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学界关于东亚一体化的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述评论文,学界论文,中国论文,近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的结束为统一世界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越来越强烈地参与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相互依存把整个世界连接起来。与全球化趋势相伴随的还有向广度和深度蓬勃发展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在欧洲，由欧共体转变而来的欧盟一面不断扩充成员国队伍，一面从经济一体化向政治和安全一体化迈进；在美洲，南方共同市场和北美自贸区相继建立，分别代表了南美洲和北美洲经济一体化的最高水平；在非洲，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非共同体和东南非共同市场在稳步推进各自合作的同时走向联合，建立了新的单一自贸区；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可以追溯到1989年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甚至是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东盟，但其正式启动应该说始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确立的“东盟+3”地区合作机制。此后，中日韩领导人峰会、中日韩三国分别与东盟建立的“10+1”机制等各种地区性安排逐渐在东亚地区发展起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亚太自贸区(FTAAP)成为推动东亚一体化发展的新倡议。 东亚一体化进程始终是中国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面对新的全球和地区形势以及转变中的东亚经济和安全架构，学者们对各个方面进行了及时的跟踪和评估，对其做出了深入阐释，也对未来东亚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应对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本文通过梳理近几年国际政治类期刊关于东亚一体化研究的相关文献，分析中国学者的共识与分歧，指出研究亮点与不足，以期为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关于东亚经济一体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开启了东亚合作的新局面并取得了明显成就，但经过将近20年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一体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框架并存格局，其表现主要在于：东亚经济安排与地理范围不匹配，即东亚始终未能启动覆盖整个区域的多边一体化进程，而现有的不少地区合作机制在成员、议题、规则、执行等方面存在局限和差异，又难以统一起来。中国学界对这样一种地区经济制度架构并不乐观，“迟滞”甚至“停滞”成为许多学者描述当前东亚经济一体化现状的关键词。造成目前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之一。 (一)对东亚经济一体化陷入“迟滞”状态的解释。“迟滞”或“停滞”的背后是分歧。中国学界主要从心理、经济、政治和安全角度对东亚一体化进程陷入停滞状态做出解释。从国际政治心理学角度看，“互信不足论”是很多学者提到的东亚一体化受阻的关键因素，但大多数文献将其设为自变量，而较少将其设为因变量并进行深入解释，更鲜有学者对其建立科学的因果机制。包广将的研究是一个例外，他把“国家本体性安全”概念引入信任研究，将国际秩序与国家本体性安全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东亚国家间信任生成与流失的原因。他认为，一方面，多中心的地区权力结构、主权体系的完善和互动能力的提高使冷战后的东亚秩序能够给各国本体性安全提供基本保障，东亚国家间信任水平高于冷战时期；另一方面，东亚地区仍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维护各国本体性安全的国际秩序依然非常脆弱。此时，东亚各国会加入多元化的关系网络，这又导致了网络间信任的流失。①包广将从宏观整体视角研究东亚信任，其重要贡献是指出了国际秩序与国家本体性安全的互动能够同时导致双重效应——信任的生成与流失，但其研究缺乏从动态的视角评估此种互动导致东亚信任的总体水平以及这种水平在冷战后的变化，即目前东亚到底是处于“信任赤字”还是“信任盈余”以及在冷战后信任水平是怎样波动的。同时，也很难解释，在同样的互动中，为何不同网络间的国家也能够发展出信任关系，以及相同网络间的国家也会有信任的缺失。 从经济角度看，多重架构并存的背后是各大国推行的自贸区模式之争。而这种模式之间的竞争关系则由该地区出口贸易结构的差异决定。“贸易结构差异论”反映了东亚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分工地位。张蕴岭从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分析，指出发达国家日本坚持签订包括一些规制方面内容的协议，而发展中国家则首先注重市场准入，并且希望实行渐进开放的时间表和清单，而那些不发达国家则要求更多的经济合作，帮助它们提高能力建设。②富景筠从地区分工方面分析，指出处于分工链条低端的东亚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它们倾向于构建以货物贸易自由化为中心的传统型自贸区；处于分工链条高端的国家集中生产并出口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它们偏好的自贸区模式是内容宽泛和高质量的自贸协定；那些处于分工链条中端的国家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进行专业化生产，它们对传统型自贸区、高质量自贸区及二者之间的自贸区类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需求。③而分属这三种类型的不同国家之间正在逐渐形成“三角贸易模式”，即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参与零部件、中间产品生产环节实现前端工序与中间品出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精密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并完成组装——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将最终产品销往世界市场。④就此看出，区域外市场而非内需仍然是东亚生产网络发展的动力，这也是东亚地区机制发展缓慢而跨地区机制顺利介入的重要原因。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即东亚内部经济的相互关联度还没有达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标准。另有一种观点可以称为“三心二意论”，如宋伟指出，“东盟首先致力于推动的是自己的内部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建设东盟共同体；日本、韩国则把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它们的目标不仅不是建立某个紧密的地区共同体，相反是要维持这一地区的大国均势”。⑤因此，就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就创设和培育东亚多边合作体制而言，最大、最经久的困难在安全领域”。⑥ 从政治和安全角度看，最常被学者们提起的就是“美国阻挠论”。郭振家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是导致亚洲一体化停滞的主因。⑦2010年前后，美国带着新的经济和安全战略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其核心就是“以亚太框架来分裂和肢解东亚框架”。⑧美国既要恢复在亚太的贸易优势，又希冀于引领东亚和全球的贸易规则制定，构造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合作秩序与全球规则。“对于霸权国美国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跨区域的机制和双边联盟的办法，把东亚地区可能出现的一体化趋势‘化’掉。”宋伟认为，美国的这一战略非常成功，“在单极体系和美国霸权的巨大影响下，除了中国，东亚地区的大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地区内的一体化进程都采取了相当消极的态度”。⑨熊李力和刘丹阳也认为，“TPP对以10+3和10+6机制为主导的区域合作制度化进程形成较大冲击”。⑩这类观点可以说是用外因来解释现象。确实，美国对东亚能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如果说美国能够主导东亚的一体化进程，那么更说明了问题的根本存在于东亚内部。另外一种观点是“主导缺位论”或“主导错位论”。这种观点认为，中日关系的恶化导致东亚一体化缺乏“带头大哥”，而领导能力有限的东盟却被错误地放在了驾驶员的座位上。江瑞平认为，中日关系已进入“政经双冷”阶段，政治关系的恶化使往常能够发挥缓解作用的经济关系也已经难以发挥稳定器的作用。(11)这类解释以欧洲一体化为借鉴来考察东亚，但却忽视了正是东盟的“小马拉大车”才逐渐推动着东亚一体化的不断前行。同时，这里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东亚一体化是否只能由中日联手主导或者一国主导才可行，而东盟推动或多元推动行不通？学者们还提到了“制度差异论”、“文化差异论”、“社会差异论”等国家属性之间的差异对地区一体化的消极作用。作为一种静态的解释方式，从国家属性来对东亚一体化进行解释忽视了一体化发展的动态性。 (二)多重制度的竞争与一体化进程。当前东亚各种相互嵌套的地区机制对于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呢？由于这是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前提条件，学者们对理论的阐释着墨较多。大致可分为悲观、乐观和调和三种观点。持悲观观点的学者基本支持当前东亚一体化处于迟滞状态的看法，他们认为，正是东亚地区多重制度的竞争致使东亚经济一体化遭遇挫折，多重制度其实是一种“制度过剩”，这种“面条碗效应”被认为不是一种可行的治理模式。比如，李巍认为，制度竞争导致统一架构的缺失。东亚主导权之争，导致制度过剩格局的形成，“阻碍了在东亚地区发展出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制度架构来协调政府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和构建共同身份认同，从而导致了东亚经济地区主义长期难以获得实质性进展”。(12)刘中伟认为，制度竞争阻碍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发展和优化。东亚没有形成有效的区域经济治理格局，从而对东亚区域内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及优化配置，生产要素的转移、吸收和消化，以及东亚生产网络发展路径的优化构成制度和机制障碍，阻碍了在东亚地区形成更完整的国际分工体系和结构互动关系。(13)周方银认为，由于东亚地区二元格局的存在和持续，制度安排的出现“不是为了更有效地解决本地区面临的问题，而是被作为高度战略性的工具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新制度或机制的出现，不但不是地区合作往深入、有效方面发展的证据，反而可能使地区合作进一步深陷僵局，导致地区合作的停滞与倒退。”(14) 持乐观观点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王明国从制度有效性角度认为，东亚的制度特征是“复杂性”而非“过剩”，制度复杂性或许显示了东亚地区合作以及加速一体化进程的可能前景。第一，在成员国没有清晰、明确的战略偏好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的分散状况能更容易被接纳，从而为决策机构创造了条件；第二，制度复杂性反映了东亚地区各成员在制度复杂性的情况下能够达成可行的协议安排，从而提升了制度资源的利用效率。(15)贺平和沈陈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从制度合理性角度认为，多元区域治理机制并行发展是东亚合作的整体性特征，固然难以避免机制重叠所产生的弊端，但更是对历史和现状合乎情理的反应。各国可以从不同的机制中实现各个层次的不同目标，增强区域和跨区域合作的灵活性，并有助于良性的“机制竞争”。(16) 我们可以从秦亚青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中看到调和两者观点的影子。过程建构主义强调过程主导，而过程主导的地区合作模式产生了多元多重多样的合作机制。一方面，“面条碗”使得东亚地区形成杂乱、交错、复杂的状态，另一方面，“东亚地区存在的这些多层次、多样化的机制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加强了领导人之间的友谊，促成了实质性合作并取得了重大成果”。(17) (三)权力竞争下一体化模式的新发展：RCEP和TPP。当前来看，TPP和RCEP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两大主导性的多边一体化机制。从倾向上看，美国主导的TPP得到了日本有力的支持，韩国加入TPP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则倾向于支持RCEP。伴随着这两大经济一体化安排的还有中日韩自贸区、“10+3”、“10+6”以及由2014年APEC北京峰会得到重新激活的亚太自贸区(FTAAP)。对于TPP和RCEP近几年的强势崛起，学者们予以高度关注。 中国学者对东盟的历史贡献及其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扮演主导角色是普遍认可的。但这种认可的背后存在三种不同的情感因素。第一种是担忧——虽然对东盟的主导地位持支持态度，但对其前景略有担忧。这种担忧主要聚集于四个方面。一是权力中心地位的缺失，比如，王玉主将东盟的“中心地位”设定为一种功能中心，认为正是功能中心与权力中心的不对称，使东盟只能通过不断构造新的合作框架来维护其“中心地位”，导致其“重进程、轻进展”；(18)二是低制度化所导致的效率低下、流于形式；三是东盟的内外部整合艰难，包括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设和既有的5个“10+1”自由贸易协定的调和；四是TPP的冲击，主要是规则的竞争。第二种是消极支持——认为东盟主导是历史和各国博弈的产物，是一种次优和无奈的选择。刘江永从地区权力格局的角度认为，东盟主导地位的确立是中日之间寻求权力平衡的结果，是现实权力竞争的结果。(19)第三种是积极支持——对东盟的领导能力和RCEP的有效性充满信心。王明国通过设立地区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四个指标——问题结局、行为改变、目标获得和集体最优，认为RCEP的有效性在东亚地区机制中是最高的。(20)李东屹从区域治理的视角认为，东盟经过逐步发展和完善，积累了丰富的区域治理经验，区域治理的制度效应符合东亚实情，为东亚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范本和制度构建的平台，这对于东亚整合来说非常重要，也成为“东盟主导”的权力来源。(21)综合来看，学者们既看到了东盟主导地位的合法性根基，也看到了背后的局限性。 关于中国如何应对RCEP倡议，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应“支持”、“尊重”、“积极参与”和“积极推进”RCEP谈判。贺平提议，RCEP可参照中国与东盟开创的“早期收获计划”，选择某些易于达成协议的部门作为优先开放领域，使有关各国尽早获得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削减的收益。(22)也有许多学者建议，由于中国和东盟国家主要的最终产品市场都是美国和欧盟，要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需要让中国成为最终产品市场。比如，张晓钦就主张构建能够发挥中国主导权的中国—东盟新型垂直分工体系，认为这是实现中国—东盟自贸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23) 自2009年美国高调宣布加入TPP谈判并成为进程的主导者以来，中国学者就开始对TPP进行追踪研究，着力点比较多的有TPP的历史演变和最新发展、各国加入TPP的动因、TPP战略的效应、TPP’面临的有利条件与挑战、TPP的未来走向、中国的应对等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TPP战略的效应以及中国的应对。学者们认为，TPP战略所引发的效应将会对中国、东亚乃至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其负面效应要多于正面效应。第一，TPP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较为显著，将会挤占中国的出口市场，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4)第二，美国主导的TPP是牵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工具；第三，破坏东盟的团结与整合；第四，对RCEP和东盟“10+”机制均起到制衡作用，削弱东亚经济整合，抑制东亚经济集团的形成；(25)第五，TPP将深刻影响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贸关系和区域经济合作。美国希望把TPP打造成21世纪区域贸易协定(RTA)的标准模式，以主导新时期的全球贸易规则。(26)孙溯源概括了三重效应，即对东亚一体化的刺激效应、对东亚地缘政治的搅局效应和对美国在东亚角色的重塑效应。(27)总的来说，美国是希望对东亚经济一体化有一个“破”和“立”的过程，对全球和区域贸易规则同样如此。当然，学者们也看到了TPP的正面效应。比如，TPP中所涉及的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劳工和环保标准等议题，虽然对中国和许多东亚国家来说属于高标准内容，但也是未来贸易谈判的趋势，更会对中国国内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形成“倒逼”。 关于中国如何应对美国主导的TPP战略，学者们达成的共识是，短期内无需急于加入TPP谈判，应在仔细跟踪研究TPP进展的同时，继续推进和巩固RCEP、中日韩自贸区等东亚现有一体化机制。(28)但对长期应对则存在“不加入”和“择机加入”的分歧。“不加入派”以范思聪为代表，基本归纳了中国不应加入TPP谈判的理由，包括：(1)中国加入TPP意味着对美国主导的贸易体制的承认，无异于将中国通过长期经营而获得的东亚地区的市场份额拱手让人；(2)如果中国紧随日、韩成为TPP成员，一些原本犹豫不定以及与中国缺乏战略互信的东盟国家和美国的其他盟友将抵制不住TPP的诱惑，对美采取偏向性政策，损害中国在东亚主导的地缘政治地位。(29)而很多学者持“择机加入”的观点。田海认为，一旦TPP谈判进展顺利，为争取规则制定的主动权，避免像当年加入WTO那样被迫做出大量承诺的重演，中国不得不考虑加入TPP谈判。(30)刘再起认为，中国加入TPP可能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如何选准恰当时机则至为关键。(31)金中夏认为，中国应主动提出加入TPP谈判，取得对自身最有利的结果。(32)学者们建议，要积极抵消TPP对中国的冲击，在国内，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对国内产业的冲击进行评估等；在国际，中国应加快推动中日韩和“10+3”FTA谈判，并与亚太其他经济体构建多重FTA体系。纵观这些文献可以看出，中国以包容的姿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TPP不排斥甚至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加入TPP，这是学界们在探讨和碰撞过程中凝结的共识。 关于RCEP与TPP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未来是学界思考的重要方面。认为两者为竞争关系的论据主要有：两者目标相同，即东亚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竞争不可避免；(33)TPP不包括中国，而RCEP排除美国，TPP与RCEP的背后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34)持两者相互补充的观点的学者认为，TPP的高标准更适合东亚发达国家，而RCEP的灵活性和渐进性则更多考虑到了东亚许多发展中国家。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王玉主和富景筠则进一步指出，这种共同发展可能并不是对称的，“亚太地区最有可能形成强TPP和弱RCEP并行的新型双框架模式”。(35)盛斌和果婷认为，TPP和RCEP的未来有如下四种可能：一是整合，即两者都被融入新建立的亚太自贸区中；二是趋同，即独立发展后相互趋同，自然融合为亚太自贸区；三是互补；四是竞争。(36) (四)对“开放的地区主义”的争论。在TPP和RCEP双框架并存的背后还有一个理念的争论，即东亚共同体建设到底是否应该遵循“开放的地区主义”。可以说，“开放的地区主义”这一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应运而生的产物，也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特点。在学者们的文献中，“开放的地区主义”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弱机制化，相互之间遵循自愿性原则，建立一种非约束性的合作机制，追求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二是东亚国家在区域推动一体化进程中，并不排斥地区外国家和组织，而是持欢迎和包容的态度。 从地理范围来讲，东亚地区仅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部分。但令人感到混乱的是，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甚至欧盟等纷纷介入，使东亚一体化的参与主体呈现极大的开放性。那么，相比欧盟和北美的“内向”一体化，东亚是否应该走一条“外向”的道路呢？中国学界对此仍然存在分歧，可以分为亚太派、东亚派和平衡派。无论是从应然的角度，还是从一种无奈的角度，亚太派学者事实上是占到多数的，主张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当包含亚太因素。比如，林利民认为，东亚国家应选择“大”东亚一体化方案，“纳美入亚”，争取把美国融入东亚一体化进程，以此求得美国与东亚国家间的共存共赢。(37)莫盛凯认为，在中国崛起并优先寻求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亚太跨地区主义而非东亚地区主义将是未来东亚地区合作的前景。(38)东亚派学者则对“开放的地区主义”这种提法提出质疑，赞同地区主义所具有的内向性和排他性特质，主张东亚一体化应当是地地道道的东亚地区主义。比如，肖欢容认为，泛化的地区主义使东亚共同体没有内核，“东亚所倡导的开放地区主义目标与地区主义这种深层次发展路径是相悖的”。(39)方长平认为，“开放的地区主义维持了东亚一体化进程，但妨碍东亚一体化的结果，造成东亚地区的一体化机制至多是一种对话机制。(40)这些学者提醒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地区能够远离地理，那么，是否还是地区主义”？在地区集体认同缺失的情况下，是否东亚本来就不存在地区主义？(41) 从理论层面来说，无论地区主义的内涵如何演变，地理概念上的“地区”始终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首要考虑。王逸舟指出，“地理东亚是定义‘东亚共同体’的原始基础”。(42)泛化扭曲“地区”，甚至脱离“地区”谈“主义”都已偏离了地区主义本身。因此，理想化的东亚一体化应当是以地理东亚为限。这是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共识。但是，从现实层面来说，“开放的地区主义”是美国强势介入、中日之间分歧和东盟“大国平衡”战略所共同导致的。事实上，亚太派和东亚派学者分别探讨了域外大国介入东亚一体化的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侧重点不同，结论也不尽相同。一些平衡派学者希望调和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提出了一些中间道路。比如，肖欢容虽然对“开放的地区主义”进行反思，但更主张在“开放的地区主义”与纯粹的地区主义之间找到有效的平衡点。(43)祁怀高提出“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44)。郑先武主张“开放主义”的两阶段论：在地区主义的初始阶段，“开放主义”主要适用于经济和安全等领域低水平的区域合作。在共同体建构阶段，排他性的集体认同得到确立，此时，“开放主义”就不再适用了。(45) 二、关于东亚政治与安全合作 近年来，东亚区域内经济相互依赖持续增强，但这并没有增进域内国家在安全领域的相互信任，反而因历史认识、主权争端等问题使相互间的猜疑进一步加重，部分国家出于自身安全目的不断扩充军备和强化同盟关系，最终导致安全困境不断加剧。王逸舟甚至认为，“从安全及政治角度透视，东亚似乎是全球范围内最不可能形成区域共同体的地方，其难度不仅远大于西欧和北美，甚至超过非洲、阿拉伯和拉美等区域或次区域”。(46) (一)冷战后的东亚安全。冷战后东亚安全的现状可以概括为：总体稳定，纷争不断。东亚政治、安全领域的一体化基本上还没有启动，但从总体来看，主要大国之间没有发生战争，一些危机和潜在的安全问题也未激化为不可控的局面，东亚维持了相对长时间的和平。之所以“总体稳定”，刘丰从功能论的视角指出，美国和中国分别为东亚地区提供了安全预期和经济收益两项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维系了当前的东亚安全秩序。(47)阎梁则认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塑造了东亚地区安全秩序。(48)而关于“纷争不断”的原因，学者们从多个角度进行阐述。王逸舟认为，东亚地区共同安全发展缓慢的原因在于历史积怨，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的对立、政治的不信任感和复杂多样的主权纠纷。(49)张蕴岭认为，东亚政治的“两把刀”制约了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机制化建设，其一是制度裂缝——各国之间政体的差异，其二是“安全赌咒”——缺乏“共同安全”认同和机制，东亚国家被纳入不同的安全框架，“美国因素”深刻影响东亚安全合作。(50)刘昌明和孙云飞从地区公共产品的角度解读认为，美国相对实力的衰弱及由此导致的东亚双边同盟体系的“私物化”和东亚各国对集体安全与合作诉求的日益增强，催生了东亚安全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这一矛盾的不断加剧阻碍了反映地区需求的集体安全机制的建立。(51)郭伟华对当前东亚安全的解释非常形象，也比较准确。他将“东亚秩序”形容为“有气无力”。“有气”指东亚一体化进程具备聚合的内在动力，在此背景下，东亚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各国都不愿或不敢逆流而动，以战争扰乱乃至中断东亚聚合进程；“无力”指目前东亚地区秩序不足以理顺和协调域内各国在实力、地位、责任和权利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各国不得不在较高程度上依赖于“自助”原则解决相互矛盾。因此，“有气无力”的东亚安全秩序避免了大战的破坏，却无力在根本上化解危机，致使东亚频繁、反复地遭受危机震荡。(52)总的来看，学者们认为，地区内部差异和地区外部干预以及内外部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导致了东亚安全形势的不稳定。 (二)东亚安全合作模式之争。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出三种东亚安全合作模式(53)：美国在东亚构筑的双边同盟体系、东盟安全机制及“中国倡导的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模式”(54)。目前，这三种东亚安全合作模式都没有得到东亚各国的普遍认可。 对于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有些学者认为，它造成东亚权力结构的对抗性，加剧了东亚国家间的互不信任，制约了东亚认同意识的形成，影响着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机制化水平。(55)有些学者认为，它为东亚提供了地区安全公共产品，限制了各国对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和中国崛起的忧虑，同时防止地区内的危机升级和冲突扩散。(56)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美国在东亚并非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安全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其“不完全性”体现在：(1)美国提供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2)东亚地区安全不过是地区安全公共产品正外部性带来的积极效应；(3)美国对东亚地区内部生成的辅助类安全公共产品持一种犹疑的态度。(57)王胜今和张景全对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影响有非常好的归纳和总结，认为“军事同盟是东亚区域合作构建迟缓的症结所在。但共存一域的两种机制——军事同盟和东亚区域合作，其各自的地缘政治特征存在冲突。军事同盟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壑，而区域合作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伴；东亚军事同盟具有双边—非对称性结构特征，强调同盟内部观念的同一性及同盟与他者的差异性，而区域合作是一种多边结构的构建，强调观念的包容性。双边同盟很难汇聚多边利益，而双边—非对称性的同盟结构，使次级同盟成员处于绝对劣势，在增强其对主导盟国的依赖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其政策选择度。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构建均具有谋求利益与安全的功能。但军事同盟强调现实的、短暂的安全利益，以军事合作为特征。区域合作则兼顾现实和未来的中长期利益，以全面合作为特征。军事同盟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参与同盟的国家，区域合作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本区域的全体成员”。(58)可以看出，对于美国是否是、以及是否应当作为东亚安全的维护者，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而学界的基本共识在于，即使美国的同盟体系维护了东亚的安全，其对东亚安全合作的消极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东盟安全机制，有些学者认为，其能照顾各方舒适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合作进程顺利开展。但也有学者认为，随着合作的深化和挑战增多，不管在合作议题的设置方面，还是在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方面，东盟都显得力不从心。(59)“无力落实”(60)成为其根本弊端。 “中国倡导的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模式”则因为“中国威胁论”和东亚准无政府体系(61)受到限制。孙学峰认为，地区安全合作模式之争的背后是地区安全秩序模式之争，是霸权秩序、均势秩序和地区安全共同体之间的争论，而当前的东亚安全秩序被看作是以上三种秩序模式的混合物。(62)虽然这种混合秩序模式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但大多数国家对这种现状并不满意。这催生出学术界对东亚安全合作构想的展望。 (三)中国的战略规划及东亚安全政治合作的未来。当前，东亚各国在安全模式上缺乏共识，妨碍了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使得政治和安全一体化严重滞后于经济一体化。当前中国的崛起遭遇日本的“正常化”和美国的“重返亚太”，东亚地区由“小马拉大车”推动的地区合作已经颇显疲惫，东盟更安于在美国亚太战略的保障下巩固其核心地位以独善其身。那么，中国该如何做出战略规划和选择？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建议。 关于中美在东亚的关系。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安全的状态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美关系所决定的，因此，学术界基本认为，仍然不能、也没有能力完全抛弃美国因素。中国参与构建东亚地区安全秩序，并不是要取代美国。“中国作为亚太地区权力和财富格局中的‘后来者’，不可能只是凭借经济影响力的扩大而取代美国的影响力，更无法短期内扭转战略竞争的被动态势和在地区安全结构中依然所处的从属性位置。”(63)韦宗友认为，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利益博弈和理性让步。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如果中美两国能够携手共进，实现战略妥协，那么，东亚地区将迎来真正的和平共处。(64) 关于中国的东亚安全构想。徐进提出了东亚安全合作的四轮架构——中国打造亚太战略支点国家(侧重于积极安全合作)和中美亚太事务磋商(侧重于消极安全合作)构成两个前轮或驱动轮，中国积极参与由东盟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针对东南亚)和“六方会谈”(针对东北亚)构成两个后轮或被动轮。(65)郑先武提出了新的东亚“大国协调”，并构建了三条路径，即“软安全”导向的“多边协调”、综合安全导向的“双边协调”和“多边协调”。东亚峰会和现有的大国双边战略对话机制分别是前两种路径可利用的制度资产，第三种路径的理想状态是一种独立的安全机制，旨在应对重大的区域冲突和危机。(66)宋均营和虞少华认为，中国应坚定支持“东亚共同体”建设，并探索以机制为轴心，以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及俄罗斯(远东部分)、蒙古、朝鲜三国为两个侧翼的“一轴两翼”新路径。(67)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学者们提出“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即通过安全对话、合作、增加透明度与谈判解决争端，促进地区各国对地区安全承担“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缓解各国面临的“安全困境”，让大国发挥“正能量”，让小国对大国“放心”，增加地区“安全系数”。他们强调通过“双边+多边”方式对地区安全挑战进行“共同治理”；对双边海洋领土争端，强调由当事国互谅互让、谈判解决；对各种非传统安全风险，强调通过集体协商与“集体行动”予以因应，进而塑造各成员国“安全共同体”身份认同。(68)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跃升，影响力持续增强，对周边地区以及世界事务的参与也在不断拓展。因此，有关东亚地区合作和地区一体化的研究一直吸引着学者们的持续关注，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案例研究，都取得了相应的进展。且在研究过程中，能够引发许多争鸣，在争鸣中又迸发出一些新的亮点，两者相互促进，提升了中国学界东亚研究的整体水平。 回顾近几年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些特点及欠缺之处：其一，中国学者大量运用英语文献进行东亚一体化研究，直接运用东亚各国文献、特别是东南亚各国文献进行研究的较少。材料的缺失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掌握语言分布的不均衡，另一方面也阻碍新的视角和观点的产生。语言问题是目前中国东亚研究需要克服的重要问题。其二，对东亚一体化的研究仍然主要以借鉴欧洲一体化等西方理论、理念、框架和方法为主，使得具有引领性和突破性的研究偏少。 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炼出一个符合东亚区情的区域整合核心概念，这一核心概念将有别于发源自西欧的“一体化”。而“互联互通”便是这样一个符合东亚区情的区域整合的核心概念。首先，对亚洲国家来说，“一体化”这个概念太刺耳。东亚各国地理面积和经济规模差异大，有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也有许多小国，这与西欧地区一体化的背景是不同的。同时，东亚各国国情、民情差异较大，建立“一体化”的难度较大。中国提“一体化”会让小国产生惧怕和担忧之感，生怕被中国“一体化”了。(69)“互联互通”就是要向东亚国家阐明，中国倡导的东亚区域整合不是要复制西欧二战之后的一体化道路。东亚区域整合也并非消除各国差异，而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之上的整合。因而更符合“东亚方式”，即照顾各国舒适度，不强人所难，不干涉他国内政。其次，东亚区域整合与西欧的“一体化”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中国不仅讲“利”，同时也讲“义”，并且“义”在“利”之前，中国以正确的义利观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论为东亚整合做出贡献，为各国内部以及区域提供公共产品和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人才、管理方式等，以好兄弟、好邻居、好朋友的方式对待邻国。在追求互利合作的同时，更注重“道义”。第三，“互联互通”不搞封闭性集团。欧洲一体化对内整合，但对外却是歧视性的。“互联互通”旨在构建和深化各国之间的伙伴关系，不针对第三国，欢迎域外国家为东亚区域整合出力。第四，研究需要深厚的基础，但同时也需要一些耳熟能详的大众概念，“新功能主义”、“外溢”、“自由政府间主义”等来自于西欧经验的区域整合概念很难让不同群体透过词义理解和接受其内涵，而“互联互通”形象地阐述了东亚区域整合的核心思想，在东南亚国家也已经有很好的民意基础，是区域整合的东亚概念，是“东亚方式”的新概括。以“互联互通”为核心构建东亚或者亚洲区域合作理论或许是未来发展的有益一步。总之，在不断地翻译和推介西方一体化知识之后，我们应该用自己的话语构建中国或亚洲知识。 注释： ①包广将：“东亚国家间信任生成与流失的逻辑”，《当代亚太》，2015年，第1期，第38～62页。 ②张蕴岭：“寻找推进东亚合作的路径”，《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8页。 ③富景筠：“一体化次序视角下的东亚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148页。 ④刘中伟：“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走向”，《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135页。 ⑤宋伟：“中国的东亚区域一体化战略：限度、方式与速度的反思”，《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53页。 ⑥韩彩珍、时殷弘：“东亚区域合作的瓶颈问题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2期，第33页。 ⑦郭振家：“美国的介入和亚洲一体化”，《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2期，第48页。 ⑧江瑞平：“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的互动：困局与对策”，《外交评论》，2014年，第5期，第4页。 ⑨宋伟：“试论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限度”，《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第21页。 ⑩熊李力、刘丹阳：“TPP机制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兼容性分析”，《国际观察》，2015年，第3期，第133页。 (11)江瑞平：“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的互动：困局与对策”，《外交评论》，2014年，第5期，第7页。 (12)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7页。 (13)刘中伟：“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走向”，《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141页。 (14)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23页。 (15)王明国：“国际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进程”，《当代亚太》，2013年第1期，第4～32页。 (16)贺平、沈陈：“RCEP与中国的亚太FTA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第54页。 (17)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3页。 (18)王玉主：“RCEP倡议与东盟‘中心地位’”，《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第46～59页。 (19)刘江永在2009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合作论坛2009：东亚地区主义——现状与展望”上的发言：“新形势下东亚区域合作前景展望”。 (20)王明国：“东亚地区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评估与未来发展”，《当代亚太》，2014年，第2期，第66～95页。 (21)李东屹：“从区域治理视角看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的地位”，《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76页。 (22)贺平、沈陈：“RCEP与中国的亚太FTA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第54页。 (23)张晓钦：“中国—东盟自贸区运行绩效及持续发展路径”，《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7期，第31页。 (24)王联合：“TPP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国际观察》，2013年，第4期，第69页。 (25)田海：“TPP背景下中国的选择策略思考”，《亚太经济》，2012年，第4期，第19页。 (26)陈淑梅、全毅：“TPP、RCEP谈判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亚太经济》，2013年，第2期，第4页。 (27)孙溯源：“美国TPP战略的三重效应”，《当代亚太》，2013年，第3期，第4～22页。 (28)竺彩华：“东亚经济合作的新抉择：TPP还是RCEP？”，《和平与发展》，2013年，第2期，第27页。 (29)范思聪：“美国主导下TPP的战略特点与中国的应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3期，第102页。 (30)田海：“TPP背景下中国的选择策略思考”，《亚太经济》，2012年，第4期，第20页。 (31)刘再起：“美国力推TPP的战略意图及中国的对策”，《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5期，第11页。 (32)金中夏：“TPP对中国的挑战及中国的选择”，《外国经济与管理》，2014年，第6期，第79页。 (33)陈淑梅、全毅：“TPP、RCEP谈判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亚太经济》，2013年，第2期，第6页。 (34)綦大鹏、张弛：“亚太战略形势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9期，第2页。 (35)王玉主、富景筠：“当前亚太区域合作形势分析”，《亚太经济》，2013年，第4期，第3页。 (36)盛斌、果婷：“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博弈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0期，第18～20页。 (37)林利民：“美国与东亚一体化的关系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1期，第2页。 (38)莫盛凯：“没有地区主义的东亚合作”，《当代亚太》，2014年，第2期，第96～117页。 (39)肖欢容：“泛化的地区主义与东亚共同体的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35页。 (40)方长平：“东亚一体化与中国的东亚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2期，第37页。 (41)莫盛凯：“没有地区主义的东亚合作”，《当代亚太》，2014年，第2期，第96～117页。也可参考庞中英：“缺少地区主义的东亚合作难以远行”，《“亚洲的未来与中日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9月15日，第280～285页。 (42)王逸舟：“‘东亚共同体’概念辨识”，《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庆典特刊，第84页。 (43)肖欢容：“泛化的地区主义与东亚共同体的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36页。 (44)祁怀高：“东亚区域合作领导权模式构想：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第55～59页。 (45)郑先武：“‘东亚共同体’愿景的虚幻性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7期，第58页。 (46)王逸舟：“‘东亚共同体’概念辨识”，《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庆典特刊，第86页。 (47)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6页。 (48)阎梁：“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当代亚太》，2012年，第4期，第110页。 (49)王逸舟：“‘东亚共同体’概念辨识”，《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庆典特刊，第86页。 (50)张蕴岭：“寻求推进东亚合作的路径”，《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3～4页。 (51)刘昌明、孙云飞：“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与东亚安全困境”，《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年，第1期，第110页。 (52)郭伟华、王红续：“危及幕后的东亚地区秩序分析”，《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37页。 (53)封帅提出六种亚太安全模式：即同盟体系模式、东亚峰会模式、中美共治模式、亚信会议模式、次区域协调模式及东盟主导模式。可参考：封帅：“亚太安全架构的未来图景”，《国际展望》，2015年，第4期，第15～37页。 (54)李志斐：“东亚安全：合作模式与结构”，《当代亚太》，2010年，第6期，第110～114页。 (55)刘昌明：“双边同盟体系制约下的东亚地区主义：困境与趋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1期，第112页。 (56)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16～17页。 (57)孙云飞、刘昌明：“不完全生产者：美国在东亚安全公共产品供应中的角色”，《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1期，第32页。 (58)王胜今、张景全：“东亚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之关系—一种机制视角的分析”，《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3期，第116页。 (59)宋均营、虞少华：“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再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第29页。 (60)徐进：“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问题与构想”，《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93页。 (61)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32～48页。 (62)孙学峰：“东亚安全合作的现实与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3期，第51页。 (63)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第25页。 (64)韦宗友：“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构建”，《国际观察》，2014年，第4期，第56页。 (65)徐进：“未来中国东亚安全政策的‘四轮’架构设想”，《当代亚太》，2014年，第1期，第4页。 (66)郑先武：“东亚‘大国协调’：建构基础与路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第88页。 (67)宋均营、虞少华：“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再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第37页。 (68)现代院课题组：“太平洋足够宽广——关于构建‘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的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0期，第7页。 (69)感谢苏长和教授指出这一点。标签：经济一体化论文; tpp论文; 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rcep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亚太自由贸易区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