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择校”中的争论：问题的性质及制度涵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涵义论文,美国论文,择校论文,性质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667(2008)10-0022-05
当前，“择校”已经成为大中城市中一个热点话题。家长、教育部门、学者都参与了讨论，但是，多年后的今天，“择校”似乎仍然是一个无解的话题，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择校”，都会陷入观念的争论或观念和实践间的冲突中。在政府方面，始终坚持义务教育要就近入学的策略，而在实践中，又不得不为“择校”留有空间。在家长方面，没有参与择校的家长批评“择校”的存在，影响了教育的公平竞争；而为孩子择校的家长又批评政府的择校标准不清晰，让他们用试错的方式参与整个选择过程，付出了太多的心理成本。
也许是“择校”现象过于直接地将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我国的择校研究多集中于列举择校现象的弊端或优势，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择校是否违法、择校费是否合理、择校是否破坏了教育公平等问题。对择校优势和弊端的认识不是经验性的，就是依据一些根本原则和文本断章取义地加以判断，解决择校问题的建议也较为简单且态度鲜明，即反对择校和鼓励择校。但是这两种态度都缺乏相应的较为有力的理论支撑，没有将建议放置在教育目标、政治程序、经济效率、法律实施可行性的框架下进行分析。因此，不管支持或反对择校，其观点都显得偏激、片面和过于简单。
基于对现有研究中存在问题的认识，笔者认为，关于择校的研究迫切需要摆脱个体经验的认识，从规范和实证两个方面对择校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提高现有研究的系统性，以全面奠定择校政策制订的知识和信息基础。作为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往往是启动研究的基础。然而，美国的择校无论是改革目标还是择校方式，都和中国有着根本的差异，于是，人们否认美国择校研究对于中国的借鉴价值。但是，如果超越现象的讨论，我们会发现，中国和美国的“择校”实际上在规范方面都面临着义务教育的统一、标准化与多样化个性需要之间的冲突，存在着就近入学的平等化策略与选择的效率导向之间的根本矛盾。从规范的意义上研究美国择校中的基本问题及其制度涵义，对奠定“择校”政策分析的理论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我国的学术界迫切需要从研究美国的文献中，扩大对“择校”问题的研究视域。
一、美国“择校”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择校”，不管其形式上是采用特许学校、学券制还是采用磁石学校、学费补贴(tuition tax credits)的方式，都质疑了传统公立学校的价值及其运作方式，而制定“择校”政策的核心，便是在特定的、限制性的背景下，不同群体相互作用，达成共识的理性过程。政策优先顺序的更换和替代，实际上反映了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对政策的裁量。[1]整体上，美国各州关于“择校”的立法过程遇到了三个方面的根本性问题。
1.“择校”带来的价值问题
能否在公立学校内或公立学校外设置“选择”空间？有学者形容这种争论恰似宗教争斗，对市场的坚定信仰和对传统的公立学校价值的推崇使得观念上的冲突基本无法调和。[2]尽管学校选择过程中的市场结构、信息状态、参与者行为还没有搞清楚，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还没有设计完备，但是，“市场结构—行为—绩效”已经成为市场信奉者的基本信条。[3]从这样一些基本信念出发，经济学家相信，通过给予家长推出(exit)机制，家长就可以拥有自然选择的过程，就可以以非常小的成本，在教育的供给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联系。[4]由家长代替行政机构进行选择的过程，首先提高了家长对公立教育制度的效用感受，这是赋权带来的效率提高；其次，选择学校的机制迫使学校进行组织改革，聘用合格的老师，设计更加符合学生需要的课程，更友好的师生关系，这些都会对教学互动过程产生影响，最终，将会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5]这便是市场结构带来的产出提高，是市场的效率。
效率导向的“择校”方案与传统的公立学校价值体系有着根本的不同。公立学校是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上的，即同一学区的孩子，一同乘坐校车去学校，接受同样的教育；学校由校董会加以民主管理，教师自由地实施有效的教育。通过公立学校，培养公民意识和整个国家在文化和意识上的同质性，最终将年轻人融合到国家中。[6]在教学方面，坚信任何儿童都可以通过适当的课程达成合适的认知目标，在认知领域是没有阶级划分的。把教材程序、指导技术、学习方法作为独立变量加以设定，对教学过程的黑匣子进行分析，对师生沟通过程进行结构分析，都可以提高教学的效率。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是纯粹的技术性行为，是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的。[7]
“择校”带来的价值冲突还不仅这些。美国大多数州的“择校”仅在公立学校体系内进行，如亚利桑那、佛罗里达的特许学校等，但是，美国克里夫兰的学券计划则是将教会举办的私立学校也包括在内，直接挑战了美国宪法关于公立教育世俗性的规定。[8]
2.“择校”结果的评价问题
对于“择校”的支持者来说，推行“选择”机制的根本原因是希望通过选择，提高公立学校体系的效率。这涉及对择校结果的评价，评价应该包括辍学、留级率、高中毕业率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等。[9]由于这些数据都不容易得到，绝大多数文献都以标准化的成绩测试结果作为评价的标准。“择校”是否带来了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如果真的带来学业成绩的提高，那么，又应该怎样评价这种学业成绩的改善呢？
比较“择校”的效果，关键在于试验组和控制组的设计。早期的研究都以参加“择校”的学生作为试验组，而把未参加择校的公立学校的学生作为控制组。在这样的研究设计下，参加择校的学生的成绩明显高于控制组的学生。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择校”学生的成绩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参加择校项目的家长的“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ive)的贡献。相对于留在公立学校的家长，他们更关心孩子的学习，更多地参与孩子的学习过程。[10]学券计划自我选择的前提就决定了即使有入门条件，参加学券计划并愿意为孩子选择私立学校支付额外资金的家长，往往是有较高教育动机的家长，他们的孩子成绩优于其他学生。
美国最早实施学券计划的密尔沃基市的学业评价更显戏剧效果。因研究密尔沃基市学券计划而闻名的约翰·威第(J.Witte)在经过几年的研究后，报告说，“择校”的学生相对于仍然在公立学校的同伴成绩没有明显的提高。[11]而另外一些学者，如格林(J.Greene)以及皮特森(P.Peterson)对同一项目研究3年后，通过和当年申请参加择校没有获得学券，至今仍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学生作为控制组进行比较，却得出效果明显的结论。最近，威廉·豪威尔(William G.Howell)等人对纽约市、代顿市和华盛顿特区这3个城市的学券计划成效进行了评估，研究样本仍然是申请加入学券计划的学生，成功获得的学生是试验组，未获得学券，仍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学生是控制组，这样就去除了家长的选择效应。威廉·豪威尔等在报告中指出，[12]从公立学校转入私立学校的非洲裔美国人中，1年后，其综合阅读和数学成绩的国家百分位排名(NPR,National Percentile Ranking)平均上升了4.5个百分点，而没有证据表明其他种族的试验组有明显的差异。
相对于学券计划，美国学者对特许学校计划的研究要系统得多。和学券计划多由私人资金资助不同，特许学校计划主要由州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实施，必须向公众提供年度报告，以说明计划开展的绩效。从特许学校较普遍的3个州的报告来看，特许学校的绩效均明显高于普通公立学校。在亚利桑那州，在特许学校有3年教育经历的学生，其数学和阅读成绩高于传统的公立学校的学生。2003年，全州斯坦福-9考试结果表明：州内25所中小学数学和阅读考试成绩最好的学校中，有17所是特许学校。总体而言，亚利桑那州的特许学校的办学绩效比其相应的传统公立学校表现要好。[13]在加州，2003年特许学校年度报告也表明，开办5年以上的特许学校的办学绩效高于非特许的公立学校。开办5年以上的特许学校的学业成绩指数的得分为708，而所有的公立学校的得分为689(1所学校得分的目标为800)。乔治亚州2004年的研究报告：很大部分的特许学校的学生在州的考试中达到或是超过了他们相对应的传统公立学校的学生，并有74％的特许学校达到了年度适度进步(ADP)的要求。而在全州只有64％的学校达到同样的目标。
以上研究报告都在总体上显示了公立学校和特许学校绩效上的差异，由于特许学校的规模较大，大多数研究并没有提供关于家长“选择”带来的影响。然而，只要特许学校还没有完全取代传统公立学校，先期自愿进入特许学校系统学生的家长，相对于还留在传统公立学校学生的家长，就更加具备希望变革的“准备”和“愿望”，而这一点，也恰恰是对子女学习有力的支持。由于特许学校是在公立学校内部的变革，对传统公立学校价值的冲击并不是致命的。目前，特许学校取得的绩效被广泛接受，并成为特许学校改革的巨大推动力。
3.“择校”带来的社会问题
在关注“择校”是否真的会带来学生成绩提高的同时，对“择校”带来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却显得更加沉重和现实。这个问题便是“择校”机制是否带来阶层的分离。目前，美国的学券计划主要是提高低收入阶层选择私立学校的能力，看上去是改善不利阶层的教育机会，不会增加社会阶层分离。但是，社会不利阶层实际上也是分层的。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下阶级白领阶层比劳动阶层能够更容易、更会利用这些机会。例如，海伦·布塞尔(Helen Bussell)对小学“择校”过程的研究发现，[14]在做出“择校”决定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父母更多地利用学校提供给他们的信息，而中产阶级的家长却往往利用更加广泛的信息资源，从而对“择校”过程和他们的权利更清楚。这样，除了有形资本产生的社会阶层在影响教育外，“择校”机制的设立又增加了“文化资本”的优势，文化资本使得中下层白领的信息优势和知识优势在子女“择校”过程中凸显出来。这样，“择校”计划使得真正的低收入者因文化资本的缺乏，而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
除了担心社会阶层在学校体系中的分离之外，美国社会还一直担心“择校”机制会导致种族分离。[15]美国学者格雷戈里·韦伊尔(Gregory R.Weiher)和肯特·特丁(Kent L.Tedin)对美国德克萨斯1006名家长的调查表明，家长们虽然在影响因素排序中都没有把种族因素考虑在“择校”的因素中，但是，通过对家长实际选择行为的多因素分析却发现，家长选择的特许学校中，本族裔的构成要比其原有的公立学校高11～14个百分点。正因为如此，美国一些学者认为，“选择”机制会将家庭的选择能力、动机和资源等因素带入选择过程。“种族”的偏好，实际上是“择校”机制设计中最需要担心的内容。于是，学者们反思，用几十年时间促成的阶层融合，包括黑人和白人学生的融合，公立学校中推行的不同阶层间的融合是否会由于时下对效率的追求而再次走向分离？
二、美国“择校”主要问题的制度涵义
1.价值冲突的制度涵义
教育中的“选择”机制是针对传统公立学校制度中的“配给”机制提出的，到底是“选择”好还是“配给”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反映了不同规范的冲突，也反映了一个时期占据主流价值体系的思想对教育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讲，“选择”或是“配给”都不具备天然的优势，只是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而已。然而，伴随着传统公立学校体系的诸多问题，反对者便希望通过“选择”机制纠正现有机制的缺陷。于是，为了推进改革而激烈地批判现有体系就成为可行的方案。不同规范的冲突演变成为制度上的较量。
应该说，现有公立学校体系的运行机制是和其制度目标相一致的。统一、融合制度目标与“配给、基准化”的财政和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存在着内部的一致性。“择校”机制的引入改变了“配给”的资源配置机制，也就改变了传统公立学校体系中制度目标和资源配置之间的一致性。今后，是否会随着机制创新，不断修正我们原有的义务教育理念，是“择校”在制度上不断完善的重要着力点。
2.技术创新的制度涵义
技术形态影响制度变革已经被理论和人类制度变迁的历史所证明。以桑代克和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科学认知理论，否认认知的阶级性，强调认知过程的技术特征，认为在合适的教师、合适的教材和合适的教学方法作用下，就可以达到合适的认知结果。而近些年来对学习动机、师生关系、学校气氛、家庭社会环境的研究都证明了非教学专业技术因素对学习成果的影响。从社会和组织因素中寻找影响学习成绩的因素，直接导致了对学校进行组织改造的诉求。
和资源配置方式一样，公立学校的组织方式也和原有的公立学校制度目标有内在的一致性。当认知探索将动机、师生关系、学校气氛和家庭纳入影响学生成绩的变量范围后，通过学校分类实现对以上关键因素的干预，是在制度上将其“显性化”的一个步骤。在美国，和义务教育相伴随的就近入学制度，借助人们分类居住的学区差异，实际上将学生进行了划分。城市中心学校学生与郊区学校学生在学习动机和家庭教育环境上的差异，带来了师生关系、学校气氛的差异。而美国大量私立学校的存在，又在制度上固定了家庭经济实力带来的教育差异。
目前在美国实行的择校计划，试图通过扩大教育选择权，将教育上的优势扩大至更广泛的阶层。实际结果显示出，有效使用这种选择权的是受过较好教育，但经济实力略差的家庭。这说明，美国在实施“择校计划”时，正在减轻家庭经济实力对教育机会的影响，而在制度上起到了不断强化文化资本对教育差异的影响。
3.“择校”社会问题的制度涵义
考察义务教育的演进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国家意志的深刻影响。从本质上说，“择校”机制就是试图在义务教育体系的国家意志中，加入个人的选择机制。这样，个人选择给义务教育体系带来诸多的社会压力就会很容易理解了。
美国的“择校”机制突出了文化资本在“选择”中的优势，在社会按照经济实力分层的传统逻辑外，又加入了按照文化资本分层的逻辑。于是，社会公众在社会阶层之外，又增加了能够“适应和利用”制度以及不能很好地“适应和利用”制度的群体。而选择过程中文化背景和价值体系的趋同趋势，也使得社会在“选择”的力量作用下，正逐步划分为越来越小的社会群体。“选择”的力量是否会带来社会结构的“马赛克化”？这是“择校”给我们带来的值得思考的制度涵义。
在我国，教育被称为是“民生”的第一构成因素，在美国，教育是社会制度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选择”机制的加入绝不仅仅是教育在“公平”和“效率”间摆动的问题，它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制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