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人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朝的职役制度（徭役之一），按民户服役地点的不同，分为州、县和乡役，在乡村服役者即为乡役人。南宋陈耆卿修撰的《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门》设“乡役人”条，孙应时等所撰《琴川志》卷六也有“乡役”的记载，说明这一名称已为时人接受。两宋期间，不但乡役名目有所变化，而且有从轮差到雇募，再到差募并用、名募实差的充役方式的变化，乡役人数成倍增长则是其中又一较为显著的变化。中外学界对于宋朝职役制度已多有研究（注：聂崇岐、孙毓棠、黄繁光、王曾瑜、漆侠、雷家宏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请参见刁培俊《当代中国学者关于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原载台湾《汉学研究通讯》总第87期（2003年8月），增订后转载于中国宋史研究会主办《宋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1期。另外，美国学者Brian E.Mcknight（马伯良）著有Village and Bureaucracy in Southern Sung China（《中国南宋乡村职役》，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年版），日本学者河上光一《宋初的里正、户长、耆长）（载《东洋学报》第34号，1952年），周藤吉之《宋代州县职役和胥吏的发展》（《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版），《宋代乡村制的变迁过程》（《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版），佐竹靖彦《宋代乡村制度的形成过程》（《东洋史研究》25之3，1966年），柳田节子《宋元乡村制的研究》（创文社1986年版）等也多有研究。），但是，对乡役人数的变化及其相关问题却鲜有探讨，故作此考述，以补其缺。
一
两宋乡役制度前后变化很大。《宋史·食货志·役法上》载：宋初，循唐五代旧制，在乡村中设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设耆长、壮丁“逐捕盗贼”，都是轮流差派（即所谓之差役）乡村民户中较富有的第一、二或第三等主户承担。开宝七年（公元974年），诏令“废乡，分为管，置户长主纳赋，耆长主盗贼词讼”（注：徐松：《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职官四八之二五，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下同）。）。此外，三年一次攒造户等簿，也由耆长、户长和乡书手共同承担。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四月，诏令废除里正衙前，里正也随之废除。宋神宗朝，王安石变法改革，先后推出募役法（或称雇役法、免役法）和保甲法等。保甲法之设，最初意在部分恢复府兵制，减省养兵费用，增强军队候补者的战斗力，并藉以加强地方社会的治安管理（注：《宋会要》兵二之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中华书局点校本；脱脱等：《宋史》卷一九二《兵志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然而，熙丰后期却逐渐与乡役法混同为一了。这主要表现为以都副保正、承帖人取代耆长、壮丁逐捕盗贼，以大小保长或催税甲头取代户长等负责催纳赋税。自此，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甲头等也就相应地转化为乡役人。两宋乡役之制，虽然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但是，北宋后期直至南宋时期，就大多数地区而言，或是在役名上差派原来的户长、耆长等（乡书手则于元丰前后上升为县役），或是以都副保正、大小保长、承帖人及催税甲头承担乡役之责。虽此后又有元遹改制、绍述之变等反复，但是，北宋晚期和南宋时期，各地多以后者为主。此外，在南宋一些地方（如福建路）还有所谓“兼差”之制（注：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门》，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二一《转对论役法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勾勒上述役法变化的已有研究如黄繁光先生《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承蒙黄教授慨赠大作，谨此致谢），先师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第11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有关“兼差制”则参前揭Brian E.Mcknight所著之第四章。）。
赵宋王朝给乡役人所设定的社会角色是“民”，是“庶人在官者”，是国家用来“役出于民”、以民治民的吏民（注：《宋史》卷一七七《食货上五·役法上》，第4299、4295页。），其身份并非是“官”。在贵官贱吏的宋朝，乡役人并非由中央直接任命，其社会地位很低，除王安石变法时外，一般情况下，官方也不支付任何报酬，他们没有固定的办公衙门，更没有国家权力象征的官府印信，所以不能构成一级政权。对于广大应役的乡村主户中的上户而言，尚有充役为吏的某些好处，而对于乡村中下等主户甚至部分客户而言，却往往成为自家一项沉重的负担。（注：参见王曾瑜先生《宋朝的吏户》，载《新史学》第四卷第一期，1993年3月；并其《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309页，第333—346页。）但是，宋代乡役人却又是介于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官与民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群体。他们处于国家权力的“神经末梢”，在填补县政和乡治之间“权力空隙”的诸多方面，起着极为关键的中介性枢纽作用。国家政令，大凡须由州县政府转交于乡役人，方能最终落实于乡间；而民生民瘼，也大都经由他们上达于州县乃至朝廷。国家对于广土众民的控制、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尤其是政府敛于民间的各种财赋，也端赖于他们的运作和努力，国家机器方得以正常有效地运转。
二
北宋前期的里正、户长、乡书手和耆长、壮丁等乡役的设置，现存史料几乎没有具体人数设置的记载。但是，依据当时设置名目和士大夫的一些议论，可知这一时期大致的设员情况。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七月，范仲淹在一道奏疏中反映河中府河西县“主户一千九百，内八百馀户属乡村，本县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内一百九十五人于乡村差到”（注：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范文正公年谱》，《四部丛刊初编》本。）。所谓“乡村差到”，应指乡役人。按上述数字，河西县主户中平均每4—5户就轮差乡役一人，但其中并不包括乡村客户在内，这与后来保甲法中“通主、客[户]为之”（注：《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载司农寺定“畿县保甲条例”，第5297页。需要强调的是，担任保正长者须是主户。）所算出的比例是有差距的。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十一月时，李觏云：“今夫大乡或二、三千户，小者亦数百户。与其使耆、壮三五人出泉，孰若使一乡千百户出力？”（注：李觏：《直讲李先生集》卷二八《寄上孙安抚书》，《四部丛刊初编》本。）其中的乡役人数并不确切。同样，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文彦博有“比近三两乡合差一里正”（注：文彦博：《潞公文集》卷一七《奏理（里）正衙前事》，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的建议；熙宁年间，司马光曾说“向者每乡止有里正一人”（注：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八《衙前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均未提及其他乡役。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言在上奏中说，先前“五等之有差役，一乡不过十人，其次七八人，在公者少而安居者多矣”（注：《长编》卷三二四，元丰五年三月乙酉。）。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十二月，知靖江府胡舜陟说：“……若祖宗时，于人户第一、第二等差耆长，第四、第五等差壮丁，一乡差役不过二人而已。今保甲于一乡之中有二十保正副，有数百人大小保长……”（注：《宋会要》食货六六之七七并六五之八二（靖江，一作静江，误）；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与前引《宋会要》的记载相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下同）。）只说此前一乡之中有差役二人，是未将户长等负责税收的役人计算在内，但这则资料同样反映出这一史实，即熙丰以前乡役人数是比较少的。根据以上文献中仅存的吉光片羽，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即熙丰前，乡村中一乡（注：按宋初以来，职役制度沿袭唐五代旧制，王安石变法初期，仍然设置一都管辖范围为500户，与唐一乡之制相当。因此前并无相关变化的记载，故此处暂按一乡500户计。日本学者河上光一也推测，这时乡役的推行是以100户左右为单元的，合于唐朝一里百户之制，参见其（宋初的里正、户长、耆长）一文，载于《东洋学报》第34号，1952年。）的乡役人员大致在10人左右。
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的保甲法规定，以乡村中相邻近的每10户为一小保，设小保长一人；以50户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一人；以500户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二人。不久，又改为以每5户为一小保，设小保长一人；以25户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一人；以250户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二人（注：《宋会要》兵二之五；《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而揆诸中国传统社会之实情，在血缘和地缘关系紧密交织、聚族而居和亲善友邻的乡土社会中，以5户为一单位，设置小保长催税一事，能否真正贯彻到实际之中，或者说，小保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符合制度制定者的治理理念，通过现存史料还很难加以说明。关于南宋保甲制的编制，可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一《论差役利害状》（《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点校本，第866—867页）、《宋会要》食货六五之一○一载乾道九年十二月详定一司敕令所修立法条等。）。到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时，已有保甲法混同于乡役法的记载（注：《长编》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乙巳条载：“诸县有保甲处已罢户长、壮丁，其并耆长罢之。以罢耆壮钱募承帖人，每一都保二人，隶保正，主承受本保文字。乡村每主户十至三十轮保丁一充甲头，主催租税、常平、免役钱，一税一替……凡盗贼、斗殴、烟火、桥道等事，责都副保正、大保长管勾。都副保正视旧耆长，大保长视旧壮丁法。未有保甲处，编排毕准此。”）。另据“元丰本制”云：“一都之内，役者十人，副正之外，八保各差一大[保]长。今若常轮二大长分催十保税租、常平钱物，一税一替，则自不必更轮保丁充甲头矣。”（注：《宋史》卷一七八《食货上六·役法下》，第4329页。）朝廷的诏令和现存南宋地方志中所载的有关规定，也与上述熙宁八年之制大体相同，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还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注：如《宋会要》食货一四之四七至四八并六五之一○一载绍兴五年四月十六日朝廷敕旨云：“于‘大保’字下添‘通’字，‘选保’字下删去‘长’字。及绍兴九年四月四日敕旨，于‘都保’字下添‘通’字，‘选’字下改‘大’字为‘都’字，‘保’字下删去‘长’字。自此差役极便。绍兴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申明……故有是命。”类似更改，似都无害于熙宁八年之制的宏旨。）。
现存南宋时期的史料，则反映出熙丰之后乡役人数增加的情况。如前揭绍兴五年时胡舜陟就说，自从章惇、蔡京等将经过他们改造的募役法推行于东南地区，“以二百五十家为保，差五十小保长、十大保长、一保正、一保副，号为一都”。这样一来，“今保甲于一乡之中有二十保正副，有数百人大小保长，不若耆长、壮丁之法为宽”（注：《宋会要》食货六六之七七；六五之八二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绍兴五年十二月丙午记事。而据《宋会要》食货六六之二一载淳熙元年三月五日臣僚言“诸路州县，一都之内，保正凡二，而保长凡八。”同前六六之二六载绍熙二年八月十七日太常少卿张叔椿言：“夫有乡则有都，有都则有保。一都二年用保正副二人，一都十保，一保夏秋二税用保长二人。二年之间，为税长者四十人。保正副之数少则上中户为之而有余，保长之数多则中下户为之而不足。州县之间，始以保正副之歇役者俾充保长，不理役次，固有朝辞保长之役，而暮受保正之帖者，而上中户俱受其困矣……”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二一《转对论役法札子》引绍圣二年二月详定所言：“乡村每一都保，保正副外，大保长八人。”似有身为保正副而兼任同都保内大小保长者，则一都之中，乡役总数为50人，如此，则一都役人比熙宁之制少12人。近见杨宇勋先生《取民与养民：南宋的财政收支与官民互动》（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集刊之31，2003年6月版，第267页注释）亦有相似的疑问。两宋是否皆然，当再详考。）。而在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时，知常州郑作肃说：“一都之内，当执役者，都副保正凡二人，大保长凡十人，小保长凡五十人。”（注：《宋会要》食货六六之七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绍兴五年十二月丙午记事。）据上所述，“以一都计之，则废农业者六十人”（注：《宋会要》食货一四之一九。），反映出乡役人数的增长变化情况。换言之，这些史料与熙宁八年的制度规定是一致的。南宋人舒璘以徽州歙县为例，论说南宋役法弊病云：该“县三十七都，每都税[长]二人，则一税不过七十四人，转而为十，则一税将差三百七十人……是向也一税之内，以七十四家而受此祸；而今也以三百七十家而受此祸”（注：舒璘：《舒文靖集》卷下《论保长》，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一《溧阳县均赋役记》载陆子遹所记宋宁宗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时，建康府溧阳县自从推行义役后，溧阳县“而赢役户凡得保正三百六十有七，保长二千八百八十有七”。），同样反映出乡役人数的成倍增长。
现存明朝天一阁方志中还有三则相关史料，兹摘录于下。
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据唐华亭一县，统乡十三，则里正六十五人也。宋制：熙宁以前……熙宁以后，曰保正曰保长，据《嘉熙便民省札》，华亭诸乡苗税旧例，差保长三百人有奇。（注：《正德松江府志》卷六《户口》，（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268页。）
宋分乡、吏二役，旧以人户等第差充……乡役：旧有里正、户长、乡书手、壮丁，分主赋税及烟火盗贼。中间罢里正，募耆长。熙宁行保甲法，令五家为比，五五为保，十大保为都。保有保长，都有都保正副，专一逐捕盗贼等公事。而耆长、户长专督赋税。其后，耆、户长亦废，保正副遂兼其役。本县二十里，为都三十有四，保正副六十八人。嘉定间，簿林榘创义役，每都为十甲，大保长十一人，共三百四十人。小保长每甲五人，共一千七百人。乡书手十八人。（注：《嘉靖惠安县志》卷七《职役》，（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初编）上海书店1965年影印本。）
役法之弊久矣……淳熙六年春……县十四乡三十五都，保正凡五十四人，而当役之家实四百三十五，视力高下，出田有差……（注：《嘉靖淳安县志》卷一四载录[宋]胡一之《义役记》，（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初编）上海书店1965年影印本。）
今按：依上所载，宋时华亭县单保长一役就差有三百多人，比之唐朝差里正65人，已多出5倍。惠安县有34都，差保正副68人，正好与宋制每都设保正副二人相符；而嘉定后的乡役人数，大小保长数即达2040人，也反映出其间乡役人数的增长。至于淳安县的记载，其35都中当役者达435人，依熙宁之制，应是指保正副和大保长而言。下面，我们再根据成书于南宋淳熙九年的《淳熙三山志》（注：梁克家：《淳熙三山志》，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卷一四《版籍类》做成下表，来考察其中的变化情况。
表1 北宋时期福州乡役人数情况
时间 户长
耆长
壮丁
乡书手
保正副
大保长
催税甲头
承帖人 乡役总数
熙宁七年4441592 62 2098
元祐元年1304431614 2187
绍圣元年834 3555 5211 82910429
表2 两宋福州各县乡役人数情况表
县分时间 户长乡书手耆长壮丁保正副大保长小保长乡役总数
熙宁 21 1037 154
67289
闽 元祐 21 1037 154 222
县 绍圣 6060
淳熙 1037 47
熙宁 11 5 49 148 213
连 元祐 11 5 49 136 201
江 绍圣 6666
淳熙 5 32
60
302
1520
1919
熙宁 28 9 44 201 282
侯 元祐 28 9 44 201 282
官 绍圣 7171
淳熙 9 44
7171
熙宁 11 4 55 70
长 元祐 11 4 52 196 263
溪 绍圣 4151 155
淳熙 4 55 175
851 4355 4355
5440
熙宁 8
4 32 98 142
长 元祐 8
4 37 92 141
乐 绍圣 4141
淳熙 4 26
4878
熙宁 16 7 73 248 344
福 元祐 16 7250 273
清 绍圣 419
419
淳宁 4 442 372
372818
熙宁 11 4 26 76 117
古 元祐 11 4 16 94 125
田 绍圣 8484
淳熙 4 6 7681
398
1874
2439
熙宁 4
3 18 92 117
永 元祐 4
3 18 100 125
福 绍圣 7474
淳熙 6
3 28 9673
316
1030
1552
熙宁 4
2 16 22
闽 元祐
清 绍圣 4747
淳熙 2 17 53
47 2341170
1523
熙宁 6
3 20 64 93
宁 元祐 6
3 20 64 93
德 绍圣 5656
淳熙 3 30 30
46 2301151
1490
熙宁 6
3 24 84 117
罗 元祐 6
3 26 90 125
源 绍圣 3333
淳熙 3
3 26 326 180720961
熙宁 16 8 43 176243
怀 元祐 16 8 176200
安 绍圣 5151
淳熙 8 33 35195
上面两个表格中的数字统计，未必完备，但仍可反映出以下问题：
其一，在表1中，熙宁元年时，乡书手还是乡役之一，到元丰和绍圣之后，则因已上升为县役而不再列出（修撰于南宋嘉定时期的《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门》中则明确将其划为县役人）。表2中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所出现的乡书手，或是福建路所推行的兼差制。
其二，根据表2中福州地区有关年份的民户总数，我们对淳熙年间乡役人数在民户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做一大致测算。据《淳熙三山志》卷一○，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福州民户总数为321284，而该州所辖诸县乡役人数，据现存史料的统计为16486人，所占比例为21.3％。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福州，每5户左右就有一人充当乡役。这与每5户设一小保长的熙宁之制是相符的。
其三，表1中显示，福州一地元祐元年的乡役人数为2187人，而到绍圣元年则上升至10429人，比前者多出8242人，后者约为前者的5倍。表2中显示：连江县淳熙年间有乡役1919人，熙宁年间为213人，淳熙比熙宁多出1706人，后为前的8.8倍。长溪县中，淳熙年间乡役人数为5440人，比熙宁年间多出5197人，后者为前者的19.7倍。宁德、罗源等县也有大致相当的比照。另，福建路个别地区的个别年份也有差派甲头催税的情况，但在表2中并没有显示。而倘若再依各地每20—30户（一般应接近30户）设立一催税甲头计算，以一都250户计，每都应有8名左右的催税甲头，若非兼差，基层乡村负责税收者则又有增多（注：据《宋会要》食货六六之七三并六五之七七载绍兴元年九月十二日臣僚言：“……大保长催科，每一都不过四家……今甲头每一都一料无虑三十家……”可知。另汪应辰《文定集》卷五《论罢户长改差甲头疏》载，潼川府中江县差甲头862人，怀安军金堂县差甲头700人。又据真德秀言，福建路浦城县七十二都，每年差144名保长催督夏秋二税，见《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二九《福建罢差保长条令本末序》，《四部丛刊初编》本。关于一都催税者仅有大保长四人，朱熹曾说：“……大保长既是中下之户，而一年之内轮当催税者四人……”但他又同时又有“……见役十大保长轮差催税……只令十大保长各催本保人户官物……”之说，均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一《论差役利害状》，据《朱熹集》第866—867页。这和前揭《宋会要》均与熙宁之制不符，尚需详考。）。
其四，分析表2中的数字，我们发现，各县并未严格按照熙宁之制设置乡役人员，而只是与制度大体符合而已。如，就连江县淳熙年间的乡役而言，保正副为60人，则大保长应为300人，小保长应为1520人，而史料的实际记载却是大保长302人，小保长则实为1520人；再以长溪县为例，元祐年间的乡役人数是263人，而淳熙年间缺少大保长的记载，却同时兼差有耆长、壮丁和乡书手。再如，古田县淳熙年间设有81名保正副，那么，按规定，则大保长的人数应是405人，小保长的人数应有2025人，而实际史料的记载，大保长只设398人，小保长只设1874人；再看永福县的情况，淳熙年间，该县设73名保正副，那么，按规定，其大保长、小保长设置的人数应该分别是365人和1825人，而实际史料的记载却分别是316人和1030人。其中的差距是比较大的。闽清、宁德、罗源等县的情况也大致相当。总之，从中既可以发现前后乡役人数的增加，也可发现其中的人数设定并非十分严格。这或许既与中国传统社会构成中，国家对于地方的控制，越到基层，管理机制的控制力就越显松弛的特点有关，似也与王安石等在制订保甲法之初，就有因地制宜的规定有关（注：《长编》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条载朝廷准司农寺奏请：“……但及二百户以上，并为一都保，其正、长人数且令依旧。即户不及二百者，各随近便，并隶别保。诸路依此。”并《宋史》卷一七七《食货上五》，第4300页。），即各地可以因民户多少以及“其风俗利害，各有不同去处”（注：《宋会要》食货六五之八二，绍兴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广东转运常平司据知平江府长洲（一作常州，误）县丞吕希常陈请。据史料记载，各地还出现了如下现象：如《宋会要》兵二之二○载元丰四年正月判尚书兵部蒲宗孟言：“开封……十大保为一都保，保外别立副都保正各一人，及二小保以上亦立大保长一人，五小保以上亦立都保正一人，不及者，就近附别保。隔绝不可附者，二小保亦置大保长一人，四保亦置保正一人。”又《宋会要》食货六五之八八载绍兴二十六年正月十日权知复州章焘言：“湖北、京西州县有户口稀少去处，其都分名额悉无改并，每遇都副保正阙，官司依旧随都选差，则是频并。欲乞今后每一都人户若不及五大保处，即合并接邻近都分人户通行选差都保正一人……候人户各及一都之数日，仍旧选差。”得到朝廷的允许。又，《宋会要》食货六五之九○载绍兴二十七年十二月四日，朝廷也批准了处州遂昌县丞黄揩的奏请“……兼契勘州县差募保正副，依法系以十大保为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内通选材勇物力最高二人充应，缘州县乡村内上户稀少，地理窄狭，并有不及一都人户去处，致差役频并。今看详，欲下诸路常平司行下所部州县，委当职官将都保比近地里窄狭，人烟稀少并不及十大保去处并为一都差选，仍不得将隔都及三都并为一保，如内有都分人烟繁盛，山川隔远，更不须拨并。其并过都分，从本司保明供申……”再如《宋会要》食货六五之一○一载乾道九年十二月时，详定一司敕令所修立下条云“……诸村疃五家相比为一小保，选保内有心力者一人为保长；五保为一大保，通选保内物力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通选都保内有行止、财勇物力最高者二人为都副保正。余及三保者亦置大保长一人，及五大保者置都保正一人。若不及，即小保附大保，大保附都保”；以及宋金边界地区因民户稀少而合并都保等等相关记载。另，在狭都户贫处，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一《论差役利害状》还有以下的议论：“其狭都十大保长内，有物力低小之家，即令诸县每年夏税起催前一月，逐都一并轮差物力最高人户四名充户长”，据《朱熹集》，第866—867页。）等因素，而确定都保、大小保的具体设定。
通过上面的两个表格，还可以发现，宋神宗熙丰以后，福建路等地乡役人数大幅度增长的史实。这相对于北宋初期而言，增长数量确实是比较大的。虽然现存史料仅江浙、福建等地的记载较为详备，其他地区的相关史料却相对缺乏，但是，参照熙宁八年的朝廷诏令，南宋时期朝廷的屡次诏敕以及各地官员的反映，大致可以说，北宋熙丰后、整个南宋时期比熙丰之前乡役人数的增加，应是一个不争的史实。
上溯隋唐，我们再看有宋之前乡村管理体制中设员的情况。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二月，隋高祖的诏制云：“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注：魏征：《隋书》卷二《高祖纪》，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2页。）杜佑《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载：“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注：杜佑：《通典》卷三《食货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2—63页。依同书第68页王永兴先生所做校勘记云“其村居如满十家者隶入大村，疑‘如’下脱‘不’字。这一推断，颇有道理。）则反映出中唐以前乡村管理体制的状况。与宋朝并存二百多年的金朝（公元1015—1234年），也大致沿袭上述隋唐两朝的乡村之制。其500户中所设管理人数，一乡五里在6人左右；村正的设置，似乎只在少于10户的村落才能设置一人，而具体人数设置却难以确定，但考虑到平原与山区的区别，以及古代人口较少，并且为了合力耕作和共御盗贼，一般在平原聚族而居的村落，人户稍多，则村正人数较少；偏僻山区、湖泊的居民，则多散居各地，一乡所设，应该稍多。中唐以后，乡里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唐后期的乡村管理体制中，则在原有设置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书手”等役名，五代时期则又出现了“耆长”、“三大户”等。这时，乡村管理人员较此前大致已有所增加（注：李锦绣先生从地方财政的角度，探讨了唐朝后期州县乡村胥吏的增加及其作用，见其《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里胥典正与地方财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8—606页。）。上述似乎可以表明，乡村管理人员是逐渐增加的：北宋前期，乡村社会中还没有大量增加管理人手，直到熙丰之后，才出现了大量增加的现象。由唐朝初期500户中仅设10人左右（唐后期设置数量上的变化情况，现存文献并无更为明晰的记载），到宋神宗朝以后，每500户中多达120人左右，乡役人数增加了数倍之多，这一变化是极其显著的。
三
由唐入宋，特别是在宋神宗朝以后，乡村社会中何以出现乡役人数大幅增长这一现象，其中是否蕴涵有唐宋之际社会变革、国家权力极欲渗透到基层社会，以强化政府对乡村的治理等史实（注：最近，黄宽重先生《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以及拙文《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对此进行了讨论。拙作浅陋，纯属初步涉及。其中诸色乡役、县役的社会效用较之县尉、巡检等，似乎更能反映出唐宋时期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的努力，但尚有待进一步详加探讨；黄先生的大作则跨越唐宋，视域广阔，挖掘甚深。），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等，又可以申述并印证哪些史实，尚有待进一步探索。下面，谨从唐宋社会经济变革的角度，稍加探索。
唐中叶以来，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较快，随着两税法的实行，改变了过去乡村赋税征收的体制，与此同时，民户有了更多流动的自由，且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因事设职是行政管理体制中惯常的道理。为了适应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变化，势必要求乡村社会管理体制的适时应变。
第一，魏晋南北朝以降，迄于隋唐，门阀士族开始走入城市，他们在乡间的统治力量逐渐减弱，原来在宗主督护制下，士家大族强有力控制乡村民众的现象不复存在（注：参见韩昇先生《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治理。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理方式，所以，中唐五代和宋初，国家控制力难以抵达乡间，更缺乏支配每一个社会细胞的能力，似乎可以说是乡村发展史上的一个无序化时代。入宋后，统治者势必要采取措施，以弥补前此“权力空隙”，加强国家对乡间的控制。乡役人数的增加，以及宗族重新出现等，都是宋政府为顺应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所做出的努力。第二，中唐以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注：刘昫：《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同书卷四八《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21、2093页。），或说“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注：陆贽：《唐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釐革》，《四部丛刊初编》本。）的新税制的出现，即由“税丁”到“税产”的变化，对国家基层管理方式影响很大。我们知道，相比而言，“税丁”的方式简单而易行，履产而税，这就需要乡村税收人员在履定税额时，既要走遍所辖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核定山田、平地、水田的边边角角，勘验田亩多少、贫腴成色，又要到农户家中逐一检察各种各样的家产，以便最后计算乡户的资产总数，评定户等，征税派役。自中唐入宋后，乡村赋役摊派方式主要有：按田地多寡肥瘠、人丁、乡村主户的户等、按家业钱和税钱等划分乡村主户户等的财产标准。这四种方式往往重叠，又派生出多种摊派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注：《唐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釐革》：“……曾不悟资产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囤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已大致反映出两税法之后计算民户资产、评定户等的繁难。类似论说，宋人尤多。梁太济先生对此有精详研究，参其《宋代家业钱的估算内容及其演变》，载《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今据氏著《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另参阅王曾瑜先生《宋朝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并《宋朝乡村赋役摊派方式的多样化》，载《晋阳学刊》1987年第1期。）乡村税收人员的工作日趋复杂化了，工作量也大大地增加了。这样一来，就需要增加人手，以便及时有效地完成上述各项事务（注：本处参考了王棣先生《从乡司地位变化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载《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两文中的部分研究。）。这是中唐以降尤其是宋代，乡役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第三，按“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注：《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第3421页。）的规定，改变了过去人口相对固定的户籍制度，乡村民户对于地主的人身依赖渐趋淡化，有了一定的流动自由。在租佃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宋代，佃户还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起移权，流动性也相对增大（注：参见先师漆侠先生《王安石变法》（增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2页。朱瑞熙先生《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38—43页。陈明光先生《唐朝两税预算形式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见氏著《汉唐财政史论》，岳麓书社2003年版。）。民户的自由流动，和灾荒、战乱等因素导致的民户流移，不但使社会治安问题日益突出，而且也进一步给评定乡村民户的户等、征收赋税等带来了难度。由于宋代田产、户等以及其他家产的变动是极其频繁的，有限的人手难以胜任评定户等、征派赋役等繁难的工作，所以，在基层社会管理中，不但要增加乡村社会治安人员，而且也往往差派他们承担催税的任务。第四，乡役人数的变化，也是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等，尤其是与财政收支状况密切相关的。自宋仁宗朝以来，三冗三费和积贫积弱、边境等问题就日益突出出来，此后，赵宋朝廷就陷入了财政上入不敷出的窘局。疆域大为缩减的南宋更是如此，国家财政也更显窘迫，地方州县财政同样日益匮乏（注：参见前揭《王安石变法》（增订本），第18—27页。并黄繁光先生《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第三章，第257—268页；汪圣铎先生《两宋财政史》第一编诸章，中华书局1995年版；包伟民先生《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四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195页。两宋差役、募役之争，以及乡役人并无官方支付的报酬，而沦为“职役”，都是和国家财政状况密切相关的。这也是两宋期间役法中有“名募实差”现象及其一再更革的原因所在。）。既然国家允许土地私有，并确定根据产业的多少缴纳赋税，那么，具有这样或那样背景的形势户官户、豪强民户就会想方设法隐瞒田产，贫穷不能自存的民户则只能蔽身于形势户，诡名挟户（隐户）、诡名寄产、诡名挟佃等现象也就随之出现，并成为宋朝一大社会痼瘤（注：参阅王曾瑜先生《宋朝的诡名挟户》，载《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4—5期。）。总而言之，对于赵宋王朝来说，其所要求于乡役人者，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及时、足额完成税收任务，以保证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行；第二，保证基层社会秩序的安定。为了应对上述各种压力和社会变动，就需要向乡村民户征收尽可能多的赋税，以保证国家财政的运转。国家赋税本已沉重，而这些官无俸给的地方吏役还会对民户有更多的侵剥，这就导致乡村民户负担的增重。剥削量的增加，无疑又会引起民众各种方式的反抗，一些铤而走险者就时不时地对地方政府构成威胁。随着财政税收和乡村治安管理问题的突出，如何避免中唐五代以来基层社会失控等问题，并进一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从税收和治安两个方面，加派替政府管理广土众民的乡役人员，也就成为宋神宗和王安石们治理国家的要务了，有关乡役问题自然也就引起了此后宋朝君臣更多的关注。顺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于是，在这一时期，乡役人数也就发生了数量上的较大增长。宋代乡役人数的增长，其社会作用固应重视，然社会影响也不容忽视。另外，这一增长从某些方面也显现出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的趋势，但是，考诸于两宋社会之史实，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一趋向并非宋王朝政治制度的治理理念所在，而是从保证国家财政和政权稳定的角度，所转化出的一种统治意向。（注：习作先后承蒙王曾瑜、李治安、汪圣铎、黄宽重诸先生惠赐教益，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