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振兴战略与中国工业空间结构变动——对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空间结构论文,工业论文,实证论文,变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过30多年的迅猛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工业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逐渐形成了东南沿海地区高度集聚，中西部地区相对薄弱的空间格局，这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内因。为了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政府加大了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陆续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振兴战略，从税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技术、产业培育扶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大了对实施区域的支持力度。 三大区域振兴战略实施的共同目的是为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等问题，优化工业的空间布局对于缓解我国东部地区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也至关重要。面对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的现实格局，区域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如何，它导致产业空间结构更加集聚还是逐渐扩散，是否存在大规模产业转移等重大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和重点研究，初步在以下三个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一是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并未发生(陈计旺，2007；陈秀山、徐瑛，2008；赵伟，2009)；二是我国产业集聚不断加强(Zhang and Kanbur，2001；范剑勇，2004；路江涌、陶志刚，2006，2007；Lu et al.，2009)；三是我国工业整体来说表现为集聚，部分行业有扩散现象(陈秀山、徐瑛，2008)。 在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框架下，范剑勇(2004)和赵伟(2009)探究了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制造业集聚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其中范剑勇(2004)在研究中加入了地区专业化因素，而赵伟(2009)考虑了对外开放因素。陈秀山、徐瑛(2008)则重点关注区位锁定效应，并且构造了一个空间产业结构变化的度量方法，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在1996—2005年间整体表现为集聚，29个行业中20个行业表现为集聚，核心—边缘地区有分化加剧趋势存在，区位锁定效应比较明显，其余9个扩散行业主要是传统的、资源密集或劳动密集、涉及原材料及基本能源供应的行业。在中心—外围理论及中间产品模型的基础上，李娅、伏润民(2010)进一步加入了地区资源禀赋因素，发现现阶段集聚在东部的工业尚未达到转移的内生临界点，这些产业的转移还更多地依赖于政府政策这样的外生变量。部分学者重点研究了政策因素对我国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金煜等(2006)在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的综合框架下，用1987—2001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产业集聚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发现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政府政策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Hong & Fu(2011)发现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进一步集聚；Fujita & Dapeng(2001)描述了中国1985年至1994年间的地区差异，认为产生差异的原因是我国实施的倾向于沿海的经济政策和全球化及市场化的结果；范剑勇(2004)认为中央应该像当初对东部沿海地区采取倾斜政策那样扶持中部有条件的省份主动吸收、承接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的工业。 本文通过对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构建综合理论框架，运用双重差分内差分方法建立计量模型，基于1998—2007年间我国工业企业调查的年均222650家企业层面数据，在控制地区产业多样性、产业规模、专业化水平、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基础上，本文深入研究了基础设施、税收和其它区域振兴政策对我国工业空间布局的影响。 本文的结构为：第二部分建立理论框架。第三部分介绍所使用的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第四部分论述研究方法和计量模型。第五部分报告实证研究结果。第六部分归纳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理论框架 工业企业空间布局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杜能”的“孤立国”理论，这个模型最初被用来分析农产品的分布，后来被拓展到分析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赫特林”的理论关注厂商之间在选址问题上的博弈。但是上述两个理论都没能很好地解释厂商在空间上的集聚现象。随后，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产生集聚的原因，主要包括侧重于研究行业内集聚的马歇尔理论、侧重于研究跨行业集聚的雅格布斯理论和基于收益递增假设的新经济地理理论。 企业收益递增来源于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主要是由企业产出的增加和平均成本下降引致，而外部规模经济是企业的外部经济环境外部性引致。对利益追逐的本性使得收益递增成为影响企业选址的关键因素。企业倾向于选址在同类行业集中的地区，因为同行业企业集中的外在经济环境可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这是马歇尔外部性理论的核心思想；企业可选址在行业类别更丰富的地区，不同行业企业集中的外在经济环境也可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这是雅格布斯理论的思想基础；最后，企业可能选址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地区，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由于收益递增吸引更多的企业，形成一个循环累积的过程，这是新经济地理的基本逻辑。 马歇尔(Marshall，1920)认为企业受益于同一行业内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外部规模经济)，他把企业最初向某个地方集聚的原因归结为自然资源禀赋和政策导向，而工业化时期则是因为马歇尔外部性①引致的集聚，其主要原因在于专业化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附属及相关产业的成长、技术和知识的传播。克鲁格曼(Krugman，1991)在肯定马歇尔外部性经济主要思想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提炼与解释。他认为产业集聚存在三个原因，即专业劳动力市场的共享、中间投入品效应、技术和知识的外溢效应。Van der Panne & Van Beers(2006)通过实证发现荷兰的创新型企业在专业化更强的地区创新成果或技术进步更多。行业内空间集聚有利于实现地区专业化，而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会提高生产效率(Henderson，2003)。马歇尔外部性也被研究者认为是专业化城市产生的重要原因。 雅格布斯(Jacobs，1961，1969)认为企业受益于不同行业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也就是地区产业的多样化能带给企业外部经济(雅格布斯外部性)，其主要原因包括中间投入品的共享、降低交易成本、统计意义上生产和消费的规模经济、产业之间的关联因素。Feldman(1994)认为就近的专业化服务可降低商业风险。产业多样化的地区更容易使得本地区的劳动力与企业需求相匹配进而减少地区失业率(Malizia and Shanzi，1993)，并引致对中间产品和劳动力的需求更加多样化，从而减少产品销售和劳动力市场上的不确定性。雅格布斯外部性也被研究者认为是大型和超大城市产生的重要原因。 亨德森(Henderson，1974)、藤田(Fujita，1988)和克鲁格曼(Krugman，1991)等人把收益递增假设引入到经济地理，并发展成为新经济地理理论。新经济地理的主要逻辑是运输成本虽然存在，但并没有完全分割市场，即便是两个地区的要素禀赋在初期完全一样，由于一个比较偶然的因素企业开始在两个地区中的一个集聚，经济力量导致这一地区的企业收益递增，收益递增会进一步强化新生企业在这一地区的集聚。这种集聚不是没有极限，当集聚强化到一定程度，拥挤成本大于其递增的收益时，开始出现扩散效应。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影响产业空间分布的三方面因素包括：一是马歇尔外部性因素，包括城市行业专业化水平、城市行业知识外溢情况和城市行业基础设施状况；二是雅格布斯外部性因素，包括城市产业多样化程度和城市平均劳动力成本；三是新经济地理因素，包括城市产业外部性强弱、城市市场规模和城市运输成本。其中运输成本是出于对交易成本的考虑，而前两个新经济地理因素是出于规模报酬递增与正反馈效应的考虑。② 另外，政策也是产业集聚重要的影响因素。部分国外学者在Krugman(1991)相关模型基础上加入基础设施支持政策、税收政策、利益集团游说等因素并分析对集聚经济的影响(Martin and Rogers，1995；Baldwin and Krugman，2004；Ottaviano and Thisse，2002)。Martin & Rogers(1995)在 Helpman & Krugman(1985)和Krugman(1991)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地区基础设施因素构建了新模型，发现贫穷国家实施支持国内贸易的基础设施政策，有助于企业迁移至这个国家，而贫穷国家实施支持国际贸易的基础设施政策，有助于企业移出这个国家。这里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宽泛概念，包括具体设备设施、公共物品、制度及公共机构。另一方面，区域政策可能促使企业向富国集聚，也可能引致企业向穷国分散。Baldwin & Krugman(2004)分析了核心—外围两地区的税收竞争，认为企业在核心区域享受更高的利润率，故“核心”区域可以征更高的税，但考虑到来自“外围”地区竞争，核心区域征税率会有限制。此外，非合作外围区域政府为了吸引流动要素通常会选择比较低水平的税率。Ottaviano & Thisse(2002)则在Krugman(1991)经典“核心—外围”模型基础上结合 Bernheim & Whinston(1986)模型，分析了利益集团游说对集聚经济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区域振兴战略对我国工业空间布局的影响。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战略都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欠发达地区的经济，通过基础设施、税收等倾斜政策扶持中部有条件的省份主动吸收、承接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的工业，并从投资、技术、产业的培育扶持、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大对实施区域的支持力度。本文将在控制影响工业布局的其它重要因素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基础设施、税收和其它区域振兴政策对我国工业空间布局产生的影响。 三、数据描述和统计分析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的工业企业数量从1998年的165118家发展到2007年的336768家，年均达到222650家企业，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95％左右。本文关于行业的数据均是基于这个数据库计算所得。本文选取样本的原则为：(1)剔除企业代码重复的观测值，(2)只选取处在营业状态企业，剔除了停业、筹建、撤销等观测数据，(3)剔除了重要变量缺失或明显错误的观测值，如企业从业人员个数为缺失或负值、企业总产出为缺失或负值的数据。另外，由于2003年后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了新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GB/T4754—2003)，这会导致行业代码标准不一致。如果不进行调整，加总数据可能前后不一致，进而影响计量结果的严谨性。为此，我们比照新旧国民经济行业代码，并把2003—2007企业的行业代码转换为2003年前的旧代码，不能按照对照表转化的企业，本文重点考虑企业主要产品的特点，再根据旧代码表进行归类。最后，本文涵盖286个地级市相关的城市特征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8—2007)和《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7)。
根据研究需要并参照相关标准，本文把全国分为4个经济区，分别是：东部、东北、中部、西部。东部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东北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中部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部包括：内蒙古、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这样划分是为了观察区域振兴政策的效果。③我们用1998—2007年企业层面的数据对各大经济区进行了统计分析。表1给出了各经济区工业企业每年的产出在全国工业总产出中的比重变化情况：(1)总体上说，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的情况没有明显变化，东部经济区比重一直是其余所有经济区比重之和的2倍左右，这与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即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并未发生(陈计旺，2007；赵伟，2009；陈秀山、徐瑛2009)；(2)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东部的工业产出比重先升后降，从1998年到2003年一直上升，之后则呈下降趋势；(3)从2004年后，东北的工业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而中西部的比重基本呈现上升趋势。 为了对工业分布进行更直观的分析，图1和图2描述了各省工业企业每年产出占全国比重的变化情况。④从1998年到2003年工业空间分布呈现继续向东部沿海集聚趋势。该期间工业产出比重超过5％的一直是东部沿海的5个省市：浙江、上海、山东、江苏、广东。工业产出比重低于1％的主要为西部8省，从1998年到2003还增加了云南与江西两省。中部的湖北省，其工业产出比重从1998年的超过4％下降为低于3％；安徽、江西两省也下降了一个级别。东北的辽宁省，产出比重从超过4％，下降为低于4％。从2003年到2007年工业分布整体格局没有明显变化，但分布呈现局部扩散趋势，特别是中部地区增长显著。东部沿海各省中，山东的工业比重明显上升(9.5％—12.3％)，浙江(10.8％—8.9％)、广东(18.2％—13.6％)、上海(8.4％—5.5％)显著下降。中部的湖南、江西上升一个级别，河南上升两个级别，其产出比重超过了5％。西部的内蒙古、云南上升一个级别。综合上面两个角度可以得到如下初步结论：1998年至2007年这10年中，工业空间分布东高西低的格局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以2003年为转折点呈现先向东部集聚再向中西部扩散趋势，其中向中部扩散趋势尤为明显。
图1 1998年各省工业产出比重分布
图2 2007年各省工业产出比重分布
进一步地，本文选取1998、2003、2007年为观测年份，对各区域的实际税率和运输基础设施⑤等振兴政策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表2可见，从横向比较来看，无论哪个观测点，东部的平均税率一直低于其它经济区，即使在实施了像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政策后，东部的实际税率仍然是各经济区中最低的。从纵向变化趋势看，四个地区实际税率一直下降，趋势略有不同：东北与中部2003年前变化不明显，2003年之后有明显的下降；东部与西部一直有明显下降趋势。实际税率下降最快的是西部地区，而下降最慢的是中部地区。 从各区域运输基础设施的变化情况看(表2)，东部沿海地区拥有相对更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从横向比较来看，无论哪个观测年份，东部人均道路面积都高于其它地区，而且增长率也最高。从纵向变化趋势来看，所有区域的人均道路面积都在增长，也就是说各经济区的交通条件都在改善。 以上比较分析表明，虽然三大区域振兴战略都强调在税收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给予欠发达地区更大的支持力度，但现阶段，无论在税收还是人均道路面积，东部相比于其它经济区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如果现在的发展趋势继续下去，其它地区需要多少年才能在实际税率和交通条件两方面赶上东部地区?趋势模拟分析表明按照现有的变化趋势，东北要达到与东部相当的税率水平，从2007年算起需要大约11年，西部大约需要19年，中部则永远达不到。而东部在四个经济区中人均道路面积增长最快，所以如果按照现有的趋势发展下去，其它经济区的道路基础设施将一直处于相对劣势。 四、计量模型 为了进一步研究影响工业空间布局的因素，本文选择如下的计量模型：
为了观测政策的效果，本文采用在政策评价方面国际上通用的双重差分内差分法(Ashenfelter et al.，1985；Gruber et al.，1994)，其基本思想是将观测对象分为两个组，即处理组和控制组。处理组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发生了政策变动，同时控制组在这个时间点上没有发生类似的政策变动，通过政策前后两个组的变化来评价政策效果。如果处理组的变化显著高于对比组，则说明政策有效果。为尽量保证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同质性，需要引入控制变量(城市产业多样性、城市行业专业化、地方市场潜力、城市投入成本等)，此外，固定效应模型也能部分解决组间的差异问题。
表示在t年城市r中i行业的产出占全国的比重。这个指标跟金煜(2006)文中被解释变量的选择类似。本文主要的解释变量如下：
表示在t年城市r中i行业的实际税率，用该城市i行业应交金总额与该行业总产出增加值的比来衡量，指标参考了魏后凯(2000)的地区平均税赋指标与Fullerton(1984)的实际税率定义(税费与所得之比)。由于一些地方政策因素，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税率会有不同。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产业会更倾向于向税率相对低的地方迁移。
表示在t年城市r的运输基础设施，用城市人均道路面积衡量。⑥
分别表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三大区域战略的双重差分政策效果观测变量，用来衡量除了实际税率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外的其它政策因素，比如在投资、技术、产业的培育扶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效果。 西部大开发双重差分政策效果观测变量构成形式为
是西部大开发政策城市虚拟变量，属于西部大开发的城市值取1，其它值取0(西部大开发政策涉及城市为处理组，国内其它城市为对比组)，
是西部大开发政策时间虚拟变量，西部大开发的正式实施时间是2000年，所以时间大于等于2000时值取1，其它值取0。虚拟变量
控制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不随时间变动的固定差异因素的影响，
控制政策实施后的时间趋势的影响。 类似中部崛起与东北振兴双重差分政策效果观测变量构成形式分别为
，其中
分别是中部崛起与东北振兴政策城市虚拟变量，属于其政策区域的城市值取1，其它值取0，
分别是中部崛起与东北振兴政策时间虚拟变量。
表示城市行业专业化程度。这里用城市行业企业员工数占城市工业企业员工总数的份额与该产业在全国工业企业员工总人数中的份额的比来衡量，这个指标选择与Van Beers & Van der Panne(2011)的相同。城市某行业专业化程度越高，其马歇尔外部性生产效率越高，同行业企业选择在这里生产会更有利。
表示城市行业的多样化程度，用1减去城市除本行业外所有其它行业从业人数与其它行业总从业人数比的平方和来表示，与薄文广(2007)的选择类似。 城市产业外部性指标，一般用城市工业企业数量占全国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来衡量(金煜等，2006)。鉴于不同规模企业的外部性会有差别(Martin et al.，2011)，为了计量结果的严谨性，本文企业外部性分两个指标来衡量，
表示年城市大工业企业数量占全国大工业企业总数量的比重，
表示年城市小工业企业数量占全国小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企业大小划分以企业从业人数的均值为临界点，从业人数大于等于均值的为大企业，小于均值的为小企业。 知识资本外溢
表示在t年城市r中i行业的知识资本外溢水平，这里用城市大学个数作为代理变量。
表示当地市场规模的大小，由三部分的和组成，第一部分衡量产品在本市的销售，市场大小用该城市的GDP表示，第二部分是衡量产品在省内其它城市销售，所有该城市省内其它城市 GDP与省内最长半径平方的倒数积表示，第三部分是产品销售到国内其它省份，用所有外省GDP与两省会城市之间距离平方倒数积的和表示。
表示城市投入成本，用年份城市平均工资衡量，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资越高的地区对企业的吸引力越小，预期系数为负。
表示城市的开放程度，用城市外商投资额与城市GDP的比表示⑦，用来控制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因素对工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学者们认为对外开放程度也是影响制造业空间分布的一个因素，但经验结论不一致，其中Hanson(1998)、Sanguinetti & Martincus(2004)认为对外开放程度与制造业区域集聚程度负相关；与之相反，Bair & Gereffi(2001)、Crozet & Soubeyran(2004)的实证结果则显示两者正相关。
表示城市对外联系的可达性，用城市所在省的铁路密度衡量，即城市所在省的运营铁路里程与省所管辖面积的比。 城市行业基础设施状况，
用年城市行业固定资产来衡量。 本文关于行业的数据均是基于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所得，关于城市特征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8—2007)和《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7)。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⑧，因此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为了处理可能的异方差性，模型回归时采用稳健标准误差。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模型实证结果 本文计量模型所用的数据为1998—2007年间城市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总样本为196388个。⑨Hausman统计值为6014.30，因此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表3中模型1给出了考虑所有的3位代码工业行业的总体回归结果：实际税率和运输基础设施对工业分布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实际税率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较高的实际税率不利于城市吸引企业入驻或增加当地企业的相对产出。运输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一个地区运输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吸引企业入驻或增加当地企业的相对产出。虽然三大区域振兴战略都强调在税收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给予欠发达地区更大的支持力度，但在现阶段，无论在税收还是人均道路面积方面，东部相比于其它经济区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税收和道路基础设施因素会促进企业向东部地区进一步集聚。模型1的回归结果也表明城市行业专业化水平、产业多样化水平、产业外部性、知识资本外溢、城市市场规模、城市平均工资和产业基础设施等因素均对工业空间布局有显著影响，以上回归结果基本支持了马歇尔理论、雅格布斯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此外，城市对外开放程度因素对工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样本期间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已经在全国范围推展开来，城市开放程度的影响没有开放初期效果显著；城市对外通达程度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外向通达程度对工业空间分布有显著的分散效应，这与已有研究的结论一致(Boarnet，1998；Pedro et al.，2005)。
表3中模型2给出了加入三个区域政策(除税收和运输基础设施之外)因素后的总体回归结果。总的来说回归结果比较稳定，原有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不变。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比较明显。相比较而言，东北振兴政策效果不显著。以上发现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第三部分统计分析中的结论：中部地区工业产出占全国比重在2004年后明显增长，西部也相对小幅度增长，而东北部的工业比重没有明显变化且有相对小幅度下降。许多文献在类似的回归中剔除了水电煤气等行业，考虑到区域策略的主要目的，我们在回归中保留了这些行业。验证了剔除这几个行业后的回归结果与现在的结果没有明显差别，只是个别系数有微小变化。 我国的资源密集型行业大多集中在中西部，非资源密集型行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为了深入考察区域振兴战略是否促进了中西部占优势的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同时考察区域振兴战略是否促进了迁移能力更强的非资源密集型行业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本文把样本划分为资源密集型和非资源密集型分别进行回归分析。⑩表3中模型3和模型4给出了回归结果。总体上看，非资源密集型行业的结果与总样本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资源密集型行业的结果变化较大。实际税率对资源密集型行业与非资源密集型行业的空间分布都有显著的影响，但对前者的影响更大。交通基础设施对资源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不显著。表3显示，资源密集型行业受知识资本外溢、城市市场规模和城市平均工资的影响不显著。非资源密集型行业受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显著，但东北振兴战略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非资源密集型行业向中部西部迁移，中部崛起效果更明显。资源密集型行业受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显著，中部崛起战略的影响不显著，东北振兴战略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促进了西部资源型行业的发展，而实施时间相对比较短、以产业升级改造为指导思想的东北振兴战略在资源密集型行业上降低了产能。以上结论表明中部崛起战略和西部大开发取得了部分预期的效果。 (二)分行业实证结果 为进一步研究不同行业受实际税率、运输基础设施和其他区域振兴政策的影响情况，本节分行业对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可索取)。各行业受实际税率影响的情况为：39个行业中，仅有1个行业(其他采矿业)受税收影响不显著。其它38个行业受实际税率影响显著为负，表明这38个行业倾向于布局在实际税率更低的区域，税赋是每个行业都必须要承担的成本，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降低实际税率可以促进产业迁移。可见地区实际税率对于产业空间分布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影响的行业面较广。各行业受地区运输基础设施改善影响的情况为：39个行业中，有18个行业受地区运输条件改善的影响显著。除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外，地区运输条件的改善对另外17个行业的布局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相对其它行业，这17个行业受地区运输基础条件改善的影响更明显，这与行业的特点及变量的选择有关。不显著的行业中有些行业产品多采用管道运输，比如：石油、天然气；有些行业用线路传送，比如：电，这些运输方式与我们选择的地区运输基础设施变量关系不大。 受西部大开发战略显著影响的行业共有8个，其中家具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两个行业的政策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使这两个行业迁离到西部或降低了产能。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的政策变量系数显著为正。其中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属于资源密集型行业，说明西部大开发在促进资源密集型行业技术支持和改造上是比较有成效的。总体来看，受东北振兴战略显著影响的行业比较少，并且显著影响的行业中有些系数为负。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第三部分的结论：东北部的工业比重没有明显变化还有相对小幅度下降。 中部崛起战略对29个非资源密集型行业中多达15个行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15个行业中的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且对知识技术更新要求不高的行业，比如食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等。地区运输基础设施的逐步改善，与东部市场距离较近和较低劳动力成本是中部地区吸引这些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以上结果显示中部省份开始主动吸收、承接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也印证了新经济地理的中心—外围结构模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行业率先从中心向临近的外围扩散。 (三)模拟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实际税率和交通基础设施对我国工业空间布局的影响，本文在表3模型2的基础上，利用2007年的数据，首先得到各经济区总产出的基础份额(表4，表5中第2列)。然后进一步做如下模拟实验：(1)降低某个区域的实际税率，保持其它数据不变，观察由此引起的各区域工业产出占全国比重的变化；(2)提高某个区域的人均道路面积，保持其它数据不变，观察由此引起的各区域工业产出占全国比重的变化。 表4给出了区域税收政策模拟结果，显示区域实际税率的降低会增加这个经济区的相对吸引力，提高该地区的工业份额。但是，税率变化对各经济区的影响效果并不一样。在其它条件不变时，当地税率降低10％，东部工业产出占全国比重将增加0.283％，中部将增加0.193％，西部增加0.145％，东北增加0.079％。因此，其它地区不变时，在欠发达地区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将有助于缩小我国的区域差距。当税率降低10％，三个欠发达地区的工业产出占全国的比重比现在的份额大约提高0.8％。
表5给出了基础设施的模拟结果，显示道路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增强各区域的相对吸引力。在其它条件不变时，当地人均道路面积增加10％，东部产出占全国比重将增加0.174％，中部增加0.118％，西部增加0.089％，东北增加0.049％。因此，在欠发达地区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将有助于缩小我国的区域差距。当地人均道路面积增加10％，三个欠发达地区的工业产出占全国的比重比现在的份额大约提高0.5％。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模型设定及结果的稳定性，分别做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1)用不同的城市行业多样性(赫芬达尔指数)、城市行业专业化(行业人数地区占比)、城市市场规模(地区GDP)指标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2)为了更好地观测各地区战略实施的效果，我们把数据更新到最新年份。但是最新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8年、2009年的数据没有工业增加值指标(因为没有中间投入指标，所以无法计算工业增加值)。我们把2008年、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与2007年相应的企业匹配，用2007年企业工业增加值与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估算出相应的2008年、2009年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并用1998—2009年数据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与前文结果比较，主要观测变量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比较一致，说明实证结果比较稳定，其中实际税率、运输基础设施的符号与显著性完全一致；区域政策变量中，西部大开发战略变量系数的符号一致，显著性增强，系数值也变大，表明随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更加明显；东北振兴战略变量系数的显著性没有变化，符号由负变为正，表明随时间推移，政策虽然表现出正向效应，但效果不显著。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1998—2007年间我国工业企业调查的年均222650家企业层面数据，比较分析了我国工业企业空间分布、运输基础设施和实际税率的变化情况，并重点研究了实际税率、运输基础设施和其他区域振兴战略对我国工业空间结构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在工业上依旧占有绝对优势，大部分行业依然在东部集中。中部崛起战略在促进产业转移方面起到了明显效果，该战略促进了部分行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东部向中部地区转移，这给予新经济地理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西部大开发在促进产业转移方面有一定效果，特别在促进资源密集型行业在西部的发展有一定作用，东北振兴战略效果总体来说较弱。 研究结果显示，税收政策和基础设施条件对工业布局的影响显著。三个欠发达地区的税率降低10％或者人均道路面积增加10％，当地的工业产出占全国的比重分别提高0.8％和0.5％。此外，税收政策对工业空间布局影响的行业范围要广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在39个二位代码的工业行业中，38个受税赋水平的影响显著。但当前欠发达地区在税赋上相对于东部仍处于劣势，因此，政府应加速降低欠发达地区的实际税率。道路基础设施的改善也会推动工业的发展，但是欠发达地区的人均道路增长率在研究期间小于东部。因此，应该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支持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税收、基础设施还是其他区域振兴政策，对各个行业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因此，政府在决策时，应该具体分析相关政策对各个产业，特别是当地主导产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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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振兴战略与中国产业空间结构变化--基于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_外部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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