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旧模式替代中的几个问题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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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世界的两极格局解体,如果从1989年春夏之交东欧剧变算起,已经过去了8个年头。“沉舟侧畔千帆过”, 两极格局崩塌的废墟上已是芳草萋萋。新的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中诞生。旧格局崩溃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八年来的世界政治之图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未来新格局又将是什么样式?八年回首,给人的不仅是“换了人间”的感慨,而且还有把握历史脉博跳动的喜悦。

(一)

8年前,当两极格局瞬间土崩瓦解之时, 西方政要欣喜地视之为西方胜利。他们认为,两极格局的崩溃不仅意味着苏联这个影响世界历史数十年的超极大国就此垮台,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完结,他们戴着意识形态的眼镜来看待这一历史剧变。

然而,近八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清楚地表明,伴随着两极格局进入历史博物馆的不仅是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旧时代。正因为如此,西方政要欢庆胜利的喜悦尚未过去,就被各自的国内问题搞得穷于应付。美国总统布什在1992年的连任竞选中惨败,执政的英国保守党和法国社会党各有一本难念的经。意大利则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反腐败运动,矛头直指整个国家官僚机构和政治制度。战后40多年主宰意大利政坛的大党,如天主教民主党和社会党,都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土崩瓦解,两位前总理被送上审判台。西方舆论正确评价道:意大利迎来了自己的1789年。

可见,西方国家的人民并没因为东方的瓦解而对他们的领导人感恩戴德。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的不满甚至比以往更强烈。战后40多年的两极格局对立无疑转移了人民的注意力,迟滞了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要求的民主化、法制化建设,以至于两极对抗刚一结束,人民就用手中的选票表达了心中的不满。可以说正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使西方国家的人民更集中精力于自己国家的问题,更强烈地要求改革社会和制度的弊病,清除腐败恶习。

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剧变中从共产党手中夺取政权的激进民主派曾经在政坛上如日中天,不料不出几年便相继陨落: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激进民主派先后在大选中失去政权,被左派社会民主党取代。在俄罗斯,激进民主派在政坛上几乎是昙花一现,1995年议会选举中,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甚至未能进入议会。

由此可见,旧格局崩塌的深层含义并不是西方的胜利和东方的失败。谁战胜谁只不过是旧格局崩塌后最先显现出来的现象。随着时间飞逝,这一崩塌的深层含义才逐渐显现出来。

可以说,随着两极格局一起终结的不仅是苏联,而且是一个时代。这个已经终结的时代是意识形态尖锐对立,乃至掀起种种狂热的时代,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并殃及全世界的时代,也是大国强权左右世界政局的时代。这个时代其实并不属于二战之后,而是二战前那个旧时代的苟延残喘。因为,无论是大国争霸还是强权政治,都与二战的性质和目的相背离。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法西斯集政治专制和种族主义于一身,狂妄地要吞掉整个世界。反对政治专制争取政治民主,反对种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自主是反法西斯阵营的共同目标,也是启动二战的最大的政治。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二战后政治民主和民族独立自主来到这个世界时走过了曲折而漫长的道路。特别是政治民主,冷战的到来无疑为它设置了重重障碍甚至使它扭曲变形。在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大旗帜下,民主的或民族的要求往往被压抑了,被要求服从两极对峙的大局。战后美国政府在第三世界到处扶植亲美反共政权,哪怕它们是独裁政权。苏联援助发展中国家,附加的主要政治条件是亲苏反美。尽管老殖民主义者极不情愿,民族独立自主的浪潮还是在本世纪60年代滚滚而来。但两极格局同时给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新独立国家的独立和中立时时受到挑战。对于大多数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制度和体制模式的选择往往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建立了议会民主框架的亲西方国家和搬用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模式的亲苏国家,民主往往徒有其名,甚至仅仅是掩盖独裁专制的一个躯壳。

由此看来,人类历史从旧时代跨进新时代,并非一步之劳,远没有人们希望的那样干脆、痛快。往往它的一只脚已迈进新时代的门坎,另一只脚却仍旧留在旧时代。而抽出后面这只脚,完全进入新时代,竟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无论如何,新时代毕竟已经到来了。新时代已经没有龙争虎斗的两个超级大国。意识形态的狂热也逐渐为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考虑所取代。强权受到愈来愈大的挑战,已不是必胜的王牌。然而这并不等于就清除了强权的痕迹。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并未完全走出霸权思维,它仍旧迷信自己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它还不习惯平等对待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特别是它还没学会容忍反对自己的国家,并将这种反对看成是后者的权利。因此它颐指气使,霸气十足。但它也因此越来越不得人心。

与旧时代不同,新时代是政治民主和民族独立自主的时代,因而是协商、对话、合作和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以实力谋求霸权最终会走进历史的死胡同。

(二)

大浪淘沙。当90年代初新时代的潮流滚滚而来的时候,带来的不仅有希望和喜悦,还有迷乱和痛苦,甚至是烈火与鲜血。

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东欧剧变,一股多元化、民主化的潮流在全世界涌腾。它在非洲“全面开花”,在欧洲和其他一些地区则唤回了民族主义这个老魔鬼。整个世界因此陷入动荡和混乱之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更将这混乱和动荡推到极限,似乎原有的国际秩序也随着两极格局一起崩溃,取代两极格局的竟是国际间的无政府状态。

西方国家一边呼吁建立国际新秩序,并组织起现代化装备的多国部队对付伊拉克,一边却对引起世界大乱的多元化、民主化潮流推波助澜。他们向非洲国家施加政治的、经济的压力,要它们顺应潮流搞议会民主选举。他们还对南斯拉夫的分裂唱赞歌,草率承认先独立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引起波黑战争。1991年初,挟大胜伊拉克的余威,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踌躇满志,以为动荡之后的世界必定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然而历史又一次嘲弄了他们的浅薄。

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无疑需要现代民主,但眼前更需要的则是政治稳定。有了稳定才有发展,才有国家统一,才有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这一点,已经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

年青的非洲国家则很难承受“民主化、多元化”的冲击,它们中的大多数被潮流夹裹仓促搞多党议会选举,非洲的动荡一发不可收拾。与西方的愿望相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通过议会选举壮大了声势,由台后走到了台前。它们甚至在一些国家党权,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国家。随之,原教旨主义成为一股令西方胆寒的政治潮流,它视西方意识形态为“魔鬼撒旦”。这对西方而言无疑是一股敌对势力。民主化、多元化浪潮在非洲还触动了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部族矛盾,等于打开了非洲的“潘多拉的盒子”,飞出来的尽是妖魔鬼怪。多党议会选举成了民族和部族利益的角斗场。由于长久以来社会发展缓慢,大多数非洲民族、部族尚不习惯用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它们习惯的武器是枪、炮和砍刀。1994年卢旺达的部族大屠杀三个月间杀死50万人,其惨烈为历史罕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部族冲突虽不像卢旺达的冲突那样耸人听闻,也十分野蛮和残酷。由此看来,议会民主虽然较之专制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却不是可以随意拿来和移植的。它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争取得到。这就好比鞋子,别人的鞋再精致、漂亮,倘不合脚,也是穿不得的。

在欧洲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民族主义被称为“老魔鬼”,曾肆虐一时。一部欧洲近代史,也是一部列强的争夺史。两极格局下美苏对峙的严峻现实无疑对民族矛盾起了抑制作用,“老魔鬼”被压在意识形态利益的重岩之下。多元化、民主化潮流冲垮重岩,最终将它召唤出来。无论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纳卡冲突,还是南斯拉夫内战,波黑内战,都是多党议会选举的副产品,都伴随多党议会选举的潮流而来。90年代初,东欧大平原上民族冲突,民族战争的烈火点点,点燃这一堆堆烈火的恰恰是多党议会选举。

“老魔鬼”还给世界热点地区加温,使之死灰复燃或火势更猛,印度教徒和巴基斯坦穆斯林之间冲突加剧,阿富汗内战如火如荼,墨西哥印地安农民揭竿而起,中东的和平进程则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流血冲突,几乎使好不容易启动的和平进程夭折。

海湾战争结束并未能在全世界建立新秩序,混乱、动荡的局面又继续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波黑内战逐渐吸引了全世界的视线,成为二战后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民族分离情绪在波黑表现得特别典型:波黑穆斯林政府步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后尘,从南斯拉夫分离出来,波黑塞尔维亚族也决心从波黑分离出来。原因惊人相似:都不愿在原国家中充当非主体民族,而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面对越烧越旺的波黑战火,西方国家陷入道义上的被动。正是他们对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承认,导致了波黑独立和战争。南斯拉夫所在的巴尔干地区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民族问题极其敏感而复杂。90年代初多元化、民主化的浪潮已经触动了火药桶的引线,西方的推波助澜则使爆炸更加迅猛。西方的有识之士终于明白,民主化多元化其实是一柄双刃剑,它不仅能抽去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道义支柱,也能斩断束缚民族主义老魔鬼的绳索,使之在整个世界横行。

重新擒住这个魔鬼用民主的方法很难奏效,欧共体的调停失败就是证明。于是美国人断然采用武力介入,用狂轰滥炸的方法压服了波黑战场上实际的胜利者波黑塞族,逼出了代顿协定,制止了战火蔓延。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波黑战火的熄灭意味着国际社会终于走出了时代转换特有的混乱时期。

八年的混乱表明,当一种历史潮流滚滚而来时,常常有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势。然而它往往来得越猛、退得越快,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政治泡沫破灭后的坚实大地。

八年的混乱表明,虽然新时代的霞光已经映红天际,新旧意识的交替仍将存在相当一段时间。在走向政治民主和民族独立自主的道路时,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各有不同的方式和道路。某些西方国家的越俎代疱企图固然可笑,而僵化保守、看不清历史大趋势,则更加危险。

(三)

新格局是多极格局。目前“一超多强”局面,不过是走向多极格局的必经途径。

一超,即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当今国际社会中,美国仍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综合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大国,如果将国际社会比做一个拳击场,将大国比做拳击手,那么很明显,美国与其他大国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美国的经济实力最强,军事力量最强,政治影响力最强,是公认的“全能冠军”。

70年代曾经有过沸沸扬扬的“美国衰弱论”。叫得最响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人自己,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写了《大国的兴衰》一书,正确指出美国患了“帝国过度扩张症”,即承担义务过多,在全世界战线拉得太长,已经力不从心,他预言“罗马帝国衰落了,大英帝国衰落了,现在轮到美国了。”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美国是一个危机感很强的民族,也是一个善于化危机感为动力的民族。70年代后期,美国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奋起直追,占据领先地位,占据了信息时代的科技制高点,并据此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终于从日本手中夺回经济竞争力第一的宝座,并保留至今。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的活力不可低估。美国的优势还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下去。

多强,一般指中国、俄罗斯、欧洲联盟、日本。它们是当今世界有可能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国家或集团,与美国共同构成新时代的格局框架。

欧洲联盟有16个国家。就其生产规模和产值总量而言早已超过美国。但是它在国际社会中还做不到“用一个声音说话”,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它们往往发出不同的声音,使欧盟很难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作用。例如波黑内战。欧盟对这场在自己家门口爆发的战争虽然一心制止,行动起来却显得那么被动无力。起初,它并不愿美国介入调停。它派出的两个调停人确实尽职尽责,然而却久调不停。最后只好让美国人帮忙,制止越演越烈的战火。这说明,欧洲联盟各国只有在政治上熔为一体才有力量,而要做到这一点,它还有许多民族主义的樊篱需扫除,还有许多障碍需克服。

“马约”的通过标志着欧洲联合发生了质的变化,欧洲联合的不断加强和最终形成,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随之,欧盟将成为与美国并肩的一极。

在新格局中,日本能成为一极,主要是由于它的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地位。经济实力决定政治地位。早已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日本走向政治大国按理说是顺理成章,实际上却障碍重重。这障碍一大半来自日本人自己。理论的实用、政治的短视、心理的封闭,使许多日本人至今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过去。而不认识过去,不对其50年前的野蛮侵略做出诚心诚意的忏悔,就不能真正为国际社会所接纳。果真如此,日本作为一极,就缺少原有的份量。

比较而言,俄罗斯和中国更有资格成为新格局中的一极,因为它们都是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它们在当今世界的作用无可取代。俄罗斯目前正处于社会制度变迁、体制转轨造成的特有的混乱之中,生产率下降的趋势连续几年未能扭转,其国力与前苏联不可同日而语。但俄罗斯的潜力不容低估。俄罗斯资源丰富,民族天赋很高,又极富进取心,走出混乱,走向新秩序只是时间问题。独立5年以来, 俄罗斯民族受尽种种磨难而默默承受,百折不挠,其志可惊可叹。今天,“虎落平阳”的俄罗斯尚且容不得北约东扩,可以想象它一旦走出困境,在国际社会中将有怎样的雄姿。

中国是诸强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唯一的文明古国。或许由于它的文明太古老,它既没有美国那样的独霸世界的勃勃野心,也没有俄罗斯那种咄咄逼人的蛮横。它也不像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老于世故,更不像日本那样重利轻义。单凭它的12亿人口,就使世界不敢轻视它的存在。近年来它的经济腾飞已经引起某些西方国家恐慌,害怕这条被惊醒的雄狮发出振撼世界一吼,破坏它们早已习惯的既得利益。同俄罗斯一样,未来中国是强有力的世界一极。

就目前而言,美国尚没遇到真正势均力敌的对手,因而要想领导世界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但它却注定了不能继续充当霸主,因为新格局中已经没有霸主的位置。无论是中国、俄罗斯,还是欧洲、日本,都不承认美国的霸主地位,都对美国的霸道行径进行坚决抵制。欧盟就“赫尔姆斯——伯顿法”向国际贸易组织控告美国,对美国的蛮横毫不示弱;日本在与美国意见相左时终于大声说“不”。俄罗斯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中国则一直在与美国的霸权主义做针锋相对的斗争。

毕竟时代不同了。美苏依靠实力共同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旧时代的沉舟侧畔,已是一派百舸争流的新气象。大国间,协商将代替霸权,对话将代替遏制,合作将代替冲突,和平与发展将成为时代的主流。

沉舟侧畔千帆过。历史永不停顿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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