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修辞理论的现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它具有较为系统的修辞理论形态，为我们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修辞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宝贵的思想资料。本文从修辞原则，字、句、篇、章的修辞，以及修辞方法三个方面，结合当前文章写作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论述了刘勰修辞理论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 刘勰 修辞原则 修辞方法 自然之美 现代价值
在我国历史上，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不但是一部文学理论批评巨著，又是我国古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它较系统地论述了文章的修辞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崇，赞誉刘勰为“中国修辞学的祖师”[1]，有些著作乃至称之为“世界修辞学的三大鼻祖之一”。
刘勰的修辞理论紧密结合文章写作的实际，主张修辞应具备自然之美，反对齐梁以来文坛上的那种“追奇逐异”、“采滥忽真”的浮靡文风，因而其修辞理论具有实践性与时代性的鲜明特征。又因他是专门从文章写作的角度来论述修辞的，因而区别于一般的言语修辞而属于文章写作的修辞理论。
时至今日，刘勰所阐述的修辞理论虽说已经历了一千多年之久，但由于他总结的是有关写作修辞最基本的具有科学性的理论，而且《文心雕龙》一书所揭橥的那些文弊，与时下文坛上出现的不良文风有某种共同性，因而刘勰的修辞理论并未因岁月流逝而过时。它对于培养提高我们的辞章修养及写作水平，纠正文章写作中的不良倾向，尤其是对于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修辞学，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
关于修辞所应坚持的原则，刘勰论述了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为情而造文。这里所说的“情”是指文章所要表达的情理，亦即文辞蕴涵的思想情感内容。文章写作修辞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准确、鲜明而生动地表达思想情感，正确无误，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事物，这里面首先就有一个如何摆正“情理”与文辞的关系问题。刘勰认为：“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情采》）这里强调了“文附质”、“质待文”即内容与形式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他认为只有摆正这二者主次先后的关系，才是“立文之本源”即文章得以立于天地的根本道理。在他看来，文采是用来修饰美化语言的，言辞的巧丽根源于作者的真情实感。为此，刘勰反对“为文而造情”，即反对无病呻吟，内容空虚，只追求形式华美而专一修饰辞藻的写作倾向。他主张“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征圣》）“衔华佩实”，“情采并茂”，即内容与形式相统一。
其二、文章修辞应具备自然之美。在刘勰看来，“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原道》）文章原于“道”，写作应符合“自然之道”。因为宇宙万物的文采皆自然形成，“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原道》）意思是说自然万物皆有文采，这是一种自然之美，而文章则是人心感于万物而产生的，是一种人为之美。后者应以前者为本原，自然之美不但作为本原而存在，而且又是超乎“人为美”之上的，它是不假外力修饰而天然生成的美。因此，刘勰强调写作修辞应具有自然之美，反对因过分雕琢而破坏文章的真美，这是贯穿于刘勰全部修辞理论的原则之一。
其三、变通适会的原则。刘勰认识到“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即文章的体裁有一定的常规，而文章表达的方法和技巧却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他主张“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通变》）也就是说，作者要依据表达情志的需要，根据个人的气质特点，变通表现方法以及运用语言的技巧。他认为写作方法技巧的变化“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定势》），在运用通变之术时，应考虑文体的要求，因为不同的文体在式样与风格上都存在着各自的特点。有的以典雅为标准，如“章、表、奏、议”；有的以清丽为仪表，如“赋、颂、歌、诗”；有的以明断为楷模，如“符、檄、书、移”；有的以扼要为范式，如“史、论、序、注”……等等。因此作者要掌握各种文体的式样和风格，在写作修辞时适应不同文体风格特点的需要，选择适当的辞采、声律、方法和技巧，做到“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定势》）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修辞效果，刘勰对“逐奇失正”“失体成怪”的文风是坚决反对的。
运用通变之术还必须适应时代大势和具体语境的变化，刘勰曾指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时序》）。时代形势的变异必然对写作修辞提出新的需要和规范，要求作者去适应它。此外，包括场合、时机、对象诸因素而形成的具体语境，也要求作者在写作修辞时变通以适会。
刘勰有关修辞原则的论述，不但为建构中国现代修辞学奠定了最初而且至为宝贵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我们提高写作能力，针砭不良文风，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和剪除文弊的利器。
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文坛书市，作品数量增长而质量却不够理想，令人担忧的是，部分作者受某种利益的驱动，为文率而操觚，粗制滥造，没有真情实感硬写，没有心得体会乱写，为文而造情，神侃胡吹，言不及义，这样写出来的必然是无病呻吟的空心文章。还有不少作品内容贫乏，矫揉造作，为追求字数篇幅而掺假使水，令读者不堪卒读。另有一些作者则追奇逐怪，故作奇警之笔。例如有一部小说名曰《丰乳肥臀》，据说还是为了表现“母爱”，既是为弘扬庄重崇高的感情，又以如此粗俗的字眼儿命名，岂不令人莫名其妙？还有一篇报道称：“吼了一曲《东方红》，引来掌声如急雨。”诸如此类的失误，都是因为忽视了词的感情色彩而造成的。又如某报副刊头条赫然出现以《我的行骗》为题的随笔，观其内容竟是作者解放前为逃避敌人搜捕而编造“假话”的故事。这样严肃的内容，既非自嘲，又非反讽，用“行骗”二字来“幽默”一番，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无独有偶，相隔月余，该刊又登出以《我的行窃》为题的随笔，摭拾本来不属偷窃行为的身边小事以寄感怀，读之让人深感无聊。近年散文随笔大兴，有道是泥沙俱下，人们名之曰“鼻涕散文”、“小女人”或“小男人”散文，有不少“逐奇失正”、“失体成怪”的显例。至于有些歌词的胡编乱造，就更加骇人听闻。例如：什么“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夜是渗着前事全挥不去”，什么“风雨连天万户侯”、“莲花宝座神出兰花手”等等，简直是晦涩难解以至文理不通，逐奇成怪、弄巧成拙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对祖国文化的亵渎？
仅此数例，也足以证明刘勰所主张的修辞之原则，及其所反对的那种“率好诡巧，逐奇失正”的写作倾向，在今天并未“灰飞烟灭”，因而其修辞理论的现实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二
写作过程中有关字、句、篇、章的修辞，刘勰也作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阐发。他说：“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指明句有联结字词划分语言界限的功能，而章的作用则是总括一定的文章，将其综合在一个整体里。这比陆机所说的“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文赋》）更为具体而明确。再进一步，刘勰又阐述了字、句、篇、章间相生相成的依存关系，他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章句》）正如多层宝塔，任何一个局部出了毛病，都要影响到整体的坚固和美观。反之，整体美则建筑在局部美的基础之上：“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章句》）因此，修辞要在从整体到局部的每个环节上狠下功夫。刘勰所写的《练字》《章句》《熔裁》《风骨》《指瑕》诸篇，对字、句、章、篇等分别提出了修辞要求。古代汉语多单音节词，古人对字与词往往不加区分，因而，刘勰所说的练字，除论及字形者外，多数指的是词。他主张用字选词必须精练，“练于骨者，析辞必精”（《风骨》）。“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熔裁》）因此，锤炼字句只有使文字表述不可增减，而且达到不能够移易的程度，才算是符合高标准的修辞要求。他认为“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熔裁》）所以，修辞过程中一是要裁截浮辞，达到“捶字坚而难移”的地步；二是要“结响凝而不滞”（《风骨》），推敲声调使文辞在声音气势上顺畅有力。
字句修辞的另一要求是选词用语要求贴切简练，鲜明生动。刘勰曾指出古代名家也有遣词用语不得当而造成的瑕疵。他曾批评曹植在《武帝诔》和《明帝颂》中，有“尊灵永蛰”、“圣体浮轻”之辞，说是“‘浮轻’有似于胡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这是选词用语不切合描写对象的身份、地位的例子。另外对潘岳的《悲内兄文》中所说的“感口译”、《金鹿哀辞》中哭小儿“心如疑”，将施之长辈的用语错用于平辈与晚辈身上，这也是用语不当。选词用语的准确得当与否，反映着作者在修辞上是否认真及其辞章修养的水准。对于因认识上不明晰和思想模糊而在写作中“依希其旨”，刘勰也进行了分析与批评。
作为从积极修辞的角度而正面肯定的选词用语的典范，刘勰举出许多实例，比如“‘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原作穷）”（《物色》）等等，都树立了“以少总多”使写情状物“情貌无遗”的楷模。这些用于描写事物的词语，因准确简练而又鲜明生动，所以具有极强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说到篇章语句的修辞，刘勰强调要从整体着眼，把握全局，在构拟篇章时，应当注意上下文之间的承接、联系与呼应，“控引情理，迎送际会”（《章句》）。他说：“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从而使“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亦即达到语言表述上的文采交错，内容上的脉络相通，使各个部分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造句行文应力避文辞颠倒，安排每章段落重在井然有序。
刘勰关于字、句、篇、章的修辞理论，讲的是写作最基本的知识、理论、方法和技能，阐述的十分透彻，对于提高写作队伍的素养，培育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忽视写作基本功的训练和辞章修养的提高，几乎成为普遍的现象，有些文章作者对写作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也在下滑。各类文化“炒卖”固然给部分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造成了崇尚浮文虚言，瞎说胡编的恶果。据报载，数日专著一大本，几天小说一部半，并非“神话”，将写作看成是“堆字码句”，极尽“扯”“侃”“凑”之能事者，也大有人在。大凡持有此种“悟性”，谁还会在练字选词、熔意炼句，分章宅句和裁截浮辞上狠下功夫！即便是那些将写作视为不朽之盛事的人们，也恐怕是无暇顾及，于是传统的“字斟句酌”“含英咀华”之精神逐渐萎顿，穷年累月孜孜兀兀的研究作风难觅，“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古训也受到某些急功近利者的嘲笑。人们不在谋篇熔意练字选词上用功夫花气力，其结果是“快餐”文章、“泡沫”书籍到处泛滥，行文冗长拖沓之风盛行其道，刘勰所指出的那种“意少一字则义阙（缺），句长一字则辞妨”（《书记》）的种种现象，则屡见不鲜。什么“不尽（如）人意”，“不屑于（同）我这乡下人（神交）”，什么“自古诗人出（于）少年”，什么“我们进行授课”之类病句，在文苑讲坛层见叠出。如果是出自文化不高的老百姓倒也可以谅解，但其中有的问题恰恰是出于某些名家，这就难以令人理解了。可见，学习我国传统的修辞理论，加强语言文字基本功的训练，努力提高辞章修养，是当前我们的写作队伍面临的现实而迫切的任务。
三
在《文心雕龙》里，刘勰比较深入系统地论述了比兴、夸饰、丽辞、隐秀等多种修辞方法的含义、特征、作用、分类及其运用的原则。
（一）在《比兴》篇中，刘勰提出了系统的比喻修辞理论。何谓比喻？他在分析继承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这就是说，“比”的含义是比附事理，是用切合而有相似之处的事物来打比方。为什么要用“比”？刘勰在总结《诗经》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则畜愤以斥言”的观点。他认为诗人所以要用“比”，是因为他怀着激愤的感情，要指斥某种不良现象，是有所为而发。“比”有什么作用？他认为除了具有说明事理的作用之外，更具有使语言“敷华”“惊听”的修辞效果。他举例说：“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纤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除此之外，刘勰还看到了用作比喻的事类是纷繁多样，没有常规的。他说：“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这说明，比喻的天地是十分广阔的，可用作比喻的事物是丰富多彩的，只要我们把握住比喻的要领，就能写出恰当新颖的比喻来。关于比喻的分类，刘勰从被比事物的抽象或具体的角度，将比喻分作了两类：一是比义类，即以具体的事物来比喻抽象的义理。二是比类类，即以具体的事物来比具体的形貌。
关于比喻的运用，刘勰提出了以下的方法和标准：第一、“触物圆览”，“拟容取心”。所谓“触物”，是指诗人在运用比喻之前，必须先在生活中接触外物，以引起运用比喻的激情；所谓“圆览”，是指诗人必须对外界事物进行全面而周密的观察，以便找到主观与客观的相似相通之点。这就是说，诗人对比喻的运用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生活实践为基础，以主观与客观相互融合为条件的，只有这样，才能收到“合则肝胆”的修辞效果。所谓“拟容”，就是指描绘比喻对象的形貌特征。所谓“取心”，就是探摄比喻对象的本质意义。不“拟容”，比喻就无所凭借，也就难以“取心”；只“拟容”而不“取心”，“拟容”就失去了意义，就会走向形式主义的歧途。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比喻才能收到良好的修辞效果。第二、“物虽胡越，合则肝胆”。一个好的比喻，即使构成比喻的本体和喻体，就象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越人那样差别很大，但是在建立了比喻关系之后，其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要象人的肝胆一样密切相连，这样才算是高超的比喻。第三、贵“切至”，即贵恰切。他指出：“故比类虽繁，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即比喻的种类虽多，但要比得恰当，如果把天鹅比喻得象野鸭子，那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了。第四、贵“巧”，即设喻要巧妙，否则就难以收到预期的修辞效果。
（二）在《夸饰》篇中，刘勰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夸饰的含义、作用及运用的原则。为什么要用夸饰？他分析说：“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这里所说的“道”，是指事物蕴含的意义，这里所说的“器”，是指事物的形体和形象。刘勰认为事物内在的意义和道理是“形而上”的，比较抽象，用精妙的语言是难以精确表达的；具体的器物容易描写，但是，如果用壮伟的言辞予以夸张，就可以突出事物形象的本质特征，将其本质真实地表现出来。这样做，不仅不会违反事物的真实，相反，则能更鲜明、更深刻地显示事物的本质。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他举例说：“虽《诗》《书》雅言，风格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他认为这些夸张的说法，“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
刘勰不仅论述了夸张的必要性，还进一步论述了夸张在状物言情、刻画形象上的作用。他说：“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嵯峨揭业，熠燿焜煌之状，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他认为词赋家之所以把山海、宫殿的形势和色彩写得那样雄伟壮丽，光彩欲然，都是“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的缘故。后代的许多作家也往往借助夸张，驰聘大胆的想象，形成奇特的构思，刻画出鲜明生动的形象，使感情得到强烈而充分的抒发。所以他说：“辞入炜烨，春藻不能程其艳；言在萎绝，寒谷未足成其凋。”状物如此，言情亦然：“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夸张的强大表现力。所以，刘勰总结说：夸饰“信可以发蕴飞滞，披瞽而骇聋矣。”
但是，如果夸张不是为了表现或突出事物的本质特征，而是为夸张而夸张，以至陷入浮夸，那就会流于荒诞。对此，刘勰通过对汉赋的评论进行了批评。他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明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至《西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可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又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饷屈原，张衡《羽猎》，困玄冥于朔野。娈彼洛神，既非罔两，惟此水师，亦非魑魅；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此欲夸其威而饰其辞，事义睽刺也。”由此可见，夸张虽然有大胆幻想和想象的自由，但是，运用夸张不能违背事理，不能因夸张过分而失真，否则，就会流于荒谬怪诞而产生负效应。
针对汉赋“诡滥愈甚”的弊病，刘勰提出了“夸而有节，饰而不诬”正确运用夸张的原则。他解释说：“然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若能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可见，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是夸张的生命所在。他认为应该向《诗经》、《尚书》学习，为表现深远的意旨而夸张，使夸张而有节制，增饰而不违背真实，这种夸张才是最美好的。
（三）在《丽辞》篇中，刘勰论述了“丽辞”的构成、作用、类别以至运用等问题。关于丽辞的形成，刘勰认为：“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丽；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这就是说，写作修辞所运用的对偶手法，是建筑在客观事物形体具有成双对称的自然美的基础之上的，古人运用对偶不是有意经营，而是出于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内容的需要。
对偶作为一种修辞方法，在写作中适当运用，可以收到突出重点、增强语气、文势和感情色彩，使文章字句整齐、文气流畅，富于韵律美，而便于记通，以达到易于流传的效果。对于诗歌创作，尤为必要。但是，如果不顾内容的需要，用得过滥，就会对思想感情的表达形成束缚，使语言显得板滞乏味。所以，刘勰针对当时骈丽盛行，不少人片面追求脱离内容的“联字合趣”的不良文风，进行了批评，他说：“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根据对大量作品的分析研究，刘勰还对对偶的类型进行了分类和比较。他指出：“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
在对偶的运用上，刘勰提出了两项卓有见地的衡量标准：第一、“奇偶迭用”、“理圆事密”。他虽然提倡运用对偶，但同时也看到了单行散句在写作中的积极作用，因此，他主张在自然对偶的同时，又提出了“奇偶迭用”的高明见解。所谓“奇偶迭用”，就是单句和偶句交错搭配使用，使语言兼有整齐美和错综美，不流于单调板滞。尤其可贵的是，刘勰在提出“奇偶迭用”的同时，又提出了“理圆事密”的要求，即在说理圆通，用事贴切的同时，“迭用奇偶”，骈散兼行。他认为这犹如佩带各种玉器来调节装饰一样，更为可贵。第二、“精巧”、“允当”。他指出：“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所谓“精巧”，即精美巧妙；所谓“允当”，即贴切、恰当。象张华的《杂诗》：“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琨的《重赠卢谌》诗：“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这些同义诗句重复出现，既不精巧，也不允当，就象手上多生的骈指一样多余。所以，他认为若言对而不精巧，就会“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若事对而不允当，则会“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他形象地举例说：如果优劣不均，就如同驾车时，左边用良马，右边用劣马一样。如果用事孤单，“莫与相偶”，就象传说中的独脚夔兽一样，跳着行走。如此，则显然是不恰当的。
（四）在《隐秀》篇中，刘勰深入论述了“隐”与“秀”这两种修辞方法的含义、特征、作用及运用的原则。
何谓“隐”与“秀”？他说：“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2]“情在词外”，即指除了文辞本身的直接意义之外，还隐含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刘勰认为：“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这就是说，“隐”这种修辞方法，是对内容不作直接明显的表露，而是让文义在文辞之外生发出来，让那些未直接表现的“秘响”、“伏采”，透过文词而“旁通”、“潜发”，从而表现出作者的情志。所谓“义生文外”，即使读者看到文辞，便能听到隐秘的声响，看到潜伏的色彩，生发联翩的浮想，想象到有关的情景，体会到无穷的意味，这就是所谓的“文外之重旨”。因此，运用“隐”这种修辞手法，除了要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之外，还应尽量提炼出精约而富于表现力的文辞，并结合其他修辞方法来进行写作，这样才能达到“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的目的。
所谓“秀”，即状溢目前的文句。刘勰又解释说：“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即“秀”是文章中构思精巧，形象鲜明生动，卓绝挺拔的文句，它的特点是“以卓绝为巧”。这样的文句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具有卓绝挺拔的特点？刘勰认为：“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动心惊耳，逸响笙匏。”从这里不难看出，刘勰所说的秀句，是经过作者艰苦思索，精心提炼，着意刻划而形成的。它的词语俊逸、清亮、和谐、铿锵、其美妙超过了笙匏之音响；它的形象真切、鲜明、光采夺目，如英华满树；它的感情集中、强烈、情景交融，从而使读者听了心神震荡，叹赏不止。由此可见，秀句是作者情思与外物形象融为一体的最集中的表现，它既是形象鲜明生动的，又是感情丰富、韵味无穷的。古代诗歌中那些被人们不断传诵的脍炙人口的“名辞隽句”，大都是具有这些特点的。
如何才能运用好“隐”与“秀”这两种修辞方法呢？刘勰认为需注意以下三点：第一，运用者应具有深厚的思想感情和文学素养。他指出：隐句秀句“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他强调情思与文辞的自然契合，而不是苦心研虑可以求得的。意在说明通过苦思冥想，刻意追求“隐”与“秀”，往往达不到目的，有可能造成“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刻取巧，虽美非秀”的结果。只有当作者对客观事物产生了深刻的感受和强烈的激情，又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和运用语言的艺术技巧之时，才有可能写出隐句与秀句来。这就是他所说的：“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即河的源头深远才能产生支流，树根茁壮才能使枝条高挺。因此，只有作者具有深厚的思想感情和高度的文学素养，才能运用好“隐”与“秀”这两种修辞方法。
第二、应遵循“思合自逢”、“自然会妙”的原则和规律。这就是说，只有当作者在外物的激发之下，不仅产生了淋漓的兴致，而且捕捉到了最佳的语言表达形式，达到情景交融的境地时，才能“思合自逢”地自然产生出隐句与秀句。即刘勰所说的“才情之嘉会”。有了这样的“嘉会”，写出的隐句秀句才能“自然会妙”。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和规律，不去长期的积累和寻找恰当的机遇，而只是玩弄方法技巧，雕琢词句，其结果只能是故作艰深，不是含蓄；雕琢求巧，也不是秀句。
第三、应注意根据“隐”与“秀”的不同性质进行艺术加工。刘勰虽然强调“自然会妙”，但并不意味着排斥艺术加工。因为没有艺术加工，就不会有艺术作品。不过，艺术加工应符合艺术创造的规律，即要顺应外物自然的情致而发挥人工修饰的作用，使“人巧”合于天工，使艺术美体现出自然美。
刘勰以上这些论述，对于建构现代修辞学中的比喻、夸张、对偶、委婉与警策等修辞方法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刘勰的论述抓住了以上辞格的本质特征，为以上辞格的建构，搭起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比如刘勰对“比”提出的“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物虽胡越，合则肝胆”；刘勰对“夸饰”提出的；“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刘勰对“丽辞”提出的：“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刘勰对“隐”与“秀”提出的：“情在词外曰隐，壮溢目前曰秀。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等等，为现代修辞学建构比喻、夸张、对偶、委婉、警策等修辞提供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依据。现代修辞学正是在吸收了刘勰有关修辞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新而建构起来的。
第二、刘勰对以上修辞方法的分类，为现代修辞学对以上辞格的分类，提供了依据。比如刘勰从被比事物的抽象与具体的角度，把“比”分为比义类和比类类两种，这种分类方法虽与现代修辞学以结构特点为依据，把比喻分为明喻、暗喻和借喻等分类有所不同，但他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从功能角度对比喻进行分类的范例，而且这种分类简单明了，容易掌握，又使人容易了解比喻的作用，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分类方法。而且，刘勰首创的这一分类方法，在我国修辞学发展上所做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另外刘勰把“丽辞”分为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四种，这是我国修辞学发展史上第一次对对偶进行的科学分类，首创之功，也是应予肯定的。根据现代汉语运用的实际需要，现代汉语修辞学吸取了刘勰正对、反对的分类方法。至于刘勰提出的“反对为优，正对为劣”的说法，现在看来，应做具体分析，不应一概而论。这正如易蒲和李金苓两位先生所言：“主要还应看是否符合内容表达的需要，适应不适应语言环境的要求等因素，才能确定。”[3]
第三、刘勰深入分析论述了以上修辞方法运用的原则与规律，这对于我们正确运用好这些修辞方法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尤其在当前的修辞教学和人们的实际运用中，在对修辞比较忽视的情况下，深入学习刘勰的这些论述，就显得更为重要。当前，在日常言语交际和文章写作中，不少人对“比喻”“夸张”“丽辞”等修辞方法的应用，缺乏理论的指导，没有达到自觉的掌握与熟练的运用，因而就难免出现比喻不当，夸饰失去节制以至违背事理逻辑等等现象。这样就不但不能收到“敷华”“惊听”的修辞效果，反而会引起人们的反感，造成负面效应。为了克服这些失误，使言语交际充分发挥交流思想情感的作用，让文艺作品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学习并掌握刘勰的修辞理论是十分必要的。关于“丽辞”的运用，刘勰提出的“奇偶迭用”、“理圆事密”的修辞原则，对现代修辞学更具有理论建设与实际的指导意义。现代修辞学正是在刘勰这一理论的启迪与指导之下，不仅重视对偶句的修辞作用，同时也非常重视散句的修辞作用，更提倡偶句与散句的有机搭配，使二者相得益彰，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修辞效能。关于“隐”与“秀”的运用，刘勰提出的三点要求，同样使我们深受启发。它使我们认识到，隐句与秀句是深厚而高雅的语言，要想写出这样的文句，第一要注意把握它们各自的特点；第二应在平时努力，使自己逐步具备驾驭这两种修辞方法的主客观条件。否则，是难以写出精妙的隐句与秀句来的。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除了比较深入系统地论述了以上四种修辞方法外，还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兴”、“谐隐”、“事类”、“属彩附声”等多种修辞方法的含义、特征、作用及运用的规则，对我们深入认识和建构现代修辞学中的起兴、讽喻、析字、引用、摹绘等修辞方式都具有很高参考价值，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论述。
注释：
[1]〔日〕岛村抱月：《新美辞学》，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2年（明治35年）版。
[2]见宋代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中所载的刘勰《隐秀》篇的佚文。因《隐秀》篇自元代以来即已残缺。
[3]见易蒲、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