岛”上的“心脏地区”，东欧则是进入“心脏地区”的门户。鉴于拥有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心脏地区”，既能够攻击边缘地区，又能够免受海上强国侵扰。因此，对于企图夺取世界霸权的列强来说，必须首先夺取对东欧的控制权，继而能够进入“心脏地区”和征服整个世界。麦金德把他的全球战略归纳为至今仍被西方地缘政治学者津津乐道的三句名言：“控制东欧者控制心脏地区，统治心脏地区者控制世界岛，统治世界岛者控制世界。”人们现已清楚地看到，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和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焦点在欧洲；从冷战结束迄今，欧洲仍然是大国或力量中心的重要利益和矛盾交汇的主要场所。科索沃战争给人们的一个启示是，欧洲在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战略中仍占据着首屈一指的重要位置。正如美国《华尔街日报》所指出的，美国竭力推动受它控制的北约对南联盟进行军事干涉，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注：[美]《华尔街日报》，1999年3月30日。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全国电视讲话中也强调了欧洲对美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他说：“如果说我们从即将结束的本世纪中学到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如果要美国繁荣和安全，就需要欧洲是繁荣、安全、统一和自由的。这是我们的后代赖以生存的安全的基础。”（注：[美]《华尔街日报》，1993年3月30日。）
当然，无论是历史上的列强还是自诩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对欧洲的重视是为了争夺对世界的霸权。因此，欧洲是否屈从于超级大国的摆布，对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也是非常重要的。就美国主持制定的北约新战略而言，其意图不仅限于欧洲。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瑙曼在阐述北约应该调整原来的战略，以应付来自联盟以外地区的危险时指出，环顾北约周围的风险，必须把中国因素考虑在内。他在文章中写道：“虽然中国同欧洲及北约地区的安全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由于北约范围内的安全无疑也是全球安全中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对这个正在成长的亚洲巨人不加考虑就作出判断，那就未免有失轻率。俄罗斯和美国都感到中国对它们的安全有直接的影响，这更突出说明北约有必要密切注视中国的发展。”瑙曼还对中国的国内情况和发展趋势妄加推测。他认为中国像俄罗斯一样，国内都是不稳定的。他说：“如果这种内部的不稳定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两国都可能成为风险因素，不利于北半球目前有利的形势继续改善”，“为了应付这种风险，为了在欧洲继续杜绝诉诸武力，西方需要一个拥有防卫能力的北约组织发挥阻挡作用……维持和中国的平衡仍然是美国的事情，但它为此需要欧洲后院的稳定。这样看来，一个稳定的北约能为美国提供在太平洋地区自由活动的余地。因此，美国和欧洲的结合既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欧洲的利益。”（注：[德]《欧洲安全》，1996年第10期。）美国参议院国际拨款小组委员会成员、参议院北约观察小组成员凯·贝利·哈利森参议员在论述北约即将进行的战略调整时也说，美国和欧洲盟国应该“考虑在欧洲和欧洲以外地区进行劳动分工”，“这样一来，美国才能抽出身来肩负诸如在亚洲和中东维持力量平衡这样的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责任”。他的结论是：“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导地位是以欧洲和其他盟友为后盾的。”（注：[美]《华盛顿邮报》，1999年1月3日。）
对于美国和北约官员的上述言论，德国学者阿登纳基金会对外和安全政策处处长卡尔—海因茨·坎普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主张北约担任全球军事角色的动机是“需要一种实力政策工具”，其潜在的对手包括中国。他说：“从华盛顿的观点看，北约由于其具有的军事力量和作为大西洋两岸达成共识的论坛而最适合当这样的工具。欧洲虽然受到高度重视，但绝不是惟一的重视对象，尤其是因为欧洲大陆上现实的危机（如波黑冲突）并不被认为是对美国‘生命攸关’利益的威胁。对美国本身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可能威胁目前最可能来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方面美国的忧虑集中在中近东、北朝鲜和前苏联地区。按美国的看法，‘全球对手’从长期看——如果会有的话——只会产生于亚洲。这里，中国受到特别的注意。”（注：[德]《法兰克福汇报》，1998年4月2日。）由此可见，美国和北约组织在调整和制定新战略的过程中是间接地考虑到中国和亚洲因素的，其如意算盘是先牢牢地控制住欧洲，然后腾出手来解决亚洲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分析世界和平与战争的可能性时，是全面地考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战略部署的进程及和平与战争力量的消长对比的。他所说的“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以及“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127页。）表明他在充分考虑到欧洲对战争与和平的前景具有关键作用的同时，对超级大国是否完成了在欧洲的战略部署是很关注的。
三
欧洲在与超级大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国际问题上所具有的两面性，是这一地区成为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欧国家，还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中东欧国家，它们既有反对战争，不愿意受霸权主义控制，希望维护世界和平的一面。也有屈服霸权主义的压力，甚至目光短视地同霸权主义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希望维护现行的、有利于西方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以及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西方价值观念的一面。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后者是引起国际和地区局势动荡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对世界和平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美国在保持其欧洲主导权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干预时，均离不开欧洲盟国的支持和配合。英国《卫报》欧洲部主编马丁·沃克直截了当地说：欧盟“随时准备为美国的战略行动提供规模较小的军事辅助设施和财政上的支持。到90年代中期，在关注自身商业利益的同时，欧盟通过向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以及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赠款和贷款、通过参加援救墨西哥的国际行动、甚至通过参与更换北朝鲜的核反应堆的计划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提供了财力。”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一方面称“欧洲是美国的天然盟友……欧洲的任何扩大都将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直接影响的范围的扩大”；另一方面也认为“若没有跨大西洋的紧密关系，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就会很快地不复存在”。（注：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5、76页。）
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利用科索沃问题对主权国家南联盟进行武装干涉中，不少欧洲国家充当了助桀为虐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恶劣的。英国在事先积极推动北约轰炸南联盟，当轰炸难以使南联盟屈服时，又鼓吹对南联盟发动地面战争；曾是战败国的德国冲破了《基本法》的限制，首次派出作战飞机出境参战，再次成为侵略者；法国违背了旨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的戴高乐主义，在军事干涉南联盟的问题上成为追随美国的“小伙伴”；意大利充当了北约武装干涉南联盟的最重要的攻击出发阵地。在意境内的11个空军基地和亚得里亚海上的军舰上，集结了800多架战机，其中美国战机多达550架。北约执行对南联盟轰炸任务的战机绝大多数是从意境内起飞的，意政府承认“意大利是除美国之外出力最大的国家”。中东欧国家政府都不同程度地表示支持北约的军事行动，与南联盟毗邻的匈牙利等国还为北约战机开放领空和提供其他的便利，使北约的战机能够绕过南联盟防空系统的正面拦击，从背后袭击贝尔格莱德。曾经担任西班牙外交部长的北约秘书长索拉纳撰文称北约轰炸南联盟是“维护北约共同的价值观”，为北约的侵略行径辩护。
就美国最近提出的北约新战略而言，欧洲国家的合作和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欧洲国家提供政治支持、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北约既没有“合法性”，也很难在欧洲和世界的其他地区进行活动。例如，如果中东欧国家不出于“重返欧洲”的目的而提出加入北约的申请，北约就没有借口继续推进东扩进程；如果包括前苏联地区国家在内的那些国家不向北约靠拢，北约就难以实施“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应该指出的是，维系美欧联盟关系的基础并不仅仅是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家和学者津津乐道的“共同的价值观”和地缘政治因素，还包括美欧之间长期形成的经济纽带。尽管亚洲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美国和欧洲同亚洲的经济交往不断扩大，但是对美国和欧洲来说，它们相互之间仍然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美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几乎比对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多两倍，美国分公司在欧洲的销售额远远大于它们在亚洲的销售额。同样的情况是，美国也是欧洲最重要的投资对象，1997年欧洲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是对亚洲投资的4倍。曾经担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 现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的杰弗里·加滕说：“美国公司对亚洲的投资要赶上它们在欧洲的投资需要许多许多年，亚洲公司在美国的业务要赶上欧洲公司在美国的业务也需要许多许多年。”（注：[美]《华尔街日报》，1999年3月30日。）
作为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事物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充分地认识到欧洲的两面性。在分析和平与战争力量的对比和世界大势时，邓小平同志首先肯定的是，“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邓小平同志又说：“这个和平力量， 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4，是不希望战争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把第三世界的发展视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为此，他始终殷切地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尽快地发展起来，“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他认为， 只有第三世界和欧洲都发展起来，和平力量才能最终战胜战争力量。他说：“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邓小平同志在指出欧洲是一支和平力量的同时，对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消极作用是有揭露和批评的。他关于冷战后“强权政治在升级”和“另外两个冷战”的论述，就包含着对欧洲国家危害国际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做法的严肃批评。邓小平同志说：“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清楚。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就体现出来了。”他又说：“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345页。）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西方国家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兜售西方价值观实质上是针对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他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他们（指西方七国）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对于西方国家所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邓小平同志针锋相对地反驳说：“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第344、345页。）对于欧洲国家某些积极的政策和立场，邓小平同志的分析和评论也是客观和有所保留的。例如，在谈到欧洲国家向中国的技术转让时，邓小平同志说：“欧洲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当然，这只是比较而言。”（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119页。）
因此，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在同欧洲国家的交往中，既要同欧洲国家加强友好互利的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又要对欧洲国家危害世界和平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斗争，争取欧洲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采取正确的立场和态度。
四
如上所述，邓小平同志认为欧洲是一支和平力量，并指出“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现在的问题是，在发生了大多数西欧国家和部分中东欧国家追随美国，在北约的名义下对南联盟进行军事干涉的事件后，欧洲是否放弃了联合自强的道路，是否还是一支和平的力量呢？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首先，欧洲国家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竭力以欧洲国家的愿望来影响科索沃战争的进程。例如，希腊和意大利在北约开始轰炸后不久就一再呼吁尽早结束轰炸，德国还提出暂停轰炸的建议，并坚决反对发动地面战争。当北约难以仅靠轰炸迫使南联盟屈服时，法国、德国和希腊等国及时启动政治调解程序，并一再要求美国重新发挥联合国和俄罗斯的积极作用。因此，在八国集团最终同南联盟达成协议以后，西欧朝野强调指出，欧洲外交在解决科索沃危机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在6月3日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欧盟表示要求承担科索沃临时民事管理机构的领导任务，反映出欧盟决心同美国争夺科索沃问题的主导权。著名国际事务评论家威廉·普法夫对美国和欧盟既互相利用又互相争夺的关系是这样描述的：“欧盟指望北约继续成为欧洲的军事保镖，但是仅此而已……在欧洲地缘政治秩序的安排问题上，美国与欧盟展开了竞争。华盛顿希望北约统一整个欧洲，甚至越过欧洲扩张到一些前苏联国家。这项计划把欧盟视为由华盛顿领导的一个扩展了的北约属下的一个由西欧成员组成的地区性组织，这对于许多西欧国家来说很令人不快。”（注：[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6月24日。）
其次，西欧国家对美国提出的北约新战略百般牵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新战略的负面影响。据1998年2月16 日的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虽然科尔总理和他的部长们对外没有流露出他们对美国有关“北约全球化”的主张的顾虑，但是在私下里满腹牢骚。科尔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就此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在那一天以后怎么办？”他担心德国军队因此而出现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与平时的习惯不同的是，科尔在这次内阁会议上允许对美国的主张进行激烈的辩论。据《明镜》周刊报道，索拉纳也不同意“北约全球化”的主张。他建议西欧国家迅速提出一项反计划，让美国人去慢慢“啃”，否则在北约首脑会议上西欧国家又将吃“华盛顿拿到桌面上的东西”。随着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的临近，索拉纳一再强调，北约不想成为“世界警察”。 （注：[俄]《独立报》， 1999年1月23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99年3月13日。）有的西欧国家（如法国）不同意美国关于“北约全球化”的主张还有另一层原因：它们担心美国企图以此为借口进入它们传统的势力范围。据1998年12月12日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披露，在去年12月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上，仅仅由于奥尔布赖特一再向欧洲盟国的外长们许诺，未来的北约不会在世界各地采取军事行动，最多只是在高加索地区执行维和行动或在北非拯救人质，这次外长会议才没有把美国同欧洲盟国的分歧公开化。在4 月下旬召开的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上，由于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强烈反对，美国不得不作出让步，首脑会议通过的文件回避了奉行新战略的北约是否将在北约19国范围以外的区域活动和在采取军事行动前是否需要联合国授权这两个关键问题，从而使美国寄予莫大希望的北约新战略在正式出笼时就大大地打了折扣。法国总统希拉克认为，法国在北约首脑会议上取得了外交胜利，成功地阻止了北约可能走向“全球联盟”的偏差。
最后，西欧国家再次加强了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努力。西欧在加入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的同时，对美国通过将其拖入战争，并将其绑在自己战车上的图谋是有警惕和不满的。西欧舆论进一步认识到，“美国根本不想看到一个强大的欧洲”。德国外交界人士还认为，对于西欧国家来说，同美国打交道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在冷战时期同苏联打交道一样是难以预料和危险的。（注：[美]《华盛顿季刊》，1999年春季号。）因此，在战争开始后不久，西欧国家中的有识之士就呼吁西欧加快制定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步伐。6月3日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通过了《加强欧洲安全和防务政策的声明》，决定在2000年底前将西欧联盟并入欧盟，从而使欧盟能“以令人信服的军事力量、手段和决心，对国际危机作出反应，并独立有效地防止和解决危机”。在不久前举行的法德首脑会议上，两国领导人已经决定把现在的“欧洲军团”改建为“危机反应部队”。美国《新闻周刊》认为，科索沃战争反而推动了欧盟努力制定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注：[美]《新闻周刊》，1999年6 月28日。）
鉴于上述情况，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北约首脑会议上的“团结”是表面上的，“科索沃问题使得围绕这一联盟展开一场辩论变得不可避免了”。（注：[美]《新闻周刊》，1999年5月24日。 ）由此可见，美国和欧洲在军事干涉南联盟上暂时的“一致和团结”，并不表明美国完成了在欧洲的战略部署和欧洲国家放弃了联合自强的道路。从长远看，美国同欧洲的关系将逐渐疏远并建立在比较平等的基础上已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这也是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尽管欧洲具有两面性，但总的说来将继续是一支和平的力量，并对维护世界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对欧洲问题和对和平与战争问题的精辟论述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标签：邓小平文选论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军事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欧盟论文; 南联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