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发展的本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是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作为一项世界性的现实运动，一门多学科视点聚集的“显学”，已越来越成为世人所关注的一个全球性热点。人是社会发展的本质，社会发展要“以人为本”，正是从几十年不断发展着的发展观念中得到的一条基本结论，它通过人与发展的动力、尺度、目标和主体依托等方面得到体现。确立“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发展观，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本质是几十年来发展理论和实践曲折探索所得到的一个真理性认识。
产生于“二战”后的社会发展理论，为了寻求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和解决全球性问题，一开始便带有强烈的实践性和人们自觉选择、设计的自为特点。由于对发展涵义理解的模糊性、歧义性，人们对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经济视角到社会视角再到人的视角的转换历程，对发展的价值追求和实践指向也历经经济增长——社会变革——人的全面发展的嬗变。
发展最初被等同于经济增长。许多国家为了摆脱“二战”后面临的严重危机和物质匮乏，出现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浪潮，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的热烈追求。有人把这种发展观概括为“发展＝经济”。这种“经济主义”发展观自60年代以来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如环境污染和生产系统的破坏，诸如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文化失落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有增长无发展”，“恶的增长”，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怀疑和抨击。人们发现，社会落后是多种因素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等相互综合作用的结果，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它还要求社会非经济因素相应的发展，发展意味着全面的社会变革。于是，一种“综合发展观”便应运而生。所谓综合发展观，就是把发展看作是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条件为基础，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观念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发展＝经济+社会”，其核心内容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文明的相互协调，同步发展。
9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观又有了新的拓展和深化，人们提出了发展应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把人类的自我发展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发展＝社会+人”。正如1995年举行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所提出的，社会发展应“以人为中心”，“最终目的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
上述对发展理论演变历程的简要回顾，我们不难看到发展观念实现了以下两个转变。第一，在对发展概念的理解上，实现了由一维向多维、单一向综合的转变。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范畴和人文范畴。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推进的过程，其中每一个社会因素都是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每一个社会因素的忽视和牺牲都会使社会整体付出代价。第二，在发展的主体和目标上，实现了由物态化向人态化即发展主体的非人化倾向向发展主体的人化转变。人们认识到，发展的核心问题不在于物，而在于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人的全面发展。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是在反思和批判传统“经济主义”发展观那种“见物不见人”，重物轻人，为了追求最大增长率，把人仅仅视为人力资源，甚至将人异化为工具的片面观点中确立起来的。可见，人们对社会发展本质的理解已远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时代，赋予其越来越多的人文主义特征和人文价值内涵。
二
把人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表明了人与社会发展具有深刻的一致性，也表明人类对自己的发展前景和发展命运的深切关注和自觉安排。值得一提的是，人与社会发展的这种内在一致性思想，在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马克思那里早就有了深刻的论述，马克思认为社会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是一个放大了的“人”，而人又是以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自己的本质的，人与社会具有本质的“同构性”。马克思还从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论述了社会发展与人的自觉活动之间的一致性关系，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必须由人的自觉活动实现出来。因此，人类的自觉活动会对社会发展的前景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人必须根据自身的目的、需要和实践能力来选择、设计社会发展的目标及其衡量标准，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人的需要和能力保持协调关系。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为我们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
但是，仅仅指出人与社会发展的这种一致性是不够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人与社会发展的这种一致性，其现实根据是什么，即人何以是社会发展的本质，人又是在怎样的意义上成为社会发展本质的。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首先，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及其现实满足程度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价值尺度。人类为什么要追求发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正是由于人类的客观性需要才产生了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各种生产，人类需要的多样性、丰富性，要求经济社会获得综合全面的发展，人类需要的无限递增和不断再生性，导致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永恒追求。建立以人为本的综合发展观正是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的。既然社会发展的目的或出发点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那么，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现实满足程度便成为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尺度。正如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指出的，“人民是发展的中心，我们的经济要更有效地为人的需要服务”，以“提高和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建立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框架。”以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不仅是现代社会而且也是未来社会的一种必然选择。
其次，人本身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大资源和动力中心。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承担者、推动者。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本身的天赋、创造性和能力的充分发展是最大的社会财富，是财富之最本质的东西。因为一切物质财富和产品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是人本身的财富的物化形式而已。马克思还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标准将不再是劳动的耗费，即不再是工作时间和数量，而是组成社会的个人能力素质的发展。现代科学表明，人对外部世界的掌握和改造，越来越依赖于对自身的掌握和改造，人类自身的发展状况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资源。《人的现代化》一书作者英格尔斯在该书中指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和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②]
再次，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原则。人不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社会发展史说到底不过是个人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如果社会生产力是判定一个社会发展水平高低的历史尺度，那么人本身的发展则是判定一个社会发展健康和完善的价值尺度。因此，把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的进步和全面发展联系起来，已成为确立发展目标的关键。对此，英格尔斯曾指出：“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③]罗马俱乐部主席佩切伊说得更明白，“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的发展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与其他方面的发展和目标相比，他应当占绝对优先的地位。”[④]
第四，人的广泛性参与是实现自主内源性发展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走自主内源性发展道路，是发展中国家经过几十年发展实践的曲折探索，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所证明了的基本结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发展一方面必须自觉适应世界一体化的基本趋势，将自己的发展问题置于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虑，在开放和交往中求得合作与共荣；另一方面，带有“后发”性质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又必须避免在开放交往中陷入依附性发展。为此必须走自主内源性的发展道路，增强经济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时间条件、空间条件和初始条件等方面都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有着重大的不同。
而要走内源性的发展道路，其力量源泉必须来自发展中国家自身，来自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的积极动员和广泛参与。为此，我们在规划发展问题时，就必须充分考虑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的真实愿望和需要，以便使他们充分理解发展规划的内容和方向，自觉自愿地投身到社会发展的大潮中来。正如荷兰经济学家让·廷伯根所指出的，当代社会要想真正获得有成效的社会进步，必须具有三个条件：第一，在规划和建设未来方面利用自己的力量；第二，根据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确定社会发展的方向；第三，确立与环境之间的健康关系。
最后，人作为历史与文化的存在，是一个国家寻求和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本土化”发展模式的文化背景和主体依托。人是一个拥有特定历史／文化的存在物，一定时代的人总是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并时时处处受其制约和塑造。人作为历史／文化存在的这一特点，表明了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主体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而这正是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本土化”发展模式的出发点和主体依托。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是将人的这种历史／文化因素纳入到发展视野中来，把发展看成是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发展，是各民族一脉相承的独特进化的历史延续。考察一个社会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合理性，即是否适合本国的国情，真正体现“本土化”原则，关键是看它是否适应本国历史／文化的特点，是否能够将传统的资源有效地转化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联合国科教文组119EX／16文件指出：“对发展战略及其实施模式的选择本身，作为这些选择的价值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从本质上讲完全是属于文化的范畴。因此可以说，在文化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性，文化是发展的摇篮。”“文化作为发展的基础和目的，赋予各个社会和各国人民的发展事业一种特殊和专门风格。”
当然，强调发展模式的“本土化”，并不否认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文明成果的学习和借鉴，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必须适合于本国的历史／文化特点，必须考虑其适用的条件、限度和范围。这是“本土化”发展模式的实质。
三
把人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本质，真正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纲要的指导思想的。邹家华副总理在阐述我国社会发展纲要的指导原则时指出，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他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社会政策，要满足人民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道德修养和身心健康水平，促进国民素质的全面发展和提高。”同时他还提出了“坚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等诸原则[⑤]。可见，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战略和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也是合乎我国国情和世界现代化社会发展潮流的。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对于有效地克服我们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偏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存在着许多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如把经济建设中心论理解为经济建设唯一论，用经济建设中心论来针对以人为根本的原则，来针对或取代社会的全面发展，以致出现了许多贬损人的价值、损害乃至牺牲社会整体目标的现象。显然，这是从根本上偏离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战略，把本来作为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经济手段当作了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全部目的，颠倒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混淆了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虽然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取得经济上的较快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极大地影响和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
目前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许多社会发展问题将会日益突出。这些社会问题主要可归结为两类，一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矛盾问题，如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关系问题，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等。二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矛盾问题，如在经济活动中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兼顾社会环境效益、人的价值权益的矛盾关系，人在市场经济中的物态化、工具化、片面化与保持人的自主性、主体性、全面性的矛盾关系等。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的正确指导。因此，结合我国的现实实际，加强对经济、社会、人全面协调发展战略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三，必须把提高人的素质，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心指标去追求。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目标，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的理想。任何一种发展机遇的把握，都取决于人的主体能力。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真正树立起“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中心”的战略原则，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视为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手段，把人的科技文化素质和道德理想的提高视为比经济成功更有意义的目的。为此，社会必须进一步增强对教育和人才的重视，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切实地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来，树立一种面向21世纪的大教育观。
第四，倡导和重构一种合乎我们时代价值取向的科学的发展理性。这种发展理性，是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下，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为特征的。在工具层面上，我们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从而促进以理性化、个性化为特征的工具理性的生成，培育与市场经济相符合的经济人格；在价值层面上，通过发挥和提升经济社会生活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内涵，揭示当代社会进步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挖掘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资源，从而促进以追求和谐、协调为特征的价值理性的生成，培育与未来社会发展指向相顺应的社会文化人格。
最后，树立合理的科技意识，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科技发展的同时，必须强调与社会的协调进步、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有机的统一起来，促进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② ③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④参阅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⑤参阅邹家华《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大力推进社会发展与进步》，人民日报1994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