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专业化是经济的幸运儿还是祸根?_经济模型论文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专业化对经济是祝福还是诅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地区论文,西部论文,经济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旅游专业化程度通常采用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主要反映一国或地区的旅游业繁荣度(也有学者称之为旅游依赖度)[1]。

       Lanza & Pigliaru从“旅游专业化”的角度对旅游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旅游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突破,从此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了学术界关注的新的焦点。二者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旅游专业化对国家经济增长是有利还是不利;二是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国家规模不同而有差异。[1]Lanza,Temple,et al.对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提出质疑,因旅游行业的效率潜力低于其他行业。尽管如此,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的旅游专业化是不损害经济增长的。[2]

       很多研究认为旅游专业化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增长,且增长率高于非旅游专业化的国家。Brau,Lanza,et al.将样本按照小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产油国和旅游专业化国家和非旅游专业化国家的分类,应用横截面分析显示当小国专业于旅游发展会使经济增长更快,旅游专业化有益于经济增长。[3]Sequeira认为旅游专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确实较高。[4]Holzner研究显示旅游专业化的国家经济发展更快,且其工人阶级有更高的教育层次;旅游对于国家总输出有积极影响。Holzner的研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控制初始产出水平、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影响后,旅游专业化较高的国家仍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投资率、中等学校入学率、对外开放度和税收。反映了旅游不仅作为一个产业部门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还通过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提升来间接促进经济增长。[5]

       也有部分研究显示旅游专业化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阈值。Adamou and Clerides认为旅游专业化低于一定的阈值时,旅游专业化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当超过某阈值时,旅游的高度专业化会使旅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小,直到消失。[6]Po and Huang将88个国家按照旅游收入占GDP的百分比,即旅游专业化的程度分成三个组,研究显示旅游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及阈值的存在。当旅游专业化程度低于4.05%或高于4.73%时,旅游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介于两个阈值之间时,旅游导向经济假说不成立,此研究证实了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值的存在。[7]Chang认为在旅游专业化门槛值为小于14.97%,或处于14.97%与17.5%之间时,旅游发展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当旅游专业化门槛值高于17.5%时,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关系。[8]

       关于旅游专业化受国家富裕程度及规模的影响、旅游专业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分析,学者们观点差异较大。Brau等认为旅游专业化可作为国家经济传统影响因素之外的另一独立因素,且认为对于规模小的国家,旅游专业化有利于经济增长。Copeland和Brau等认为旅游专业化通过改善国家的贸易条件会加快其经济增长。[9]Lanza和Pigliaru认为旅游专业化国家一般都规模较小,且因具有高品味度、高丰度的自然资源,利于发展旅游专业化,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10]Sequeira和Campos分析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发现其只在非洲国家存在显著贡献;在拉丁美洲国家以及旅游专业化国家(旅游收入占出口比重在10%或20%以上)中,存在消极影响;其余样本中未发现明显关联效应。[11]Figini and Vici按照小型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产油国的分类进行横截面数据的两组时间样本(1980—1990和1990—2005)研究显示:在1990年以前旅游专业化有助于经济增长,从1990年开始二者关系变得较弱,显示了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随时间而变动;小型旅游专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大于小型非旅游专业化国家,因此作者不支持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促进经济增长。[12]

       虽然一些小国家因具有高品味度、高丰度的自然资源,利于旅游高度专业化发展,但旅游专业化对经济的消极影响也不绝于耳。虽然旅游业可以通过消费收入、乘数效应等方式促进经济规模增长,但大量的案例和理论显示了旅游高度专业化即旅游依赖度高可能会产生荷兰病效应、挤出效应等负面影响。我们通过对以下国内外近年来旅游高度专业化对经济的现实影响来分析。

       欧债危机爆发引起对旅游专业化与去工业化关系的反思。欧盟一些国家因欧债危机经济发展受损严重,使旅游发展去工业化现象凸显出来。因为“去工业化”是导致欧洲陷入危机不能自拔的一个主要原因。[13]工业实力弱的国家更容易陷入危机,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及爱尔兰等国。

       以第一个受危机影响倒下的希腊为例。希腊债务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国际竞争力差,经济主体并非为工业经济,而是以旅游业为主要支撑。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导致世界各国的出游人数大量减少,这对以旅游为经济命脉的希腊造成很大冲击。且希腊的进口大于出口,为长期贸易逆差,且出口产品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高科技产品缺乏。希腊的资源配置极不合理,为了大力发展旅游业和航运业两大支柱产业,希腊加大了对旅游业及其相关的房地产的投资力度,并且投资规模过大,超过自身承受能力,导致负债增加。截止到2010年希腊的债务总量达到3286亿欧元,占GDP的142%。以2010年为例,以旅游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达52.57%,其中旅游业占比大于20%,而工业和农业占比分别为14.62%和3.27%,远小于旅游业占比。旅游业作为希腊的主体经济,其快速发展反过来对工业进一步形成挤出效应,使希腊过早“去工业化”,因为工业化时间短,且受自然资源条件所限,所以其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工业制品主要依赖于进口,其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竞争力受到亚洲新兴国家的削弱,导致贸易赤字增加。在一些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希腊在受到外部冲击时经济严重恶化。

       与希腊相似,其他受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危机发生前的服务业和地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与旅游业的繁荣有密切关系。因为大量外地游客的涌入增加了餐饮和住宿的需求,造成旅游地产、相关服务业的虚假繁荣,使得大量资金、财政投向消费性服务业,从而使得工业发展转型升级面临更大挑战。总体来看,受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影响较大的几个国家都属于经济过度依赖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制造业和旅游业,实体经济空心化现象严重。随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这些国家丧失了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旅游业发展受到影响,工业发展又落后,导致产业结构不能及时调整,从而难以应对经济危机。这种因某国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工业等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被称为荷兰病效应,经济学家常以此来警示经济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过分依赖的危险性。如Javier Capo对西班牙旅游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发现,由于西班牙凭借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尽管发展成了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家,但因为经济对旅游业的过度依赖,旅游业发展占据了大量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制约了西班牙其他产业的发展,造成其经济长期增长缓慢,远落后于欧盟其他国家,西班牙被认为患上了因过度依赖旅游业引起的“荷兰病”。[14]

       关于旅游专业化的跨国研究已成为热点,但国内研究才刚刚兴起,且对于西部民族地区尚缺乏关注。中国西部民族地区近年来旅游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如贵州2012年的旅游专业化程度接近30%。且各地政府仍计划进一步提升旅游专业化程度,因此亟须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现阶段是正向关系还是负向关系,是否存在阈值等问题的研究,这将有助于政府对旅游发展进行合理规划。

       一、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理论分析

       旅游业发展需要以集聚的形式展开,集聚于旅游景区或旅游中心小镇。[15]因为产业集聚,所以各主体的行为发生相互作用,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外部效应,因而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外部性特征。[16]旅游业的外部性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旅游消费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收入效应;其次是旅游发展对其他产业造成的资源转移效应。

       (一)西部地区旅游发展的收入效应

       旅游发展的收入效应包括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直接经济收入,及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间接收入。旅游业作为一种经济产业,因旅游者消费旅游产品的活动产生直接或间接收入效应。无论旅游发展是依托于自然资源还是人文资源,旅游业的落脚点都归根于旅游者的消费活动。旅游消费活动是以旅游产品为基础,旅游产品包含旅游资源。旅游消费不仅为旅游业创造收益,还促进一些相关产业的发展。从旅游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旅游业的收入效应大于旅游自身因旅游消费而产生的销售产品收益。

       旅游发展具有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旅游的过程是消费的过程,旅游消费虽有别于其他的一般物质消费,但却从属于居民消费,因此也是最终消费需求的组成部分。投资、净出口以及最终消费等共同构成了国内生产总值。旅游消费的增加部分将直接作为GDP的增加部分,可见旅游消费需求可直接拉动经济增长。

       旅游发展具有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从产业关联角度看,旅游产业具有综合性强、前后向关联度大的特征,因而具有较强的乘数效应。旅游消费活动围绕着食、住、行、游、购、娱展开,每一项活动都依附于不同的行业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如与交通设施相关的钢构、石材业;与酒店建筑设施相关的水暖建材业;与游客饮食相关的种植、畜牧业;与游客购物有关的轻工业等。因此旅游的发展能带动众多产业发展及相关就业,从而间接拉动经济增长。

       (二)西部地区旅游专业化的资源转移效应

       旅游专业化的资源转移效应是指因相关资源更多投入到旅游业发展而转移了其他产业发展的资源,继而影响其他产业发展的效应。

       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与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旅游业发展离不开饭店、交通、景点等基础设施,旅游目的地旅游专业化程度越高,当地政府相对越重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旅游专业化程度越高也更易推动旅游房地产投资,这些都将影响到制造业等工业部门的投资总量。旅游服务所需劳动力数量大、层次低,旅游专业化越高就可能将越多的劳动力吸引到旅游服务部门,从而形成对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旅游专业化越高,政府就越重视旅游业发展,因而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旅游部门而减少了对其他产业的投入。旅游专业化越高的地区,旅游在经济体中所占地位越高,政府也愈加重视旅游生态环境,为维护旅游产业的“无烟产业”特点而牺牲其他产业建设的内容。当然旅游专业化越高的地区,旅游部门也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政策倾斜,增加寻租和腐败行为导致制度质量下降,形成制度弱化效应。

       可见旅游占经济比重越高,即旅游专业化程度越高,则旅游对其他产业部门的资源转移效应将越明显。

       (三)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旅游收入效应与资源转移效应的均衡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旅游对经济增长具有两种方向相反的作用,即旅游的收入效应和资源转移效应,而最终的净效应则取决于二者之间的折中效果。[17]当旅游业收入效应大于旅游资源转移效应时,旅游对经济增长为正向关系即祝福效应;当旅游收入效应小于旅游资源转移效应时,旅游对经济增长为负向关系即诅咒效应。

       某个地区的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线性关系:一直表现为祝福或诅咒,也可能是非线性的关系:祝福与诅咒相互转换。国际学者通过跨国样本的最新研究显示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当旅游专业化程度小于倒U型曲线的拐点值时,旅游对经济增长表现为祝福;当旅游专业化程度大于倒U型曲线的拐点值时,旅游对经济增长表现为诅咒。本文将按照此思路实证研究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是线性关系还是非线性关系,从而判断是应该控制旅游专业化程度以保持其适度发展还是继续提高旅游专业化程度,使旅游业在西部民族地区中占比越高越好。

       二、西部地区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据新经济地理相关理论,旅游发展对区域经济内部结构存在影响作用。因此在对这两种理论阐释具有代表性的索洛增长模型和Sachs和Warner(1995)模型[18]的基础上,将资本、劳动、技术、旅游发展及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要素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从而考察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观点:旅游专业化并非总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福音,也未必总会变成经济发展的诅咒。而其对经济发展有利与否,将取决于区域自身的旅游收入效应与资源转移效应的均衡结果。因此可通过建立旅游专业化及其平方项为解释变量、经济增长速度为被解释变量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来考察二者的关系。为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模型将加入其他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并且为了考察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的存在性,将引入旅游专业化的二次方项,构建如下基本的静态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一)模型设定

      

       式(1)中,被解释变量g表示经济增长速度,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

表示滞后一期人均GDP自然对数;TS代表旅游专业化,

是其平方项;X为将要引入模型的其他控制变量所组成的向量集,控制变量分别为固定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对外开放度、制造业发展、基础设施、产业结构、政府干预程度等;i和t分别代表西部民族地区各截面单位和年份,按照国家对宏观区域经济格局的划分,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因西藏数据缺失本文的研究对象不包括西藏)。其中,

为待估参数;δ为随机扰动项。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滞后一期人均GDP自然对数的引入主要目的是减少各截面单位初始经济水平的差异,降低经济发展的惯性对分析结果产生的干扰。模型中除了将旅游专业化及其平方项作为解释变量,同时还引入其他控制变量,原因是考虑到宏观经济系统的庞大复杂,经济增长因素众多,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与各经济活动时有相互摩擦,旅游业发展对各要素的挤入挤出效应等,在遵循科学性、可行性、针对性的前提下设定了本文的控制变量集。

       (二)指标说明

       以上各变量的计算描述参见表1,这些变量基本包含了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要因素,也反映了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影响的一些至关重要的传导变量。据此,将本文所构建的经济增长回归模型展开如下:

      

       其中,

为待估计的参数,δ为随机扰动项。

       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增长率,不过其统计数据缺乏完整报告,但GDP增长率和年平均人口数据可通过统计年鉴获得。因此我们可以运用GDP增长率和年平均人口进行推导获得人均GDP增长率的数据,关系式如下:

       第t年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第t年实际GDP增长率+1)×(第t-1年平均人口/第t年平均人口)-1

      (3)

       在模型(1)、(2)中,若旅游专业化TS及其平方项的系数

均显著不为零,则根据

的符号可以判断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若

>0、

<0,则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即当旅游专业化程度小于其唯一拐点时,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发展处于旅游祝福阶段,但当区域经济过分依赖旅游部门,以致旅游专业化程度超过拐点时,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发展处于旅游诅咒阶段;(2)若

<0、

>0,则TS与g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即旅游专业化程度小于拐点时阻碍经济发展,大于拐点值时促进经济发展。

      

       (三)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00—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及副本的各指标数据,针对西部11省区(除西藏外)对上述理论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通过计量模型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旅游对经济的祝福与诅咒检验。

       (四)模型估算结果

       本文主要考察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专业化与其他经济要素共同作用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无法充分把握数据信息,已导致由自由度损失而形成的估计偏误;但是面板数据模型能够控制个体差异的异质性,且能够扩充样本信息,降低变量之间的共线性,而显著提高估计的效率;因此,当前面板数据估计已成为验证经济理论、进行经济学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主要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开展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估计解释变量系数所反映出来的西部地区样本整体性效应,所以考虑面板数据的混合最小二乘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三种形式,通过F检验、Hausman检验显示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且通过Modified Wald检验和Wooldridge检验表明方程的残差存在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采用Stata软件中的xtscc进行修正。模型的参数联合检验理想,模型模拟效果较好,变量系数及其显著性检验见表1,另外常数项为0.052,不显著,在表中未显示。

       检验结果发现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专业化程度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二者均在1%水平上显著,拐点值为0.41。说明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专业化程度与经济增长率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当旅游专业化逐渐增大,并向右靠近拐点时,旅游对经济的影响逐渐由祝福转变为诅咒效应,反映出旅游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规模效应,且边际效应递减。西部民族地区实现旅游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的最佳旅游专业化程度均值为0.41,表明在旅游专业化程度小于0.41时,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表现为祝福效应,当旅游专业化超过0.41时旅游专业化表现为诅咒现象。说明旅游业专业化程度存在一定临界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否则会因过度依赖旅游业而导致旅游诅咒。

       此研究的政策启示为:根据西部民族地区的固定资本投资状况、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政府规模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前提下,当前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表现为祝福效应而非诅咒效应。目前,众多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专业化程度都远低于拐点值0.41,因此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还有较大空间,可进一步提高旅游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但应控制旅游收入不能超过经济总量的0.41,否则旅游将会表现为诅咒效应。但是对于如何发展民族地方旅游还需更多案例支撑,因不是本文论证重点,在此不做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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