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关于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德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德把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从“苏联模式”中摆脱出来，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概括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习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①]朱德的这一高度概括，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理论上有了明确的定位。这是他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探索的结晶。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朱德提出的诸多理论观点的总命题，博大而精深。本文试想通过对其中几个基本观点的论述，从而透视出朱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雏形，以起到引玉之砖的作用，就教于专家。
一、搞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向外国学习，但又不能一切都照抄照搬
由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逼着我们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因此，从根本上讲，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国家帮助下起步的。
50年代的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之首，被誉为“老大哥”。我们自己缺乏组织经济建设的经验，“苏联模式”当然就成了我们的经济建设蓝图。因此，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编制出来并组织实施的。朱德赞成向苏联学习。1952年1月21日，朱德在写给石景山钢铁厂全体职工的信中就指出：“你们的厂目前虽然还只能每年生产几十万吨，但国家对它希望很大，它是有很大发展前途的。因此，我希望你们更好地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钢铁生产方面的新技术，为石景山钢铁厂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②]但是，朱德一刻也没有忘记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考虑问题。早在1952年7月10日，朱德就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并转中央财委，表达了自己对“苏联模式”一味强调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不同意见。他说：“（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把钢铁、石油、煤炭、有色金属、机械、电力、化学等工业的经济和技术基础打好，同时，适当发展建筑工业和纺织等轻工业。（二）关于财政统筹统支问题，统倒好，包不了，而且也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对划分地方预算的巨大经济和政治意义，现在还认识不足。划分出地方预算，至少有这样几个好处：一是可以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二是可以节约国家开支；三是可以解决地方开支的需要；四是可以帮助地方发展工业。因此，必须逐步而又迅速地实现地方财政和区乡财政。（三）注意发展地方工业，国营工业和地方工业应当明确划分。（四）必须保证对外贸易的平衡，并力求部分出超，以形成对某些国家的储备，以备转口之用。（五）农业除兴修水利、改良技术、选种除虫外，还应逐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移民开垦。”[③]朱德的这些理论贡献，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而且在今天乃至将来，也将继续显示其生命力。
朱德还特别注重纠正实际工作中的那些不顾国情，盲目照搬外国模式的错误行为。如他纠正包头钢铁厂建设中的错误就是一例。该厂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设计者们严重脱离实际，决定在离旧包头几十公里的荒漠上建起一座六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还在建厂房前，首先盖起高标准的西式办公大楼和有各种辅助设施的职工宿舍。朱德了解到这一情况以后，认为应该立即纠正这一完全脱离国情的错误方案。
1955年6月，朱德带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去包头，亲自听取中央内蒙古自治区委和包头市委、市府负责人汇报，参加中共内蒙分局党委扩大会，深入现场作实地考察。在全面弄清了情况以后，朱德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想把国家工业化快些搞上去，热心是好的。但是，贪新、贪大、贪多，一切都学习苏联的经验做不到。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情况，不能什么都学外国的。目前我们国家还很穷，资金不多。在建设中，能省的就要省，尽量做到就地取材。对包头旧城的一切要尽量利用，不能完全丢开旧的去建新的。我们只能根据客观条件及需要和可能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脑子太热，跑得太快，结果会事与愿违。原来的设计规划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失败的。要重新考虑新的设计规划，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力求做到省和好。”他说：“职工宿舍要和老百姓的住房相称才好，要‘穿草鞋’。包头的人口将来不会发展很快，不宜规划过大。要就地取材，适应当地习惯，不要大搞西式建筑，企图一劳永逸。要降低建筑标准。”还说：“要在现有基础上一步一步来。目前人民的生活还很困难，生活要向下看。”[④]
在朱德耐心说服下，内蒙和有关部门的干部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并按朱德的意见，重新修改了包钢的建设方案，既建设好了包头钢铁厂，又为国家节省了资金。
二、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
朱德主张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放在世界格局来考虑问题，在坚持自立更生原则的同时，积极发展国际经济文化交往，学习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加速自身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反对“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的错误观点。
朱德反对“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的思想体现在对内和对外的两个方面，主张搞好“内外交流”。
对内，他主张在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地方的积极性。这一点，前述的朱德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写的五条意见中已经体现出来。特别是党的“八大”以后，朱德一再强调要改变从“苏联模式”中继承过来的那种中央过分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1957年1月5日，朱德对薄一波谈话指出：“工业一定要下放，否则，地方上什么都找中央不得了。只有下放，中央才不致当‘怨户’。地方财政一定要划分出来，否则，地方上年年当‘长工’，积极性起不来。放下去造不了反。”[⑤]在朱德看来，把中央和地方的责任和权利搞明确，也有利于加强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他认为，地方明白了自己的权限和利益，就可以因地制宜地搞些东西出来。而各地都这样搞了，我们国家的物质就可以做到极大的丰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很好地发挥出来，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优势也能充分体现，生产力发展就快。
在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横向关系上，朱德主张加强交流。无论城乡之间，平原和山区之间，内地和沿海之间，都应在各自充分发挥自己优势的基础上，搞好交流工作，互通有无，互相调剂，极大地繁荣城乡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朱德特别强调搞好和支援山区的经济建设。他指出：“山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人口、耕地都分别占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山区有无穷的自然财富，不仅国内需要，而且是重要的出口物资。”他说：“山区的建设方向，应该是从山区的原来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成为全国统一经济的一部分，同全国经济相交流。”他主张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山区建设，认为支援山区不仅是农林部门和交通部门的事，“也是工业、商业、财政、税收、文教、科学、卫生等各部门的任务”。[⑥]他要求大家都来支援山区的建设。
对外，朱德主张同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早在建国前夕朱德就说过，我们不仅“要同苏联及一切民主国家做生意”，“还要同日本、美国做生意”。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一切生产都是世界化的，我们需要他们的，他们也需要我们的。”[⑦]建国后，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封锁和禁运。在朱德看来，“封锁”和“禁运”都不可能长久。因为封锁首先封锁了他们自己。在经贸问题上，有好多东西，他们是需要我们的。后来事实完全证明了朱德的看法是正确的。
朱德特别强调通过对外交流学习别人的长处和先进技术。他认为，这是要在短时间内掌握世界最新技术的最好办法。他告诫那些“夜郎自大”的人们：“不要看不起美国技术，好的东西还是要拿来”。[⑧]他主张和外国比，不能只在国内比，认为只在国内比，比来比去，结果是矮子里选高个，还是不高。因此，他批评那种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关起门来搞建设”的错误想法和仅仅追求自足的狭隘观点。他说：“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有六亿人口的中国更是如此，这是正确的。但是，除此以外，还要力争外援，还要根据世界经济的客观规律，利用日益频繁的国际经济联系，来发展我们的建设事业。”指出：“民族闭关自守，民族孤立发展经济的思想，是违反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的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规律的。在社会主义时代，这种国际经济联系必然进一步加强。”[⑨]而不是逆历史潮流，倒退回去，把自己与外界隔离起来。
朱德批评那种“外销要服从内销”的错误主张。他说：“内销和外销都必须服从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整体利益。从这个利益出发，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内销尽量加以节省，尽量地挤出东西扩大外销。否则，如果要等到充分满足国内的需要之后再外销，那么我们是永远也不会有出路的，那就只会使对外贸易萎缩下去。因此，也就会使整个国家建设事业受到损失。”[⑩]“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对1958年“大炼钢铁”等错误提出严厉批评。在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说：“如果去年不刮那一股风，不知道要出口多少东西！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对外贸易，因为这样才能促使我们的建设事业搞得更快。”[(11)]他批评“人民公社”化等搞法是发“疯”。指出：“现在还有人思想不通，责备外贸部外销太多，而外贸部也居然承认错误。”[(12)]朱德不赞成让外贸部作这样的检讨，说还是应该多搞外汇。他说，当今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任何一个国家要进行经济建设，都不能自我封闭，中国也不例外，必须放眼世界，发展同国际经济文化交流，才能使自己发展快起来。
三、正确评估农民的觉悟程度，逐步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讲，得益于对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从而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得到了农民的全力支持。但是，建国以后，特别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怎样引导农民向着更高层次发展，始终保持农民的劳动生产热情，顺利引导农民逐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却是一个新课题。全党都为此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这次会议是自1957年以来，全国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浮夸现象中召开的，从中央到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同志的精神都处于亢奋的状态之中，对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作出了过高的估价。因此，会议顺势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成立“人民公社”，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农民群众自发的社会主义热情势所必然，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的体现。成立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13)]会议还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4)]多么壮丽的一幅前景蓝图。似乎共产主义在我们中国已是垂手可得了。对于“人民公社”的好处，不仅主持会议的毛泽东主席在讲话时列出若干条，而且与会者们在讨论时还作了许多丰富和充实。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农民都普遍具备了共产主义觉悟，而“人民公社”就是组织农民奔向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都表示拥护。
朱德也举了手。
北戴河会议后，全国掀起了“公社化运动”。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外27个省市区共建立人民公社23384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到100%。”[(15)]还出现了像河北省徐水县以县为核算单位的“徐水县人民总公社”的典型。真是一天等于20年。
运动开始时，朱德也一如既往地宣传贯彻党的决策，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积极支持的。但是，朱德是十分重视实际的。他对“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立即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吃饭不要钱”和“家务社会化”等表示了极大的忧虑。早在1957年12月，朱德就针对有人提出要废除家庭和已经出现“吃大锅饭”苗头撰文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取消家庭，而是要使家庭更幸福更美满。养亲教子的古训，不仅现在适用，就是将来也是适用的。”他批评那种“生产听锣鼓，吃饭找社长”的错误思想，指出，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是什么“吃大锅饭”。[(16)]
不幸的是，势头的发展并不因为有了朱德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告诫和批评而得到遏制。“人民公社”成立后，农村普遍成立公共食堂，没收自留地，包括房前屋后的竹木果树，一切家畜家禽、桌椅板凳、锅瓢碗盏一应俱全的生活资料，统统归公。朱德一向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农村中普遍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可喜的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很快发现了这些错误，并从1958年11月起，相继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1959年初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以至1959年7月初召开的庐山会议前期，都集中讨论和纠正上述已经发现了的“五风”错误。朱德根据前三次会议精神，非常投入地去纠正那些错误。自1959年初，直到1959年7月召开庐山会议前，朱德一直在全国各地视察并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这些谈话，涉及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农民问题，其见解非常深刻。这里摘录几段：
2月17日，朱德在广东视察时说：“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17)]
5月20日，朱德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话说：“农业的基本问题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结合的问题。不与个人所有制结合，农民就没有积极性。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法的。否则，农民总要往外跑，不安定。”[(18)]
6月1日，朱德在东北发表谈话：“人们没有了家庭，生活资料不归个人所有，就没有劲头搞生产。”“社会主义是万世基业，家庭也是万世基业。”[(19)]
6月10日，朱德在旅大市指出：“在农村里，粮食要分到各家各户，愿意在农村食堂吃饭的，就入食堂；不愿的，就在家吃。不要强迫命令。要鼓励农民建立家务，修房子，搞家具，这样人心就稳定下来了。家庭巩固了，有饭吃有衣穿，就可以更好地向前进。”[(20)]
6月16日，朱德在吉林指出：“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十年、二十年不变。有人怕农民富了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21)]
6月20日，朱德联合董必武、林枫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用了很多篇幅谈大多数农民不愿参加公共食堂的原因后指出：“在当前的群众生活中，食堂问题是一件大事。”他们建议“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里做饭。愿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结伙，重新集中粮食”。[(22)]
朱德在庐山会议前发表的重要谈话和向党中央写的信，还可举出若干，都是围绕着全民、集体、个人所有制一定要很好结合而展开。足见，朱德对于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为了更好地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党中央于1959年7月初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朱德在庐山会议上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来的错误，一针见血地指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认识不足”，“共产”搞早了。对农村的公共食堂，他主张“解散”，并说：“食堂即使都垮了，也不是坏事。我们应该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23)]朱德号召农村基层党团组织要有勇气纠正错误，他说：“公共食堂建立时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要认真研究一下农民的心理，要向农民讲清楚，并让其讨论，否则没有人敢讲话。”[(24)]
朱德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正确意见。即便是在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一封信招来横祸，会议舆论一边倒，毛主席也表示了对朱德的委婉批评，说：“在食堂问题上，我和朱总司令有一些不同意见”[(25)]以后，朱德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7月25日，朱德继续说：“过去有些同志把农民的觉悟水平估计得高了一点，没有注意到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比如自留地，虽然是很少的一点地，但他是代表了农民作为私有者一面的。重新给了自留地，农民就高兴了。这个问题以后还应重视。”[(26)]但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央能与朱德有同样认识并敢于直言的领导人还不是多数。
事情过了20年以后的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27)]在当时的六个中央政治局常委里，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唯独没有谈到朱德。同样，还可以从邓小平的另一次谈话中对朱德当年意见的正确性得到印证：“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以搞得更好些。1958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六十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28)]
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工业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建起“军民结合，
平战结合”的军事工业体系
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工业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建起“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军事工业体系，在朱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的这一思想可追溯到建国前的战争年代。早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前夕，朱德就亲自抓军工生产。他要求军事工业要生产足以打败敌人的武器弹药，同时指出，军工生产“上了轨道，也会对我们整个工业走上轨道产生影响”。[(29)]他强调军事工业要跟上形势的发展，说：“世界上都是变化的，一天比一天新，都是推陈出新的。现在要发展生产，不变不行了。军工厂要企业化，管理要严格，军事工业要帮助民用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要把同农民的关系搞好。”[(30)]只有这样，才能“用物质来保障战争的胜利，并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31)]
建国以后，朱德的军事工业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思想更加发展、更加系统了。建国后，为着巩固国防的需要，国家对国防建设投入了很大的资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施工项目里，军事工业就占了44个。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人才和科学技术密集的军事工业就面临着被闲置的境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个问题都有所考虑了。
朱德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得比较多，发表意见也比较早。1952年，他在东北视察，同军工厂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军工生产应该保证质量，应该同民用生产相结合。”[(32)]特别是1955年底朱德率团对亚欧7个国家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访问以后，他的军工生产应该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观点更加坚定了。朱德于1956年4月2日回到北京，25日就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出了对7国的访问报告。他在报告中结合国际形势谈了对我国军工生产的看法。他说：“国际局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这看法是切合实际的。我们能争取到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条件。我认为需要考虑怎样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方面，同时把国防建设同和平生产结合起来的问题。军队数量可以缩减，同时保持巨大的动员基础；武器生产要同和平生产结合，特别注意发展战时和平时都需要的精密器械和仪表工业。”[(33)]
朱德的这一见地与毛泽东主席是一致的。就在朱德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递报告这天，毛主席也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中说：“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34)]但是，到底怎样顺利地把我国的军工生产转入和平生产，中央却一直没有一个具体方案。朱德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率先拿出了自己的构想。
1957年初，朱德视察了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和辽宁等地的军工企业。回京后，于4月18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出了《外出视察的报告》，就如何把军工转入和平生产的问题详细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这次看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兵工生产如何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重庆、成都、云南、广州等地存在着，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一般说来，兵工厂的特点是投资大、厂房好、职工多、设备新、技术水平高、生产能力大。这些厂去年就吃不饱，今年较去年更为严重。现在有些厂就到处揽活自寻门路，有些厂还没有想到办法，只得让一部分设备和人员闲着。长此下去，损失很大。看来兵工生产在和平时期兼生产一些民用品或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我认为这个问题要及早解决，否则损失更大。”“时间不允许我们拖下去，拖延并不能解决问题。”为了使党中央和毛主席下决心尽早解决这一问题，朱德还在《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具体方案供参考：“一个是把二机部同一机部、电机部合并，设备和人员统一调度，平时可以多生产民用品，战时主要生产军用品。”“一个是把二机部的范围划小，把剩余的生产能力分出来转向民用生产，二机部今后专搞原子武器等特种兵工生产。”[(35)]朱德还在《报告》里要求国家计委、经委和建委会同有关部门从速研究，提出一个合理又可行的方案，提请中央讨论确定后实施，并一再叮嘱，一定不能再拖延下去。
1958年2月，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批准了将一机部、二机部和电子工业部合并的方案，朱德亲自到合并后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去参加干部大会并讲话：“把三个部合并起来，有利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事业的发展，使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结合起来。”[(36)]他要求合并后的一机部投身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为工农业经济建设生产更多的机器，充分发挥兵工厂设备好、技术先进的优势，为国家发展钢铁事业多生产冶炼成套设备，多生产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电机、拖拉机、推土机和各型号的民用汽车，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显身手，走出一条“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军事工业发展道路来。
朱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朱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加深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自觉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一百年不动摇的信心和决心，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进程。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2)][(18)][(19)][(21)][(22)][(23)][(24)][(30)][(31)]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5月北京，第719页、659页、658页、660页、671页、674页、670页、676页、676页、676页、693页、690页、690页、690页、691页、692页、694页、592页、604页。
[(11)][(17)][(20)][(26)][(29)][(32)][(33)][(36)]《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86年12月北京，第452页、445页、449页、454页、306页、365页、401页、426页。
[(13)][(14)][(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45页、747页、749页。
[(16)][(35)]《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第367页、352—353页。
[(25)]《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46页。
[(27)][(2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6页、316页。
[(3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