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1X（2011）01－0005－07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存在着各种思路，这些不同思路主要源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所不同。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各有着不同的内涵，但这两个概念又是一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把过程和结果加以分割。为了把两者的研究更好地统一起来，我在本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的概念。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形成了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把它细分为三种有机结合的形态，即思想形态、理论形态和应用形态。这三种形态表现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之中，也蕴含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过程，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成果，都蕴含在这三种形态之中。所谓思想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思想原则、遵循的思想路径和运用的思想方法等；所谓理论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思想、理论和观点等；所谓应用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作风和方法等。
一、思想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形态，主要是回答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沿着什么样的理论思维方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因此，它主要揭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简言之，就是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逻辑。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①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善于理论思维的杰出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形态，蕴含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思想路径和思想方法之中。这是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璀璨明珠。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概括地说，就是坚持三个统一。首先是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普遍寓于特殊之中，一般寓于个别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正是站在这一哲学认识论的高度，认为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②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就是以这种辩证思维的睿智，思考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为此，他们带头并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做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特殊国情结合起来这篇大文章。
其次是坚持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思想里，继承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因为它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而且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也是天经地义的神圣责任。但是，他们又认为，这种继承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指导人们改天换地的力量和永葆生机的活力，就在于它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们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性认识，庄严地指出，对于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矢志不渝地坚持和继承，而为了解决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又必须勇于解放思想，进行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③ 邓小平则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④
再次是坚持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人类文化自古至今有着地域和民族之分，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一种先进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交流与融合，一方面会使这种先进文化获得新的生长点并扩张其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将使本土文化因加进新的营养而得到改造和升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正是站在人类文化生长与发展的高度，认识到作为世界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根植于中华优秀文化的沃土之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思想灵魂和精神家园。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⑤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堪称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又具有中华民族风格和气派的典范。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概括地说，就是以实事求是为主轴并不断扩充和延伸的思想路径。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探寻一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的途径，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江泽民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证明，正是这条一脉相承且不断发展延伸的思想路径，引导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胜利前进的航程。
毛泽东从对中国革命实践的体验中，从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中，并且以他自身的理论修养和哲学智慧，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径。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说过的一段话可以说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径的经典阐释。他说，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⑥ 十分清楚，实事求是就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人指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
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学生和战友，不但忠实继承和坚定捍卫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而且以超凡的睿智为这条思想路径增添了新的认识元素：解放思想。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⑦ 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径是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径的继承和升华。
江泽民作为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沿着毛泽东、邓小平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继往开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中又增添了新的认识元素：与时俱进。江泽民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⑧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明确地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新时期“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径的提出，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径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方法，概括地说，就是辩证逻辑和历史主义的方法。首先是辩证逻辑方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作为我们党理论思维的杰出代表，都是非常注重辩证思维的理论家和政治家，都是辩证法的大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个理论成果，无一不是辩证思维的产物和结晶。一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既强调科学的抽象在认识上的重要作用，同时又十分注重把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正是因为他们都在掌握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对他们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的特殊本质，作出实事求是的抽象规定，进而再将抽象的规定上升为思维具体，形成了符合于时代实际的科学理论，从而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二是从一般过渡到个别。毛泽东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中十分娴熟地运用从一般到个别的哲学思想，创立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邓小平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中同样也是采取的这种思想方法，他反复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⑨ 又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⑩ 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同样是邓小平把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使认识的一般过渡到认识的个别的一个光辉范例。三是从理论转化到实践。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从理论转化到实践，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和生命。因此，重要的问题在于实现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只有充分发挥理论的实践功能，才能把理论蕴涵的能量完全释放出来。为此，他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都十分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转化为党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从而去进一步指导全党进行新的实践。
其次是历史主义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相互联系是事物存在发展的基本形态。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理论思维时，首先要从联系的观点出发，辩证地看待历史，不能脱离历史，更不能割断历史。历史是现实一切活动的起点和依托。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具体历史任务结合起来，一定要把前人的一切理论思维活动的成果作为今天的人们进行理论创造活动的前提。必须对前人的理论思维成果作具体分析，通过具体分析来肯定和继承那些经过历史、实践检验过的，并且在今天仍然有价值和意义的内容，以此作为今天理论创新的起点，同时放弃那些由于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过时、失去作用的观点或结论，从而为今天理论的与时俱进扩展空间，对时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得出新的结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飞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正是采取这种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沿着人类认识的正确轨道向前延伸。
二、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取得的最耀眼的成果，就是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前后相接的四种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虽然是对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科学概括，是各有其特定的内容并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四种理论形态，但又是既相互贯通、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丰富的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共同筑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
（一）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中所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种理论形态。
毛泽东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一个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它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作为毛泽东思想最基本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同盟军、对象、途径和方法，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则是社会主义中国建国立国的思想政治基础。
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其基本原理对世界各国都是普遍适用的，但它毕竟诞生于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现代生产力比较发达的欧洲，因而对东方经济落后国家革命道路的理论思考是有局限的。在列宁主义指导下取得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落后国家开辟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俄国毕竟有不同于中国的独特国情和历史传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内容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之先河。
（二）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种理论形态。
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邓小平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把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从而形成了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从理论思路、品格和内容上继承了毛泽东思想，而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解放思想、突破陈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的性质、目的、内容、方式和步骤，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从而使我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重大转变，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理论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理论瑰宝，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伟大实践和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理论形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者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体现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发挥历史主体能动性的统一，鲜明、集中地揭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党的各项工作的本质要求，从而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构成了新世纪指导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指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前进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同时是由先进文化引导的，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等基本原理，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特别是它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任务以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确定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更是以新的探索、新的经验、新的智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阶段，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的各种机遇和挑战，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的思想的基础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新高度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趋势相结合产生的又一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四种理论形态。
科学发展观是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理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包括发展道路、模式、动力、战略、目的、要求等在内的一个有机联系的发展理论体系。它的主题是发展，阐释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阐释人民群众是发展的目的和依靠力量。它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阐释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布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阐释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之间保持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发展程度、发展效益等方面的比例适当、结构合理，能够达到相互促进、良性运行、共同发展的状态；阐释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它的基本方法是五个统筹，阐释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发展方法的辩证关系。
科学发展观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在我国“何为发展”、“为何发展”、“如何发展”的基本问题，深化了对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认识，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实现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新的飞跃。科学发展观的一些基本观点和重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都能找到思想源头，但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个总的概念，明确“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提出“五个统筹”等重要思想，并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等重大战略思想来加以展开和深化，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是第一次。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三、应用形态
马克思在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 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哲学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实践的科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就这样说过：“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12) 而且在谈到认识的过程时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13) 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的关键就在于突出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变，突出实践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因此，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仅形成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而且形成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用形态，即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作风和方法等。
（一）党的纲领是我们党的根本主张和奋斗目标，党的纲领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则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最根本的具体主张和奋斗目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领导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征程中，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先后制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正是这些纲领为全党全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
（二）党的路线是我们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制定的行动纲领，是总揽全局的根本指导方针，是党制定各项具体方针政策的依据，是全党统一思想和行动的基础。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领导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征程中，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通过坚持不懈的探索，逐步形成和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是对我国现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的准确把握，概括了我国建设史上的历史经验，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乘风破浪前行的航标。
（三）党的方针是我们党对某一工作对象或某一工作领域所制定的根本工作指向和主张。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领导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以党的路线为依据，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完成党的各项具体任务，制定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党建方面的一系列的方针。比如，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提出的“双百方针”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为了调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把我国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毛泽东从国内、国际的形势和现实需要出发，综合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学说，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双百方针”提出以来，尽管在贯彻的过程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偏差和失误，受到过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但它始终以其自身的正确性为我国的艺术繁荣和科学发展开辟着前进的道路。
（四）党的政策是我们党在一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目标而制定的、具有介于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之间的强制性和指导性的行为规范。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领导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依据，为了实现各种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目标，制定了各种政策。建国后我们党提出的民族平等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中国民族政策的体系。时至今日，党的民族政策已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建设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维护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确保国家的统一，保证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党的战略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对事物发展条件和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较长时间里要达到的目标及其实现的途径和办法。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领导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一贯十分重视战略性的思考，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制定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的一系列战略。实践证明，这些战略实施的成功，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卓越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智慧。比如，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实施的“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就是一个最好的范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迈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应该确立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战略？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分析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克服我们党过去在发展上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吸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经验和教训，也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的某些经验，提出了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时至今日，经过全国人民30多年的奋力拼搏，朝着这一战略目标规定的方向，已经走完了前两步，目前正在为实现第三步的发展目标，努力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勇前进。
（六）党的策略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事物发展的环境变化，有针对性地制定的一些为更有效实现目标而采取的灵活办法。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领导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制定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的一系列策略。这些策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成功，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才能。比如，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了一场大动乱，为了平息动乱，北京实行了戒严。对此，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大肆攻击中国，西方一些国家纷纷祭出制裁的魔杖，企图迫使中国就范。面对国际上这种复杂的情况，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策略构想。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我们党和国家正是按照这一策略原则，妥善处理国际上的事务，努力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国内埋头苦干，稳打稳扎地搞好建设。努力发展自己，从而使得今天中国的国力大大增强，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七）党的作风是我们党的性质的外在表现。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领导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相结合，始终把党的作风建设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我们党在长期党建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是党的作风的集中体现。党的这些优良作风就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把我们党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外化在党的工作上、党群关系上和党内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正是这些作风的发扬，使我们党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旺盛的战斗力。
（八）党的方法是我们党为了动员和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完成任务和实现目标而应用或采取的手段和做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都十分重视方法问题的设计和运筹。党的方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也是十分有特色的内容之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于党的各项工作中的杰作。可以说是一个绚丽多彩的宝库。比如，群众路线的方法，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史观在我们党的具体历史实践活动中的必然体现和具体要求，也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种群众路线的方法，可以用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写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来予以指称。十分清楚，“到群众中去”必须以“从群众中来”为前提，“从群众中来”必须以“到群众中去”为归宿，二者不能割裂，不能丢掉其中任何一个部分。这一根本方法的运用，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巨大发展，而且也在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上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过去我国学术、理论界在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题的研究中，一般没有作过这样明确的形态上的细分，一般都是糅合在一起进行探讨和阐述的。这种研究在一定的研究阶段和时期是必要的，也是很有价值的，今后还应该继续下去。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继续深入，这种研究思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局限性。我认为，循着三种形态的思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统一起来，就比较容易克服过去往往只注重理论形态的探究，而疏于对思想形态和应用形态的探究的弱点，可以更深刻、更系统、更细致、更完整地挖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宝藏。这也许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口。甚至我还设想，以此为逻辑起点，构建一门新的学科，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学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学，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②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④⑨⑩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29、63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⑧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12)(1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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