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引进外资战略的反思与政策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引进外资论文,深圳论文,战略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深圳市引进外资的趋势特征
引进外资战略成为深圳市对外开放的关键环节，外资对深圳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后，外资流入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
1.利用外资的三个阶段
1992年以前，我国虽然在政策上制定了很多鼓励外资和华侨资本直接投资的政策，但真正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很少。1979～1991年，深圳市合计利用FDI才38.32亿美元，全国亦仅为233.5亿美元，FDI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很低。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国内掀起了经济发展的新高潮，也吸引了大量的FDI进入。1993年深圳市FDI为1991年的246.9%，全国FDI为1991年的630.2%。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从2002年开始，深圳市FDI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达到49.02亿美元，2003年也略有增加，突破了50亿美元。
2.加入WTO后深圳引进外资的趋势特征
我国加入WTO之后，外商在深圳投资领域不断扩大，并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从流入规模和增长趋势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流入深圳的外资规模迅速增加，并且保持持续增长，但深圳引进FDI的增长趋势出现可能减缓的迹象。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深圳市紧紧抓住国际制造业，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转移机会，不断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2003年，深圳市实际利用外资50.42亿美元，占全国FDI总额的9.42%，达到历史最高值，然而与2002年相比，增长仅2.86%。
②资本流入结构和利用外资方式更趋多样化。从资本流入结构来看，发展中国家趋向于吸引FDI，而发达国家则主要以引进证券投资为主。目前，深圳市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包括：境外借款和境外发债、FDI、境外上市或私募基金等。到“九五”末，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其他方式的比为14.71:66.78:19.21。其中，FDI所占比重最大，但FDI在整个资本流入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走过了它的高峰阶段。1996年以后，随着中国政府对国内企业境外筹集资金管制政策的逐步放松，国内企业可以通过境外上市、境外私募基金发债、境外借款等多种方式筹集外资，深圳市FDI在整个资本流入中的比例有所降低。中国加入WTO后，进一步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引进外资政策和利用外资形式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利用外资的领域和方式逐步放宽：从允许FDI发展到允许外资企业境内上市；从允许和鼓励一般的产业投资发展到允许和鼓励对金融、资本市场的投资，即允许外资参股证券投资和参股基金投资，允许外资通过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进入中国的债券和证券市场，允许外资参与我国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外资不仅可以投资上市公司流通股，还可以受让国有股、法人股；外资可以并购、收购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国内企业。这意味着深圳市未来利用外资的方式将更趋多样化，企业在利用外资的方式上将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同时，利用外资的行业结构势必发生大的变化。
③外商涉足服务业领域不断扩大，对服务业的投资步伐明显加快。深圳市外商的投资领域主要是集中在制造业。1979～1999年，制造业吸引外资占全部外资比重为61.66%，项目比例占77.28%。这明显反映出在全球制造业的转移趋势下，深圳已成为世界制造业重要的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然而，随着对外开放领域的扩大，外商投资设立金融、保险、旅游、航运、现代物流和中间机构等不断增加。一些跨国公司还纷纷在深圳设立了采购中心。2002年外商首次涉及担保业、证券业、职业中介等行业，在零售业、保险业也有投资大项目，如汇丰6亿美元受让平安保险股份等等。
④FDI资金来源地结构出现变化，外商投资规模和项目档次逐渐提高。从FDI的资金来源和外商的投资目标来看，深圳所吸引的外资直接投资，可以分为港澳台资本和外国资本两部分。外国资本中以美、日、法、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其中港澳台资本一直以来占据深圳市FDI的第一位，其中又以中国香港的中小规模企业资本为主，基本上投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多为“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型企业。至2003年5月，深圳市共有港资项目25604个，占外商投资项目总数的83.55%，实际利用港资198.8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59.9%。深圳市外商投资项目平均每个项目的投资额为93.58万美元，不仅低于厦门、上海、北京、大连等城市，而且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与深圳利用外资整体规模不相称。但是，自2000年起，外商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开始增多，项目档次提高，深圳的FDI流入来源地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等一些华人地区（或国家）尽管保持较大的规模，但是在FDI总体中所占比重趋于下降，而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等一些发达国家的FDI有了非常突出的发展，相对重要性逐步提高。如2001～2002年，外商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共113个，占到总数的18%。2002年，深圳共有通用电气、翠丰集团、吉之岛、三星电子、索尼、艾默生等17家世界500强企业首次来投资或增资，使在深圳投资的世界500强跨国公司达到86家，另有“500强”之外的世界著名跨国公司102家。跨国公司基于其全球化战略的考虑，以长期占领国际和中国国内市场作为长期目标，主要投向国内较为薄弱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特征。
目前，投向深圳市的FDI大多数是“绿地投资”，即新设中外合资企业或外商独资企业，且以港澳台资本为主，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特征。近年来，深圳利用外资的方式、资金来源地结构、引资战略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外资的进入不仅增加了深圳资本形成的数量，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深圳经济的贸易依存度。深圳市利用外资对资本形成的贡献率接近60%，产值占78.2%；外商投资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56%；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市出口总额54%；外商投资企业从业人员占深圳市常住人口总数的27%。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谓深圳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成功利用FDI的奇迹。
二、对深圳市引进外资战略的反思
经典FDI理论指出，国际投资流向与规模取决于国与国之间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在资本短缺或生产率增长较快的国家，预期投资回报率较高，从而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大。至于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学界素有不同意见。但主流经济学认为，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吸引FDI被认为是落后国家或地区缩小差距、实现追赶战略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就深圳而言，过去20余年来，大量FDI投入深圳，在总量上和结构上对深圳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FDI对深圳的资本形成、就业、出口与技术进步等诸方面都产生了正面的效果。积极引进外资成为深圳经济发展外向型战略的一个核心组成元素，外资经济已经成为深圳经济中最富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一国或地区之所以利用外资，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①利用外资的起因首先是资金短缺；②利用外资可以获得先进技术；③利用外资可以吸收先进管理经验。然而，上述利用外资的三个理论认识尽管很经典，但在实际中并不能被完全认同。
首先，资金短缺理论并不足以解释利用外资。从深圳及整个中国大陆来看，改革开放的早期处于资金短缺状态，但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国内储蓄不足和外汇储备极其稀缺、存在资金“双缺口”的时期，引进的外资非常少。1979～1993年的15年间，深圳引进FDI仅59.79亿美元，全国亦只有618.68亿美元。真正大规模、持续不断引进和利用外资是在银行资金出现相对过剩和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1994年以后。1994年我国银行存款大于贷款3338多亿元人民币后，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贷差状态，并且存贷差一直在持续增加，截止2003年底，我国存款大于贷款49059亿元人民币，比1994年扩大了近13.2倍。在人民币资金不缺乏的情况下，外汇资金也比较充裕。2003年中国外汇储备4032.5亿美元，外汇存款1487亿美元，中资金融机构外汇资产2748亿美元（含存款），合计的外汇资源近7000亿美元，但境内的外汇贷款才1301亿美元。这说明，中国外汇资源的绝大部分在境外，被外部使用。而1994～2003年的10年间，深圳利用FDI达到305.82亿美元，全国利用FDI则达到4379亿美元。在国内出现人民币资金与外汇资金“双溢出”的状态下，深圳作为经济特区面临的资金供给面相对较为宽松。目前国内并不缺乏资金，但深圳及全国各地又确确实实地在大量引进外资。因此，关于资金短缺理论是否足以解释利用外资值得商榷。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及中国大陆本身的经验都证明，发展能够生成资金，但确实又在大量利用外资。
其次，利用外资的另一个动因是可以获得先进技术。从深圳及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来看，利用外资确实有这方面的效果。但是，通过研究发现，外资带给深圳的技术并不很先进，相当一部分是其自身已经淘汰或正在淘汰的技术。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深圳FDI主要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等近亲地区和东南亚等近邻国家的中小投资者，即使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进行投资，也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基本上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纺织、成衣、玩具、低端消费电子品等，高科技比重偏低。从总体上看，这些企业的技术水平并不比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高。一个有趣现象是，当中国政府大砸纺锭的时候，深圳等地却引进了大量外资纺织企业，且技术大部分属于三流，二流的都很少。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需要大量利用外资？有一部分人为其辩解，外资不是先进技术，也是适用技术和设备，但这些难道我们自己无法掌握或不能制造吗？
再次，大家通常认为外资企业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企业有很多的先进管理经验，利用外资可以改进中国的落后管理。但对此也要一分为二。事实上，因管理问题导致合资、合作分裂的现象并不少见，亦有很多企业由于合资反而丧失了品牌和自己的管理经验，更有甚者，在深圳还发生了一些外资企业采取原始的家族管理或非人性化的劳动管制，虐待中国的工人，工资长期没有发生变化。
上述这些问题使人们对利用外资的动因及其影响提出质疑。其原因不在于这些认识不正确、不客观，而是因为它们仅仅反映了对利用外资认识的某些方面，很不全面。因此，有必要扩展利用外资的理论认识，并对现行利用外资战略进行反思。
第一，由于长期闭关自守，导致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差距不断拉大。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深圳尽管毗邻港澳，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但却是一个闭塞落后的小渔村。确定为经济特区后，伴随外资进入，带来的不仅是一般的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种新的观念和文化，一种新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进而转化为对传统习性和定式的强力冲击，从而带来了个人和社会观念的解放、开放，产生了一种新的追求和动力。
第二，深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集中体现在税收优惠、信贷放宽、优先获得进出口权及外汇使用的优惠政策等方面。由于中资与外资企业在政策方面的优惠差异，导致利益差距的产生，这种差异或差距对个人、社会心理的冲击力，对企业有形和无形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延伸，远远超过了资金、技术和管理所发挥的作用。
第三，外资在促进深圳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健全的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制度变革。促进发展的因素是资金、技术、管理。在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初期、中期，外资进入弥补了国内资金的不足，带来了新的、先进的商业模式与管理经验，带来了产品形态多样化，对内资企业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目前，尽管国内资金充裕，但利用外资较之以往更为重要，因为外资还带来了新的投资主体——企业家，从而能够更好地配置资源，推动经济的发展。此外，外资的进入还促进了各种管理制度、运行机制、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通过引进外资引进了竞争，通过合资改变了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和制度结构，促进了特区内资企业效率的提高。有一些学者认为，在国内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外资不仅挤占了中国的产品市场，也挤占了中国的要素市场，存在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由于外资企业资金利用效率高于国内企业，因此，会挤垮一部分国内企业，挤走一部分国内资金。但从发展的角度看，“挤出效应”的最终结果是“导入效应”。也就是说，挤出的是计划经济的残余成分，导入的是市场化的效应，即导入市场规则、市场秩序、市场意识、市场资金以及市场化的主体。随着法制的推进和竞争条件的改善，以及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中的彻底退出，国内民营企业必将形成与外资抗衡的竞争能力。
上述对利用外资的认识尽管还很不全面，但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反思外资的作用以及深圳利用外资战略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20多年来深圳经济的长足发展尤其是利用FDI的成功，悄悄地改变了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及其经济特区的认识。继续鼓励和吸引外资参与深圳的发展，分享深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是提高深圳经济发展能力、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三、调整引进外资战略的政策建议
随着深圳经济技术实力的增强，引进外资的动因已发生变迁，由最初的以资金需求为主，到通过引进外部资本获得技术和管理，到借以推动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引资动因的改变，要求对引进外资的战略政策进行调整。
1.充分发挥利用外资的比较优势，用新的发展观统筹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温家宝总理曾把中国的比较优势归纳为四个方面：①拥有广阔和极具发展潜力的国内市场；②具有训练有素、低成本、供应迅速的劳动力资源；③比较完备并在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④具有稳定、安全的政治社会环境。深圳除上述四个方面外，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还拥有作为经济特区所享有的各种优惠政策，以及毗邻港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所形成的先发优势和聚集效应。值得关注的是，港澳台资本和亚洲其他国家一般把中国大陆作为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实行出口导向型，外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劳工成本、税收优惠政策等成为吸引外资的决定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来自欧洲、美国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迅速增加，大部分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市场导向战略为主，因而在吸引外资的诸多因素中，传统因素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税收优惠和其它激励，低廉的劳动成本，补贴、低息贷款等因素的政策效应逐渐减弱，跨国公司更多地将注意力转向了市场准入和市场支持型的法律、政策环境，而不是由当地提供的外部激励。这种变化提醒我们应该重新评估深圳吸引FDI的相关政策。深圳应该在比较优势和引资动因发生变化的基础上确立新的引进外资战略，在政策导向上应该统筹考虑引进外资的来源与投向，外资战略应服从于其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服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的取向。
2.在内外资关系方面，应促进内外资关系的协调发展，重在创造利用一切资本的制度和市场条件。在中国投资环境发生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母公司的经营思路和管理手段也发生了巨变。一是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推行全球一体化战略，强调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权，而中国加入世贸后，国家壁垒日益弱化，给跨国公司母公司整合在华投资企业、实施全球一体化战略提供了可能。二是交通通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提高了营运效率，降低了监督成本，母公司的管理能力大大增强。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设立地区性控股公司，统筹在华业务，其独资倾向日益明显，同时也给国内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和冲击。因此，在利用外资战略方面，应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取消各种优惠和限制，清除对民营资本的种种投资歧视与障碍。也就是说，不仅要重视外国资本，也要为民营资本的利用创造条件。要重视对外商吸收能力的提高，进行要素配套和制度配置。
3.制定鼓励外商以购并方式来深圳投资的政策，解决目前存在的障碍。深圳以往吸引外资以设立新企业为主，包括设立新的独资企业和设立新的合资企业。但从全球趋势看，1994年以来，全球并购发展迅速，全球跨国投资中，跨国并购所占份额达80%以上，远远超过“绿地投资”的数额。因此，加快促进外商对华购并投资，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商前来投资。此外，中国应尽早制定并购法和反垄断法，通过并购投资和所有制财务安排促进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的关联。
4.在技术政策方面，应通过提高内外资企业的关联度，实现技术组织能力的转移，培育本土企业的内生技术能力。从FDI与一国内生技术能力培育的角度来看，除了传统文献所确认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人才流动效应以外，知识流动效应、生产网络效应和技术联系效应是培育一国内生技术能力的关键途径，而它们都是以FDI为载体的。为使跨国公司的技术知识转变为东道国的内生技术能力，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特区政府通过外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方向、政策措施以及政策工具需要有一个大的转型：①在政策方向上，政策作用点应从外资企业转向内资企业，即从推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向中国转移技术转向推动和鼓励内资企业积极主动地学习吸收外资企业所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②在政策措施上，应把加强根植性、让外商投资企业真正在中国市场上扎根、开花、结果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目前，进入深圳的FDI体现出明显的两头在外、根植性差的特点，即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不论是独资的，还是合资的，其机器设备以及零部件主要来自其母公司，其产品也主要是销往国外，对于母公司有着强烈的技术依附关系，在对华技术扩散方面，外资企业几乎从来不参与当地的技术市场活动，与本地企业、政府研究机构、大学以及其它组织之间的技术联系非常微弱，而重视FDI作为促进境外先进技术向境内流动的载体作用，强化外商企业的根植性对于推动跨国公司向中国的技术转移以及不断提高技术转移水平是至关重要的。③在政策重点上，应该像重视外资企业技术能力转移那样重视外资企业组织能力的转移。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是相辅相成的。FDI通过示范效应为国内企业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机会，本土企业可以比照外资企业寻找技术发展的方向。无论是以何种方式从跨国公司引进技术，本地企业都必须逐步建立相匹配的组织能力，以消化吸收技术并转化为商业上的成功。因此，本土企业在进行技术学习和引进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强调组织学习、技术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通过学习迅速建立包括技术能力在内的动态组织能力。④在技术选择上，要注重培养形成产业技术群，从而实现中国的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当代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产业技术的发展，往往不是单项技术的突破，而是体现为技术群的突破。这就要求我们在技术选择上，要注意引导企业重视主导技术和关联技术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促进，突出强调技术群的概念，以获得产业技术升级中更多的利益分配。而在深圳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注重产业竞争应更甚于企业竞争。
5.制定和调整资本流入流出政策。从世界主要国家的资本流出入结构和投资结构来看，FDI并不占有很高比重，证券投资、债券投资以及银行资本流动是资本流入和流出的主体。但这其中也蕴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资本流入和流出结构的调整，需要与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开放，以及与风险、投机、危机防范结合起来考虑。在资本流入中，应进一步调整结构来推动国内企业改善治理结构、增加透明度、提高国际竞争力，改进资本流动跨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改变利用外资的方式来推动国内市场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鼓励民营企业到中国香港、美国、伦敦等地筹集资金，境外上市。此外，政策重点还应该从鼓励流入、限制流出转向流入和流出平衡。目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战略还缺乏明显的效果，应尽快出台QDII制度，放松企业在债券和证券投资等方面受到的严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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