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及东欧经济改革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俄罗斯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至1991年底，东欧各国和前苏联先后采用社会政治制度剧变、实行私有化和激进的改革方式，陆续走上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程。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各国都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使其市场经济有所发展；但是政治制度剧变的激烈动荡，造成了各国经济的严重衰退，这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我国正处在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分析俄罗斯及东欧各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但是，在此首先必须指出：这些国家都是通过改变社会政治制度和实行私有化的方式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而我国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下，向市场经济转变，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和方法与这些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采取的途径和方法对我国毫无借鉴意义，故本文不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
启示之一：保持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和对改革进程的自主性控制是一国成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
苏联改革本来就是在其面临国内、国外严峻局势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其初始阶段，戈尔巴乔夫倡导的经济改革遇到了不少问题。本来，对于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统治的国家而言，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出现一些失误和挫折乃是在所难免，可戈氏却没有正确对待这些情况，不是总结经验教训、采取适当补救措施继续将经济改革深入下去，而是将经济的“出师不利”简单归咎于旧的政治体制的阻碍，过分迷信于政治改革的功效，忽视政治改革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经济的增长，认为只有进行大胆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才能得以进展下去，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从1988年6月开始，戈氏把中途夭折的经济改革搁置一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然而非但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却出现了经济危机、执政党危机、社会危机、信任危机、民族危机等多种危机的并发症，开始了苏联社会的动荡，再加上一系列错误选择、各种社会矛盾的加剧，形势变得超出了戈氏的控制之外，走向更深刻的危机，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这种社会环境的动荡和无序延续到了俄罗斯改革过程中：各种政治势力对权力争夺激烈，政府与议会之间争吵、摩擦旷日持久，社会各阶层、各种政治力量对于社会经济转轨的方向不仅缺乏共识，甚至是对立的。这样，严重妨碍了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系统和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也不可能提出和执行合理的经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形势非常严峻，生产大幅度滑坡，通货膨胀率数字大得惊人，失业大军日益庞大，社会物资供应短缺，经济改革步履维艰，同时，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如黑市猖厥、社会治安混乱等等。
东欧的改革也存在类似的问题。1989年8月东欧剧变，各国共产党在很短时间内相继丢失政权，社会主义国体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它们在“告别过去”的口号下，选择了走西方模式的道路，他们认为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搞好，社会主义是原罪，这种经济转轨被深深打上了政治制度剧变的烙印，它使政局长期动荡不稳，造成无序的状态，使生产下降、失业增加、贫富悬殊加大，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成为阻碍东欧各国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因素。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东欧的改革，无不从反面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要成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首要的就是要保持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和对改革进程的自主性控制。改革不仅需要政府的正确决策和指导，也需要广大人民的全力配合，而要实现这一点，创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我国正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的进程之中，当前，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稳定的社会秩序，能够为探讨新的发展体制、推行新的发展战略、以及广泛地吸纳境外资金、技术提供重要保证；稳定的社会秩序，能避免社会破坏性力量的滋长可能造成的改革进程的突发性中断；确保改革进程始终处于自主性的受控状态，才能随时根据改革实验的成效，灵活有效地选择与调整战略、步骤，审时度势、及时确定改革的时机与力度，使改革成为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持续性历程。
前苏联、东欧国家将经济体制转换与社会制度改变混在一起，具有特殊的破坏性，尤其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开始阶段，经济过渡与政治过渡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和不协调的情况，从而使经济滑坡，政治动荡，两者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更应珍视今天的和平与稳定，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保持对整个改革进程的清醒认识和控制能力，在既有改革基础上，从理论上、实践上探索前进，推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建立起符合自己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立于不败之地。
启示之二：进行体制改革，切忌盲目模仿别国模式，而要寻求真正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俄罗斯改革的倡导者们没有深刻分析本国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盲目搬用西方理论，因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俄罗斯长期以来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国营大中型企业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绝大部分，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效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以废除传统体制为出发点，企图借助“休克疗法”，通过急速的推进私有化进程、突然性放开全部价格、实行完全自由浮动，建立起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对尚不健全，甚至还根本没有形成的市场经济的作用无疑是过于迷信了。从农业上看，由于集体农庄普遍效率低下，不能及时调整生产，迅速全面推行农业私有化使国内粮价急剧上升（1993年食物平均价格达到1992年的26倍），物价上涨迫使工资也随之上调，从而又极大阻碍了俄罗斯国内工业发展，当其政府通过物价管制来稳定农产品价格时，又由于得不到足够食物供应而不得不耗费大量外汇用于进口，这使1994年俄农场生产水平相当于1986～1990年平均水平的45～50%。从金融上看，俄罗斯长期限制居民个人持有外币，其1992年放开价格带来后果是卢布急剧贬值与物价飞涨。
正如俄罗斯前副议长访华时所说：俄罗斯改革最严重的缺点之一，就是空头理论家“总是或者努力地去照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验，或者力求直接运用别国的经验。”[①]
同时，“休克疗法”虽然在有些小国收到一定成效，但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实施数十年的多民族大国来说，却未必行得通，俄罗斯经济改革家们显然对于此点估计不足。
其他东欧国家，以波兰为例，虽然其情况略强于俄罗斯，但转轨过程中也存在同样问题。波兰剧变后向西方寻求摆脱严重经济危机的办法。但在进行经济改革时缺乏适合本国国情的体制转变理论，把外国人的设想和办法移植到本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尤其是在起步阶段，产生了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问题，加重了转轨的困难（虽然现已基本走出危机并有了经济回升）。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深刻总结了前苏联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并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②]这里所说的旧的那一套是指斯大林模式，这是中国的历史给中国人民的惨痛教训。联系到前苏联东欧经济改革的痛苦经验，我们不妨将邓小平同志的话推广来说，任何盲目搬用别国模式、别国经验的作法，其结果轻则阻碍生产力发展，重则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国家崩溃，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更无从谈起，哪怕是微观上盲目引进某些国外的经验、做法，但如果不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最终也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所以说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没有普遍适用的现成的模式可循。由于任何国家都有其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条件及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由此决定了各国必须探索适合各自情况的经济发展道路。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建立、健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在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对于外国经验、做法有选择地学习、有批判地吸收、有发展地应用，创立适合中国的特殊的经济改革理论，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道路。
启示之三：经济体制改革不可急躁，一步到位的企图对于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是危险的、不足取的。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一种大爆炸式的做法。从1992年1月2日起，俄实施激进的价格改革，将大约90%的消费品、80%的生产资料价格完全放开，不再由国家调节，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并急速推进私有化进程，截至1993年底，俄70%的中小企业已经私有化。[③]但是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休克疗法”在各方面都变了形，并产生了不少负面效果：价格大幅度上涨，出现“超通胀”，居民购买力下降，货币投放量跟不上，导致发生支付危机，数以百万计的工厂职工领不到工资，国营企业对市场发出的信号极不敏感，仓库爆满，工厂却仍在开工，出现“廉价的工厂，昂贵的商店”的畸形现象，并且企业间的三角债严重，政府放松银根，增加贷款，导致金融市场危机……。俄推进激进改革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内经济形势可谓是险象环生，虽然在自由化、私有化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但市场经济体系远未建立，原先设计的目标大都未能实现，经济持续衰退的势头未得到根本的控制，整个经济倒退20年，改革进程中的问题迫使领导人不得不面对现实，调整、放弃原先的激进改革方案。
其次，对于一个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统治、高度计划经济的大国而言，这种激进改革的受挫是必然的。通过私有化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所采取的措施，往往与力图达到稳定经济的目标相矛盾。快速、大范围地放开价格，实行经济自由化，一般会使政府的间接调控和行政干预能力大大减弱，甚至根本不起作用；而俄罗斯在其改革的起步阶段，经济处于深刻危机状态，原来的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市场供求关系极不平衡，因而客观上又要求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促使经济在短期内走向稳定，这自然产生了矛盾。
放开价格等措施可在较短时间内人为强调实现，但由于受传统体制的长期影响，企业在短期内无法适应没有国家计划、依靠市场信息作出灵敏反应的市场经济的要求，这当然会带来生产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巨大震荡。前苏联经济的一大特点即经济结构严重畸形：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落后低效，基础设施薄弱，调整经济结构需要较长的时间，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如俄罗斯曾力图快速推行军转民的政策，一下子压缩军工生产，这就很快影响到机器制造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从而成为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又迫使俄政府不得不适当放慢军转民的速度。
再以匈牙利为例，虽然其经济改革时间长，有一定基础，但改革进程仍然不是一帆风顺，可见经济体制的转变决不是短期所能奏效的，这再一次证明，希望通过私有化快速转变经济体制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乔鲍·拉斯洛说得好：“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规律，它是通过现实关系的发育成长实现的，推翻旧的制度不会自行产生新的经济秩序，尤其不会立即产生。”
既然要向市场经济转轨，就须依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市场经济的建立与运作，决不是光凭设计就可顺利实现的，脱离现实的理想化的构想，只能是改革家们一厢情愿的期望罢了。如果缺少一个必要的过渡，强行将计划经济一下拉向市场经济，用种种人为措施创造一个没有基础的所谓市场，必然造成各种扭曲、变形和经济行为的盲目化，整个社会都要付出极高的成本，给改革进程，人民生活都会带来极大困难。同时，一国要顺利推行经济改革，需要全社会民众的大力支持，激进改革带来的长期动荡和衰退，易使人民对政府丧失信心，挫伤民众配合政府进行改革的积极性，阻碍改革的顺利进行。
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激进改革可以说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很难想象，有着十二亿人口之多、幅员辽阔、存在经济发展失衡、贫富不均等诸多难点的中国一旦推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将会有怎样混乱与动荡的局面出现，那时何谈经济改革、现代化建设，恐怕连人民起码的温饱都无法满足。所以，任何“激进式”的改革的设想，任何急于求成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需要，我党的基本宗旨和任务都要求我们时刻保持对经济局势有清醒的认识，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上，将大胆改革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有机的结合起来，既要有勇于冒险的精神，又要扎实、稳妥地把改革推向前进。
启示之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非不要国家宏观调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市场比作“看不见的手”，认为市场可以通过自动调节，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解决经济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将其视为万能。然而，在资本主义日后的发展中，这一论点被逐步修正，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重视并不断强化国家在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决非只扮演一个“守夜人”的角色了。
然而，东欧国家在转轨的过程中，则从过去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国家视为经济落后的根源，抱着“洗心革面”的决心，全然抛开了国家的干预作用。它们在与传统体制的决裂中，良莠齐伐，在取消了指令性计划指标、固定价格、物资统配等传统体制的同时，国家对外贸、汇率、投资、信贷的宏观调控也被抛弃，为此，东欧在经济转轨初期付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社会代价。
这一点，不少东欧经济学家已有所认识。例如，匈牙利的阿拜尔·伊什特万就指出了匈牙利在转轨过程中忽视国家作用的严重失误。他说：“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遇到许多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借鉴的事情，如国家作用的确定。在社会主义时期，人们相信国家可以对所有的事情施加影响，这就造成现在许多人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是国家放弃控制，这是严重的误解。”
诚然，要搞活经济、解放生产力，的确要改变过去国家计划一统天下的经济局面，现实呼唤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要求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转向市场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社会经济岗位上的“失业”，而只应该是角色的转换：从原来“父权母爱式”的企业经营的包办者，转换为监督、调控、弥补市场缺陷的市场经济的“方向盘”和“左右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作用不是被削弱，而是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强化了。
国家必须设置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监督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专门机构，加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建构起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必须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将各种经济制度法规化、规范化，帮助人们一方面尽快从过去行政命令就是法律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也必须遵守“游戏规则”的重要性，引导人们自觉地依据市场规律公平竞争、诚实致富，打击各类经济犯罪、创造健康繁荣的市场经济秩序；国家必须依照价值规律、市场营运规律灵活运用经济杠杆、及时有力的对经济进行刺激、调节；国家还须集中资金、对某些重点项目进行重点投资、建设，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还须采取积极的社会措施，对社会收入进行再分配，缩小贫富悬殊，调整利益分配，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避免社会动荡，等等。
启示之五：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要同时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行之有效的保障制度。
如同美国著名的东欧问题研究专家柏瑞德先生所说：“社会福利是一个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的确是危险的，如果让大部分的人口进入贫困的行列，那么将是自杀性的、危险性的。”[④]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所有成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所遵循的共同规律。而对于一个正处于经济转轨进程中的国家而言，其重要性更是无可置疑的。在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过程中，势必会产生一些摩擦，付出一定社会成本，例如失业率升高、物价上涨等，如果不给予应有的补偿和足够的重视，不仅无法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对进一步推进改革造成困难，而且会给社会注入不安定因素，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有可能危及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国家政权的稳定。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不少缺陷和弊端，所以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必须相应改革原来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其真正起到促进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生活的作用。
原苏联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都很重视社会保障问题，把加强社会保障作为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在各国新制定的宪法中，都有明文规定，当然，大部分国家尚处于起步阶段，做得较好的捷克也只完成了一些专门的立法，尚未完全付诸实施，尽管这样，在这些国家的初步改革实践中，也有一些长处可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借鉴。
实践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对它进行改革须慎之又慎，要考虑人民的心理、经济承受能力。近年来，一些东欧国家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时，一方面加强舆论宣传，因势利导作好观念改变工作，使人们在思想上、心理上有个准备过程，另一方面，又实事求是地规定国家、企业和个人负担的合理比率，从而保证了改革方案的顺利出台和实施，同时，加强立法工作，搞好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还注重对服务质量的改善和提高、监督和检查，建立多元化的医疗保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的医疗服务，收到了较好效果。
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自80年代中期以来作了一些局部改革试点，进入90年代以来，陆续颁布了一些有关法律、决定。如1991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991年《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制定出台，1993年4月国务院废止了1986年7月发布的《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重新制定并颁行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规定，自1994年起将“待业保险”改为失业保险，以符合国际惯例）等等。这可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已跨入改革与完善阶段，但我们仍要看到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总体上还相当落后，在城市和农村都各自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及其负面效应的逐步暴露，在当前新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建立一个完善、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次空前的伟大尝试，在没有发生巨大震动的条件下，中国改革在经济高速增长中被顺利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94年中央领导人就提出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现在看来仍处在此阶段，并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核心问题仍然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由于改革的复杂性，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将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改革虽与我国情况有很大差异，但各国都是类似地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比较、借鉴别国的经验教训，无疑能帮助我们更加清醒头脑，把握改革方向，随时警惕和解决改革中发生的问题，扫除一切障碍，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顺利推向前进。
注释：
①转引自何显明：《中国与俄罗斯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两种选择》，《今日东欧中亚》1995年第5期。
②转引自郑易平：《从苏联解体的原因看俄罗斯的经济前景》，《今日东欧中亚》1995年第2期。
③转引自王义祥：《俄罗斯经济改革回顾》，《今日东欧中亚》1995年第4期。
④转引自张丽：《美国学者柏瑞德教授谈中国和东欧的改革》，《今日东欧中亚》1995年第4期。