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3年国民经济热点问题的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经济论文,热点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是中国经济历经坎坷，却最具活力的一年。2003年关于中国经济的争论之多是多年以来未曾遇到的，尽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争论的声音似乎已渐渐平息，然而，对于形势判断的分歧依然存在。下面我们也对在2003年中受到普遍关注的几个国民经济热点问题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与总结。
一、关于“经济是否已经过热”的问题
对于今年以来宏观经济走势如何判断是一个焦点。第一季度GDP增长率很高，达到9.9％，第二季度遇到非典，大家认为今年下半年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但是到了第三季度，又向上反弹，结果引起经济界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经济是否已经过热”。经济学家樊纲第一个站出来指出：如果经济增长超过10％，就表明经济已经过热，就会出现通货膨胀问题。今年经济的高增长不是由需求拉动的，而是由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拉动的。持反对意见的人拿出了历史上大家公认过热时期的经济状况与现在情况一条一条地对比，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症状都对不上号。持支持意见的人们认为自己对经济运行情况的了解比前者要更清楚，感觉也应更加准确。之所以说服力不强，是因为传统的对经济过热的判断标准没有为他们提供有力的论据。
国家信息中心的高辉清认为，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经济运行发生了很大变化，对经济过热的判断标准也应与时俱进。根据传统的判断标准，经济一旦出现过热，必然表现为：（1）物价持续快速上升；（2）居民消费全面高涨，许多商品供不应求；（3）生产在能源或原材料方面遇到瓶颈制约。
站在这个角度上观察今年的状况。今年投资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将近40％。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投资增长率仅次于1992年～1993年，成为我国历史上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之一。
如此高的投资增长，用新的标准是否就能判断为“过热”了呢？同是国家信息中心的祝宝良认为，即便如此，“过热在目前情况下也没有存在”。在他看来，当前投资的高增长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有其合理性：一方面，我国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投资规模大是重化工业化阶段的一个特征；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市政建设和基础建设投资需求强劲，这两方面的原因都要求投资高增长期的到来。
无论是新标准还是老标准，货币供应过量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今年平均水平就达到20％左右，大大地超过了GDP的增长。货币过量供应的问题其实已经持续多年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货币压力。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许小年教授把这种现象称为“没有温度的高烧”——消费价格没有上涨，但资产价格上涨了。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呢？许小年教授说：“如果扣除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并且剔除了粮食价值对消费物价的影响，我们发现中国经济仍然处于通缩之中，换句话说，还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不赞同现在就简单地对经济的快速增长下“过热”的结论，因为经济的急刹车会增加银行大量的不良贷款。他认为，只要今年全年贷款增长速度不超过23％，明年通货膨胀的压力就不大。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郭树清在“中国改革论坛”上，把“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亟待提高”列为“未来改革面临的挑战”之首。他说：“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每年新投入的资金占GDP的比重按现行统计已超过40％，按现行汇率折算达5000亿美元。投入产出比例很不理想。综合经济效益仍处于较低水平。”
讨论至此，当前经济形势究竟“热”与“不热”已显得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经济运行背后隐藏的投资效率问题，以及投融资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
二、关于“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的问题
对于当前是存在“通胀”还是“通缩”，多数人倾向于通胀、通缩并存的观点。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就公开表示目前既存在通胀，也存在通缩；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也提出，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
货币政策趋于积极。无论是投资的快速增长，物价的上升，还是GDP的快速增长，其背后都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即货币政策的宽松。今年以来，货币信贷快速增长，到9月底，M1、M2的增速分别达到18.5％和20.7％；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比去年全年贷款增加量还多6240亿元。这就不难理解投资拉动何以如此强劲了。
社科院研究员袁钢明表示，今年的货币政策转变了一贯的稳健做法，变得积极、大胆，这从贷款的激增上足以反映出来。与别的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有很强的发展潜力，企业的投资愿望也很强，只要放松货币政策，企业投资就会大幅增加，经济增长很快就上去了。
另外，今年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突出，财政政策开始让位于货币政策。以前一直强调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以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则不一样，市场主导的投资增长旺盛，财政投资让位于市场投资，让位于企业投资。宏观经济的主导政策是货币政策，通过保持高速的货币增长来实现经济增长，以财政政策为主支持经济增长变成了以货币政策为主支持经济增长。
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的问题
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03年我国将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但是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2002年曾多次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逐步淡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能够长期地执行积极财政政策而不出问题”近年来，对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何时淡出、如何淡出，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探讨。
综合主张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专家学者意见的依据主要有两点：其一，积极财政政策的正面效应逐渐递减，负面影响却日益凸显。比如，政府投资非但没有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民间投资，反而对它产生了“挤出效应”；更严重的是，由于政府投资是一种由计划支配的资本，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逆向增长，不仅与市场化的目标相背离，也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寻租”现象。其二，积极财政是“赤字财政”，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的不断增加蕴藏着较高的风险。
综合反对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专家学者的主要理由是：作为一种反周期的调节政策，积极财政的目标在于经济运行出现“拐点”，经济能够自主增长。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虽已见底，但还没有出现根本好转，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尚未形成。
但是，不管双方如何争执，大多数人至少在一点上存在共识：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真的成为一项长期政策，隐退是大势所趋。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这场争论的核心其实就在于：积极财政政策究竟应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淡出。对此，理论界形成了三种不同观点：一种是立即停止或绝对降低财政政策的扩张性，转而由货币政策担任主角。一种是“相对淡出”，即不再扩大财政政策的扩张性，注意适度控制财政债务规模，防止债务过度积累的风险。还有一种是适时适当地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方式和重点，如由以政府直接投资为主向以转移支付为主转变；调整国债投资使用方向，主要用于城乡居民最低收入保障、补充社保基金等。
四、关于“三农”问题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最艰巨的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我国的“三农”问题堪称世界之最，也是国内经济学界始终关注、热度不减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2003年，“三农”问题继续引起广泛重视，它已经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直接关系到现代化进程顺利与否、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是一个改革的路线和方向问题；决定着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
目前对“三农”问题的分析、探讨已经提升到制度和战略的高度。
“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目前的情况是，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工业化发展尽管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但由于走了一条“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这一战略失当，使得农村工业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和影响受到一定限制。
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引起了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学术界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与措施，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种观点：
1、农民利益保护论。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解“三农”问题；要从根本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或礼会地位问题，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同等的赋税权利、同等的国民财富占用权、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和同等的发展权利。
2、城乡统筹发展论。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在于城市化。要用城乡统筹的眼光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封闭在农村内部，要和城市结合起来，包括加快推进中国的城镇化，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
3、结构调整论。“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调整国民经济大的产业结构来实现。因为现阶段的“三农”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种缩影。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需要通过改善和优化总体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途径来实现。
4、就业优先论。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心环节；“就业最大化”应该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5、政府协调论。政府应以提高农民收入为核心，为农民做好“松绑”、减负、扶持三件事情。所谓“松绑”，是要尽快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农民能够不受限制和约束地参与城乡统一大市场的竞争，在制度方面为农民和市民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与均等的竞争机会。所谓减负，是指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能够轻松上阵，参与市场竞争。所谓扶持，是指政府应尽快调整其政策目标，改变农业的财政净流出状态，加大反哺农业的力度，给农民以适当扶持。
五、关于扩大就业
就业问题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如何缓解我国当前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失业压力，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关系到我国能否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下岗和失业作为工业化的必然产物，使得促进就业不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目标，而且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产生的失业问题日益显性化，使得再就业问题成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所以，就业是长期的问题，下岗职工再就业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目前我国扩大就业面临的主要困难是：（1）再就业率逐年下降。（2）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作用减弱。（3）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继续减少。（4）事业单位和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将涉及更大范围的下岗分流，（5）大学生就业率下降，待业率上升。（6）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7）加入WTO后就业空间将被重构，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就业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和现代化而具有的未转型状态。所面临的最基本的失业模式属于资本不足、劳动力相对过剩的资本缺口型失业。
造成就业难的深层次原因是：（1）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2）就业的社会环境不宽松。（3）中小企业发展艰难。（4）促进就业资金投入不足。（5）人才培养结构不尽合理。（6）再就业培训力度不够。（7）缺乏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8）推广非正规就业手段乏力。（9）就业服务体系尚未形成。（10）特困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不够。
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把促进就业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来考虑，主要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把失业率和新增就业机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出发点；（2）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调控失业率，比如可以依靠财政政策，通过加大公共投资项目或减税来促进就业；（3）广开就业门路，拓宽就业渠道，大力发展吸收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4）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5）保护就业弱势群体，维护就业公平；（6）积极开发人力资本。特别应重视向“三非”倾斜以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即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为农业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大力培育非公有制企业，为大量企业富余劳动力消化创造环境；大力提倡非正规就业，为纠正劳动力市场平衡创造新的途径。
六、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2003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继续向前迈进。其中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格外引人注目。党的十六大提出“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资委”也顺应时代潮流而组建起来。关于国有资产改革问题成为人们更加关注的焦点，理论界的探讨也又一次进入高潮。
1.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中国现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缺乏充分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专司机构，由多个部门分兵把口分别行使国家所有权的“五龙治水”现象。在管理方式上政企不分，直接干预过多，国有企业组织体制不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法制不健全，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不分。
2.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设置原则。第一，必须建立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出资人制度，划定权责边界。第二，必须建立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切实防止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分割与抵触。第三，必须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调整而展开。另有学者认为，构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必须坚持以下原则：第一，要在完善的法律框架内实现国有资产管理机制的职能到位；第二，要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实现国有资产运营能力的到位；第三，要建立科学的考评指标体系和奖惩措施，实现激励约束机制。
3.国资委定位问题。国资委主要工作就是管人，新国资机构的“管理”主要有六种方式：第一，按照公司法律规定的股东权利来行使国资所有权；第二，建立能担负受托责任的董事会；第三，建立以现金流为基础的业绩衡量标准；第四，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第五，新国资机构本身要实行真正的委员会制而不是首长制；第六，建立人大对新国资机构的监督机制。
4.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
围绕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人们在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提出了若干不同的政策思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层级持股模式”。主张建立三层级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第一层级是代行所有者权利的专职机构。第二层级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第三层级是国有资产的具体经营和参与单位。三个层级逐级负责，同时彼此之间又具有明确的权责划分，完成国有资产管理的目标
第二种模式是将现有大型企业集团改组为控股公司。由大型集团公司成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并充当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国家通过对这些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授权，使之成为出资人代表，拥有国有资产经营权，由企业集团负责集团核心企业及成员企业国有资产的经营。
七、关于“新发展观”
经过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中国工业化已经迈入中期阶段。针对新阶段面临的新问题，例如，资源约束和市场需求约束，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地区差距继续拉大，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各阶层人群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矛盾更加突出。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等等。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我国提出了树立新时期的科学的发展观，统筹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以人为本，全面发展。要全面把握发展的内涵，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要更多地把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就业、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放到重要位置。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分享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
2、统筹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必须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政府要在搞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重视发挥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3、统筹协调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树立城乡统筹的思想。要改变就“三农”论“三农”的思维定式，把农业的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中，把农村的进步放到整个社会的进步中，把农民的增收放到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中统筹考虑。
4、统筹协调区域间的发展。实现地区协调，关键要打破行政分割，建立统一市场，重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地区经济关系。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引导，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
5、统筹协调人与自然的发展。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也要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以人为本，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也要考虑后代人的发展需要。
6、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统筹考虑并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新的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所谓“全面”，就是要着眼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所谓“协调”，就是各方面发展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所谓“可持续”，就是既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八、关于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SARS突如其来地冲击中国以后，中国经济界对其产生的影响有许多分析和评论。有专家提出，衡量“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关键不在于GDP增长百分点的变化，不在于某些行业“一城一池”的损失，而在于这场疫情有没有破坏中国经济运行的体系，有没有毁灭中国经济的自生能力，有没有摧垮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
从疫情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国内消费、出口、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来看，主要是对国内消费、出口产生直接影响，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直接影响不大。在投资和消费的方面，SARS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也仅限于疫情较重的地区；在外贸和外资方面，今年春季广交会的到会客商和成交额下降很多。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和商务活动也被推迟和取消。这对外贸和利用外资肯定会产生不利影响，但不会很严重；从对三个产业的影响来看，主要是对第三产业冲击比较大，对第一、二产业的直接影响尚不明显；从对国民经济主要行业的影响来看，主要是对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批发零售贸易、餐饮、金融、房地产、社会服务（旅游、休闲）等行业产生直接影响，特别是旅游业尤为突出，2003年的境外旅客因此大幅减少是必然的；在财政和税收方面，“SARS”对财政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减收和增支。除疫区省份外，“SARS”疫情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尚不明显。
由于“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旅游、交通运输、餐饮、商业零售、会展、出租车等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而这些行业在三产中所占比重较小，因而对GDP总量的影响不大。对宏观经济的直接时序影响和部门影响不会连锁性地波及到国民经济的其他纵深部门，比如，重化工制造业、基础设施部门以及原材料、能源部门的生产等。从长期来看，不同行业受影响程度逐步会显现出来，但总体对GDP的增长影响有限。具体来说，若只是某些行业受负面影响，而某些行业如制药业、保健业、电讯业、电脑业、远程教育事业、电子商务、现代传媒、网上游戏业等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机会。专家预测，SARS对经济的正面影响约为GDP的1个百分点左右，负面影响大约为GDP的2.5个百分点，正负相抵，对经济的总体影响是负面影响，全年大约影响GDP少增长1.5个百分点左右。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还有一些关系2003年国民经济运行与发展的热点问题，乃至一直长期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例如区域经济发展与地区差距问题、收入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也十分引人注目，限于本文的篇幅，不能面面俱到。文中涉及的问题所引介的看法与观点也是“挂一漏万”，只能提供一些线索，欢迎各界读者补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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