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实证研究中的修辞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论文,性问题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16)02-0026-5 实证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赋予了社会科学研究严谨性和科学性。许多理论靠实证研究方法得以发现、证明、建立和检验。目前，国内学界对实证研究也日益重视、规范。然而以下现象也普遍存在：很多大小课题都是特意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的论文也基本上都是常识性的社会调查报告，甚至是市场调查报告。然而“这些实证研究中的大多数不但缺乏学术品位和理论创新，而且实际上对于实践和问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指导作用”。①这一现象造成数量可观的人力、智力和财力的浪费。因此，针对学界迷信、滥用和曲解实证研究的危险性，以传播学为例，从修辞学角度，对实证研究的现状和范式进行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一、修辞对立与修辞建构 在很多人看来，修辞和科学根本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极端。科学代表客观、诉诸证据、理性，而修辞则代表主观、诉诸权威、感性。进而言之，相对科学，修辞往往意味着谬误、偏见，甚至是反事实的花言巧语。那么，这种看法正确吗，或者说它“科学”吗？ 从哲学上看，现代对修辞学的轻夷始于笛卡尔。修辞学诞生于笛卡尔出生之前的2000多年，当时作为在社会、文化、政治各个领域起中心作用的实践学科，修辞学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其研究范围包括了后来独立出来的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各学术部门。随着修辞学的繁荣昌盛，对修辞学的批判却也与日俱增。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就不止一次讽刺修辞学重形式而轻实质，认为修辞学“通过取悦受众、投受众之所好以操纵、控制受众，而不是从道义和真理的原则立场出发，对受众进行开导、启蒙、教育等等”。②到了十七世纪，作为近代哲学的始祖，笛卡尔从科学的角度进一步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的主客二元论。这一次修辞学由哲学的对立面转换成科学的对立面，而饱受质疑和轻视。到了十九世纪以后，经验学派兴起，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都高举科学的大旗纷纷从修辞学母体脱离出去，而且为了树立本学科的学科地位，修辞学再一次成为众学科的靶子而遭受冲击。到了二十世纪初，修辞学的学术领地已经局促成文体学，尤其集中于强调遣词造句辞格学的那一小块。 然而，笛卡尔主义的二元对立一直备受批判，尼采就直接攻击了主客二分法，他认为“‘真正’是不在那里的东西，不过是诠释。我们不能建立任何事实‘自身’：或许想要这样做就是愚不可及的。”③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也不认为主体可以游离于客体之外而客观地观察客体。④可是，虽然尼采和海德格尔攻击了笛卡尔的二元对立观，却没有否认修辞学和科学的二元对立，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他们还继承了笛卡尔对修辞学的偏见。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风起云涌，“新修辞”学者们“不仅对西方修辞学固有的‘领地’重申了‘主权’”，⑤而且把学科的触须扩展到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范畴。他们首先发现柏拉图、笛卡尔等在贬斥修辞的时候，自己却是最好的修辞家；其次又发现“以反修辞之名行修辞之实”已被各个学科的成功者作为一条心照不宣的学术游戏规则，即通过把对方的研究归为修辞，而间接强调自己研究的“科学性”；最后，伴随20世纪科学哲学从“语言转向”“解释转向”到“修辞转向”的发展，修辞学得以重新复兴。学者们发现“‘知识’与其说是对向来存在着的事实和状态的发现、披露以及‘事实求是’的描述，不如说是在一系列预设或者设定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标准，由一定的部门通过修辞手段建立起来并且通过修辞手段加以认证的一种‘构筑’”，⑥即以往认为“要在科学理论的范围内为诸如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这类学科寻觅一席之地是十分困难的”，⑦而现在发现“在科学研究中，无论是对科学研究对象的观察和测量，还是与科学同行对手的争论和辩护，都存在着理解和诠释问题，从而也就存在着对理解和诠释的修辞问题。……对科学对象和过程的不同理解将造成对科学概念和理论的不同解释，从而导致对科学主张和信念不同的接受态度。在理解和解释出现争议和分歧时，想要达到比较一致或相近的科学立场，就必须诉诸对科学研究的修辞实践。”⑧可见，在“新修辞”学者的眼里，修辞和科学并不是二元对立，相反，修辞建构了科学。 由上所述，“修辞”前后实际蕴含了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作为说服工具的修辞，一种是构建学科本身的修辞。而依据胡范铸“新言语行为”理论，任何言语行为要实现自己的意图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而规则有两类：“策略性规则”，即言语主体可以根据不同条件选用的规则，比如棋谱的路数，为了战胜对手，下棋者可以选择不同的棋谱⑨；“构成性规则”，即游戏一定要遵守的规则，如果不遵守这类规则，就等于破坏了这类游戏，比如中国象棋规定“马”必须走“日字格”。传播实证研究作为一种学科修辞行为，实际也遵循这两种言语行为规则。 二、传播实证研究的修辞 既然是策略性修辞，往往意味着个体性、临时性和技巧性，而这又促使传播实证研究论文的撰写者必须关心两个问题：研究论文的修辞对象是什么类型的受众？针对这种类型的受众可以使用哪些修辞技巧进行说服？ 传播实证研究论文的受众往往有三类：学科共同体，出版刊物的审稿人，政府、商界的资助人。对应于这三类受众，传播实证研究者希望达到三种修辞目的：获得其他学者的认同，获得审稿人的通过，获得资助人的资助。显然，对于一个传播实证研究，最好的修辞是能够同时满足这三种修辞目的。那么什么修辞技巧可以达到这种修辞效果呢？ (一)措辞数学 戴维斯和赫斯曾把数学⑩分成三类：纯数学、应用数学和措辞数学。(11)所谓纯数学，是数论、几何、代数等，是数学家之间娱人娱己，单纯对数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所谓应用数学是把数学应用于现实的实践工作，比如用数字预测行星轨道图。所谓措辞数学指“既没有数学趣味，没有创造任何新的数学概念，也没有解决任何实质影响世界的后果产生。除了出版学术著作、学术报告和申请研究基金的建议书外，并不生产实际的东西。”(12)即仅仅在论文、著作和学术报告中起装饰作用的数学。 由于，措辞数学往往会以应用数学的面孔出现，戴维斯和赫斯还专门设定了鉴别条件来探讨科学研究中的数学到底是真有需要，还是纯粹的装饰：“被研究的现实问题真的复杂到需要用各种数据和艰深的数学模型？数学公式内的系数或参数真的能合理地被算出？运算出来的结果是让人一目了然，还是让人更加糊涂？”(13) 根据这些条件衡量传播实证研究论文，我们会觉得非常沮丧，因为不少论文使用纷繁复杂的数据得出了一眼就可以看出的结论，这往往使人怀疑到底是科学的结论重要，还是科学的形式重要，比如笔者就看见一篇论文使用了非常漂亮的定量研究得出了一个非常无聊的结论——“经常上色情网站的青少年比不经常上色情网站的年轻人受色情网站的影响更大”。 再比如笔者还见过甲、乙两篇对同一新闻类节目进行内容分析的文章，在评估播出内容重要性的时候，两篇文章对节目中不同位置报道重要性的赋值截然不同，甲文认为头条报道得分为5，第2、3条报道得分为4，中间报道得分为3，倒数2、3条报道得分为2，最后报道得分为1。乙文认为头条报道得分为5，第2、3条报道得分为4，中间报道得分为1，倒数2、3条报道得分为2，最后报道得分为3。结果两人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问两人赋值的根据，甲依据“越靠前越重要原则”，而乙却根据心理学的记忆理论赋值，即“前端和后端容易被人记忆，所以后端比中间重要”。面对两个看似都有道理，但是结论不同的研究，我们很容易发现两人都犯了对根本不能合理算出的参数进行赋值的错误，在这个意义上，两人的内容分析方法都变成了使自己结论看上去更科学的修辞技巧。 那么，实证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滥竽充数的论文？究其原因，体现在两点：第一，重复验证的难度大。很多实证研究往往针对某个特定人群，或者某个特定地区，要对它们进行可重复验证，费时费力又费财，有时还因为时过境迁而无法进行。这就造成不少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选择、排除、改变、制造数据，得出看似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而不用担心他人的审核。第二，科学主义的迷思。在当今普遍迷思科学，又往往把数学看成科学的语境下，学者需要运用措辞数学显示自己的理性和客观，期刊杂志需要措辞数学来装点自己，使自己看上去更科学，资助基金的办事人需要措辞数学应付上级审查，公众需要措辞数学来培养自己的科学偶像。 (二)其他修辞技巧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修辞技巧并不仅仅适用传者的说服修辞，还涉及受者的接受修辞，很多时候传者已经非常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研究的局限，但是受者在接受时，会根据自己和学科的需要，使用修辞技巧进行作弊，有意忽视传者研究的局限，进而有意扩大传者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并把这个夸大的结论作为学科的典范传播出去。 具体说来，在某些传播实证研究的结论中，往往有用“因果性”取代“相关性”的倾向。比如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在于“因果性”，即媒介议程(因)影响了公众议程(果)，但问题是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的“相关性”很容易测出，而“因果性”却很难测量，或者即使测量了，分歧也很大。现在很多研究只要发现“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具有相关性，就有意无意地运用修辞作弊，得出结论——“某某现象支持议程设置假设”。 在某些传播实证研究的结论中，还常常会使用“以偏概全”的修辞技巧，即研究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区、特定媒体、特定人群”基础上作出的，但是得出的结论，却涵盖“所有时间、所有地点、所有媒体、所有人群”。传播实证研究学派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即在于科学性，而正是这点导致了很多论文在进行个案分析、观察分析、实验研究的时候，只有借助修辞技巧才能得出普适性的结论。 在某些传播实证研究的过程中，还有使用“忽视”修辞技巧的，即在研究过程中，有意无意忽视对自己结论不利的因素，比如戴维森就采用了此种修辞技巧，通过选取选举宣传、广告宣传这类大众不太认同的讯息，(14)同时“忽视”符合社会期望的讯息，提出“人们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介对其他人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比对自己的大”的观点，从而开辟出第三者效果理论领域。(15)直到后来，伊内斯和泽茨、科恩和戴维森自己才研究符合社会期待的讯息，发现受众在接触符合社会期待的讯息时，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介对自己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比他人大。 三、修辞的传播实证研究 既然是构成性修辞，就意味着这种修辞已经融汇于传播实证研究学派的整体语境之中，它不是某一个研究或理论的个别现象，也已经脱离了技巧和策略层面，而是渗透到了整个学派的思维层面，即如果传播实证研究学派不使用这种修辞，整个学派也就不存在。我们认为修辞的传播实证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是李普曼为破解人们对新闻媒介的迷思而提出的重要概念，他认为新闻媒介并不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客观地反映了真实，而只是对现实环境“镜子”式地再现，即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真实环境”本身来看待。人们常常认为科学研究的结论揭示了人们所没有发现的真实，却很难意识到科学研究的结论往往只是某一种“科学范式”(16)中的结论，而“科学范式”又往往是一种“拟态环境”——建立在科学家修辞话语上的“拟态环境”，即科学所谓接近真实的每一次进步，仅仅是“科学范式的转换”，而科学范式的优先性取决于这个范式的诠释和修辞有没有得到科学共同体中更多成员的认同。 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实证研究相比自然科学，必须更多地依赖修辞建构，毫无疑问也是一种在“拟态环境”中的研究：第一，传播实证研究理论争辩的无穷性和碎片性构筑了“拟态环境”。我们知道常识往往被认为是主观的、直觉的、不科学的，而传播实证研究理论的出发点和价值则在于用科学的形式(数据或者实验)反对或者证实常识，比如“有限效果理论”的提出就是为了反对当时流行的常识——“子弹理论”；“教养理论”的提出，又是为了证实“电视会对公众产生影响”这个常识。可问题是，任何一个传播实证研究理论的提出，在引起一阵研究热潮之后，接着就能发现相互对立的原理，这就导致传播实证研究看上去不像科学的证实，而更像一场哲学论辩，除了制造出一堆复杂的理论外，很多基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当然也没有实证研究最初所期盼的“量变可以促成质变”的结果，这也使得整个研究范围失去了任何的理论形塑，进而没法达到科学研究所要求的简单化效果，比如在研究“信息可信度来源的说服作用”的时候，霍夫兰、拉姆斯丹提出了“睡眠者效果理论”，(17)可是接着吉林根和格林沃德又在新的情况下否认了“睡眠者效果”，(18)随后库克和弗雷又经过实验，在新的情况下又发现了“睡眠者效果”，(19)并针对这种新的情况提出新的术语“绝对睡眠者效果”，随后又会有人在新的情况下发现不支持“绝对睡眠者效果”……这样，由于新情况是无穷无尽的，“睡眠者效果”实证研究的过程也将无穷无尽，最终可能演化成—个无限琐碎的理论。从这方面讲，传播实证研究想使常识科学化的努力是不成功的，因为正如常识“小别胜新欢”和“别后情疏”一样，传播实证研究结论的价值在于受众愿意接受哪一个，而不是在于哪一个更加真实。 第二，传播实证研究还在方法论上构建着修辞性的“拟态环境”。首先，“操作化”的有限性和具体性构建了“拟态环境”。所谓“操作化”就是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观察的具体指标的过程，比如将抽象概念“同情心”转化为“主动给讨饭者钱物”“帮助盲人过街”“主动向灾区捐钱”等。可见，“操作化”在定量研究者的眼中是连接从理论到实践、从抽象到具体的桥梁。可是这座桥梁建立在乌托邦的基础上，“抽象概念”永远不能够用有限的、和“抽象概念”相关性存在差异、自身存在多义性的“具体指标”来取代。 其次，“实验研究”的人工性、操纵性、暗示性构建了“拟态环境”。实验研究从其一诞生起，就因它试图用“人工环境”代替“自然环境”而备受质疑。相对其他研究方法，实验研究的优势在于对变量的控制，可是最受诟病的也在于它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控制。实验研究希望通过把人当作动物一样来探求社会心理等问题。可是人往往是敏感的、易变的，社会、心理等问题又是此一时彼一时、极不稳定的，这也就造成了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之间的矛盾，从而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最后，信度分析的循环论证构建了“拟态环境”。信度分析是保证实证研究客观性的一个重要步骤，一般有三种情况：重复法，即同一实验由他人重新再做一遍；相似法，即比较同类或类似的研究活动；独立评断法，即同一研究，由不同的研究者独立判断，然后再比较研究者之间的一致性。这三种方法都不能真正实现信度的检查。由于研究条件的改变和研究者之间的差异，重复法一般不太可能实现。而相似性、独立评断法却要陷入循环论证的漩涡：“相似性”本身是个模糊概念，而要客观判断“相似性”就要引入新的研究，引入新的研究，又要催生新的信度分析，以此反复；多个评判员似乎可以降低单个评判员主观性，可是如果评判员之间差异很小，则信度判断不准确，如果差异很大，则会造成结论根本的不同，由此，评判员之间的文化、个人经历、价值取向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应该如何考量，又需要引进新的研究，引入新的研究，又要催生新的信度分析，以此反复。而这往往会造成部分研究者事先构建一个“结论”，再在“信度分析”的相似性和评判员的差异性上做调整，而“科学”地验证自己“结论”。 (二)典律化 既然“拟态环境”中，研究结论如此自相矛盾、互不认同，那么传播实证研究又是如何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学科之林中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学术传统的呢？在此，我们就不得不从传播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传播学者是如何通过修辞建构，让部分理论“典律化”，从而建立学术声望的。“典律化”(20)术语借自巴赫金对文学理论界的论述，即让各类不同的声音丧失多样性，成为单声道和统一论述的过程。对于一个学科发展，“典律化”非常重要。“典律文本”是学者毕生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学科内部进行学术交流的共同基石，是向其他学科展示研究成果的形象工程。任何经典理论最初都是在修辞争辩中产生，随着这些理论的影响力开始扩散，这些备受争议的理论就逐渐走向权威。 教材是备受争议的理论变成权威的形式化标记。通过教材，典律文本往往被学科的新入门者不加质疑地接受。当后来这些入门者变成学科后备军的时候，典律文本自然而然就成为他们研究的基础——作为学科共同体交流话语不容置疑的预设背景而存在。那么教材是通过什么方法为这些典律文本树碑立传的呢？首先通过篇幅的多少来决定理论地位的高低。在多数国内传播学教材中，权威理论的介绍往往占了大部分篇幅，而与权威理论观点相异的结论或者没有篇幅，或者用很小的篇幅一笔带过。其次通过巧妙地叙述方式来突出权威理论。虽然国外教材和国内教材有所不同——它们往往会用相当的篇幅对观点迥异的研究都进行介绍，但是国外教材的叙述手法依然巧妙地突出了权威理论，比如塞佛林和坦卡德在《传播理论》(21)中对“知识沟”理论进行如下描述：1970年，蒂奇纳、多诺霍和奥里恩首先提出了“知识沟假设”，即大众传播实际上可能会扩大不同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知识差距。随后，知识沟假说就在各个方面得到改进和拓展，首先有人发现强烈的兴趣或者动机会导致知识沟缩小，其次有人提出，除了“知识”，“态度和行为”也可能被信息扩大或者缩小，最后有人发现除了社会阶层，年龄和兴趣不同的人之间也有知识沟。从上述描述，我们发现发展后的“知识沟理论”和最初的假设有了很大不同，特别是“兴趣、动机因素可以导致媒介缩小知识沟”情况的发现，基本等于已经否定了“知识沟”的最初假设，可是在教科书中，这个发现并不是作为否定“知识沟”理论被描述的，而是作为对“知识沟”理论的发展和补充被描述的，“知识沟”理论也就这样被成功“典律化”了。 四、结论 在某些情况下，“策略性修辞规则(修辞对立、传播实证研究的修辞)”和“构成性修辞规则(修辞建构，修辞的传播实证研究)”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比如如果修辞技巧仅仅只被单个或几个研究者和论文利用，那么它是“策略性修辞规则”，但是如果它被学科共同体大多数研究者利用，以至熟视无睹而成为常识和惯例的时候，则有可能转变成“构成性修辞规则”，进而成为学科的缺陷。再比如由于“构成性修辞规则”中的“拟态环境”导致理论和学派塑形的困难，理论和学派可能本身容易被“标签化”，成为“策略性”修辞工具。笔者曾经搜索了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结果发现很多传播类文章题目号称是“实证研究”，可用的并不是实证研究的方法。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实证研究”具有“科学、客观、精密”的形象，研究者把自己研究贴上“实证研究”标签容易得到学派共同体的认同。 最后，我们不能因为“传播实证研究的修辞性”而否认传播实证研究者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引入传播学的功绩，同时，本文也不希望被指责有“相对主义”的倾向。科学起源于反对迷思，但当科学从“质疑”转向“被崇拜”，自身反而可能变成“科学主义迷思”，而本文目的正是为了防止传播实证研究陷入“科学主义迷思”。总之，本文不希望得到任何“二元对立”的解读。 注释： ①胡冀青：《传播实证研究：从中层理论到货币哲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第3期。 ②⑤⑥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3页、第5页、第6页。 ③Nietzsche.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VII-I/1.Berlin Gruyter 1972. ④[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⑦[德]伽达默尔著，翟灿译：《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7页。 ⑧郭贵春：《隐喻、修辞与科学解释》，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⑨胡范铸：《新闻语言客观性问题的言语行为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第6期。 ⑩本文所说的“数学”包括统计学。对于数学和统计学的关系，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统计学和数学有根本区别，两者数理形式貌似相同，但实质有巨大差异；有的却认为统计学属于应用数学的分支。本文取后一观点。 (11)Philip J.Davis & Reuben Hersh "Rhetoric and Mathematics"[C],in John S,Nelson,Allan Megill,and Donald N.McCloskey eds.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Language and Argument in Scholarship and Public Affair[M],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12)Philip J.Davis & Reuben Hersh "Rhetoric and Mathematics"[C],in John S.Nelson,Allan Megill,and Donald N.McCloskey eds.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Language and Argument in Scholarship and Public Affair,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 (13)Philip J.Davis & Reuben Hersh "Rhetoric and Mathematics"[C],in John S.Nelson,Allan Megill,and Donald N.McCloskey eds.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Language and Argument in Scholarship and Public Affair,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 (14)之所以说人们不认同选举宣传和广告宣传，是指人们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买东西或者选举某人是受宣传影响的。第三效果理论通常选取色情网站、电视暴力等负面讯息做研究，很少选取公益广告、慈善观念等正面讯息。 (15)Davison,W.P.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communication[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47,1983.pp.1-15. (16)[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等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Hovland,C.I.,I.L.Janis,and H.H.Kelley,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M],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 (18)Gilig,P.M.,and A.G.Greenwald,It is time to lay the sleeper effect to rest?[J]Journa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9,1974 pp132-139. (19)Cook,T.D.,and B.R.Flay,The persistence of experimentally induced attitude change[C].In L.Berkowitz(ed.),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ll,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pp.2-57. (20)Bakhtin,M.M.The Dialogic Imagination:Four Essays by M.M.Bakhtin,Austin[M],Texas: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 (21)[美]塞佛林、坦卡德著，郭镇之主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