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与西方世界的兴起：财富效应还是货币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货币论文,国际贸易论文,财富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国际贸易在西方世界兴起中的作用是个古老话题。较早的观点认为，西欧在1500年以后通过大西洋贸易掠夺的财富直接促进了西欧的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然而，在1800年以前，西欧与世界各地的商品贸易占西欧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不到4％，可见国际贸易的直接效应对西方世界兴起的贡献十分有限（Acemoglu et al，2005）。①
遵循新制度经济学（North and Thomas,1973; North,1981）的传统，Acemoglu等（2005）与张宇燕、高程（2004a）几乎同时② 提出了国际贸易的间接效应，即国际贸易通过引发制度变迁而间接地、根本地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然而，二者所提出的具体机制很不相同。Acemoglu等（2005）强调国际贸易财富直接改变了西欧国家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从而导致约束王权、保护产权的制度变迁（以下简称“财富效应”）。③ 张宇燕、高程则强调国际贸易财富以金银货币的方式流入西欧，导致“价格革命”，使资产阶级财富相对于地主阶级上升，并由阶级兴衰导致制度变迁（以下简称“货币效应”）。④
这两种机制是否同时存在？如果是，哪种更重要？上述两篇开创性论文均未对对方进行评论，也许双方在写作时均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虽然张宇燕、高程（2006）指出了张宇燕、高程（2004a）与Acemoglu等（2005）的若干不同点，但并未深入论证这两种机制的相对重要性。本文的理论与经验分析表明，国际贸易的财富效应较有说服力，而货币效应的作用不大。
本文的其余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评价财富效应，第三部分考察货币效应所引起的“价格革命”对阶级兴衰的作用，第四部分讨论阶级兴衰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第五部分比较这两种效应对英国、荷兰与西班牙、葡萄牙不同表现的解释力，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 对财富效应的评价
Acemoglu等（2005）的研究范式是“初始制度与大西洋贸易→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具体来说，在初始制度较少专制并拥有较长大西洋海岸线（占国土面积比例）的国家（比如英国、荷兰），普通商人是大西洋贸易的主要受益人，推动了限制王权保护产权的制度变迁，奠定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然而，在同样拥有较长大西洋海岸线，但初始制度较专制的国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王室集团成为大西洋贸易的主要受益者，故限制王权的制度变迁无法发生。法国的初始制度介于以上两种情况之间，其制度变迁与经济表现也介乎二者之间。意大利虽有较好的初始制度，但缺乏大西洋海岸线，错过了这次机会。
Acemoglu等（2005）提供的经济计量证据显示，欧洲各国在1300～1850年的经济增长或城市化水平主要由初始制度与大西洋贸易的互动项（interaction term）来驱动，而初始制度或大西洋贸易本身没有什么解释力。其中，初始制度以取值在1～7之间的“行政长官约束”（constraint on the executive）来衡量，大西洋贸易则以大西洋贸易量与大西洋海岸线占国土面积比例之积来衡量。该证据还表明，1500年后的制度变迁主要由初始制度与大西洋贸易的互动项所决定，而两者本身并没有解释力。
当然，经济计量学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证明相关关系。Acemoglu等（2005）进一步提供了历史证据来说明“初始制度与大西洋贸易→制度变迁”的因果关系。在五个大西洋贸易国（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中，大西洋贸易的参与者在初始制度较自由的英国与荷兰主要是普通商人，而在初始制度较专制的西班牙与葡萄牙则是王室及其亲信贵族。英国的国际贸易商以财力对英国内战与光荣革命中的议会派提供了关键支持。在荷兰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独立战争中，因大西洋贸易致富的荷兰商人组建了一只强大的军队，以小国打败了大国，完成保护产权的制度变迁。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大西洋贸易基本为王室所垄断，限制王权的制度变迁也就无从发生。
总之，Acemoglu等（2005）所提出的国际贸易的财富效应从理论与经验角度来看都具有较强说服力。
三 货币效应：“价格革命”导致阶级兴衰？
张宇燕、高程（2004a）的研究范式是“外生货币→财富重组→阶级兴衰→制度变迁→经济增长”。显然，作为一个串联结构的研究范式，其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以上链条的每个环节均有较强的理论与经验支持。我们先来考察第一个环节。
“外生货币→财富重组”这一环节假定金银大量输入导致通货膨胀，即“价格革命”，使得只有固定地租收入的地主阶级财富缩水。然而，地租收入的增长真的未能赶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吗？
由于国际贸易带来大量金银的流入，西欧确实在1500～1800年出现了普遍的通货膨胀。彭凯翔（2006）研究表明，1800年英国的麦价比1500年上涨了近10倍，但平均每年仅上涨0.76％。在1500～1600年、1600～1700年以及1700～1800年期间英国麦价的年均上涨率分别为1.36％、0.1％和0.83％（见图1）。
图1 英国名义麦价（1210～1950年）
数据来源：彭凯翔（2006）。
张宇燕、高程（2004a）所引用的通货膨胀数据与此大致相同，即16世纪末与该世纪初相比，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与意大利的价格指数分别上涨了4.2、3、2.6、2.2和2倍。如果以90年来计算世纪末与世纪初的时间差，⑤ 则这些国家在16世纪的年均通胀率分别仅为1.61％、1.23％、1.07％、0.88％和0.77％。16世纪的“价格革命”实际上只是物价很缓慢地长期上涨。它之所以被称为“价格革命”，主要是因为在1500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价格一直很稳定，有时甚至略微下降（见图1）。显然，每年大约仅1％的通货膨胀率很难对不同阶级间的相对财富分配产生显著作用。
“外生货币→财富重组”假说的成立取决于有关地契的三个假定，即地租是以货币而非实物来支付；固定地租而非“分成制”（sharecropping）；平均地租期限较长。对于前两个假定，张宇燕、高程（2004a）未提供任何史料证明；对于第三个假定，他们则认为那个时代的地租期限往往很长，有的甚至长达一个世纪。这意味着贵族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随着物价上涨随时对地租进行调整。然而，“一个世纪”只是一个上限，关键是地租的平均期限。权威的《剑桥欧洲经济史》（波斯坦，2002，中译本）使我们对这三个假定均产生了怀疑。
一是货币地租还是实物地租？如果是实物地租，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地租收入并不会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事实上，实物地租与货币地租在当时是并存的，很难确定哪一种支付方式更主要。“中世纪早期，农民的支出方式一直以实物为主，只有零星的支出采用货币形式。到了晚期，货币支付方式变得普遍了。……支付方式从实物向货币的转变绝不是直线型，特别是在17世纪的经济萧条时期，货币在许多国家尚稍稀缺，交易中的实物支付又占了上风”（波斯坦，2002，中译本）。
二是固定地租还是分成制？在分成制情况下，地租是农业产出的固定比例，也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事实上，固定地租与分成制也是并存的。“在1650～1750年的衰退期间，由于货币收入的减少，许多土地所有者被迫自己经营农场，或者采用半分成租佃制（即出租人和承租人平分收获物）来经营”（波斯坦，2002，中译本）。
三是平均地租期限究竟多长？“在土地所有权出现的早期阶段，土地的租期一般都很长（通常为一代至三代人），逐渐地租期开始变短，直到最低将租期缩短到每次1年。有时，租期也会和耕作制度相联系，耕作制度中出现了为期3年的租期或3年倍数的租期”（波斯坦，2002，中译本）。可见，平均租期是很难确定的。如果平均租期以一代人20年来计算，并假定地契签约年份是均匀分布的，则重新签约的平均时间为10年。即使假设是固定货币地租，每年1％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地租收入10年期间仅贬值10.44％，地主阶级的财富缩水有限。
另外，地主通常拥有比佃农更大的政治力量。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地主会有很强的动力提前修改契约。因此，地租的粘性究竟有多大是个定量的经验问题。事实上，16～18世纪的地租保持了持续上涨的趋势。“17世纪则是土地所有者的全盛时期，因为土地的价值和地租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波斯坦，2002，中译本）。Clark（2002）估计了英格兰1520～1910年的名义地租（以英镑／英亩为单位）。英格兰的名义地租在1520～1605年、1605～1700年以及1700～1800年期间平均每年分别上涨2.47％，0.26％和0.91％，均超过同期年通货膨胀率。如果将1550年的英格兰地租与英国麦价均设为100并显示在同一图中（见图2），可以看出地租的涨幅明显超过麦价。其他几位学者用不同方法对英国地租的估计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变动趋势，即使依据最保守的估计，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的实际地租依然是上涨的（Clark，2002）。
图2 英格兰名义地租与英国麦价（1520～1910年）
说明：地租数据来自Clark（2002）；麦价数据来自彭凯翔（2006）。
总之，从定量的角度来看，“价格革命”对不同阶级间财富重组的作用不大。地主阶级的财富相对于商人阶级的确下降了，但主要原因却不是通货膨胀，而是由于商人来自国际贸易的绝对财富比地主的财富增长得更快。
四 货币效应：阶级兴衰导致制度变迁？
张宇燕、高程（2004a）串联研究范式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是“阶级兴衰一制度变迁”。“阶级兴衰”主要指的是地主阶级的衰落与商人阶级的兴起。如果西欧发生的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制度变迁主要是商人阶级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那么“阶级兴衰→制度变迁”的逻辑是成立的。然而，这并非17～18世纪西欧制度变迁的全部实质，至少不是学界的共识。⑥
以英国内战（1642～1649年）和光荣革命（1688～1689年）为例，这两次以战争方式进行的制度变迁均以限制王权、保护产权（包括商人和地主的产权）为主要目的（North and Weingast，1989）。“地主阶级－商人阶级”的二元论阶级分析忽略了国家的政治结构，将国王与贵族简单地等同于地主阶级。事实上，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是可以交叠的，如表1所示。拥有土地的国王与贵族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经商。比如，英国国王通过授予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权而间接地经商，贵族则可以直接经商。普通的公民与市民也可以自由地购买土地而成为地主。虽然张宇燕、高程（2004a）对此也有相当认识与讨论，但却始终将政治结构的作用排斥于“阶级兴衰→制度变迁”这条主线之外。
投资于土地或工商业只是两种不同的投资方式，二者并没有天然的冲突。地主也可以同时是商人，反之亦然。重要的是，普通地主与商人均受到不尊重产权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威胁，比如，不通过议会就任意征税、将垄断经营权授予王室亲信等。因此，大多数的商人与有地士绅（gentry）在英国内战与光荣革命期间都站到了议会的一边共同反对国王（Acemoglu et al.,2005）。Mokyr（1990）也认为，虽然英国的地主阶级对工业革命没有什么贡献，但并不抵制工业革命。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商业团体的东印度公司在光荣革命期间支持国王詹姆斯二世（Acemoglu et a.,2005），这显然是由于东印度公司与王室的密切关系。这也凸显了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本质上是限制王权、保护产权的制度变迁，并非商人阶级控制地主阶级的制度变迁。如果是前者，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度；如果是后者，则是商人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专政。历史选择了前者。事实上，即使到了19世纪，英国的地主阶级依然很有势力。比如，181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玉米法》（Corn Law），对玉米进口征收保护性关税，以保护地主的利益。玉米法的主要支持者为地主阶级，这项贸易法令遭到了地主之外的其他阶层的普遍反对（黄少安、郭艳茹，2006）。地主阶级受益的主要机制为玉米进口高关税→国内玉米价格上升→对土地的引致需求上升→土地价格上升→地主受益（刘琳、刘洪玉，2003）。
狭隘的阶级分析仅着重于经济地位，而忽视了政治结构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西欧商人阶级与自治城市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王为了在政治上制衡封建领主而给予商人阶级的“无私”支持。亚当·斯密（1982，中译本）指出“国王的利益在于尽量削弱领主的权力，而给予市邑以特权。亨利二世更变本加厉地规定，如果一个奴隶逃到市邑，并安分守己地住在那边满一年，他就可以成为自由民。……在向国王缴纳一笔款项以后，它们（市邑）就可取得把自己组成为法人团体的权力”。显然，通常被视为地主阶级总代表的国王对封建主的“压迫”很难撇开政治结构而仅仅用阶级斗争来解释。总之，“阶级兴衰→制度变迁”的逻辑并不完全成立。在一定意义上，国王贵族势力的衰落、公民市民势力的兴起才是更主要更贴切的原因。
五 英国、荷兰与西班牙、葡萄牙的对比
对一个理论的检验常常是通过检验其推论来进行的。货币效应的一个推论是，价格革命发生越早越剧烈的国家，应该越容易发生制度变迁。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美洲金银主要通过西班牙进入整个西欧，故西班牙的通货膨胀发生得最早，上涨幅度也最大。⑦ 然而，西班牙却没有发生积极的制度变迁，经济也大大落后了。与西班牙、葡萄牙的停滞形成对比，价格革命滞后且不剧烈的英国、荷兰却顺利实现了加强产权的制度变迁而引起经济起飞。
由于Acemoglu等（2005）的财富效应本来就考虑到初始制度条件的不同，故其对英国、荷兰与西班牙、葡萄牙的不同表现可以一以贯之地解释，即由于英国、荷兰有利的初始制度条件，国际贸易的主要受益者为商人；西班牙、葡萄牙的不利初始制度条件使得国王成为国际贸易的最大赢家。对此，张宇燕、高程（2004a）的货币效应则缺少相应的解释力，因而不得不在文末引入初始制度条件，做出与Acemoglu等（2005）类似的解释。
虽然西班牙的货币效应比其他西欧国家猛烈得多，但却依然无法抵消或缓解其不利初始制度条件的影响。这也增加了我们对货币效应显著性的怀疑。
六 结论与启示
对国际贸易在西方世界兴起中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Acemoglu等（2005）认为，国际贸易的财富效应直接促进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张宇燕、高程（2004a）则强调国际贸易的货币效应，即通过引起通货膨胀而导致阶级间相对财富的变化，从而引发制度变迁。
本文的理论与经验分析显示，国际贸易的财富效应较有说服力，而货币效应的作用不大。货币效应假说的主要不足在于，由外生货币增长引起的“价格革命”对地主阶级收入的影响有限，而“限制王权保护产权”制度变迁的实质也不全是商人阶级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
联系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迅速致富的商人阶级是否也能促进加强产权的根本性制度变迁呢？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型国有企业依然在某些进出口贸易中占据着一定垄断地位，基于这个背景，中国究竟会走英国（荷兰）之路，还是西班牙（葡萄牙）之路，抑或有中国特色之路？显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截稿：2008年7月）
注释：
① Acemoglu等（2005）对这一文献进行了回顾，在此不一一列举。
② 虽然Acemoglu等（2005）正式出版的时间比张宇燕、高程（2004a）晚，但前者于2002年12月就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论文的形式出现。
③ 黄仁宇（1997）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西方民间的自由源自于封建体制里额外颁发的城市特权。可是市民阶级的资产力量仍无从构成社会的大改造，只有国际贸易增多，在全国经济里的比重升高，商业财富的力量伸展到农业财富里去，牵动了全局，才构成实力，如此才可以改造社会”。
④ 本文为了论述方便而定义的“财富效应”与“货币效应”仅分别指Acemoglu等（2005）与张字燕、高程（2004a）文中的观点，与传统经济学中对这两个词汇的使用没有必然联系。
⑤ 如果以100年来计算，则平均通货膨胀率将更低。
⑥ 尽管以阶级斗争来解释社会变迁是个历史悠久的流派，但在当代西方的文献中恐怕并非主流。限于本文篇幅，本文不对此展开讨论。
⑦ 16世纪，西班牙物价上涨了4.2倍，而欧洲的平均物价仅上涨2～3倍（张字燕、高程，20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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