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浊水对《台湾通史》的曲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浊水论文,通史论文,台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台湾《民众日报》1994年4月13日有一篇报道，题为“连横的《台湾通史》台独写得最精采。林浊水劝连战继承祖父遗志’。内容是报道林浊水在台湾“立法院”向连战质询时的情形：“立委林浊水昨天在立法院质询时指出，行政院长连战的祖父连横写的《台湾通史》，其中写得最精采的是台湾如何独立，如何建国，但连战内阁却主张台湾与大陆统一，并反对废省，与其祖父背道而驰，为此林浊水当面奉劝连战要记起他祖父对台湾的感情与寄望。”报道又引林浊水的话说，“但是连院长反对废省，……说如果废省台湾住民情感将无所寄托。但事实上，连战的祖父连横写《台湾通史》，国家才有‘史’，地方的历史不能称‘史’，只能叫‘治’（应为‘志’），连横在写台湾通史时说明因‘国可灭，史不可灭’，才写通史，显然连横将台湾视为一个国家，而非一省。林浊水指出，连横写台湾通史，写得最精彩的为第二篇‘建国记’与第四篇‘独立记’（应为‘建国纪’、‘独立纪’），连横认为郑成功是在此地建国，才写‘建国记’，这与连内阁教育部所编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连横说台湾象海外的胡异，胡异即国家。”
从上述的报道中不难看出，林浊水先生企图利用连横在台湾人民中的威望和《台湾通史》的影响，来宣传和推行“台独”主张。连横是一位颇受台湾人民尊敬的历史人物，其所以会受到台湾人民尊敬，是因为《台湾通史》及其他著作中，充满着热爱台湾、热爱祖国的思想和情怀。尤其是《台湾通史》，被誉为具有民族精神的传世之作。如果实事求是地对待《台湾通史》这样的著作，对于背弃民族主义、推行分离主义的“台独”运动是没有利用价值的。然而，林浊水却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地蓄意歪曲《台湾通史》的内容和连横的思想。林浊水的用意，表面上是杜撰连横是把台湾当做一个国家来写《台湾通史》，是在追求“台湾独立”和“建国”，以此来要求连战遵循祖训，放弃台湾与大陆统一的主张，走“台独”的道路。其实，林浊水更深层的用意是，拿连横和《台湾通史》做招牌，利用“立法院”讲坛，煽动台湾民众跟着“台独路线”走。为此，澄清林浊水对《台湾通史》的歪曲，还连横《台湾通史》的爱国主义面貌，有其现实意义。
二、“史”“通史”与“志”
林浊水说，“国家才有‘史’，地方的历史不能称‘史’，只能叫‘志’，连横写台湾通史时说明因‘国可灭、史不可灭’，才写通史，显然连横将台湾视为一个国家，而非一省。”那么，‘史’是否如林浊水先生所武断的那样，只能用于国家历史的书名呢？其实，‘史’字在书名上的使用范围很广，如××通史、思想史、哲学史、社会史、科学史等等，不胜枚举。这一点，林浊水先生不会不知道。林浊水先生的错误，主要在于认为写国家历史时，其书名只能称‘史’或‘通史’，写地方的历史时，其书名只能称‘志’，以此来证明《台湾通史》所写的是国家史，连横把台湾视为一个国家。但是，林浊水先生所要证明的论据，在道理上和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写台湾地方史，把书名称为《台湾史》的著作不少，而且中外都有。如日据时期1927年山崎繁树著的《台湾史》，近年出版的“风云丛书”第126集《台湾史》，陈碧笙著《台湾地方史》，台湾自立晚报社出版、张炎宪著的《台湾史与台湾史料》等，都是把台湾当做一个地方或一省写的，书名都称为“台湾史”。那么反过来看，是不是“通史”只能用于一国历史之书名，“志”只能用于地方史的书名，不能用于一国历史之书名呢？其实不然。“通史”的词意只是指某个门类自始至终的历史，说明该事物发展的始终，不限于只使用于国家历史的范围。“通史”一词既可使用于一国之历史，也可使用于世界或某一省、某一地区的历史，以及使用于其他方面的历史，只要是从其始源写起至近代者，都可称为“通史”。如《台湾通史》、《世界通史》、《思想通史》等等，以“通史”取名，主要是相对于断代史而言，因此连横所写的自古至割台前一千二百九十年的台湾史，取名《台湾通史》，是符合“通史”之涵义的，并不意味着他把台湾当做一个国家。《台湾通史》的“徐仲可先生序”，也是持这种看法，他说“通史者，通贯古今之史，与断代史异，则尤易烦不易省者。”地方史称为地方志，是一种习惯，但是“志”在史书上仅能使用于地方史的说法，并不正确，是一种绝对化的错误。中国《二十四史》所包含的书名，有各种名称，其中自三皇五帝至汉代的历史，取名《史记》，写汉代的历史书名为《汉书》，三国时期的国家史称为《三国志》等等。由此可见，把“志”仅限用于地方史的说法，是不妥当的。《辞源》在“志书”条中说，“汉郑玄注：‘志谓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有县志、府志、一省的通志；记载全国的，叫一统志。”由上可知，“史”、“志”，在史书名称中的使用上，有很大的通融性。林浊水先生企图以“志”仅使用于地方史范围来反证使用“通史”就是国家史的说法，是行不通的。总之，单以《台湾通史》的书名，就想说明“连横将台湾视为一个国家，而非一省”的说法，是不合道理的。
三、从连横“自序”看《台湾通史》
如上所述，《台湾通史》写的是“台湾国家史”或台湾地方史，不能单单用书名使用“史”、“通史”或“志”来决定，而应根据其内容来作客观的判断。《台湾通史》作者“自序”最能说明其写作动机和表露其对既有台湾史的基本观点。“自序”第一句话说“台湾固无史也”，正是表明连横想写成一部名符其实、比较完美的台湾史的动机和对以往所有台湾史书的看法。所谓“台湾固无史也”的含意，并不是台湾尚处于无史的史前时期，或完全没有台湾史书，而是指原有“旧志误谬，文采不彰”或史实记载不全，并带有片面性。“自序”前二段就是指出了这个事实。第一段中指出，旧志“其所载，仅隶清一朝，荷人郑氏之事，阙而弗录，竟以岛夷海寇视之。”府、县诸志虽有续修，“局促一隅，无关大局。而书又已旧，苟欲以二三陈编，而知台湾大势，……其被囿也巨矣。”在第二段中继而指出，英人之役、美船之役、法军之役，“外交兵祸，相逼而来，而旧志不及载也。……朱、林以下，辄启兵戎，喋血山河，籍言恢复，而旧志亦不备载也。续以建省之议，开山抚番，析疆增吏，正经界，筹军防，兴土宜，励教育，纲举目张，百事俱作，而台湾气象一新矣。”这一段话，除了说明旧志的缺陷之外，作者还表露了对台湾史问题的二个基本观点。一是认为旧志写朱一贵、林爽文事件时，没有写其“喋血山河”是为了“籍言恢复”明朝的统治。另一观点是对清朝建立台湾省后的一些作为，使“台湾气象一新”，持肯定的态度。连横对朱一贵、林爽文反清起义持肯定、同情的态度，但丝毫没有要台湾从大陆分离的思想。这一点，在《台湾通史》“朱一贵传”中，表露得最明显。“朱一贵传”的结语中，连横要求台人，应学延平郡王不忘宗国，当以光复为归的王之心为心。这也证明，林浊水先生把连横说成有分离主义思想，把台湾视为一个国家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再，连横对于清代建省的肯定也可说明他没有把台湾看成一个国家，而是清版图中的一省。
“序言”的后段，当谈到日据时期要写《台湾通史》之困难时说，“重以改隶之际，兵马倥偬，档案俱失，私家收拾，半付祝融。”这些话表明，连横认为日据前，台湾是隶属于清朝而非一个国家。林浊水先生还引用后段中的“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的话，说连横写《台湾通史》是把台湾当做一个国家的历史来写的。这是对这句话的曲解。连横在这里所讲的是自己对史书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自己写台湾通史的使命感。所谓“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的正确含意，应从这一句话的上下文加以理解。这一段的第一句话是“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又说，“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也。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是以郢书燕说，犹存其名，晋乘楚杌，语多可采。然则台湾无史，岂非台人之痛欤！”这里，“国可灭，而史不可灭”所提出的例子是“郢书燕说，犹存其名，晋乘楚杌，语多可采，是中国古史的例子，在说明作为文化之国的中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由此可知，连横丝毫没把台湾当做一个国家来写《台湾通史》，而是想把《台湾通史》写成一部能体现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成为台湾人民之龟鉴的著作。由上可知，林浊水先生摘引“自序”中“国可灭，而史不可灭也”的一句话，要说明“连横将台湾视为一个国家，而非一省”，是于理不通的。
四、“建国纪”写的不是建立“台湾国”
《台湾通史》的内容，很清楚地体现着连横在“序言”中所表露的写作动机和民族主义、爱祖国的立场和观点。林浊水先生从“台独”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夸奖为写得最精采的“建国纪”和“独立纪”也是如此。林浊水先生对这二篇的看法，为何会与作者的文意背离得如此之远，我怀疑林浊水先生是否看到了目录有“建国”、“独立”二篇，就以为找到了向连战进行“台独统战”的工具，而没有去细读其内容。
“建国纪”写的是“（起明永历十五年终于三十七年）”，即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到1663年郑克爽向清廷投降称臣的一段台湾史。连横为何会把一段历史取题“建国纪”，郑成功及其子孙究竟要建什么国呢？如果细读“建国纪”的内容就可看出，连横所写的是郑氏三代进行抗清复明的历史。所谓“建国”则是复国，恢复明帝国。不包括“延平郡王世系表”，“建国纪”全文23页，其中前6页半是写郑成功出生及其在大陆与清廷抗争的历史。郑成功在这一段的抗清斗争中，起先是拥戴明隆武帝，由隆武帝赐姓朱，改名成功，被封为御营中军都督、忠孝伯。隆武帝遇害后，1647年“遥闻永明王即位肇庆，改元永历，则奉朔提师”，直至郑成功死以前，一直是做为明臣为“复明建国”而在大陆与清军展开军事斗争。郑成功去台前二年，郑军甚至打到南京郊区。连横所写的这一段历史，与台湾没有直接关系，更谈不上在台湾建国的问题。连横写这一段历史时，不使用清顺治的年号，而是使用永历年号，并把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和拥戴永历帝联系起来，无时不记载永历帝的行踪。在前6页半中，有如下的记载：“二年春，帝在桂林。”“十月，帝遣使至岛（厦门），封成功威远侯。三年春，帝在肇庆，成功募兵铜山。”“七月，封成功延平公，随使贡方物。”永历四年“十一月，帝在南宁。”五年四月，“左先锋施琅得罪逃于清。是时帝在安隆所。”“六年春正月，帝在安隆所。”“七年春，帝在安隆所。”“九年春，帝在安隆所。”“十年春，帝在安隆所，嗣入云南。”“十一年春三月，帝在云南。”“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滇城，遣漳平伯周金汤航海至思明，晋成功延平郡王，甘辉崇明伯，张万礼建安伯，黄廷永安伯，郝文兴庆都伯，王季山祥符伯，余各掩上拝爵有差。乃议大举，往复南京。”“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永昌。”“十四年春，帝在缅甸。”“十五年春，帝在缅甸。成功议取台湾，克之。”以上摘记说明，“建国纪”中记述的郑成功在大陆从永历元年(1647)至永历十五年(1661)的抗清斗争，是以“复明”为目标，郑成功及其主要将领都受封于永历帝，没有建立郑氏皇朝的企图。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这也是必然的，连横这样写也是符合史实的。因为当时只有打着抗清复明的旗号，才能凝聚北京陷落后四散的反清力量。由上可见，“建国纪”的前面部分，连横是把郑成功当做明朝的忠臣来写的。其中突出地记述了郑成功抗清的军事斗争和坚决抵制清廷的诱降、劝降和对于明朝的忠心。
后面是记述了永历十五年(1661)至永历三十七年(1683)，郑氏三代建设复明基地台湾以及与清廷抗争的历史。永历十六年(1662)，郑成功死时，“当是时，帝在滇城，或曰杀矣，或曰幽矣，或曰遁矣，成功犹奉朔永历。”“十七年正月，滇城讣至，经犹奉朔称永历。”郑经、郑克塽嗣位之后，其在台湾的地位仍是明永历帝所封的延平郡王和招讨大将军。1662年以后的台湾史，直到郑克塽降清时，连横仍以永历年号逐年记述，这一态度表明，连横写“建国纪”，是把它当做郑氏在大陆抗清复明斗争的延续来写的，因此用很大的篇幅，写郑军在大陆抗清斗争。郑氏主力移至台湾之后的二十二年历史，仍以抗清复明为主线写出来的。郑军主力到台湾后，仍据守着厦门、金门、铜山、南澳诸岛，后来虽有几度易手，但大部分时间，都控制在郑军手中。“三藩之乱”发生后，1674年5月，郑经“率侍卫冯锡范、兵官陈绳武、吏官洪磊等，奉永历二十八年正朔，渡海而西，驻思明。”自此以后，郑经七年在大陆指挥抗清复明的军事斗争，曾一度攻陷漳州、泉州、潮州属下的许多县城，浙江沿海一部分地区也受其控制。1680年清军反攻后，郑军才退回台湾，第二年即病逝。“建国纪”所写的这些内容表明，连横是把台湾当做郑军抗清复明的基地看待的，并没有把台湾看成一个国家。这一点，从“建国纪”所记述的统治机构也可以看出来。所谓“开府东都”，“东都”是当时台湾的总称，并不是京都的意思，所以郑经时就改称为“东宁”。台湾的最高机构是王府，以安平镇为王城所在地。王府机构与朝廷有所区别，据“建国纪”所载，设有吏、户、礼、兵、刑、工等六官，而不是内阁的六部，担任者也不是尚书和左、右侍郎。封官的时候，有时是奏请锡封，永历帝死后，“凡所便宜封拝，辄朝服北向，望永历帝座疏而焚之。”科举制度方面，没有殿试之举，不设状元、榜眼、探花。“教育志”说，“天兴、万年两州三年一试，州试有名者移府，府试有名者移院，各试策论，取进者入太学。……三年大试，拔其尤者补内科内都事。”“建国纪”不是写郑氏三代在台湾建立郑氏皇朝的历史是很明显的，从内容来看，取名“复国纪”也许更恰当一些。连横并没有把郑氏统治的台湾看成一个国家。因此，林浊水先生说，“连横认为郑成功是在此建国，才写‘建国记’”，是毫无根据的。单从“建国纪”之篇名，是演绎不出“台湾国”来的。
五、“独立纪”的核心内容是反割台斗争
林浊水先生说，“独立纪”是《台湾通史》中写得最精采的二篇之一。林浊水先生所以对“独立纪”进行喝采，可能是认为连横写了“台独”的先驱，使今天搞“台湾独立建国”找到了历史根据。然而，若细读“独立纪”的内容就知道，“独立纪”的核心内容是记述了1895年台湾军民反对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武装斗争，斗争的最终目标是台湾回归为清的版图。这一点，从“台湾民主国”成立时布告全台及照会各国领事的内外文告，也可以看出来。“独立纪”揭载的文告说，“我台湾隶大清版图二百余年，近改行省，风会大开，俨然雄峙东南矣。”这句话表明，“台湾民主国”的领导者，对于台湾原来为中国的一省，并无不满，根本不存在着分离主义思想。成立“台湾民主国”只是不愿受日本统治的权宜之计。所以文告中说，“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着重点是笔者所加）再，从“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唐景崧分电各省大吏的电文，也可以看出成立“台湾民主国”是万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电文说：“崧奉旨内渡，甫在摒挡之际，忽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将印旗送至抚署，文曰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旗用蓝地黄虎，不得已允暂主总统。由民公举，仍奉正朔，遥作屏藩。”《台湾通史》卷之十六，“列传八，唐景崧、刘永福”中所载的以总统之衔对台民的告示，也有相似的内容：“唯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虽自立为国，感念旧恩，仍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台湾民主国”的“独立”，就是这种情形，林浊水先生称赞“独立纪”写得最精采，是否也欣赏这样的“独立”呢？在我看来，这种奉清朝正朔，权摄台政，以后还要请命于中国的“独立”，与今天林浊水先生所追求“台湾建国”的路线，实在相差得太远了。对于“台湾民主国”式的“台独”，你们的前辈史明是不喜欢的。史明在《台湾人四百年史》中说，“‘台湾民主国’，虽说是独立自主为宗旨，但是其代表的思想意识，并不一定和台湾本地人大众相吻合，……所指向的政治目标也脱离不了老一套的满清统治下封建中国之圈内。”
如何评价“台湾民主国”的历史作用？有强调其对台民反割台斗争起了鼓励、组织作用者，也有强调其欺骗台民而起消极作用者，说法不一。持“台独”立场的部分人士即讴歌它是在东方最早出现的第一个“民主国家”，因为它设有“议会”。林浊水先生欣赏“独立纪”，也许是看中了这一点。但是“台湾民主国”诞生和垮台的过程，怎样呢？请看事实。阳历5月20日，清政府命令唐景崧率文武官员撤出台湾，但当时台民群情激愤，群众起来罢市、抗议割台，要求抗战，拦阻企图内渡官员、眷属和行李，要走的无法摆脱。在此情况下，唐景崧才不得已接受邱逢甲等人提出的成立“台湾民主国”的建议，以稳定群情激愤的民众，使西渡官眷得以成行。唐景崧电告总理衙门说：“惟民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可臣暂留此，先令各官陆续内渡，臣当相机自处。”5月25日宣布“台湾民主国”成立，但“议院”并没有真正成立起来。“独立纪”说，“设议院，集绅士为议员，众举林维源为议长。辞不就，余亦不出，唯拔贡陈云林、禀生洪文光、街董白其祥数人就职，以议军国大事。”5月29日，日军在三貂角澳底登陆。6月3日攻占基隆，当部下俞明震回台北要求唐景崧到八堵前线去坐镇时，他默而不答，6月4日化装“携巡抚印，奔沪尾，乘德商轮船逃。”“台湾民主国”前后只存在十天。大总统唐景崧潜逃厦门后，“台湾民主国”的重臣，“林维源、林朝栋、邱逢甲相率去。”连横在“独立纪”中，没有对“台湾民主国”的历史作用，进行直接的评价，但是其所记述的“台湾民主国”的成立过程及其首领人物的表现等，给了人们如下的启示：“台湾民主国”是在台湾人民强烈反对割台给日本的情况下，由台湾的官僚、绅士策划产生的，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台湾人民反割台的要求，但是其“国策”不是重视和依靠台湾民众的力量来保卫台湾，而是寄希望于外援，想以“利益均沾”来引诱列强，借其力量阻止日本占台。因此，日本一登陆，“台湾民主国”就垮台了，从设立“台湾民主国”的出发点和方针看，“台湾民主国”并不是要搞分裂，而是在保全祖国版图的前提下，反对割台的一种尝试。林浊水先生把“独立纪”看做是记述“台湾独立的先驱”的历史，认为连横赞成“台湾独立”，那是对“独立纪”的思想和内容的歪曲。
“独立纪”的核心内容，是记载台湾军民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进行爱国的武装斗争，反对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一点，从“独立纪”的文章结构、内容及作者对人物的褒贬可以看出来。1、从文章结构来说，前部分主要是记述了签订“马关条约”前后，台湾各阶层的反应，为反对割台与清廷的交涉和外交上的努力。其核心是表现了台湾社会上下，反对台湾与祖国分离，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而“台湾民主国”成立前后的行文，都是写台湾军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行反割台的武装斗争。2、从记述的内容来说，重点是写台湾军民反割台武装抗日的史实，其分量占全文的一半以上。从日军五月底在三貂角澳底登陆以后，一直到10月20日日军进入台南，刘永福乘英轮逃往厦门，其间的主要战役和战斗都有所记述。台湾军民不怕牺牲爱国抗日，是“独立纪”的主要内容。3、在“独立纪”中，对其中的主要历史人物，均以抗日保台的表现为标准，有所褒贬。如对原驻台主要军官和地方官吏，对其弃台西渡者和留台参加抗日者，均有所记述。文中指出，提督杨歧珍最早率所部归厦门，“镇、道、府、县各纳印去”，“惟台东直隶州胡传、南雅同知宋维钊仍旧”。留下的军官中，总兵曾喜照对日军登陆不战而溃，提督张兆连在基隆战斗中被困，“亲兵死伤略尽”。在头份的战斗中新提军副将杨紫云战死，在大甲溪的战斗中，管带袁锦清、林鸿贵、提督陈尚志战死，以及其他战斗中战殁的军官均有所记载。在“独立纪”中，突出加以表扬的是台湾民间抗日义军。在全台武装反割台斗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花翎侍卫许肇清起于鹿港，附生吴汤兴起于苗栗，徐骧、姜绍祖起于新竹，简精华起于云林。所部或千人，或数百人，皆乡里子弟愍不畏死者，而粤人吴国华、庞大斌各致其党，分乘小艇入援。”在《台湾通史》的“列传八”中，还写了吴、徐、姜等人的传。而对于“台湾民主国”大员的临危弃台的行为，则拿他们与吴汤兴、徐骧对比，加以谴责。“逢甲任团练使，总其事，率所部驻台北，号称二万，月给饷糈十万两。十三日，日军迫狮球岭，景崧未战而走，文武多逃。逢甲亦挟款以去，或言近十万云。”在“列传八·邱逢甲”中连横又说，“成败论人，吾所不喜，独惜其为吴汤兴、徐骧所笑尔。”总之，“独立纪”的精采之处是它如实描写了台湾军民的反割台的武装斗争，体现了台湾人民保卫国家领土的大无畏的民族主义精神。
“独立纪”所写的“台湾民主国”的成立也好，或台湾军民的英勇抗战也好，其出发点都是反对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这是台湾人民反对台湾与大陆分离、维护祖国统一的一种表现。这是“独立纪”最本质、且对后人最有启示性的内容。连战先生对自己祖父的著作，必有最透沏的了解。我相信连战先生对于林浊水先生以曲解《台湾通史》来要求其放弃台湾与大陆统一的主张，将嗤之以鼻，而会发扬光大《台湾通史》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中国统一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