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因素分解：趋势及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分解论文,变动论文,收入差距论文,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依然明显，且在某些时段呈现出差距相对扩大的趋势。研究显示，中国基尼系数1981年为0.280、2004年为0.442、2006年为0.468(程永宏，2007；朱玲、金成武，2009)，这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生着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对走高，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亟待增强。
收入分配对于内需启动、贫困缩减、社会稳定等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万广华、张茵，2006；吴晓明、吴栋，2007)。学术界针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已经进行了较多研究。从研究取向来看，已有文献大致围绕着三个主题展开：一是利用基尼系数等分析工具对总体收入差距问题进行探究，李实(1998)计算了1988年和1995年的全国总体基尼系数；陈宗胜、周云波(2002)则基于分层加权法测算了1988－1998年的全国总体基尼系数，此类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已经出现了快速的极化或两极分化趋势(罗楚亮，2010)。二是利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等测度分领域的收入差距问题，有研究显示，1978年以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先缩小、再拉大的演变过程，这种演变与政策偏向、劳动力流动以及人力资本投入等因素紧密相关(蔡昉，2003；陈斌开、张鹏飞、杨汝岱，2010；邢春冰，2010)；也有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存在着一个以1990年为拐点的先收敛、再发散的“U型”变动过程(刘金全、隋建利、闫超，2009；高帆、石磊，2009)。三是利用构造的总体基尼系数等方法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分解，洪兴建(2008)给出了新的基尼系数子群分解公式；刘学良(2008)也在一阶泰尔指数的思路下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分解，此类研究大多将总体收入差距分解为城乡之间和城乡内部，以此考察不同因素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度。
上述研究对人们深入理解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有价值的，但仍存在不断改进的空间：首先，现有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通常采用人均纯收入数据，而针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研究往往采用人均GDP数据，数据类型区别会导致收入差距难以进行城乡和地区分解，相对于人均GDP，统一采用人均纯收入数据可能更能满足对居民收入差距因素分解的需要；其次，现有针对总体基尼系数分解的研究不仅面临着没有内化地区收入差距的弊端，而且面临着无法满足可加以及可分解性的挑战，泰尔指数(Theil指数)相对于基尼系数更适合于进行收入不均等的因素分解，因此利用基尼系数进行收入差距分解的结果应审慎对待(李虎，2005)。最后，现有部分研究尝试利用Theil指数将收入差距分解为城乡和地区两个部类，但此类研究面临的难题是Theil指数一阶分解的次序会影响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判断，先按城乡分解后按地区分解会夸大城乡收入不均等，而先按地区分解后按城乡分解会夸大地区收入不均等(王洪亮、徐翔，2006)。据此，本文将利用1978－2009年中国31个省区的数据，基于Theil指数二阶嵌套分解方法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因素分解，由此探究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趋势、效应、机理及政策含义。
二、方法和数据
分别标度了地区内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差距变动对总体收入差距变动的贡献度。静态和比较静态的贡献度考察，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内在机理是极具意义的。
为了探究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及内在规律，本文需要1978－2009年31个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口、城镇人口、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同时也需要1978－2009年全国的农民人均家庭纯收入的来源结构、细分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以及三大产业的就业人数和产业产值等数据。其中，1978－2008年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消费价格指数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平减。②遗憾的是，湖北、浙江、山西、陕西、新疆、福建、河南、广西、江西、辽宁等10个省份缺少1979年的城镇居民收入数据，江苏和广西两个省份缺少1979年的农村居民收入数据，本文按照移动平均法进行了填充。重庆缺少1978年的城乡居民收入数据，海南缺少1978年和1979年的城乡居民收入数据，本文分别参照四川和广东相应年度的数据进行了补充。安徽1978－1980年的城镇居民收入、吉林1978－1982年的城镇居民收入、黑龙江1978－1984年的城镇居民收入、西藏1978－1984年的城乡居民收入、青海1978－1980年的城乡居民收入数据也不可得，本文采用相关序列的回归方程进行了填补。
三、居民收入差距演变的趋势及其主导性因素
根据Theil T和Theil L的二阶嵌套分解形式，可以对1978—2009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进行描述和因素分解。Theil T和Theil L测度了总体居民收入差距的程度。如表1所示，Theil T和Theil L变化非常一致，它们在刻画居民收入差距时是等价的。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以1983年、1994年、1998年和2003年为拐点的波动态势。1978—1983年在快速缩减，T从0.1131降至0.0435，L从0.1000降至0.0411；1984—1994年在持续拉大，T从0.0481升至0.2046，L从0.0459升至0.1918；1995—1998年出现了短期收敛，T从0.1901降至0.1484，L从0.1823降至0.1433；1999—2003年再次发散，T从0.1602升至0.2092，L从0.1561升至0.2134；2003年之后重新缩减，2009年T和L分别降至0.1882和0.2054。2003年之后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收敛，但2009年相对于1978年，T和L依然具有显著的跃升，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波动态势，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总体居民收入的差距程度有所加剧。
四、居民收入差距变动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波动特征，且城乡收入差距是引致总体收入差距变动的主要因素。但若要回答“居民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究竟处在何种方位”以及“2003年之后Theil指数下降是否已成为收入分配的趋势性特征”，则需要基于Theil指数的分析结果，探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Kuznets,S.(1955)指出：伴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收入不均等程度会经历一个先扩大、再缩减的“倒U型”变动过程。此后有文献基于“倒U型”曲线，探究特定国家收入分配在“倒→U←型”曲线中的相对位置(Anand,S.和R.Kanbur,1993)。显然，探求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其实质就是要利用Theil指数的二阶嵌套分解结果，来说明居民收入差距是否已经跨越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拐点。为此，本文给出如下两个计量模型：
其中，JSC表示居民收入差异，y表示经济增长水平，可以依据
和
来考察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述第一个方程假设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线性回归关系，第二个方程假定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遵循线性对数回归关系。本文选择Theil T来标度居民收入差距JSC，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在居民收入差距中处于主导地位，本文还选择
作为JSC的补充性指标。经济增长y选择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00)的人均GDP进行标度。为了提高模型的解释力，本文引入广义矩估计方法(GMM)进行测度，回归结果汇总为表3。表3显示：回归方程的判定系数和调整后的判定系数均超过0.9500，说明人均GDP的一次项和平方项对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有很好的解释力。在线性对数形式下，人均GDP的一次项和平方项P值均较高，而在对数形式下P值均很小，可见线性回归相对于线性对数回归更能揭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后文将主要基于线性回归方程进行分析。在线性回归中，倘若被解释变量是Theil T，则和分别为0.000385和-1.97E-07，即人均GDP一次项每增加一个单位会导致T增加0.000385个单位，而人均GDP平方项每增加一个单位会导致T下降0.000000197个单位，同理可以说明人均GDP与
之间的关系。显然，为正而为负表明人均GDP会拉高收入差距，但这种拉升效应在不断弱化，我国经济格局确实呈现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揭示的变动趋势。根据线性回归结果可知：Theil T＝0.02708＋0.000385y-0.000000197
＋1.20604AR(1)-0.44659 AR(2)，对此方程求一阶导数，可得T一阶导数为零的条件为人均GDP等于977.16，同理一阶导数为零的条件为人均GDP等于1012.74。2005年、2006年和2007年我国人均GDP分别为887.7、994.7和1129.61978＝100并按不变价格计算)，因此可见：T和
步入拐点的时间点几乎是一致的，即2006/2007年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步入“倒U型”曲线先上升、再缩减的拐点阶段。
考察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仅应在全国层面展开，而且应在地区层面进行。城乡收入差距是引致总体收入差距演变的主导因素，因此可以用各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来“拟合”其居民收入差距，各省份经济增长水平均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来标度。回归结果被概括为表4，方程的判定系数均超过0.8800，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较高。四个方程中均为正而均为负，这说明伴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但扩大程度渐趋下降，全国和分区域均呈现收入差距与人均GDP之间的“倒U型”变动趋势。在人均GDP一次项系数中，三大地区的排列顺序为：东部＜中部＜西部，而在人均GDP平方项系数中，三大地区的排列顺序为：东部＞中部＞西部，可见人均GDP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在东部较弱、中部次之、西部最强，而人均GDP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在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将顺次步入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拐点阶段。
五、居民收入差距演变的动因：劳动生产率差异与结构转化偏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波动且整体步入“倒U型”曲线拐点的特征，问题在于：居民收入差距演变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城乡收入差距是引致总体收入差距演变的主导因素，因此可以根据城乡收入差距来探究总体收入差距演变的内在成因。在其他因素给定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差异是引致不同群体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考察城乡收入差距应引入第一产业(农业)劳动者和第二、三产业(工业和服务业)劳动者之间的生产率差异。然而，由于我国劳动力和人口均出现了跨产业、跨地区的再配置，城乡收入差距由此也就具有超越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复杂性特征，因此必须基于劳动力(以及人口)流转的背景去探究居民收入差距的成因。假定居民收入差距的成因可描述为：
SCL代表劳动生产率差异，用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等于第一产业(第二、三产业)GDP/第一产业(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GZC表示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其他劳动者的工资差异，当前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之后主要在制造业从事工作，因此可用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城镇职工制造业平均工资来拟合GZC。JYR代表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在就业人数中的占比，CZH代表城镇人口在人口总数中的占比，ZNB代表财政支农资金在GDP中的占比。计量结果显示：GZC和ZNB很不显著，这两者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很可能内涵在劳动生产率以及就业人口结构转变之中。据此，本文主要从SCL、JYB和CZH来理解收入差距的变动成因。表5报告了回归结果，回归方程的判定系数均超过0.8800，自变量的P值均低于0.05，这说明劳动生产率差异、非农就业占比、非农人口占比对因变量均有很好的解释力。四个方程的均为正，均为正，
均为负，这说明劳动生产率差异和非农就业占比会在正方向上影响收入差距，而非农人口占比会在反方向上影响居民收入差距。
就劳动生产率差异而言，分工演进决定着劳动生产率水平，而分工演进主要沿着个人专业化程度提高、迂回生产程度提升和中间产品种类数增加等方向展开(Yang,X.和Ng,Y.-K.,1993)。个人专业化程度提高、迂回生产程度提升与中间产品种类数增加均依赖单个劳动者推动的资本量增加，分工演进集中表现为一个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杨小凯，1998)。显然，劳动生产率差异应从部门分工演化或资本深化的角度予以考察，劳均资本(即单个劳动者推动的资本量)可视为资本深化的测度指针。图1给出了1978－2009年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和劳均资本差异，其中劳均资本依据城乡固定资本与就业人数计算得出。考察期内，城乡劳均资本差异与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变动趋势极其一致，1978—2009年这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为0.71298，1978—1993年两者的相关系数甚至达到0.81106，这说明劳均资本差异可较好地解释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1978—1983年城乡劳均资本差距趋于下降，这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实施以及农民土地投资激励增强有关。1984—1993年城乡劳均资本差异持续走高，这与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业以及城市投资主导的政策取向紧密相连。1994—1998年城乡劳均资本量差异有所缩减，这与1994年之后我国政府对工业和城市投资过热进行调整和巩固紧密相关，1999—2004年劳均资本量差异再次拉高，这是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依靠工业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而2004年迄今城乡劳均资本差异重新收敛，这是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理念下再次强调农村农业投资所产生的客观效应。
对于就业—人口结构转化而言，即使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只要城市人口持续增加而农村人口不断下降，则城乡收入差距也会发生转变。现阶段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无助于城乡收入差距收敛，但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转移却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减具有积极作用。对此有两个解释：一是在人力资本分布不均匀的背景下，当前非农化流转的劳动力大多为农村的“精英群体”，其劳动生产率在平均意义上高于留守农村的劳动力，因此农村劳动力的单向度选择机制很可能会恶化城乡收入差距。二是农村劳动力与城市的资本要素对接之后，带动了整个工业和城市生产效率的提升，但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劳动力组织化程度以及现行户籍制度的制约，农村劳动力报酬增加落后于城市劳动者或其他要素所有者的报酬增加。所以，单纯的农村劳动力流转往往会拉大而不是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只有在劳动力流转的基础上能够同步(甚至更大程度地)实现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转移，则增长的成果将在城乡居民之间更好地产生“涓滴效应”。据此，本文将结构转化偏差定义为非农就业占比与非农人口占比的差额，并将其与城乡收入差异(以表示)进行比较，如图2所示。结构转化偏差与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1978－1998年这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70717，此阶段伴随着乡镇企业和农民工等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就业的迅猛发展，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却始终处在相对迟滞状态，结构转化偏差逐步走高正是此阶段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1998年之后，结构转化偏差有所增大但城乡收入差距有所下降，原因是城乡劳均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差距缩减，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结构转化偏差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是只要人口结构转化能不断向就业结构转化“靠拢”，甚至超越就业结构转化程度，则更多的农村人口将更充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对更好地缩减城乡收入差异是有显著作用的。
图2 1978－2009年我国非农就业占比—非农人口占比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
六、结论和政策含义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显著且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Theil指数二阶嵌套分解方法，利用1978—2009年31个省份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历史方位和内在成因。结果显示，总体收入差距可分解为地区内部差距、地区之间差距和城乡之间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收入差距存在着多次波动的特征，引致总体收入差距演变的主导因素是城乡收入差距，在静态意义上，城乡收入差距对Theil T和Theil L的年均贡献度分别为75.31％和73.89％，在比较静态意义上，城乡收入差距变动对T变动和L变动的年均贡献度分别为84.19％和75.33％。中国总体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型”演变趋势，总体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步入拐点的人均GDP分别为977.16和1012.74(1978＝100且按不变价格计算)，2006/2007年总体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步入“倒U型”曲线的拐点阶段。当前导致中国总体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主要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差异和结构转化偏差，这两者均会在同方向上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只有人口转化意义的城镇化率提高才更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收敛。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引申出以下政策含义：首先，居民收入差距是包括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等在内的复杂体系，但城乡收入差距是总体收入差距变动的主导因素。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必须将缩减城乡差距放在关键位置，应以构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长效机制为主线来谋求总体收入差距的持续收敛，除此之外其他的政策取向难以在根本上扭转国民收入差距格局。其次，我国总体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呈现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变动规律，经济增长已经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收入差距缩减效应，但增长的“涓滴效应”和收入差距缩减效应刚开始显露且依然脆弱，我国应在公平和效率结合中更加凸显对社会正义和谐的考虑，促使居民收入差距在趋势意义上进入“倒U型”曲线的缩减阶段。第三，劳均资本差距是引致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总体收入差距)演变的重要变量。我国应继续增大对农村生产型和生活型公共品的供给力度，尽早形成农村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功能互补的格局，鼓励农户探索新时期资本、土地和劳动有效结合的新方式，大力发展农业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农业技术推广，为农村内部资本形成和外部资本流入创造更有利的体制环境。最后，结构转化偏差是引致城乡和总体收入差距变动的重要因素。我国急需从过度强调就业等经济结构转化转向更多地凸显人口等社会结构转化，应基于各地实际积极推进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增大城镇对农村人口(而非单纯的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借以实现农村劳动力职业转化基础上的农村人口身份转换，实现农村劳动力个体化就业基础上的家庭整体城镇化转移，促使农村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与农村人口分享增长成果相匹配。
感谢龚芳和张文景两位硕士研究生在数据处理中提供的帮助。
注释：
①东部指辽宁、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东、浙江、江苏、福建、海南、广东11个省、直辖市；中部指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山西、吉林、黑龙江8个省；西部指重庆、四川、甘肃、陕西、宁夏、云南、广西、贵州、西藏、新疆、内蒙古、青海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②在消费价格指数方面，已有资料缺少安徽1978－1983年、广东1978－1983年、江西1978－1983年、辽宁1978－1984年、宁夏1978－1983年、山西1978－1984年、陕西1978－1984年、浙江1978－1983年、上海1978－2009年、四川1978－1983年、天津1978－2009年、重庆1978－2009年的农村数据，本文以相应省份和年份的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填充。西藏1978－2009年的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缺失，本文以相应年份的全国数据进行了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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