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民主党执政理念的发展与变化_社会民主主义论文

欧洲社会民主党执政理念的发展与变化_社会民主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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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拉萨尔1863年创立德国工人联合会算起,欧洲社会民主党已经走过了150年的历程,在这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民主党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型,实现了思想理论、组织结构和政策主张的发展变化,完成了自身的体制化,成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活动、遵循议会选举游戏规则的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主要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陆续获得执掌或参与政权的机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念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一、20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政权的改造者

       欧洲多数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9世纪后半期,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思想混乱时期之后,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的地位,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对此,社会党国际书记布劳恩塔尔承认道:第二国际的各党“不仅在纲领上以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革命的变革为目标,而且把革命这个‘历史的助产婆’看成是它们争取摆脱资本主义阶级统治,求得解放的斗争不可避免的最后阶段”。①但是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民主党在实践中却是以议会斗争为主要活动方式。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理论上坚持革命的理想和在实践中从事议会活动这二者是不矛盾的,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这主要是由于议会活动本身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它要求社会民主党把主要精力放在提出具体政策方案、扩大选民支持上,从而逐渐淡化乃至放弃了主要针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态色彩较强的革命理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也证明了资本主义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远没到可以通过革命推翻的地步。这些都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过高估计了革命的前途和社会民主党革命的意愿,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民主党实践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正是为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进行辩护,要求修改理论来迎合实践的需要。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资本主义仍有很强的生命力,无产阶级不能寄希望于通过一场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而应该通过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改良活动、议会活动,逐渐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促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社会民主党越来越朝着伯恩施坦指明的方向前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民主党获得了执政或参与执政的机会,几乎在同一时期,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通过革命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东西方社会主义正式分道扬镳。社会民主党与布尔什维主义追随者的不同在于,他们反对通过革命夺取政权,而是相信议会选举的胜利可以带来对资本主义政权的控制。因而社会民主党尽管放弃了革命的手段,但是仍然坚持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社会民主党在获得政权后,理论上也没有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仍然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批评,要求从制度上改造资本主义政权,制定实际政策时仍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为主要出发点。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9年获得了组建政府的机会,社会民主党人弗·艾伯特出任了魏玛共和国总统。192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同资产阶级政党组成了为期两年的联合内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1921年的《格尔利茨纲领》和1925年的《海德堡纲领》中都承认民主共和国是唯一选择,社会主义的实现要依靠民主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应该保护民主共和国,但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纲领中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如《格尔利茨纲领》中重申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集中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判断,而《海德堡纲领》中强调:“工人阶级的目标只有通过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成社会所有制才能实现。”②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后的一大功绩是推动了魏玛宪法的制定,而该宪法中也规定,将适于社会化的私人企业予以赔偿后收归公有。

       英国工党在战后通过的《工党与新社会制度》文件中提出:“我们工党党员不论是处在反对派的地位,或是在一定的时机被选去组织政府,决不支持私有制的复兴。相反地,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使私有制和被它所毁灭的千百万生命一同埋葬。”文件还提出,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要做的就是“实行工业的社会化来保证消灭各种低效率和浪费”。③法国社会党在其纲领中也要求实行包括国有化在内的社会改革,并且在1934年与共产党共同成立人民战线参与竞选。1936年人民阵线赢得选举,社会党领袖勃鲁姆着手组织政府,在执政时期,社会党领导的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改革,提出了包括每周40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劳资纠纷由劳动部仲裁等内容的施政纲领,对促进社会进步和改善劳动者生活产生了积极意义。④

       同一时期,丹麦、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先后通过选举获得执政地位。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很早就放弃了公有制的主张,但是它们并不是完全接受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要求建立一种混合经济制度,实现劳资双方共同协商,因而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在不同程度上要求改造资本主义政权。并且,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制定了一系列福利政策,维护工人阶级利益。

       可以看出,尽管此时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理想,但仍然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弊端的分析,仍然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要求从经济上改造资本主义政权,同时注重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仍以工人阶级政党的面貌出现。

       二、二战后——建设性的改革者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必然要求社会民主党对自身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调整。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放弃制度替代目标,确立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虽然社会民主党仍然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但是不再追求制度替代,不再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价值追求,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系列价值观念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2、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承认思想来源的多元化。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就在于从历史发展规律、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矛盾出发来论证资本主义崩溃、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社会民主党既然已经对这一逻辑进行了否认,自然也就无需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3、放弃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号称自己是“人民党”、“全民党”。为了最大限度赢得各方面选民的支持,社会民主党不再承认自己是某个阶级的政党,而强调自己是为社会各阶层服务的全民党。4、放弃公有制主张,实行混合经济。20世纪50年代社会民主党在经济政策方面有所改变,在重申公有制要求的同时,也为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保留了位置。社会民主党实际上主张的是一种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

       社会民主党的这次转型淡化了纲领中意识形态的色彩,突破了阶级政治的限制,成功地吸引到随着二战后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变化而崛起的白领阶层的支持,获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而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整个欧洲都取得了突破,可谓在选举实践中高歌猛进。在执政理念上,社会民主党放弃了在20世纪前半期一直坚持的政权改造理想,不再要求建立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在资本主义制度内的改良。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存在弊端的,它提出一套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这些弊端的政策体系,引领资本主义朝着更加“人性化”、“文明化”的方向发展,因而我们可以说,社会民主党在二战后是充当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建设性的改革者”。

       最能体现社会民主党这一执政理念的两点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和福利国家计划。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发挥国家在调节社会总需求方面的作用,来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具体做法是政府通过降低税率和利率、增加公共开支、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手段来刺激投资和消费。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凯恩斯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在调节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为二战后放弃了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社会民主党提供了应对各种指责和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工具;第二,凯恩斯主义使社会民主党以经济调节者和社会福利捍卫者的面貌出现,为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公正、平等承诺提供支撑。因而,凯恩斯主义是一种“把资本主义经济活力的优越性和一种在政治上确定的、以民主方式决定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责任的好处结合起来”的手段⑤,受到许多社会民主党的追捧。

       社会民主党尽管放弃了制度替代的目标,但是仍然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联系最密切的就是对公正、平等的承诺。另一项更能体现社会民主党这一承诺的举措就是福利国家计划的实行。尽管福利计划最初并不是由左翼政党提出的,但是左翼政党却因为一贯的要求社会改革、同既得利益集团作斗争的形象,而被认为是推行福利计划的最可靠政治力量。不同国家的具体福利政策不尽相同,但是在基本内容方面存在很大的一致性,这些一致性就体现为:倡导建立劳资协议制度,形成劳资社会伙伴关系;通过扩大公共开支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实行“高税收、高工资、高福利”的政策,建立覆盖面广、项目齐全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手段缩小贫富差距等。

       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计划成为社会民主党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削弱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手段,为社会民主党赢得了声誉和支持,对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评价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70年代中期,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到处都能声称自己是这样的政治力量,它们一方面利用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能提供的积极因素,如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和消费需要的灵活取向。另一方面又能通过建设一个广泛包容的社会福利国家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社会问题上的消极影响。”⑥

       社会民主党凭借在二战后的转型,彻底完成了自身的体制化,成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活动、遵守选举制度“游戏规则”的政党,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因此获得了执政的机会。执政后的社会民主党放弃了改造资本主义政权的目标,而奉行在资本主义制度内的改革,但是社会民主党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仍以社会主义目标作为批判现实社会、构建未来社会的标准,政策中体现出对公正平等的追求。因而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建设性的改革者,以自己的政策推动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同时注意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维护中下层群众利益。

       三、20世纪90年代后——被动的适应者

       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重大的危机。危机一方面表现为,苏东剧变并没有使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持批评态度的社会民主党人受益,反而因为二者有共同的源头而受到公众的质疑,影响了社会民主党的形象。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对注重发挥国家在经济调节和社会福利方面作用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主张和治理模式构成挑战。为此,社会民主党在思想意识和政策主张方面开始了新的转变:进一步淡化或放弃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联系,强化非意识形态化趋势,以寻求突破传统阶级政治的限制,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同推出的号称要“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就是这种趋势的突出表现。“第三条道路”的本质是社会民主党在承认资本主义是唯一选择的前提下,对其传统的治理方式和治国理念的一种调整,希望在传统左翼的国家干预主义模式和新右派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之外,寻求一种新的治国理政的方式。“第三条道路”的创始人安东尼·吉登斯称:“随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计划管理理论的衰亡,‘左’和‘右’之间的主要分界线之一已经消失——或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消失。”“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曾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也应当不断地被修正,这样它就会失去(在定义上)许多原有的特征。但现在似乎再没有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我们还有别的什么选择。于是剩下来的问题或争论所关注的是,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⑦

       社会民主党的这次革新在当时来看是卓有成效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赢得选举胜利,或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欧洲政治版图呈现出一片耀眼的粉红色,被西方学者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神奇回归”。社会民主党在执政后把“第三条道路”落实到具体政策层面,具体做法是制定政策时注重调节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社会民主党政策调整的核心是福利国家的改革,改革主要体现在:改变传统的以社会救济为主的福利模式,缩小救济的范围、降低救济的水平,实行通过创造更多教育和培训机会、鼓励人们工作的“积极的福利政策”;引入市场机制,为人们提供多元化的社会福利;转变政府在福利分配中的作用,强调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分配,而不是简单的再分配等。

       应该说,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以及在这一旗号下所实行的政策上的变革是全球化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失灵、福利国家难以为继之后的必然选择。但是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诟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民主党放弃了自己的身份特征,与右翼政党进一步趋同,社会民主党也因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消极适应者”。社会民主党从“消极的福利制度”转向“积极的福利制度”这一政策转变的背后首先体现了理念的转变,即对平等的理解从“结果的平等”转向“机会的平等”。英国工党政府曾提出福利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为那些能工作的人提供工作,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保障”,但是就其具体政策来看,改革的重点是第一个目标,这是其理念转变的一个很好体现。众所周知的是,“机会的平等”此前一直是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为了显示与保守主义政党的区别,吉登斯提出了“社会包容”的概念,把不平等与社会排斥联系在一起,而把平等与社会包容联系在一起,即便如此,人们仍然很难看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保守主义政党之间究竟存在哪些实质性的区别。在具体政策层面,人们也会质疑,社会民主党如何能在仅仅通过教育等手段来实现“机会的平等”。

       社会民主党以“第三条道路”为标志的理论转型以及在其指导之下的政策主张和治理模式的调整之所以吸引一部分选民,最大的原因就在于社会民主党通过新的理论阐述和政策体系模糊了左右翼政党之间的分歧,通过“第三条道路”这个标签吸引了中间选民的支持,而这也是“第三条道路”的最大问题所在。“第三条道路”为社会民主党带来的“风光”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在21世纪头十年,社会民主党纷纷在选举中落败,有学者指出,社会民主党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放弃了传统目标,丧失了身份特征,在政策主张上与右翼政党趋同。⑧

       应该说,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以及在此旗号下的政策主张,代表了社会民主党希望建立一种新秩序的愿望,但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建立这种新秩序并不是因为它是令人满意和向往的,而是面对现实的无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也是要求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与“第三条道路”不同的是,马克思要求建立新秩序是因为这种秩序是好的、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的,因而尽管这一愿望带有一定的理想成分,但是它可以指引人们前进的方向,激励人们为之去奋斗。成功的意识形态既要迎合社会和经济变化的现实,又要力争用特定的价值的力量去引领它,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三条道路”不是成功的意识形态,只能是社会民主党无奈的选择。⑨

       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念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政权改造者,到建设性的改革者,再到被动的适应者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在策略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灵活性,但是意识形态方面则呈现出逐渐枯竭的态势。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理论和政策是通过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来克服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扩大社会福利,以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从最初的国有化主张,到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计划都体现了这一目标。社会民主党的做法曾经是适宜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对于当前的社会民主党来说,挑战是极其严峻的,如何在调整理论政策使其能跟上时代发展步伐的同时又能保持自身特色,如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能保持人民的福利水平,是社会民主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页。

       ②张世鹏编译:《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③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编:《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发行,第411-412页。

       ④见唐纳德·萨松著,姜辉等译:《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3-64页。

       ⑤⑥托马斯·迈尔著,殷叙彝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41页。

       ⑦安东尼·吉登斯著,郑戈译:《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6页。

       ⑧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可见:高静宇《从法国社会党选举失败看欧洲一体化对社会党的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02年第6期),时青昊《政治身份丧失——德国“红绿联盟”垮台的根本原因》(《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等。

       ⑨Will Leggett,"What Makes Progressive Ideology?—Lessons from the Third Way",in Simon Griffiths and Kevin Hickson edts.,British Party Polities and Ideology after New Labour,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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